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回憶：侯德健《六月四日撤離天安門廣場時我的親身經曆》
六月四日撤離天安門廣場時我的親身經曆
侯德健
在六月四日零時以後的三個小時內，天安門廣場上彌漫著一股濃厚的犧牲、就義氣氛，廣場指揮部帶領大家宣誓與天安門廣場共存亡，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還特地鑽出絕食帳篷，與大家一齊宣誓，高呼打倒李鵬偽政府的口號。
盡管從六月三日早上便陸續傳來士兵開槍，學生、工人、市民倒下的消息，血衣、子彈，然而大家仍無法想像手持半自動武器的士兵能衝著廣場上和平非暴力靜坐的人毫不猶豫地開槍，更難以想像裝甲車能全速前進往人群身上壓過去。還有不少憤怒或者可以說是樂觀天真地以為士兵們隻會以催淚彈、橡皮子彈，和電棒驅趕人群的人，還準備用手中的棍棒和他們拚搏。
謠言遍地各人誓死與共
已經一個多月了，在衛生、生活、休息各方麵條件都非常惡劣的廣場上堅持的同學們已經非常的疲倦了。同學們已經很難再冷靜地分析情況，在不斷升高地緊張氣氛下作出理智的選擇。廣場上謠言遍地，一會是三十八軍起義倒戈，一會是呼籲用棉被來破壞坦克的履帶，一會是軍人已經撤出，而唯一可信的事情隻有從長安街西側飛往東麵的槍彈和信號彈的光火、咆哮，以及受傷和死亡的血衣。
劉曉波、周舵、高新和我在絕食棚內，在紀念碑的第三層（最高層）仍堅持絕食。門口的糾察隊們，聯合交來了一張字條，上麵寫的是，隻要他們還有一人活著，就絕不放一個軍警進我們的帳篷裏來。曉波也以我們四人的名義寫了一張與糾察隊員共存亡的字條，讓我們都簽了名，由一位糾察隊拿出去在帳篷外大聲宣讀 後，傳來一陣堅定的掌聲。最後還在碑上采訪的幾個外國記者不時地經過絕食棚，每次打招呼，每次擁抱，每次祝福、叮嚀，都可能是最後一次似的。
全體安全撤離談何容易
六月四日淩晨三時左右，恐怖氣氛達到了最高點，廣場上還能清醒思考問題的人已幾乎沒有半個，沒有人因害怕而哭泣，而我卻清楚地感覺到許多人的鎮定都 是自己強迫出來的，實際上連我們四個三十多歲的人的情緒都已經無法自製地跟著廣場上的氣氛擺蕩，高新與周舵實在看不下去了，他們決定或者把大家撤出廣場， 並為此來征求曉波和我的意見，曉波是唯一堅持死守的人，最後隻好同意我們三人的看法。就正當我們還不能斬釘截鐵地作出決定的時候，紀念碑下的廣場指揮部的喇叭裏突然出來柴玲激動無法克製的柔弱的聲音，告訴大家最後關頭已到，願走的人可離開廣場，不願走的人就留下來與廣場共存亡。我們四個立即意識到這段話的危險性，這段話隻能動搖大家原本害怕卻團結的心，萬一有許多人離開，廣場勢必混亂，而混亂勢必引發士兵的殺機，且結果不論願留的人必死無疑，願走的人也未必能或者離開。我們四人決定勸說全體廣場人員安全撤離的決定，就在這一秒鍾內決定了。
決定安全撤離廣場，卻不見得就能辦到，廣場西側，人民大會堂方向的槍聲越來越近了，間中還有幾發催淚彈落到離碑不足五十米處，而紀念碑四周的人約莫還有兩萬以內，這兩萬人如何能聽我們的勸告，能聽進去的人又如何能影響那些早已寫好了遺書的人，隻有大家一起行動才能保證最大多數的安全，而我們更不能一 拿著話筒便喊“走”，這麽一喊，非但不能說服人，更有侮辱人的意思，而被侮辱的人因逆反心理更容易引發極端行為，於是程序就成了至關重要的技術問題。
多年來第一次眼中有淚
首先，必需要把紀念碑上的一切看起來是武器的東西全部放下，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我們四人由糾察隊員的護送下由碑上來到碑東北角的廣場指揮部時，指 揮部的喇叭壞了，我們四人在另一個帳篷內，集合了高聯及廣場指揮部的幾位學生領袖，說明了來意，柴玲不置可否，我們當然不能強逼她同意撤，隻準備以我們四個人的名義號召、說服大家。學生領袖們提到：對不起已經犧牲的市民同學以及秋後算帳兩問題，都讓我們說服了，柴玲又提出趙紫陽、閻明複希望同學們堅持到天亮，他們便能控製部隊的傳言，我們四人當時就反擊了回去，這麽多年輕的生命無論如何也不可以為這個不管是真是假的傳言而犧牲。好在碑上還有另一座功率最低的擴音設備，好在這會兒同學們都集中到碑的四周，一位聲音非常穩健也相當沉得住氣的男同學（也許是李錄或封從德），是他在這最後關頭一直還能自我控製，盡量以自己的平穩的聲音安定大家，也是他帶著我們再度衝上紀念碑，接過其他同學正在播音的話筒，把我們四個介紹出來，於是我們開始了第一步：以和平非暴力的理想勸說大家放下一切可能被當作是武器的東西。
爭取同學們的合作比較容易，幾個支持我們觀點的學生領袖和糾察隊員，偷偷地告訴我們，在碑上有一挺輕機槍、兩支半自動步槍、一把手槍，及一箱自製的啤酒瓶燃燒彈。
把住機槍的是幾個工人，在碑的西南角最高一層上架著，用棉被蓋著，幾個工人手持鋼管不停地敲打槍身，不準任何人接近，否則便用鋼管自衛，見我們一群人衝了上去，立時戒備起來，我抱住了其中一個年紀約莫二十歲上下的小夥子，告訴他我是侯德健，他喊了一聲侯哥便痛哭起來，他哭著說，他們是最早也是最堅決 支持同學的，為了擋軍車，為了保護同學，他們的同伴被軍人打死了，自己也被打得遍體鱗傷，我抱著他也哭了，這是我多年來第一次哭泣，卻隻有聲而沒有淚。我把他拉回碑正北的絕食棚內，又跟了兩個人進來，高新和曉波還在原地想辦法說服工人弟兄，周舵與我在棚內連說帶哄地，最後好不容易把我們整個安全撤離廣場地計劃都托出來，並報以萬一解放軍發現這支槍，則我們大家都得死，而且還死個武力暴亂不清不白的下場，小哥兒們，這才領我們去抱了機槍，又到一頂紅色帳篷內去取一支沒有子彈的步槍，荷槍的是東北處一位中等個頭的壯實工人，交了槍以後，我們大家都抱在一起痛哭，我這時才希奇地感到自己的眼睛裏有些淚水。
拿到了槍，曉波立刻走到記者麵前，一麵把槍搗毀，一麵讓記者拍照，一麵重申我們的運動是和平的，是非暴力的，這會兒同學們也紛紛從碑下扔上來一些木棍等工具。
正當我們收了武器，四個人聚在帳篷裏商量下一步序的時候，紅十字會的兩位醫師，帶來了好主意，他們建議由我們出麵在他們的陪同下坐救護車出去找部隊談判，希望能爭取大家撤退的承諾與時間，建議立即被接受了，我馬上表示自己是最佳人選，因臉熟、最易被接受且最安全，後我選了周舵，一臉文質彬彬，講起話 來慢條斯理卻極有說服力的周舵，而曉波和高新則留在碑上一麵繼續收武器，一麵安定大家的情緒。
戒嚴部隊同意撤離請求
為了讓軍隊認為我們是可以談判的代表，我們決定請柴玲一起去，而柴玲以總指揮不能離開現場而作罷，一時間又找不到其他合適的同學一起去，時間已是三點半了，於是我們兩人加兩位醫生，奔下紀念碑西側，現擋了一輛急救車，往廣場北麵開去，有幾個放心不下誓死保衛我們的糾察隊員也上了車。才到廣場的東北 角，我們就看見了，整條長安街都已擺好了衝鋒的數以萬計的部隊，急救車立刻停住了，我們急忙下車往部隊跑去，當時我們停車的周圍已無人影，不知道部隊已在 這兒待了多久了，一見我們跑來，立刻引起一陣嘰嘰哢哢的子彈上膛聲，中間夾著叫罵喊住的聲音，我們即停住了腳步，醫師急忙表明身分，並介紹我是侯德健，希望能與指揮官說話，激動的士兵稍緩和，也聽得見議論我名字的聲音，聽不清楚，但感覺並非敵意。指揮官離我們不很遠，聽清楚我們的來以後與四五個軍人一起走 上來，他看起來很正常，就像平時常見的那種四十多歲，曾經很結實而今略顯發福的三顆星的高級軍官，他與我們握手的時候，顯得很平靜，一點也不急躁，他的手 很厚，很軟也很熱，我覺得他認真地聽了我們的請求，剛開始他有點嚴肅（不能算凶）地要求我們先停止絕食，我和周舵回答我們已經停止了，之後他的態度一直很溫和，他表示需要請示總部。就在他走回部隊中沒五分鍾，廣場上的燈突然熄了，我沒看表，不知是部隊清場信號，抑或是日常慣例的五點熄燈，因為當時我們驚恐極了，幾乎所有的士兵又急躁起來，搬動槍機，又開始叫吼，還有些迫不及待不停地用鞋子猛踩地下的碎瓶子，有的揀了瓶子用力地扔向已無人的廣場邊緣。我們四 個人站在空曠的廣場東北角上，極為突出，前後左右都不敢動，還是醫生比較鎮定，讓大家站著別動，一方麵把雙手舉起來高聲喊叫請他們快一點。三分鍾不到，指 揮官又來了，告訴我們總部已同意我們的請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東南，在我們詢問下，他告訴我們他是部隊的政委，姓紀，番號我記不得了，因為我們需要這些材料去說服同學，在談判中，我記得紀政委還曾經說過，如果我們成功地說服大家撤離廣場，我們將立下一個大功，我個人認為他這句話是真誠的，沒有什麽其他含義。
請大家為國保重活下去
有了保證，我們飛也似地跑回紀念碑上，拿起話筒便喊，大意是：在沒經大家同意之前，我擅自作主，找到部隊與之談判，因我個人認為，血已經是流得夠多的了，不能再死人了，我相信到這時候還留在廣場上得人沒有一個是怕死的，我更認為現在場上的人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如果我們就這麽死在這兒，我們將對這個 國家、這個民族犯下不可寬恕的莫大罪惡，民主事業絕非短期間可以完成的，這次學生運動、全民民主運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了，我們已經勝利了，我請大家為國保重，為民族、為民主事業活下去。
就在我說話的時候，紀念碑西側的槍聲和炮聲（瓦斯）也越來越近，每當我說一句，碑下就有人罵我一句，我聽不清楚，但相信是投降派等內容，我在喇叭中大喊，請大家怪我吧！請大家罵我們四個人吧！隻要大家能安全離開廣場，你們任怎麽都行。
我接著：廣場的東南口是撤退方向，撤退是我的建議，是否這麽做請大家自己決定，而無論如何大家一起行動，我們四個人一定要親眼看見大家撤走了之後才會離開廣場，為了保證市民與工人的安全，大家務必一致行動，團結在一起行動，至於秋後算帳，則不管我們撤不撤都是要算的，而如果算起帳來的話，我們四個人也必定是最先要抓的，尤其是我這張大家都認識的臉想往那兒跑也跑不掉。周舵接過話筒又繼續喊，他喊得比我更有條理些。而內容大致相同，曉波接著周舵表示同意我們的觀點，更把我們的內容充實了許多，現場的氣氛已有些改變，而槍聲卻越來越多、越近，我已看見有不少士兵乘車或步行從南麵圍攏來了，我擔心這會影響 到同學們對部隊承諾的信任，立刻拉了周舵與兩位醫生又往東北方向去請求部隊克製再多給點時間。
軍隊坦克已進入廣場了
這時北麵的部隊已經開動了，我們在廣場中央位置與紀政委碰上了，紀政委比先前嚴肅多了，表示聽到了我們的廣播，但時間已到，他們的任務必須完成，並勸我們若帶不走學生最好自己先走，我表示我們四人一定最後離開廣場。若怕死的話，早拔腿跑了。不知是不是被我的話激怒了，紀政委身邊的一位士兵脹紅了脖子 瞪圓了眼珠，一副迫不及待，氣急敗壞的模樣向我們狂吼，並用槍指著我們，我們眼見無法再說什麽便急忙往回跑。
我們一麵跑一麵喊“快走”“往東南方向走”，已經有許多人開始撤了，當我跑上碑東麵第二層時，見到一小隊十幾個士兵已衝上第三層正衝著碑上的喇叭開 槍、拚命的開槍、到處都是槍聲，碑上的人很快走完了，有幾個士兵正押在人群後麵，我用手示意請他們把槍口朝天，其中有幾個士兵照做，他們叫我的名字讓我趕快走，態度很真誠，但也有些士兵很凶惡，我不敢說比例，因這會兒誰都很難把握自己，誰都很難冷靜、正常。
我站在碑第一層台階上，看著同學們排著隊，打著旗，擁擠緩慢地向東南方向移動。忽然中間一段隊伍不走了，我急忙大聲喊“快走”，而這是我才聽清楚他們正一起向我喊“一齊走”，我揮了揮手，轉身在兩位自始至終保護我的糾察隊員的陪同下與周舵下了東麵，轉往北麵。
同學們哭著喊我們不怪你
北麵的人群竟仍文風不動地坐在地上，毫無撤走的打算，這下把我急壞了，我往正北，周舵向東北側衝過去，見人就拉起來往外推，一麵推一麵喊：“你們隻管怪我，罵我好了”，這時已沒人罵我了，坐在地下的同學伸出手握著我的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的聲音更急了，直往裏喊，“你們死在這兒有什麽用”，“我也死在這又怎麽樣”，這會兒我再也忍不住了，一麵哇哇地大哭，一麵去拉那些還坐著的同學，當最後一批同學還沒站起來時，一整隊像人牆似的士兵持槍由西向我們逼來，與我們相距不到五米，同學們都站起來了，因為部隊來得太急的原因，我們這最後一群竟像細口肥肚的瓶裏往外倒水似的，竟擁擠得幾乎無法移動腳步，我被兩個糾察隊左右架著，才能站住，這時我已幾乎虛脫得快休克了，兩天未進食，先前又拚了命地奔跑喊叫，這會兒，我真支持不住了，擠在人群中，我隻感呼吸困 難。
忽然我們的隊伍由西北麵擠過來，有不少同學高喊不許打，不許打人，我夾在隊伍中隔著人頭看見幾個便衣像防暴警察正揮動著手裏的粗大木棍往隊伍西北側的同學們身上打下來，有同學當場頭破血流，整條人龍往東北側擠來，正巧趕上地上的鐵欄杆，忽地一排人被絆倒，後麵的人沒能立即停止，便又橫了上去，壓了有 兩三層，在左側扶著我的糾察隊員便是第二層，我們想拉他，他卻拉著我從他身上踩了過去，這才沒有倒在人堆裏去，情況真是亂極了。
才待我擠出人堆，就聽見曉波喊我，原來他因見不到我們三個，才逆行回來找我們，而其他兩人已不見，因我與一糾察隊都支持不住，曉波便扶著我們往曆史博物館西門邊上的紅十字醫務站，這是我才知道自己隻是虛脫，而救我的糾察隊員地小腿骨已經折斷，我不時回頭往廣場看了幾眼，隻見坦克在場上，有十來個學生在一架坦克旁扶著三個滿身是血的人，陸續有不少傷員來到救護站，曉波扶我躺在一張行軍床上，身邊有些人在哭泣，天氣轉涼，有一個女生將她的紅色大衣蓋在我 身上，十多分鍾以後，曉波告訴我隊伍已經離開廣場到了前門外街。而急救站也被士兵包圍了，還沒等我考慮下麵該往那兒去，幾個醫生走過來，示意我躺下又把大 衣蓋住了我的頭，醫生們讓我放心，別動，我就這麽躺在行軍床上足足有一個半小時，到醫院，已快八點了。
（原載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香港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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