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誌華：1990年代，我到俄羅斯搜集蘇東檔案

在生意和學術間“掙紮”

八十年代，我曾經在南方做了幾年生意。主要是我從監獄出來的時候特別受歧視，那個時候勞改釋放犯在社會上是最底層了。我讀研究生的時候，中國社科院世界曆史研究所所長朱庭光老師特別器重我，所以我一出來找他，他就說你回世界史所裏吧，我也很高興，但是我那會兒已經被開除公職、開除學籍——進監獄判了刑自然就都開除了。他爭取半天不行，社科院不要，回不去。

回不去我想就算了。那時候張木生負責《百業信息報》，屬於自負盈虧的那種，就是現在的《中國稅務報》的前生。張木生說你就到我這兒來上班得了，我們這兒都是自己管的。後來我就去了，但是沒待幾個月，被人告發了，說張木生“招降納叛”。張木生雖然安慰我說你不用管，但我覺得不好，我想就算了。還有一件事也挺刺激人的，我在監獄裏寫了一本書，叫《蘇聯新經濟政策》，那是我碩士論文的擴展。我的碩士論文雖然寫了五萬字，但搜集的材料特別多。我在監獄裏把它完成了，擴展成40萬字的專著。當時出版社的編輯不知道我的來曆，看書稿不錯就收了，何況是一本學術著作，又是講蘇聯的，也沒什麽忌諱。正在編的時候，他愛人問，你編誰的稿子？他愛人是公安口的，一聽說是我，就說，這不是剛從監獄裏放出來的那個人嗎？他們社裏一聽這個情況，馬上給退稿了。這對我的刺激非常大，明擺著我在這個行當幹不了了。

沒辦法，後來就做生意去了，其實我做生意的時候挺複雜的，剛開始拎著包給人家打下手，轉來轉去，慢慢就做起來了。我中間有一段是想回北京的，因為我不是特別願意做生意，沒什麽意思。那會兒有關方麵要編一套《二十一世紀文庫》，主要是翻譯國外的學術名著。華夏出版社的老總張宏儒原來是我們社科院的，這套書最後是他終審。但是他沒時間，這書內容太多了，他就給我寫了封信，說要不然你來吧。我挺高興，我想這是一個機會，雖然還不是真正的學術界，但總是屬於這個行當的，我就回去了。那個時候我在新加坡的合資企業當總經理助理。那老板得知這個消息後不幹，因為他靠我給他張羅這個公司呢，專門從新加坡來找我談了一個晚上。他說你幹什麽，我說我愛看稿子。他說你就拿到南方看，我說那哪行，你得跟作者談、找資料什麽的。談到最後，他說要不然你一半時間在那兒，一半時間在南方。我說都不行，我隻能回北京去。而且我跟他講了我的經曆，我說其實我對做生意不是太感興趣，我是沒辦法，沒工作也沒生活，沒著落，既然現在有這個機會，我還是想回去。最後弄得挺不愉快的，後來我還是回去了，幹了一年，那一年我真的是賣命。

這套書由華夏出版社出版，我是代出版社在審稿，就是他們有翻譯，翻譯完了有校對，校對完了有編輯，編輯完了最後我審。他們就給我租了一間房子，我差不多有十個月沒出門，就在那屋裏頭，光方便麵我就吃了三個月，後來我見著方便麵就要吐。那會兒我也懶得出去吃飯，主要是怕耽誤時間。一天大概能幹少則15個小時，多則18個小時，我除了睡覺沒別的，就看這稿子。當時他們策劃100本書，我一個人大概編了60多本。我也想借這個機會把英文和俄文再恢複一下，對我自己恢複學術能力還是很有幫助的。但是到最後實在不行了，眼睛睜不開了，一睜就流淚，而且根本不能見光，每天就得閉著眼睛，稿子根本就看不了。我到醫院檢查，醫生說你已經很危險了，再這樣就視網膜脫落了，你的眼睛就完了。我也嚇壞了。因為種種情況沒辦法，我就跟負責人說，算了，我不在北京待了，我還是回南方去吧。再呆著這裏等於他們養著我了，沒意思，幹不了活了。我就回去了。

到1989年的時候我去了一個比較大的公司，是做黃金首飾的。那會兒特別好賺錢。當時國外的黃金是浮動的價格，中國的價格是不動的，所以有時候差價非常大。但是中國的黃金屬於專屬經營，有經營權的不多。國家撥給你黃金，你去做首飾，做黃金製品在市場上銷售；而那個量很小，小到什麽程度，一個公司一年也就五公斤、十公斤。所以大部分公司都走私，從海外帶進來以後利潤就非常大了。

我去那家公司就說，我來想辦法解決黃金原料的問題，但是你們得保證不能走私。我了解了一下，解決原料問題其實不是特別難，他們主要是沒路子。我通過朋友找到了黃金司的司長。司長特別好，之前我從來沒見過他，但我跟他談了一個小時。他問我幹什麽，我說我找你要黃金指標。因為都是他批的，全國經營黃金公司的指標都是他批，他批你五公斤就五公斤，批你十公斤就十公斤。我說我來要點指標，其實我沒跟他說別的，我就是講了講我的經曆，我怎麽走上這行當的，我說我原來不是幹這個的。我發現他聽著挺感動的，他說你可惜了，我說是啊，現在我就想自己賺點錢，將來還是做學問，自己搞點曆史研究，我覺得挺有意思。他說那你怎麽賺錢？我說我們這公司有提成的，我要拿到指標，一克提成10塊錢。一克10塊錢，一公斤就1萬，十公斤就10萬。那會兒萬元戶就登報了。他一下批給我三十公斤。

我拿著批件回去，我們公司樂的啊，一年的活不用幹了。後來我又找了好幾次，一年弄個三五十公斤。其實這個量還是小。後來我就找了經貿部，經貿部有個珠寶進出口公司，裏麵有我一個有點親戚關係的人，他們兩口子學珠寶專業回來的，在德國做珠寶。他們有進口權，就是合法的進口。後來我就找他去了，采取合作的方式，因為他來了也得加工，我們公司買了意大利的設備，也可以加工，我說你就給我加工，我賺點加工費也行。後來就跟他簽了長期的合同，這一下就不得了了，那一錠黃金就25公斤，一個大金磚，我每次至少拿兩錠，多的時候拿三錠。那時候我們的加工廠在海南，拿到海南加工，然後在全國賣，那真不得了。我就這樣坐著飛機，背了一年黃金。

大概到1991年，搞了兩年，我覺得也賺得差不多了。後來我就說我不幹了，回北京。公司以為我是覺得被虧待了，想跳槽，那就等於把這生意拿到別的公司去了。我說不是這個意思，其實我不是很願意做這行當，但是也沒辦法，現在我有錢就不想做了，我就自己做學問。中間又過渡了一年多吧，其實我完全返回學術界是1993年了。

重返學界，組織編譯《資治通鑒》

我1991年就已經回去了，但是還沒有直接做曆史研究。張宏儒知道我回來了，他說要不然你就到我們那裏。當時他還是華夏出版社的社長。我們世界史所出來的一個老先生，搞了個華夏文化研究會，掛靠文化部。我就自己辦了研究所——華夏文化史研究所，掛靠在下麵。“華夏文化史研究所”是改革開放以來，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為數不多的由獨立學人創辦的民間學術機構之一。

研究所成立後，做什麽呢？當時張宏儒給我拉了一個事，說你組織編譯文白對照《資治通鑒》，這樣就跟學者都聯係上了，但都是中國史。我一想也行，就通過我愛人李丹慧——她原來是中華書局的編輯，認識很多人，到北大、北師大、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科院等單位，約請了四十幾位學人。開始說資金、出版、發行等事，全由出版社負責；我隻物色人員、組織班子、保證編譯質量。我回到北京就買輛車，跑東跑西地聯係，40多個人，做好樣條、翻譯條例什麽的。都搞好了，剛要全麵翻譯，突然出版社不幹了，說風險太大，因為《資治通鑒》的原著有20卷，工程量太大，萬一將來賠錢怎麽辦，不幹了。我說40多個人我剛組織起來，返回學術界頭一件事就讓我坑人，怎麽跟大家交代啊？後來張宏儒跟我說你不是有錢嗎，你自己投資幹這個。我說我那錢是我想自己回來做學問的，這是我買資料買書開會的經費，何況我後半輩子還要靠它呢。他說賠不了，不會賠的。我說我可是一點都不懂，從來沒做過書商。他說沒問題，你就做吧。

後來我就給接過來了，前期的投入，像勞務費，房租、水電等費用，以及出版、印刷、發行，都由我負責。1991年底，全部工作終於完成，並經過權威學者審定、通過，跟出版社也簽了合同，紙張也買了，就等著開機印了。那個時候出版書都要先有新華書店的訂單，一有訂單就知道你這書賣的情況，那會兒定了五千，賣三千冊就賺錢了，所以穩賺，我也挺高興的。結果不巧，當時全國多地發大水，突然接到新華書店總店通知，這套書的原預訂單統統取消，全部作廢。因為水災，沒法經營了，書店都關門了。

到底該怎麽辦才好呢？真是抓瞎了，因為當時我都沒付稿費，我的錢差不多都買了紙張、用作了經營，得給印刷費，還得給出版社管理費，大概幾十萬，差不多我那會兒的錢都弄出去了。後來我跟所有的作者簽了個合同，保證一分錢不少大家的，但是現在別著急，因為我現在沒多少錢了。我最後花了六千塊錢開了個發布會，中央電視台也請來了，還請了一批學者。結果效果非常好，那書一出來立刻就大賣了。真的非常火。那時候正值反腐，別的不敢送，送書最好，而且給幹部送這個是最好的，告訴他怎麽當官。所以一下子就有好幾百萬的盈利，一下子就翻過身來了。這是1991年到1992年的時候。

赴俄搜集蘇聯檔案

我計劃還是要做蘇聯史，因為我對中國史也不熟，原來也不是做這個的。我就找了葉書宗老師，還有鄭異凡、楊存堂、徐天新等原來我讀書時的幾位老師，特別找了齊世榮先生，還有朱庭光所長，一塊兒聊。後來得到消息說蘇聯檔案開放了。那個時候出國還是很困難的，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我說這事得趕快抓緊，現在做蘇聯史，如果有了檔案跟過去完全就是兩個層次了。過去沒有用過檔案，我那會兒讀書的時候能用外文的書就很不錯了，圖書館借點外文書、外文雜誌。我看俄文雜誌，1960年到1962年的時候，他們開始用檔案了，那時候赫魯曉夫正好要開放解禁。後來又不行了，1964年以後又沒了，再寫東西又是官話套話。所以我說這是個機會。

但我也在想怎麽弄呢，先開個會，我們幾個人商量，就在深圳開的。當時全國搞蘇聯史的四五十位學者都去了，很多人的飛機票都是我買的，那會兒學者沒什麽經費，我問他們，他們說一年出去開會什麽的，才幾百塊的經費。會上我就提出來說現在蘇聯檔案都解密了，咱們去弄吧。當時大家都很興奮，但怎麽弄，怎麽去搞，不知道，就商量，最後朱庭光出了個主意，說你還是得跟官方合作。因為我連個身份都沒有，辦護照都沒法辦，那會兒私人辦很難。然後我就去找那時的中國社科院黨組書記王忍之。王忍之是史學出身的，他應該理解這個事的意義，後來我就約了王忍之，到他辦公室談的，一談就談成了，他也非常支持。他說關鍵是社科院沒錢，我說錢不用你的，我出，但手續請你們辦，得跟那邊聯係，就是我們去找誰。當時我們都沒去過俄國。他說這個好辦，我們跟他們科學院有合作，跟那邊曆史所、世界史所都有合作。我說我的俄文也不行，你還得給我派幾個人，費用我來出，連吃帶住，包飛機票。當時有世界史所的聞一和近代史所的薛銜天兩位，再加上李丹慧，我們四個人就去了，他們也都沒去過俄國。

1995年，我們第一次去俄羅斯。一下飛機，我挺高興說吃飯去，要了幾個菜，和他們俄國接待的一個人一塊兒。一頓飯花了幾百萬盧布（合400多美金），我說怎麽這麽貴，這樣下去馬上坐吃山空。後來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飯，就不到外麵吃了，有一次我們去列寧養病的哥爾克村，開車去的，租了個車，路上吃了頓飯，要了一個沙拉，15美金，我一看還挺便宜，結果是兩片黃瓜，切薄薄兩片，15美金。蘇聯解體以後那一段特別亂，我們到了那兒才知道俄國檔案開放已經開始收縮了，出了問題。當時澳大利亞的學者找到了越戰的一些檔案。原來越南不承認它有扣押戰俘，實際上有，他有一個名冊，哪哪哪關著多少，是越南人民軍給蘇共中央的一個報告，結果這個被翻出來一公布，美國馬上去找了。所以越南就跟俄國反映，說你們當年是領導，我們給你們報的，現在你們弄得我們很被動。

還有一個事，1986年有一架韓國的民用航空飛機被蘇聯打下來了，蘇聯不承認，結果檔案給披露出來了，弄得俄國也很被動。出了那麽幾檔子事，結果檔案管理就嚴了。盡管嚴了，它整個還是比較混亂。說不給你就不給你，說給你就給你，得看你的關係做沒做到家。我們就拉著他們喝酒，後來關係還是弄得不錯，都可以看。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整個工作製度簡直無法令人忍受。官僚主義到什麽程度：第一天我們去檔案館，這還是事先約好了，9點到那兒，辦手續折騰了一個鍾頭。好不容易進去了，沒看多少到中午了，說中午吃飯關門，全給轟出去了。我們就在門口坐了大概有兩個多鍾頭，到下午2點才進去。進去到4點，喝茶，不辦公，你可以不走，但是他們不在那兒，我說你們幹嘛去？下午茶。官僚得要命，效率極低。

後來我說這樣不行，咱們住著旅館，吃飯又這麽貴，這麽折騰不行，馬上改變方針。咱們隻弄目錄，先編目，挑咱們有用的、想要的，把目錄做好以後，讓俄國學者幫咱們弄。我們托人給點勞務費、複印費，而且他們印還便宜，對外國人隨便收錢。比如說我們去蘇共中央檔案館，一頁要收一、兩美金，我到現在弄了有幾十萬上百萬頁了，那就得幾百萬美金。我說這樣不行，我們從遠東所、世界史所找了幾個學者，請他們吃飯。我們帶了好多酒，二鍋頭、茅台，俄國人也愛喝。然後跟他們談這個事，他們都願意，當場發勞務費，每人先發三百美金。俄國人說給你辦事，還真給你辦，然後我們就走了，說你們弄好了再寄給我們，或下次我們再來取，或者來中國的時候給我們帶過來。因為那會兒已經開始學術交流了。

過了不到一年又去了一趟。但是第二年發現更緊了，在那兒已經不是很容易辦了。當時我們得到一個消息，說美國人來得早，他們1992年就去了，大概1993年弄了大量的檔案。俄國不行，還得去美國。

去美國尋找檔案

回來我就找王忍之先生，把這個情況一講，他說可以，我說你還得給我找個懂英文的。社科院科研局當時有一個處長楊建國，英文、俄文都不錯，我說就你跟著我吧。因為去美國不像俄國，美國的特點是什麽？活都是你自己幹，沒人給你幹，說實話也請不了，但是複印材料沒人管，隻要給你看的，隨便印。

我們去了威爾遜中心、檔案館和幾個大學，一個是國家安全檔案館，是民間的，不是國家的，還有哈佛大學的圖書館、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中心。跑了幾個地方，就是累，因為得自己印，把李丹慧、我、楊建國累得啊。楊建國說，老沈啊，我當處長這麽多年，出國無數，沒一次這麽累的。我們天天在那兒印，一天站那兒八個小時，嘩嘩地印，威爾遜中心的複印機我就給它印壞了四台。威爾遜中心有個什麽好處呢，就是複印不要錢。現在我跟威爾遜中心關係特別好，年年去，跟他們特別熟，幾屆主任我都認識。國家安全檔案館倒是要錢，但也不多，後來跟他們熟了，也不要錢了，但就是費工夫，你得自己一頁一頁看，一頁一頁印，所以在美國花的時間比較長，好幾個月。美國我去了三次，因為在美國比較好得到資料。

運用檔案資料探尋曆史

剛開始，我們都是收集蘇聯史資料，因為當時準備做蘇聯史，所以就從十月革命起，涉及到蘇聯曆史的都弄。舉一個運用蘇聯檔案研究朝鮮戰爭的例子。1993年葉利欽給了韓國總統金泳三216件俄國檔案，都是關於朝鮮戰爭爆發的。2004年到2005年期間我認識了當時俄國大使館的一個人，原來也是學者，遠東所的，叫岡察洛夫，岡察洛夫說這套東西也給你們中國了，給中央檔案館了。我就到中央檔案館去了，結果發現中央檔案館封存了，拿來還沒人看過呢，就都給封起來了，不能看。我說這是外國檔案，他說外國檔案也不行。回去我又找岡察洛夫去了，說中國都不讓看，那怎麽辦？他說我單給你印一套。兩箱子，我真興奮。因為朝鮮戰爭這個事本來就是疑點重重。這個材料讓我特別興奮，整個就是來來往往的電報。1987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了一套《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那裏麵有很多關於朝鮮戰爭的電報，這一配合起來，這個事大概的脈絡就看出來了。我當時做的時候還沒看到這些材料，所以一看到這個材料就非常興奮。

中間又出了一件事。1995年底有一個俄國學者拿了一件檔案，是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說我們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以後，覺得現在出兵不合時宜，暫時不去了，你就讓金日成撤退，或者到山裏打遊擊去吧。可是我們中國80年代末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公布的10月2日電報，是毛澤東在電報裏說，我們已經決定出兵了，10月15日先去四個軍。於是這個俄國學者就寫了篇文章，說中國的電報是假的，有俄國檔案為證。華盛頓郵報就把這事登出來了，說中國檔案做假。後來陳兼給我寫了封信，說這個事很大，你趕快去查問一下到底怎麽回事。1996年初在香港要開一個冷戰史的會，會上就要談這個事。

所以當時我一聽，就馬上去找金衝及先生，他是這個文稿的主編。我就說，人家說咱們造假，你是主編還不趕快查查，是不是有毛澤東原稿。他也有點蒙了，說你等等，第二天我告訴你。第二天我又去了，他說查了，是毛澤東手稿，不會錯的。我說時間呢？他說時間也不會錯，10月2日是用漢字寫的，能錯得了嗎？後來我想有幾種可能，一個是開始同意，後來不同意；或者開始不同意，後來同意，變了，所以發了兩個電報。但是中國那個電報寫的是3時，10月2日3點，我說要是3點可能還是這個在前。那會兒隻是知道有這麽個事，還沒見到俄國那個電報呢，我說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你看看這個電報什麽時候發出去的，它是10月2日寫出來的，但是也許隔了好幾天發呢？結果查了，沒有簽發時期。而且別的電報都有簽發日期，八成是沒發。後來金衝及說有這個電報，這是肯定的，但是很可能沒發。我說前前後後你都找來，幾點幾分發出。

到了香港那個會上，俄文的電報我也拿到了。一對比，大概知道怎麽回事了：俄文那個電報是10月2日晚上11點。兩份電報，一個是淩晨，一個是晚上。後來再找其他的材料看，10月2日白天政治局開會，書記處擴大會議，爭論意見非常大，大家都不同意出兵。你再看電報就能吻合了，因為斯大林要求中國出兵的電報是10月1日來的，毛澤東大概當時自己就定了，因為淩晨3點鍾，肯定沒跟任何人商量，自己寫了電報。但是白天書記處會議一談，大家有不同意見，所以晚上他就擬了後一份電報，暫時不出兵。大概是這麽回事，我在那次香港會議上也是這麽談的，現在確認事情的來龍去脈就這麽回事。所以我說，檔案太重要了。後來材料就越來越詳細了。

我當時也在美國搞檔案，而且檔案大部分是從美國弄來的，因為我們當時在俄國收集的都是關於蘇聯曆史的檔案，就是後來編的36卷，到美國收集的範圍就更寬了，都是冷戰史的，其中大量的也是俄國檔案。涉及中國的主要是朝鮮戰爭，還不是在俄國弄出來的，是當時在俄國大使館工作的岡察洛夫給我的，還有我又去美國找的。在美國光從學者手裏弄來的也不少。我跟著陳兼，一個一個去拜訪學者。當時我們在香港開會認識了幾個人，那時候正好很多人討論朝鮮戰爭，有個叫凱瑟琳·威瑟斯比，一個女的，她懂俄文，手頭有很多資料，我就去找她。她老公也是美國很有名的一個冷戰史的專家，叫沃伊泰克。兩口子特別熱情，一箱子全讓我搬走了，而且還幫我複印。因為那個時候中國人還很窮，她說都拿走吧。這箱檔案都是朝鮮戰爭的。這是她自己搜集的，這不是葉利欽給的，葉利欽的才兩百多件，當然也不少了。再就是去國家安全檔案館，國家安全檔案館的量也非常大，而且他們編了很多，就是美國對蘇聯的評估，所以我對美國檔案也開始收集。

當時其實都來不及細看，就一看這題目知道有用，就自己先弄，沒工夫坐那兒看。我們都是這樣，早晨檔案館一開門就進去，一直到它關門，中午不吃飯，就喝涼水（美國的涼水可以喝），帶幾塊餅幹，要不然你出去辦手續很麻煩，美國也沒什麽好吃的，我說算了，咱們自己買點餅幹吃，節省時間，晚上人家下班時我們再走。有一次還給誤了，我跟李丹慧在那兒複印，因為它裏麵都是開著燈的，沒窗戶，美國好多都是這樣的，根本忘了時間，等我們一看表，全下班了。威爾遜中心是挨著國會旁邊的，特別大一棟樓。結果它所有的門都關了，出不去了，我們倆在裏麵轉了大概有一個多小時，才找到出去的門，整幢大樓就留了一個門，有一個人在那兒守著。

那次回國帶了八個大行李箱，怎麽往回運呢，超重不說，海關都得找麻煩。正好碰上我哥哥，他是公安部的總工程師，帶著一個團到美國來訪問。我說你幫我帶回去算了，我自己就拿了一箱。後來回來我哥說，他們團裏反映：你弟弟是幹嘛的，那麽沉的箱子，以為我倒賣什麽呢。他說不是，我弟弟弄的全是檔案，都是紙。

檔案整理工作

當時我們是想重寫蘇聯史，我說咱們再寫蘇聯史就不能像過去那樣了，得以檔案為依據了。當時除了這幾位老先生，年輕的就是我，金雁、張盛發、左鳳榮。那會兒說好了我們要寫蘇聯通史，以檔案為依據，所以就得先整理檔案。我說咱們先翻譯出版檔案，有了這個，研究的人就更多了，咱們就能把蘇聯史推上一個台階，而且跟以前的研究根本不一樣，就在於都用原始檔案了，原來沒人用過。後來實現了，那時候也不知道什麽立項，反正我有錢，大家就翻吧。我就每年自己開會，錢都是我出。但是翻譯靠這幾個人不行，我說咱們都是各卷的主編，40多卷，每人包幾卷，誰研究哪一段的，那幾卷就歸你負責編輯，翻譯工作，我統一管。

我成天就抱著原始檔案，全給複印出來，大概分了專題，比如蘇聯跟東歐關係，蘇聯和德國的問題，十月革命的問題等，一共弄了247個專題。我就抱著稿子坐飛機全國飛，安排任務，你翻這個，他翻那個，弄個樣條出來，編了號。我們就負責編輯校對，當時王忍之找我，說這翻譯費也不少，你怎麽弄？他們跟財政部申請了一筆錢，200萬。他說你用一部分，我們社科院也組織一套班子，你弄蘇聯史，我們搞中蘇關係史。後來我說幹脆這樣吧，錢我一分都不要了，你們留著用吧，我有錢。我主要是覺得我不大愛受人管，拿了國家的錢就很多事不好辦，算了，既然我前期都沒要國家一分錢，後期也不要。當時王忍之不好意思，他說象征性也得給一萬塊錢。我說你這一萬塊錢就給世界史所，他們不是出人了嗎？你就給世界史所，你別給我。我們的進度非常快，1996年開始，基本上全都撲在這上麵了，1999年就都完稿了。大概到2000年書就可以出版了，中宣部還撥了一筆錢給出版社，60萬。當時出版社也找我，說這是給你的出版費用。我說我不要。

這套書多艱難，折騰了有六七年，到2002年才出版，涉及中國的都不讓出。後來朝鮮戰爭那部分我就拿到台灣出了一個三卷本的《朝鮮戰爭：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我也搜集了好多，2015年出了一套中蘇關係的檔案，十二卷。後來又搞了一套美國情報局的檔案，中央情報局和美國國務院情報司，那是2004年，“9·11事件”以後了。因為911這個事對他們刺激特別大，事先沒人知道，2004年美國整頓情報係統，其中有一大批檔案都是關於對華情報評估的報告。當時他們就想找中國學者來評判一下，這個事就交給威爾遜中心了，威爾遜中心當然就交給我了。還沒解密呢，就先寄到中國來了，一大摞。我就分了，我、李丹慧、牛軍、楊奎鬆，我們幾個人每人分了一部分看，然後寫論文，去美國參會。

現在至少這幾所大學，像武大、南大、複旦、北大、南開、首師大，對檔案的要求已經比較嚴格了。我來華師大以後，規定我們這兒的學生不用原始檔案根本就不能開題，你就找檔案去吧。這才是真正的史學。人家老說我揭露真相，其實不是，曆史檔案在那寫著了嘛，過去不是按原始檔案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