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士阿小
我記憶中阿小的第一個印象，是在一個早晨。他穿著一件青色的道袍，拿著一條長柄竹掃帚，叉開雙腳正在掃道院大門口的地。這個道院叫隱真道院，我們當地人習慣叫它“聖堂”。阿小是“聖堂”中的青年道士。他有高大的身材，白白胖胖的臉上有一對牛眼一樣的大眼睛，二十多歲年紀，貿然一看倒也是頗為神氣的。不足的是他有一條腿粗腫得像象腿，所以走路是拖著一條腿走的。據大人說這是得了絲蟲病的緣故。在我們家鄉，我曾見過好幾個這樣的病人。得了這樣的病，人也差不多屬於半殘廢了。
阿小留在我記憶中的第二個印象是他在道院內第二進呂祖殿裏印經簽。經簽刻在一塊塊一尺多長、半尺多寬的木板上。一塊木板上大概又分刻了六張或八張不同內容的經簽。阿小用一把小的棕毛刷帚在裝有墨水的碗裏蘸一下，在經板上均勻地刷一層墨水，然後用一張黃色或紅色綠色的油光紙平平地覆蓋在上麵，另用一把幹的大棕毛刷帚在紙上刷幾下，一大張經簽就印好了。印好的經簽攤在地上晾幹，等幹後用小刀裁成一條條長條形的經簽，分門別類歸置在一隻分了好多格子的木盤內，這印經簽的大功就告成了。來燒香求簽的人，點了蠟燭燒了香，跪在神像前木板做的拜凳上用簽筒求簽，等簽筒“殼、殼、殼”地掉下一根竹簽，撿起遞給守在香案前的道士，道士就根據竹簽上的文字，挑一張經簽給他。這個道士有時是道觀主持人的老婆，有時就是阿小。然後求簽人再將經簽拿到一位坐在殿門邊一張小桌子前長有白胡子的道士那裏，請求解說神的指示。完了，就捐一筆香油錢。我們幾個住在附近的小孩常到“聖堂”裏玩，因此有機會看到阿小印經簽。當時小鎮上很少有適合小孩子玩樂的地方，見到這種機會就不肯錯過。幾個小孩團團圍在阿小身邊看，而阿小或許是覺得我們妨礙了他的工作，或為了顯示一下他的威風，有時會鼓起牛一樣的大眼瞪我們，並大聲嗬斥趕我們走。我們也就一哄而散。但我們並不怕他，不一會我們又會走攏去觀看。
阿小留在我記憶中的第三個印象是某年陰曆七月半中元節。每年到這個節日，道院裏會大擺經堂，展出好多演示神話故事的木雕泥塑。這些泥塑都塑在一隻隻三尺來長，二尺來寬的紅漆木盤內，擺在走道和神殿前的院子裏供人觀看。木盤裏邊的人物、戰馬、旗幟、山水樹木、亭台樓閣，都塑造得栩栩如生，估計不是《封神榜》就是《三國演義》、或《目連救母》之類的故事。展出一共有三天，引來四方鄉民前來燒香、瞻仰。在那幾天，道院裏的香火特別旺，呂祖殿裏和三聖殿前從早到晚煙霧繚繞，紅光滿堂。許多一年難得上鎮幾次的村婦村姑都會結伴搖了農船來燒香。道觀大門口擺了一隻笆鬥，香客們紛紛將小額的鈔票丟到笆鬥裏，不一會就可以將笆鬥裝滿。連鎮上飯館茶館、賣零食小吃的，以及賣花粉胭脂小鋪的生意也都被這批香客給帶旺了。那幾天，道院的住持夫婦和他們的大兒子阿la以及阿小特別忙碌。此外還有幾個平時在家種地的道士也會來幫忙。這個道院一共有四進，最後一進是一排平房，在三聖殿後麵，阿小和那幾個來幫忙的道士都住在那兒。這樣的“擺經堂”盛事，我小時候共見過二次。
因為中元節，正在盛夏，鎮上居民有一個習慣，就是等白天喧囂過了，晚上行人少了，吃過晚飯洗過澡，大家就會搬個凳子、椅子到自家門前街上乘涼。那天當然也一樣。吃過晚飯，我就和母親搬了小凳到街上乘涼。那天晚上月色很好。如水的月光將整個小鎮沉浸在一片靜謐、祥和而又有點神秘的幽光中。除了偶爾有人用扇子趕蚊子，發出輕微的“啪啪”聲，簡直萬籟俱寂。我已有點昏昏欲睡了。突然，有一種悅耳的、嫋嫋的絲竹聲傳來。我抬眼循聲尋找，借著朦朧的、銀灰色的月光，我看到有四五個人坐在離我家不遠的道院大門外靠東邊的一口井旁。他們一邊乘涼，一邊各自在吹拉一件樂器。吹奏什麽曲調那時我還不懂。後來長大了知道了幾個江南絲竹的曲名，才猜想他們當時演奏的就是江南絲竹中最流行的紫竹調。現在想來，當時他們的吹奏水平肯定是不怎樣高明的，但在那樣靜謐的夏晚，在樣謎一樣朦朧的月光下，這聲音就猶如天上的仙樂一樣動聽，讓人心曠神怡，雜念全無。我悄悄起身走近察看，原來就是阿小和這幾個來幫工的道士。他們有吹簫的，有拉二胡的，還有一個好像是在彈琵琶。說實在的，我真沒想到過這個不起眼的阿小原來還會玩樂器。這是我認識的另一個阿小。
那段日子也許是阿小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了吧！可惜好景不長。不久，大約在一九五三年、五四年，中共開展破迷信運動。地方政府以“聖堂”主持的兒子阿la宣揚鬼神迷信為由，發動一批人把“聖堂”砸了。其實，那時的阿la也隻有十八九歲，年輕人不懂事口沒遮攔，說出點什麽神神鬼鬼的話來，本是不足奇的。砸“聖堂”那天，我父母不準我們小孩去看熱鬧，我就站在家門口遠遠地瞧。隻見一批人忙忙碌碌、進進出出地從道院裏往外搬東西。由阿小印製的一疊疊神簽，撒得遍地都是，風一吹就像彩蝶一樣飛起，有的飄飄揚揚一直飄到我家門前。據地方誌書記載，這座道院始創於趙宋，經明、清兩代擴建重修，算起來到砸掉它時已有七百多年曆史。順帶說一句，我們鎮上的城隍廟好像也是同時期被砸掉的。這是我們鎮上兩座規模最大的中國傳統宗教場所。如果那時候不砸掉而留存到現在，當為小鎮開發旅遊業生色不少。
“聖堂”被砸後隨即被政府封掉。阿小自然也被趕走。一段時間鎮上人不見其影蹤，聽有人說是回了鄉下種田去了。然而過了幾年，他又回到鎮上來了。我猜大約是他從小不種田，已經吃不了那份苦了；況且，我們那邊的田都是水田，他那條腫如象腿的腳確實也不適宜常年泡在水中勞作。但回鎮上來他又能做什麽呢？如果在一九五六年前，托人安排他到商店做一個售貨員，那倒也是可以勝任的。一九五六年以後能進商業的都是原來就是在商業上做的人，以及那些被“公私合營”了的小商小販。於是他就隻能到鎮上的裝卸隊賣體力了。裝卸隊動不動就要扛二、三百斤重的貨物，他顯然是扛不動的。裝卸隊是多勞多得，但因為工價低，即使強勞力的人收入也僅夠糊口，他的狀況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回鎮上來以後，原來住什麽地方我不清楚，後來住到我家隔壁一個大宅門裏。這個大宅門裏共住了八九戶人家。最裏邊的一家是一個姓“卜”的。那個卜老太太常來我家與我母親聊天，我母親有時也會去她家看她。這個大宅門我平時很少進去，但有一次我因要去卜老太太家找母親，於是不但進了那個大宅門，還經過了阿小的居處。阿小人不在，我就特意去張望了一下。這根本不能算是一個房間。它隻是一條長走道邊的一個小灶間放柴火的地方，最多三四個平方米大小，陰暗潮濕。裏邊有兩條長凳，上麵擱一塊門板，算是床了。門板上鋪了一隻草墊子當床褥，草墊子上堆著一條破爛發黑的棉絮。這就是阿小的全部家當。床前橫梁上掛一個草包當門。門前是個舊的單眼灶台。灶台前麵是一個不到兩平米的小天井。若非天井有光照進來，這裏白天也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的。實在來說，這個家比豬窩也不見得好多少。因此我又想，就算阿小收入低，但也不至於將生活搞成這樣子啊！看來這個人也是夠爛料的了。
時間很快到了一九六〇年春。那年浙江嘉善方向有許多逃荒的人來到我們小鎮，一批又一批，來過好幾批。但他們並不在我們小鎮停留，一二天後又從我們這兒流向其他地方。那時我們這兒的饑荒也早開始了，但沒有浙江那邊嚴重。有一個從浙江逃荒經過我們小鎮的婦女，不知怎的被阿小一個女鄰居鼓動三寸不爛之舌說動了，居然願意留下來給阿小當老婆。阿小喜出望外。聽人說那天他花八分錢買了八粒水果糖分給同一個大宅門內的鄰居當喜糖。因為給了“新娘”一粒，自己嘴饞也吃了一粒，結果每戶一粒也沒有分全。不過大家並沒有計較。但芙蓉夢短，這個中年婦女隻和阿小過了三天，就受不了他的貧窮而又遠走他方了。這個婦女我在那個大宅門前見過一麵，是一個麵黃肌瘦、病懨懨的中年人。顯然，她是走投無路了才願意留下的；但凡阿小的生活稍微像樣一點，想來這婦女也不會三天就走。這段短暫的露水婚姻，大概是阿小一生中僅有的“春天”！
然後時間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六年我家被鎮商業紅衛兵抄家，房子也被鎮房管所沒收，要每月交十元（八元？記不清了。）房租才準許我們繼續居住。一次不知是真的要改造街道，還是房管所有人看中我家門麵那一排落地的木鋪板，總之是要將木門板拿走，改用磚砌一道牆，牆一邊開一個門口，牆上再按一個窗子。對於這種改造，我們當時已是“租戶”身份，當然無權提出任何異議。那天安窗戶，有人背來了一個十分破舊的窗框和窗子。我母親一看那人是阿小，這才知道阿小原來到房管所去做小工了。這窗框和窗子不知是哪裏舊房子拆來的，已經陳朽不堪，劈了當柴燒還差不多，裝在街麵上實在不像樣。我母親心中嘀咕，卻也不敢說。正在這時，一個房管所管事的走來檢查，發現這舊窗子後就大發雷霆，訓斥阿小為什麽不拿規定的、統一尺寸的新窗子卻拿了這個舊窗子？他要裝窗的泥瓦工將剛安放到牆上的舊窗子拆下來，責令阿小立即回去換一個新的來。我母親這才明白原來這是阿小在故意使壞。後來我回家休假母親告訴我這件事，口氣中猶有些不忿，說她從沒有得罪過他，也極少與他打交道，想不到他竟然這樣壞良心！我則因為經過家中被抄家的風浪，對世事人情已有些看開，知道這世上窮極無聊的人不知有多少，總是“憎人富貴嫌人貧”，喜歡做“牆倒眾人推”、“落井下石”，卻損人不利己的蠢事。我估計阿小也是這樣。隻是上天也不幫他，難得有機會弄一次權，中途就被人破壞了。
時間又過了一年或二年，大概是一九六八年或六九年的冬天，一次我回家休假。晚上突然聽到後窗外遠遠傳來狼嚎似的淒厲叫聲，令人毛骨悚然，整夜不得安眠。第二天我問母親有沒有聽到這怪叫聲。她說這幾天天天有。我問是什麽叫聲。母親說就是那個道士阿小的叫聲，是被凍得在極叫。我聽後很感震驚，腦海裏頓時冒出小時候看過的《三毛流浪記》內的插圖：冬天三毛沒有棉被禦寒，用報紙禦寒。第二天街上有好多凍死的人。阿小用破棉絮和草包禦寒，他能熬過這個冬天嗎？母親又說：文革前她當街道居民小組長，知道每年冬季鎮政府有一批舊的棉衣棉被分給街道裏的困難戶禦寒過冬，阿小是年年有份的。但這幾年文革衝擊的麵越來越廣，鎮政府、街道幹部都被批鬥了，冬季救災的工作無人管，阿小也就分不到棉衣棉被了。我聽後無言，心想這真是“城門失火，殃及魚池”了！我又想，要是在以前，政府不施舍棉被，周圍鄰居有多餘舊棉被的或也會拿一條出來給他。可自從糧棉憑證供應後，一個人一年棉花定量隻有幾兩，全家人積幾年才能新置一條棉被，因此棉被再舊也不會給人。又到了下一次或再下一次我回家休假，晚上聽不到叫聲了。我問母親怎麽回事？母親說前幾天阿小就已經死了。“死了？”“死了。凍死的！” 是啊，這樣冷的天，沒有棉衣棉被過冬，怎能不被凍死呢？我忽然想起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想不到過了一千多年，還有這種情況發生。然而再一想，像阿小那樣的情況，死了，又何嚐不是一種解脫呢？
在社會變遷的動亂年代，總有一批弱者會成為犧牲品。譬如一條蚯蚓，它原來生活在鬆軟的土壤裏，它或許會活很久，活得也不差。但時代的變遷把它從土壤裏拽出來丟到了水泥馬路上，它沒有本領鑽透堅硬的路麵再回到土壤裏去，於是它很快就被太陽曬死，或被經過的車輪碾死。阿小就是這樣的一條“蚯蚓”。阿小的死，或許與他本身的無能有關，但好像與時代的關係更大些。
2020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