四.二 蔣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年）在台灣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民國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決議遷都台北。
同月十日，蔣氏父子自成都鳳凰山機場登上美齡號專機升空，經海南島抵達台北鬆山機場。從此蔣介石再也沒有離開過台灣。
十二月二十四日，蔣介石帶領全家兒孫（宋美齡在美國）到台灣中部南投縣的日月潭涵碧樓共度聖誕。在這一天，蔣介石寫了如下兩段日記:
“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徹底失敗而絕望矣。如餘仍能持誌養氣，貫徹到底，則應徹悟新事業、新曆史，皆從今日做起。”
“近日獨思黨政軍改革方針與著手之點甚切。此時若不能將現在的黨徹底改造，決無法擔負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為整軍隊，以求內部之團結。”
痛定思痛之後，蔣介石把防諜反諜作為當務之急，以致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比如，由山東八所中學組成的聯合中學的校長教師曆經千辛萬苦，把五千餘學生帶到了台灣，就因為為學生的學業奔走疾呼，反對強迫學生當兵，他們中為首的七個人被當局當作匪諜槍決。
同時，中共的間諜特工確實構成了對黨國的巨大威脅。
共諜大案
1）吳石（一八九四—一九五0年）案
吳石在武昌預備軍官學校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前後受業四年，隨即留學日本炮兵學校，畢業後又進日本陸軍大學深造。自日本回國後，吳在國民黨陸軍大學任教官多年。他官至中將國防部參謀次長，還曾任國民黨軍史料局局長。
一九四七年，吳與中共上海局書記劉曉等人在上海錦江飯店見麵，正式加入中共。吳於一九四九年六月隨國民政府赴台。他的特工代號為“密使一號”。
中共華東局女間諜朱楓（又名朱諶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奉命前往台灣與吳聯係。朱利用其商人身份周旋於國民政府財、軍、警各界的上層人物之間，抵台以後，她很快就找到了吳，吳向朱提供了一批絕密軍事情報的膠卷，內有“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舟山群島和大、小金門的“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備圖”、“關於大陸失陷後組織全國性遊擊武裝的應變計劃”、台灣島各個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和海軍基地艦隊部署情況等等，朱立即將那些重要軍情資料經由香港帶到大陸，並向省工委書記蔡孝乾作了匯報。隨後吳為朱提供了特別通行證，讓朱在一九五0年二月四日乘坐民國空軍的飛機前往當時仍在國軍控製下的浙江定海，朱裝病躲在一個醫院裏，計劃從那裏乘船前往鎮海。
保密局從蔡孝乾的筆記本和紙幣上發現了吳、朱的線索，又在吳的寓所搜出他親筆簽發的給朱前往舟山的特別通行證的證據，從而發現了朱的去向。
二月十八日，朱在定海被捕，吞金自殺未遂。
軍事法庭在一九五0年五月宣判吳、朱等六名涉案人員死刑，另外四人是吳的副官聶曦、聯勤總部中將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王正均和林誌森。六人於六月在台北馬場町刑場被槍決。國防部第三廳副廳長吳鶴予少將被監禁十年。
一九五一年七月，朱被中共授予革命烈士的稱號。
一九五二年，陳寶倉也被授予革命烈士的稱號，一九五三年舉行公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濟深主祭，宣讀長篇祭文“悼念陳寶倉同誌”。
不過不知什麽原因，吳石直至一九七三年在周恩來的親自幹預下才被授予革命烈士的稱號。
2）洪國式（一九一八—一九六一年）案
洪國式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受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的派遣赴台，通過過去的關係組成了洪國式小組從事諜報工作，下轄交通、情報和敵工三個小組，由商人劉光典為交通員，行政公署人員劉全禮和保密局中校科員郭秉衡負責情報，胡玉麟及錢汾負責敵工，並借劉光典的親戚劉天民的北方企業行作為掩護及供給經費。
由於職務關係，劉全禮獲得了許多情報，如台灣團級部隊以上及裝甲兵的駐地、基隆和高雄港區要塞的炮台、全台駐軍實力以及陳誠與孫立人的關係等，郭秉衡則提供了從日軍接收的報告中的台灣與澎湖的交通網絡等資料。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保密局香港組接到有關洪國式共諜活動的情資。一九五0年二月，趁洪國式前往台北車站與人接洽之時，保密局安排偽裝人員與警察假查驗身份為由，將一幹人帶回警局，要他們提供保人，警方以此循線逮捕了劉全禮、郭秉衡和劉天民等七十人。
經過夜以繼日的審訊，洪國式叛變，保安司令部依洪國式的供詞破獲了整個小組。
洪國式叛變後，保密局以新生訓導處上校教官任用，他在綠島為政治犯教授中國曆史與蘇俄侵華史等課程，形同軟禁，後返回台灣島任教於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實為監獄），任警備總部谘議。一九六一年十月，洪國式的遭支解的屍體被發現於淡水河畔，警總對外以自殺定調。
3）於非/蘇藝林（一九一六—一九五一年）案
李克農先後還派遣朱芳春(化名於非)、蕭明華、周一粟和於凱等多名特工赴台，組織中共中央社會部台灣工作站。國防部第三廳中校作戰參謀蘇藝林參予其中並負責蒐集海陸空軍情報，策反將領起義，成立武裝和接應解放軍登陸等。
於非與蕭明華假扮夫妻，他們抵台後，於非擔任了《國語日報》社編輯，一九四九年三月起又在台灣省政府社會處主辦的社會科學研究會附設實用心理學補習班講課，借此物色學員招募特工。於凱在台大就讀，負責學運，周一粟則在花蓮發展武裝組織。
其間蘇藝林提供了“台灣省作戰計畫書”和“海南島作戰計畫書”等二十多種軍事情報的膠卷交給於非。不久於非的活動被保密局鎖定並秘密監視。一九五0年二月，保密局到於非住處搜捕，於非正好在外，蕭明華被捕。於非在一九五0年三月由蘇藝林協助逃離台灣。
一九五0年五月，台灣工作站成員相繼落網，蘇藝林於五月二十四日被捕。本案前後共有一百十六人遭捕，其中三十五人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蘇藝林與周一粟、田子彬等十八人在一九五一年六月被槍決於台北水源路刑場，蕭明華和於凱也先後被處死；七十五人被判處十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
被捕者中不乏從未參加情報活動的，但也被判刑或遭槍決。如紀錄片導演和編劇洪維健的父母洪世鼎和朱瑜因參加於非授課的心理學班和他組織的讀書會被牽連，然而兩人對於於非的特工身份一無所知，也不知道讀書會的共黨組織性質，卻被當局認為“參加叛亂組織”，分別判了十三年與十年的有期徒刑。朱瑜被逮捕時已懷孕五個月，保外就醫產下洪維健，由朱瑜短暫哺乳後托朱瑜的母親撫養。洪於四歲半時被送進土城生教所與其母同住至小學三年級，被稱為“台灣最小的政治犯”。
（二0一三年十月，由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在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成了無名英雄廣場，以紀念在一九四九年前後中共中央為準備進攻台灣而派出的一千五百多特工中的一千一百餘人。那些人因蔡孝乾的叛變而幾乎全軍覆沒。無名英雄廣場的花崗岩牆上用陰文鐫刻著吳石、洪國式和蘇藝林等八百四十六位被處決的“隱蔽戰線烈士”的姓名。在無名英雄紀念碑的正前方豎立著陳寶倉、朱楓、吳石和聶曦四人的雕像。）
蔣介石在朝鮮戰爭前
從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0年初，蔣介石不僅不敢作收複大陸的奢望，連台灣這塊最後土地能否守住也毫無把握。蔣介石曾向手下的將領們表態：“如果台灣不保，我是決不會走的。”蔣經國所寫的《我的父親》一書中，也提到他父親當時已決心“殺身成仁”。
一九五0年二月，國民黨中央常委會舉行會議，討論蔣介石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野後的複職一事。蔣介石在會上說，過去一年來，他的健康表麵上看似一如往昔，但記憶力已大不如前。不過中常會委員和中監會委員等仍一致要求蔣介石複職，於是蔣介石於三月在台北複行視事。
蔣介石在總理紀念周的集會上對兩千餘黨的中高級幹部發表演說，其要點是：1）虛心接受大陸失敗的教訓；2）不惜犧牲感情與顏麵，徹底改造國民黨；3）他自己將鞠躬盡瘁，爭取最後的勝利。
四月，為了防止官兵逃亡，台灣行政院頒發緊急命令，規定一律禁止民眾出國探親和旅遊觀光，政府官員如因公出國，須由行政院審核批準。
五月，為了激勵士氣，蔣介石提出了“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同月，蔣軍花了三天三夜，從舟山群島撤出了十二萬五千軍民，解放軍因此輕易占領了定海、朱家尖、岱山、普陀山和長塗山等島嶼。
六月，蔣介石成立了戰時生活運動促進會，“向奢侈者挑戰，向腐化者開刀”，要求“人人生產，戒除浪費；個個動員，參加戰鬥。”
朝鮮戰爭爆發與蔣介石的整黨和其他措施
一九五0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後，杜魯門發表聲明，關於台灣部分，他說：“鑒於共產黨軍隊占領台灣將直接威脅到太平洋區域的安全，並威脅到在該區域執行合法而必要的活動的美國部隊，因此我已命令美國第七艦隊防止對台灣的任何攻擊，並且請求台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海空話動。”
蔣介石重新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和庇護，不過他極其不滿杜魯門將台灣和大陸合法分治的設想。
有人曾建議蔣介石派兵到朝鮮參戰，但華盛頓（Washington）以“會嚴重地損及台灣的防禦”的理由拒絕。
七月，蔣介石歡迎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訪台。麥克阿瑟聲明堅決支持蔣介石，他“佩服蔣介石，不願意坐視共產黨在亞洲侵吞更多的地盤”。
同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改造案”，設立了由陳誠、蔣經國、穀正綱、沈昌煥和連震東等十六名委員組成的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蔣介石反思在大陸失敗的經驗教訓，認為國民黨組織渙散、“精神墮落”和“氣節喪失”是根本的原因之一。從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改造委員會召開了四百多次會議，研究如何重建國民黨、重振黨紀以及落實黨的政策。國民黨接著進行了大規模的改組，他們“以俄為師”，重新樹立了“聯俄容共”時代的列寧主義原則，在政府、國軍以及社會中建立黨小組，規定每個黨員都必須歸屬一個黨小組（至一九五二年八月，國民黨黨員總數達到二十八萬多）；重新確認了意識形態的重要性；重申了上下等級製度、黨對政府和軍隊的領導等原則。改造還著重於破除派係勢力，推進國民黨內的世代交替，排擠了CC係、政學係以及其他派係。在國民黨改造工作結束時，兩百多名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和候補中執委、中監委大都在一夜之間成了普通黨員。除了陳誠和胡宗南等少數親信以外，過去的軍政大員如閻錫山、顧祝同、翁文灝、朱家驊和薛嶽等幾乎完全失去了權力，薛嶽甚至被搜了家。
孔祥熙、宋子文、陳立夫和孫科分別在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五0年和一九五二年移居美國（陳果夫在一九五一年去世）。
蔣介石同意蔣經國的意見，拒絕了杜月笙及上海幫派人物進入台灣。
中央改造委員會大力開展整飭黨紀黨德、淘汰腐敗分子的整肅工作，犯有叛國通敵、跨黨變節、毀紀反黨、貪汙瀆職、生活腐化、信仰動搖、放棄職守、工作廢弛與不正當經營、以牟取暴利為目的等行為之一者，均為整肅對象。
(十月，二十多萬誌願軍進入朝鮮戰場，聯合國軍被迫後撤。)
十一月，有鑒於抗戰、內戰時期國民黨的特務係統權責混亂不清，蔣介石把軍統和中統合並改組，成立了政治行動委員會，交由蔣經國負責。
在“戒嚴令”的基礎上，蔣介石政府陸續製定了“戒嚴時期防止非法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工、罷業等規定實施辦法”、“勘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戒嚴時期新聞紙雜誌圖書管製辦法”以及關於出入境、交通和電信等三十多種法令法規條例。當局規定各機關、部隊和學校人員必須連保，發現可疑人物要檢舉，對社會和經濟實行了全方位的嚴密控製。
蔣介石向中共學習了全民動員的經驗。他過去主要依靠軍隊，黨跟民眾沒什麽聯係，到台灣以後，他建立了以蔣經國為主任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把高中以上的青年組織起來，同時成立了以宋美齡為會長的中國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把婦女也組織了起來。
為了回報蔣介石無條件讓日本平民三十二多萬人及十六萬軍人軍屬歸國，日本陸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作為召集人在台灣成立了有百來人、以富田直亮為團長的白團，替蔣介石在台灣訓練軍隊與強化防禦工事。日軍在衝繩和南太平洋戰爭的島嶼防禦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所以台灣的各種地下工事及碉堡建設都得益於白團的指導。
在一九五0年最後一天的日記中，蔣介石歎道：“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台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
中日和約
一九五一年九月，舊金山對日和會通過“對日多邊和約”，其中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島的一切權利。
一九五二年四月，“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在台北簽字。中華民國放棄對日索取賠償，日本則放棄對於台灣、澎湖以及南沙、西沙群島的一切權利與要求。
國共博弈
一九五0年二月，中華民國空軍出動轟炸機十四架轟炸了上海，投下五百磅炸彈六、七十枚，炸毀房屋兩千餘間，炸死炸傷市民一千四百多人。
四月，解放軍四野十五兵團以三個軍的兵力，橫渡瓊州海峽，僅用六天時間就解放了海南島。
同月，蔣介石政府首次向大陸民眾空投食米、傳單和慰問信。
蔣介石成立了具體負責向大陸騷擾滲透的敵後工作委員會和大陸遊擊總指揮部。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反共遊擊隊突襲了南日島，在一九五三年七月進攻了東山島。專門深入大陸內地的遊擊隊在塞班接受訓練一年兩個月，學習了射擊、跳傘、爆破、潛伏和發報等技能以後，被分配了手槍、衝鋒槍、彈藥、發報電台、一個月的幹糧和若幹人民幣，四人一組空投大陸，選擇的空投點通常是遊擊隊員的家鄉。朝鮮戰爭停戰後，這樣的空投才結束。美國中央情報局於一九五五年在馬祖組織了反共救國軍。從一九五七年起，國軍飛機深入大陸縱深，遠至雲南、貴州、四川和青海等省，空投特務，散發傳單，它們還轟炸了福建沿海。一九五八年二月，國軍海軍宣稱在閩江口擊沉擊傷中共魚雷快艇各三艘。一九六一年四月，國軍在台北縣三峽山區設立國光計劃室，負責策劃反共大陸（一九六六年六月更名為作戰計劃室）。“國光計劃”擬以五十個師進攻大陸（他們要麵對四百萬共軍，所以該計劃遭到陳誠和彭孟緝等人的反對，美軍顧問團因害怕蘇聯卷入也反對）。一九六二年，由葉翔之籌劃的“海威行動”擬製了特種部隊陸戰方案，在美國拖延海空支援登陸後，蔣介石實施空投計劃，同年底，九支遊擊隊空投廣東沿海，策劃建立基地。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批遊擊隊在粵閩沿海成功登陸（同年八月，中共在浙閩粵沿海加強布防，以對抗台灣遊擊隊的滲入）。十月，十一批遊擊隊深入大陸內地。十一月，反共遊擊隊登陸琅琦島，並再度突擊霞浦海尾及南日島西端。一九六四年三月，遊擊隊突襲福建連江。同年六月，遊擊隊突襲山東半島尖端和廣東陸豐。共軍稱總計殲滅入侵蔣軍四十股五百九十四人，而“海威行動”遊擊隊僅三分之一生還。一九六七年五月，遊擊隊又登陸山東。十一月，遊擊隊突襲廣東惠陽縣平潭機埸。一九六九年七月，反共救國軍海上突擊隊宣稱在閩江口擊沉中共軍艦三艘。
一九五四年一月，一萬四千二百零九名誌願軍戰俘抵達台灣。
九月，毛澤東高調宣傳“解放台灣”，解放軍隨即在九月三日炮擊金、馬，打死了在金門的兩個美軍中校軍官。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D.Eisenhower）和國務卿杜勒斯（J.Dulles）起初以為毛澤東決心占領金門，美國國家安全會議首長除李奇微（M.Ridgway）以外，都建議與蔣介石聯手空襲大陸，並遣軍入外島。
一九五五年一月，解放軍進攻一江山島，全殲守軍。同時，蔣介石決定把軍民撤出大陳列島。
三月，蔣介石對美國《紐約時報》的董事長蘇茲伯格（A.Sulzberger）表示，他一定為金、馬而戰，決心戰至最後一人。蔣介石說，試圖強迫我們不經一戰而放棄沿海島嶼是不公正的。不論美國是否參與防守這些島嶼，都不該企圖強迫自由中國放棄它們。我們的軍隊在任何情勢下都將不從外島撤退，我們將不對任何壓力屈服。若因我們退出大陳便以為我們將撤退馬祖金門，那是一個錯誤。
四月，周恩來前往參加印尼萬隆（Bandung）會議，他原擬從香港轉機。台灣特務機構在中國代表團搭乘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Kashmir Princess）號飛機經停香港啟德機場加油時秘密安置了定時炸彈，飛機在印尼納土納群島（Natuna Islands）上空爆炸，代表團部分人員和隨行記者遇難。周恩來由於臨時改變行程而幸免於難。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載：“匪人全部覆滅，惜周恩來未在該機”。
同月，周恩來提出願與美國談判“台灣危機”，而美國堅持有關台灣的任何談判，都必須有中華民國參加。
一九五六年一月，蔣介石對美國記者說：“我如不受外力阻撓，現在便能反攻大陸，消滅共匪政權。”
同年，蔣介石派遣特務，提供資金和武器，支持四川藏區出現的反對民主改革的武裝叛亂。
一九五七年五月，蔣介石對部下說：“我在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說的‘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那番話，到今天我還認為是對的，在當時言五年之內，我們本來可以打回去，無如後來的形勢變了，所以這個計劃未能實現。不過自現在起，我相信四年之內，一定可以打回大陸，我是你們的領袖，決不欺騙你們。”
一九五八年八月，八二三炮戰爆發。根據八二三炮戰的經驗，台灣政府認識到未來若中共攻台，一定會狂轟濫炸，所以台灣所有戰時最高軍事指揮中心，如大直恒山指揮所、花蓮佳山基地和台東建安庫房等全部實現了地下化。
一九五九年三月，蔣介石親自致電叛亂失敗後逃到印度的十四世達賴，向他表示將來“反共複國”大業完成時，將給予西藏人民“民族自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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