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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寧會議之後一個多月，毛澤東又主持召開了成都會議。它是在與南寧會相同的背景下召開的。成都會議是50年代後期“左”的指導思想形成，“大躍進”發動過程中又一次影響重大的會議。正如毛澤東1958年8月24日同一些負責幹部談話時所說，去年三中全會，今年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黨代大會，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號，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躍進。
會議自1958年3月8日至26日在四川成都市金牛壩大樓舉行。參加會議的有大部分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書記處的個別書記、候補書記，大部分省、市委第一書記，中央部門的小部分負責人共39人。毛澤東於3月9、10、20、22、25日講了話，並在與會人員發言時插了許多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也都在會上發了言。3月9日毛澤東提出協作問題，第二本帳問題，平衡理論問題，又統一又分散----地方分權問題，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關係，“冒進”與反冒進兩種方法的比較等24個問題。會議通過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並為大社的意見》、《關於一九五八年計劃和預算第二本帳的意見》、《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意見》、《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等39個文件。由於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人數沒有超過政治局成員的半數，因此，毛澤東說，所有這些文件，都為政治局會議作了準備，要在那裏通過。4月上旬，政治局會議分別批準上述文件並把大部分先後轉發全國。
成都會議被稱為一次整風會議，這是因為經過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央領導認為中國的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不僅革命出現了一天等於20年的變化，就連社會主義建設也出現了一天等於20年的大變化。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要中央以及省、市領導人的思想跟上這種形勢，徹底扭轉所謂右傾思想。毛澤東說，我的企圖是要人們振作精神，勢如破竹，把空氣衝破一下，搞出一種新空氣，衝破黨內的沉悶空氣。因此，會議的中心內容是樹立經濟建設的高速度思想，確立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思想。圍繞這個中心，會議還提出了破除迷信、個人崇拜以及階級鬥爭等問題。成都會議使“左”的指導思想更加係統化，為八大二次會議作了準備。
由於對革命和建設形勢的估計不符合實際情況，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突出地提出了速度問題。他說，黨內存在兩個速度的分歧，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速度的分歧，這主要是我們跟鄧子恢之間的分歧；另一個是經濟建設速度的分歧，就是1956年所表現的分歧，或者叫冒進派同反冒進派的分歧。還說，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多快好省，一條是少慢差費，河南的水利建設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陳伯達作了長篇發言，從理論上發揮了毛澤東的觀點。他說：“所謂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分歧，主要是關於速度問題的分歧”，“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問題解決以後，毛主席提出了四十條綱要，多快好省，十大關係這一連串的問題，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我感到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我們有了新的獨立的語言了。”“不管是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分歧，不管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分歧，實際上，最根本的問題是對於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估計。對群眾估計不足，很多毛病就產生出來了。”陳伯達說，我很讚成、很欣賞上海報告中的那句話：“現在是跟帝國主義爭時間、爭速度問題。”毛澤東插話，肯定同帝國主義爭速度的提法，要求在我們的文件裏加上這一部分，並說，假如帝國主義都平掉了，也存在兩個辦法：一個是在幹勁十足，群眾路線，轟轟烈烈的熱潮中前進；另一個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這是宋朝詩人李清照的一篇詞，她是個寡婦，是以一個寡婦麵孔、寡婦心情來建設社會主義，還是以另外的心情來建設社會主義！陳伯達說：“在全世界有這樣最大勞動人口的國家裏麵，生產力睡了幾千年，現在一下把它叫醒過來，它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毛澤東插話說，左舜生他們叫“醒獅派”，因為他們出了一個刊物叫《醒獅》。我們才是真正的醒獅派。獅子一醒來，它就要發泄了。陳伯達說，毛主席關於幾個“並舉”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重大貢獻，如果解決得好，中國生產力發展的速度在世界上是空前的，要超過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也超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插話說，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一個形象的口號，就是跟英國比。怎麽叫多快好省呢？15年趕上英國。
為了牢固地樹立高速度的思想，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再一次批評1956年的反冒進。他說，兩種方法比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采用哪一種，我看應該采取“冒進”。並指出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基本觀點為“成績是有的，肯定是冒了”的報告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不公正的批評，損害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進一步助長了“左”傾錯誤的發展。
一、高速度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基本思想
成都會議上，既然在建設速度這個核心問題（後來被稱為總路線的靈魂）上統一了認識，就順理成章地形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基本思想。毛澤東在講話中不隻一次地說，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初步形成了，它的基本觀點已經有了，究竟對不對，還要看5年。如果工農業不出大亂子，路線就差不多可以說形成了。會上，陳伯達受命把“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基本點作了文字上的表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鞏固和擴大社會主義公有製（包括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發展農業和發展輕工業同時並舉；在中央重點工業的領導下，發展中央工業必須和發展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所有這些目的都是在於力求促進我國盡快地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技術、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些內容後來為八大二次會議所采納。
製定一條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黨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行正確領導的需要。但是，這條總路線必須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東方大國，正確地把握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必須采取謹慎的態度，從國情出發，不斷地總結經驗。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央就曾經正確地指出，中國是一個經濟十分落後的國家，這是一個基本點，在建國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黨考慮一切問題都應當從這個基本點出發。列寧說過，愈是經濟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困難愈大。直到1955年初，毛澤東仍然堅持這個觀點，他說：“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裏麵，情況是複雜的，國民經濟原來又很落後，要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我們可能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要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五十年的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注:《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39頁。】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從1956年到1957年初，黨中央曾經探索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如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召開，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的發表，“雙百”方針的提出，兩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八大一次會議關於階級鬥爭、經濟建設方針、經濟體製改革、發展民主法治、反對個人崇拜等問題的論述和決定，以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等，都是認識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重要成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談過，可以允許辦資本主義私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毛澤東說，這叫新經濟政策。但是，在反右派鬥爭以後，一些正確的認識都被拋棄了。成都會議在討論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時候，從主觀願望出發，把十分複雜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簡單地、武斷地歸結為一個速度問題，斷言高速度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獨立的語言”，即中國的特色。這樣，主觀願望代替了從國情出發，空想代替了科學論證，以為隻要實現了以高速度為核心的指導思想，就可以很快趕上或超過經濟發達的國家。
本來在南寧會議批評反冒進以後，各地區、各部門都著手批判所謂右傾保守思想。成都會議上在又一次批評反冒進，要求加快速度的氣氛中，與會的部門和地區的負責人都紛紛修改計劃，提高指標。例如會議通過的《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意見》說：“我們的任務是：在七年內（爭取五年內做到）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和半機械化，實現農業生產力的大發展。”【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第17頁。】《關於一九五八年計劃和預算第二本帳的意見》提出的工農業生產指標，比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指標高得多，工業總產值由年增長13．9％提高到33％，糧食和棉花的增產速度分別從5．9％、6．7％提高到16．6％、24．8％。有的省委書記提出一年“四實現”，即實現農業綱要四十條（畝產400、500、800斤的糧食指標）、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有的省要爭取5年完成10年規劃，即糧食、棉花的產量翻一番，油料的產量翻兩番，消滅四害，掃除文盲，其根據是“欲慢則不達”。
還有人表決心：“苦戰三年基本改變本省麵貌，在七年內實現農業四十條，實現農業機械化，爭取五年完成。”某大區負責人表示：全區5年完成綱要四十條的主要產量指標，5至7年工業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中央有的工業部門提出：“十年趕上英國，二十年趕上美國。”在這種熱烘烘的氣氛裏，毛澤東一麵告誡中央和省部兩級領導必須穩當一點，要謹慎，要留有餘地；一麵又說，現在隻是壓縮空氣，反冒進是一齊下馬，現在不是下馬，是如何搞出措施。毛澤東是欣賞這種“大躍進”氣勢的。他沒有表示不相信上述高指標，反而說，今年如果能增加1000億斤糧食，700億斤也好，整個地球就翻過來了。實際上，按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全國每年隻能增產糧食100多億斤，就是30多年後的今天，在一般情況下，全國每年糧食產量也僅僅能增長二三百億斤。可見，當時提出的那些高指標是多麽脫離實際！正如譚震林後來在1960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所說，成都會議的高指標，撒下了浮誇風的種子。
在生產上追求高速度，必然導致加快改變生產關係的問題。成都會議通過的《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並為大社的意見》指出：“我國農業正在迅速地實現農田水利化，並將在幾年內逐步實現耕作機械化……為了適應農業生產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條件的地方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有計劃地適當地合並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第15頁。】這是農村生產關係向著“一大二公”轉變的開端。會上，毛澤東還提出可以考慮一個省首先進入共產主義的問題。可見，急於過渡、超越階段的空想共產主義思想在成都會議上也已經萌芽。
二、關於破除迷信問題
在毛澤東看來，既然要闖出一條“大躍進”這樣新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人們的思想就不應該繼續禁錮在老框框裏，要有新的思路，因此，破除迷信便成為成都會議的重要課題之一。毛澤東說，對於經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那樣迷信，老祖宗也有缺點，要加以分析，不能抄書照搬：對於蘇聯的經驗要擇其合乎中國情況者接受，不合者拒絕。這一觀點正確的一麵，是不要用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但是，在提出警惕教條主義的同時，沒有號召人們認真讀馬列的書，這種片麵性助長了幹部不讀馬列著作的傾向。“大躍進”中人們做了許多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的糊塗事，是同不讀書的傾向有直接關係的。
毛澤東還說，不要怕教授；也不要迷信科學家，科學家的頭腦中總有一部分是不科學的。他說，進城以來，我們相當怕教授，不是藐視他們，而是有無窮的恐懼，認為人家有一大堆學問，自己好象什麽也不行。馬克思主義者不怕帝國主義，而懼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怕教授，這也是怪事。我看這種精神狀態，也是奴隸製度“謝主龍恩”的殘餘。他們自然科學可能多學了一點，但社會科學就不見得。不要“自慚形穢”。我們要辦刊物，要壓倒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隻要讀十幾本書，就可以把他們打倒。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反複地強調“曆史上總是學問少的推翻學問多的”，“外行比內行高明”。這些提法，可以說是在知識和知識分子問題上轉了180度。1956年初，在毛澤東倡議下，黨中央召開了知識分子會議，並作出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決定。隨後，毛澤東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雙百”方針的鼓舞下，知識界氣象一新。成都會議上的突然轉變，顯然是同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有關係的。經過這場風暴，便對知識分子作出完全相反的估計，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曆史的不幸。50年代到60年代，正是世界新的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促使經濟大發展的時期，我們不但沒有創造條件，充分發揮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相反地卻鄙視、排斥、打擊他們，致使我國同世界先進國家拉大了距離。
在談論破除迷信的時候，毛澤東還提出工業化並沒有什麽神秘的觀點。他說，不要那麽迷信工業化、機械化。本來建設現代化工業在我國是一項全新的艱巨的事業，應當從我國國情出發，努力掌握科學技術，學習世界先進管理經驗，謹慎從事。但是，在破除迷信的口號下，卻把實現工業化、機械化看作是輕而易舉的事。在“大躍進”中采用大搞群眾運動的方法，以為搞幾次像大煉鋼鐵那樣的運動，就可以把工業搞上去，結果卻是違反經濟規律，違反自然規律，事與願違。
毛澤東還號召要破除“人多地少”的迷信。他說，多年來認為耕地太少，說“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其實每人2．5畝地就夠了，應當看到人多是好事，現在還是人口少，實際人口到7．5億至8億時再控製，到趕上英國時，人民有了文化，就會控製了。這種人口觀，脫離國情，脫離經濟發展的規律，導致了我國人口失去控製的戰略性失誤。
1955年下半年以來，特別是反右派鬥爭以後，毛澤東不斷地提出一些新的觀點和原則。其中有些觀點，例如三大改造完成之後，階級鬥爭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右是立場問題，“左”是方法問題等等，都是同中央的精神、八大一次會議的決議不一致的。黨內不少人包括中央領導人都感到不理解，思想跟不上。現在，毛澤東又提出黨需要正確的個人崇拜的觀點，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強烈的反應。會上不少領導人反省自己為什麽跟不上毛澤東的新觀點，反省對個人崇拜的認識。有人說，我們在水平上和毛主席有很大的距離，應當相信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很多重大問題都是主席提出來的，我們要力求在自覺的基礎上跟上。有的說，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思想、觀點、作風、方法都比我們高明。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學習，倒不是“高山仰止”不可攀的。一位市委書記競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這對個人崇拜的發展，不能不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肯定個人崇拜是成都會議發生的又一個大轉彎。它不僅改變了八大關於反對個人崇拜的正確原則，也改變了毛澤東自己一貫反對突出個人的主張。
由於提倡個人崇拜，個人專斷日益發展，逆耳之言難以聽得進去。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對張奚若的反批評，已表明國家民主生活開始受到嚴重損傷。1957年，響應黨鼓勵黨外人士提意見幫助黨整風的號召，著名學者張奚若批評黨內滋長了驕傲情緒，主要表現是：“好大喜功（誤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大），急功近利（強調速成，把長遠的事用速成的辦法去做），鄙視既往（輕視曆史的繼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條），迷信將來（認為將來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發展的，將來還沒建立起來，就把過去都打倒）。”【注: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831、832頁。】這種批評是中肯的、善意的。應該說，黨的工作從三大改造後期以來，確有好大喜功的過失，虛心聽取批評意見，對於防止和克服“左”的失誤是有益的。但是，毛澤東對於張奚若的尖銳批評很不以為然，曾不止一次地予以反駁。成都會議上他又說，張奚若批評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無產階級就是這樣嘛，任何一個階級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難道“好小喜過”！
我們就是這個章程，水利、整風、反右派，6億人民搞大運動，不是好大喜功嗎！我們搞平均先進定額，不是急功近利嗎！不鄙視舊製度、反動的生產關係，我們幹什麽！我們不迷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幹什麽！我們錯誤是有的，主觀主義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是正確的。毛澤東的反駁，無疑是壓製了民主，阻塞了言路，助長了“左”傾錯誤的發展。
四、關於階級鬥爭和反對資本主義問題
在毛澤東看來，階級鬥爭是推行高速度建設的重要手段。毛澤東在會上說，階級分析這個觀點我們都是清楚的，不過要更清楚一點。我們國內存在著兩個剝削階級跟兩個勞動階級。什麽叫兩個剝削階級呢？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就是所謂的“地、富、反、壞”，現在要加一個資產階級右派，叫“地、富、反、壞、右”。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都是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右派現在反社會主義，我們就把他看作是敵人了。第二個剝削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是右派以外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大多數，就是90％以上的資本家、知知分子和80％以上的民主黨派裏頭的人。工人、農民是勞動階級。這一論斷顯然是同八大決議相悖時，它發展了黨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錯誤。把知識分子劃入剝削階級的行列，錯誤尤為嚴重。
從不正確的階級分析出發，毛澤東批評說，有許多同誌過去在資產階級麵前，精神不振，對於思想戰線上的鬥爭，幾次運動無動於衷，對於《清宮秘史》、胡適批判、梁漱溟、《紅樓夢》研究、《武訓傳》、胡風、丁玲等六七件事，對於資產階級整個階級、整個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就沒有想全部滅掉，其實要滅掉它。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曾指出過：解決思想問題，解決學術上不同觀點的爭論，隻能用討論的方法，而不能用階級鬥爭的方法。現在卻一反常態，試圖發動幾次鬥爭，來解決不同的思想認識問題和學術上不同觀點的爭論。這種簡單粗暴的做法和錯誤的認識，混淆了思想認識問題、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界限，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是完全違背黨的思想工作方針的。
談到黨內的思想動態，毛澤東認為，要把它當成一個階級鬥爭問題首先抓起來。他說，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有反黨集團，如廣東、廣西、安徽、浙江、山東、新疆、甘肅、青海八省區就有，他們要推翻領導，自己掛帥；另一種情況象四川那樣，有右派活動。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異，這是階級鬥爭規律。階級鬥爭發展到這個階段，隱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一定會暴露出來。毛澤東這裏列舉的都是各省領導班子內部的問題。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否定了八大關於我國階級鬥爭問題的正確論斷，現在又把黨內存在的這樣或那樣的分歧，不加分析地一律看作是階級鬥爭，曆史已經證明是十分錯誤的。
成都會議上，毛澤東關於反對“資本主義道路”的觀點，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說，黨內有些人“沒有搞社會主義的精神準備”，本來消滅資產階級的基本觀點，在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中已經有了。過去在民主革命中陳獨秀主張讓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無產階級壯大以後，再搞社會主義革命。但是，經過30多年，黨內還有這樣的人。好人如鄧子恢，完全是資產階級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他在政治局裏到處活動，企圖分裂政治局，找他的朋友，要達到他的目的。他講農民怕冒尖，就跟我尖銳對立。河南的富裕中農有好東西不讓幹部看，裝窮，無人時，才向貨郎擔買布。我看很好，這表示貧下中農威力很大，使得富裕中農不敢冒尖。這表明社會主義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認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懼，即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說明他沒有搞社會主義的精神準備。
毛澤東早在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時，就指責“四大自由”是“走資本主義的路”【注:《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23頁，第208頁。】；1955年11月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又指名批評鄧子恢，說“四大自由”，“確實是資產階級性質的綱領”【注:《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23頁，第208頁。】。這些批評都是不正確的。實際上，鄧子恢並不讚成“籠統提出‘四大自由’的口號”，他當時隻是提出應當正確處理雇傭、信貸、租佃和貿易四個問題【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第138頁。】。現在看來，他的這些主張完全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對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發展社會生產力是必要的、有益的。1921年列寧在闡述新經濟政策時說過，一個政黨，如果在千百萬小生產存在的條件下，就試圖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交換的發展，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殺。“其所以是愚蠢，因為這種政策在經濟上行不通；其所以是自殺，因為試行這類政策的政黨，必然會遭到失敗”【注:《列寧選集》第4卷第519頁。】。1953年鄧子恢關於農民應有的自由的意見，是符合列寧的這種正確主張的。
1953年鄧子恢還講過：不少地區農民不安，“怕‘共產’、怕‘社會’、怕露富”。他認為這種不安基本是中農問題，有的地區占63％，這些人不敢放手經營，隻是維持現狀，這對鞏固社會主義陣地，發展農村生產力是很不利的。為此，他提出了一些解決怕露富的措施【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第136頁。】。鄧子恢提出這個問題是很及時的，並沒有錯誤。但是，毛澤東卻認為怕露富表明“社會主義大有希望”，並主觀地指責鄧子恢為“解除怕冒尖的恐懼”而采取措施是“沒有搞社會主義的精神準備”。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的極大誤解。所謂“冒尖”，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但不會妨礙共同富裕，還會促進共同富裕。可是長期以來，在“左”傾思想指導下，許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利於生產力發展和生產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的東西，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加以反對，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教訓。
（作者工作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