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嚴的名義與凶殘下作的匪事 ——信陽事件的來龍去脈之4
（上接《信陽事件的來龍去脈之3》）
由於槐店公社 為了完成征購任務，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口糧搜刮一空。 食堂普遍停夥，死人現象相繼發生。
劉文彩和公社黨委卻把食堂停夥死人歸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的破壞，歸結為兩條道路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於是反瞞產鬥爭並未因死人而稍減， 而是持續8個月之久。由於六七十天內粒米全無，進一步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戶。從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絕的有780戶，占原有總戶數的9.7％。薑灣一個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隻剩下一個60多歲的老太太也瘋了。
全社有社、大隊、小隊幹部1510人，打過人的就有628人，占幹部隊伍總數的45.1％。被打的有3528 人（其中幹部231名），當場打死群眾558人，打後致死的636人，致殘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腳踢、凍、餓以外，還采取了冷水澆頭、拔頭發、割耳朵、竹簽子穿手心、鬆針刷牙、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等下作和殘忍的酷刑。 （ 歎一聲：匪性公權力才是土匪中的巨無霸！可以用最莊嚴的名義行最殘忍最下做的惡事！）
原公社黨委書記江某等指使炊事員把13個到公社要飯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凍餓而死。
公社機關食堂分三種灶別：書記吃小灶，委員吃中灶，一般幹部吃大灶。小灶頓頓有肉、魚、雞蛋、油炸花生仁。
這裏打人有曆史。1957年反右派時沒有一個右派不挨打的。他們別出心裁地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頭上剃上“右”字，把犯錯誤的人集中起來用豬槽盛稀飯，讓他們用手抓著吃。
廣大群眾處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骨肉不得相顧。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遺棄子女，拋屍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饑餓難當破壞屍體134具。（作者注：這裏說的“破壞屍體”就是從屍體上割肉回家吃）
在政治高壓、殘酷鬥爭的情況下，說假話成了人們的一種生存本能。潢川縣委委員宿世良、農工部長徐從在傘陂寺公社搞社會主義教育，他們白天在生產隊裏吃不上一頓飯，被迫晚上回公社吃一頓，但不敢說生產隊已經停夥的情況。傘陂寺公社黨委書記莫懷光在下麵工作一天半沒有吃到飯，回公社不敢說下麵的情況。
公社黨委第一書記賈新元在信陽事件發生後對省委工作組說：“當時我不是不知道，去年報名服兵役的200人當中，體重合格的隻占40％，一天死一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鬥爭很激烈，曾經三次到縣裏反映情況，但因怕戴右傾帽子，走到縣委院裏、門口，返回來了。回來還不得不搞反瞞產私分運動。”
公社書記宋士九到傘陂大隊督促征購，這個大隊的隊長對他說：“下麵實在沒有糧食了。”宋書記批評大隊長：“你這是右傾思想，你看問題太簡單了！”這個大隊共召開了四次的反瞞產、查漏洞的大會，四個生產隊長都被批判，三個隊長被大會鬥爭，24個作業組長人人過關，其中19人被鬥。這個大隊被迫報出藏糧24萬斤，但驗收時一顆糧也沒有找到。
1999 年9月，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老農民餘文海（他1958年曾任生產隊會計）向本書作者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把生產隊幹部集中到張李開會。讓報糧食。不報就集訓、批判、鬥爭、拷打。結果說出這裏有一倉庫穀子，那裏有一倉庫黃豆。報了糧食就要上交，明天幾點鍾送到。為了過關，我們隊也說了假話。第二天我守在隊裏的電話旁，10點鍾，電話響了，問：糧食送來沒有？我說，正在裝。12 點鍾又來電話；糧食為什麽還沒送到？我說正跑在路上呢！後來又來電話催，我說，我是會計，不知道！晚上又集中開會，不說假話就挨打。怕挨打，多數人都說假話。”
就在大量餓死人的時候，各級幹部並沒有想到救人，而想的還是如何完成征購任務。潢川縣任務完成得不好，省委讓他們寫一個報告。潢川縣委1959年10月30日的報告認為，糧食征購困難的原因，首先是縣委和公社黨委領導思想不夠明確，對糧食問題上兩條道路鬥爭的艱苦性、複雜性和長期性認識不足，對糧食問題是我們同資本主義在農村鬥爭的焦點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黨內外一部分幹部右傾思想成了糧食工作的主要危險，突出表現是不承認大豐收。第三是幹部作風不夠深入，抓得不具體，不細致。
這個報告提出要通過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辯論來搞征購。
其實，寫這個報告時，潢川縣已經大量餓死人了，報告對此隻字未提。（待續）
江天注：本文引自楊繼繩著《墓碑》的有關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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