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北大中文係反右運動中的楊晦先生
作者簡曆
郭力，1957年出生於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1982年畢業後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兩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係漢語專業攻讀研究生。1987年畢業進入北京大學出版社工作，曆任編輯部主任，總編助理，學科副主編。2005年調任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總編輯。2017年退休。退休後，從事北京大學校史研究。曾主編《未名不改舊時波——北京大學77/78級畢業四十周年校友回憶錄》，並發表北大五十年代校史研究文章多篇。
北大中文係
反右運動中的
楊晦先生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在全校各係中教授比較多的北大中文係，隻有一個副教授楊伯峻被劃為右派，其他老教授們均未落難，這其中固有時任校領導江隆基的遮風擋雨，也有時任中文係主任楊晦先生等係領導的苦心保護。
楊晦先生
中文係的費振剛先生曾對筆者說：中文係當時是保護老先生的，對於在鳴放中發了言的老先生，有人在反右之前就幫他們補救，比如王力先生，在《人民日報》6·8社論之前，有人讓他寫一篇比較正麵一些的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這樣他就沒事了。
相比於哲學係的一些積極分子，三番五次對馮友蘭先生釣魚，中文係沒有對哪一位老教授引蛇出洞，而且在反右的狂潮中，楊晦先生等係領導，還極力保護了一些老教授過關。
楊晦先生的研究生胡經之老師在《楊晦的北大歲月》中回憶說：反右初期，晦師和江隆基一樣，隻以為劃個把“右派”為今後起點警示作用，教育一下就行了。沒有料到，這反右的聲勢越來越大，開始衝擊到兩位教授了，一位是吳組緗，一位是王瑤。有人提出，要把這兩位劃為“右派”，晦師竭力反對。他為吳組緗辯護，說吳組緗為愛國將領馮玉祥當幕僚，那是愛國的表現，吳組緗還是進步作家，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在不斷進步，還在“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下，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王瑤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是愛國進步青年，早已參加共產黨，隻是抗戰初期，自動脫黨，鑽研古典去了，但他也一直跟黨走……
當時主管中文係政治的總支書記是延安來的一位老大姐，比較尊重晦師，還是聽了晦師的忠告。晦師常以北大化學係的著名教授傅鷹為例，他發表了不少批評共產黨的驚人之語，北大對他發動了猛烈抨擊。但毛澤東卻稱讚傅鷹，說他的批評是誠懇的、正確的。毛澤東的話救了傅鷹，（傅鷹）沒有劃成右派。晦師就緊緊抓住傅鷹這個標杆，為吳組緗、王瑤據理力爭，最後，隻把王瑤定性為“中右”，和傅鷹一樣。吳組緗則歸為“中左”，但不符合共產黨的條件，正在候補黨員期間，就不讓再轉正。所以，吳組緗沒有成為正式黨員。
晦師竭力保護住了這兩位教授，意義重大。在當時，晦師、吳組緗、王瑤是北大在文壇上最活躍的教授，晦師是《文學研究》《文學評論》的編委，吳組緗是《人民文學》編委，王瑤是《文藝報》編委，在文藝界頗有影響，若損失吳、王兩人，對北大中文係的影響就太大了。
胡經之老師提到的中文係時任總支書記、延安來的老大姐叫孫覺，胡經之老師說：當時中文係的老教授中，隻有楊晦先生是黨員，他在黨內有發言權，孫覺是老革命，但也是知識分子，為人厚道，對楊晦先生和老教授們很尊重，他們都極力保護老先生們，也試圖保護年輕教師避禍。
中文係嚴家炎老師在《五十七年前的一樁冤案——同人刊物《當代英雄》籌辦記》中記述了中文係的《當代英雄》事件：
1956年，仿佛是個沒有寒冬而隻有暖春的年份。正是這一年，由中宣部長陸定一倡議，中共中央經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同意在文藝與學術領域實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澤東4月28日在總結講話中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前就有的事：講學術，這種學術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毛澤東文集》第七卷，54—55頁）此事一經報道，給整個文藝界、學術界和廣大青年作者帶來巨大鼓舞……同年11月，中宣部還召開全國文學期刊編輯會議。周揚在作總結發言時，明確提出“同人刊物也可以辦”的主張。參加這次文學期刊編輯會議的人員可能不是很多，但會議的精神同樣也逐步傳開，令人振奮。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1957年5月前後，北京和南京兩地的青年文化人，才會不約而同地各自籌辦起同人刊物來。北京的同人刊物，就在北大中文係的部分青年教師、進修教師和高年級研究生中醞釀。邀集的成員共有八人，發起者是教師黨支部書記樂黛雲和進修教師、研究生黨支部書記劉群（《人民日報》來北大進修人員），其他六人分別為裴家麟、褚斌傑、金申熊（金開誠）、沈玉成、傅璿琮（均為青年教師）、譚令仰（四年級研究生）。他們在當時都是思想活躍、才識兼備的優秀青年骨幹。
在5月16日這天，他們舉行了第一次籌備會議，將自己的刊物正式命名為《當代英雄》（借用俄國作家萊蒙托夫一部長篇小說的名稱），同時還商討了經費和刊物前一兩期的稿源，初步落實了部分稿件的題目和作者，像譚令仰計劃寫一篇有關文藝的普及和提高而又頗具新意的理論文章，劉群打算寫部隊題材的一個副師級幹部腐化墮落的小說等等。會後，大家很熱心地分頭出動募集經費。樂黛雲、裴家麟負責去找王瑤教授募捐。
不料王先生得知後，當即嚴肅地告誡他們馬上停止，認為同人刊物的事“萬不可行”。（當時毛澤東已在5月15日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實施“引蛇出洞”的“陽謀”）於是，到5月20日八人第二次開會時，樂黛雲轉述了王瑤先生的勸告。經眾人商量討論，大家采納了王的意見，決定停止《當代英雄》的活動。
南京的同人刊物《探求者》是高曉聲、陳椿年、陸文夫、艾煊、葉至誠、方之等七人發起的。由於事前準備工作做得比較充分，他們決定在1957年6月6日就讓文學月刊社正式開張。《發刊詞》等均已寫好，“章程”和“啟事”也在準備中。他們主張文學要勇於破除條條框框，大膽幹預生活。然而，不等刊物出版，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竟已作出“《探求者》是反黨集團”的批示，致使此刊“胎死腹中”。八月上中旬，江蘇省文聯召開批判大會，批鬥《探求者》成員。七人中有三人被劃為“右派”。
那麽，北京的《當代英雄》自5月20日停止活動後，其成員能否就此平安度日，命運比《探求者》成員或可稍好呢？並非如此。實際情形恰好相反：《當代英雄》內部的八人，到1957年底、1958年初，全部被劃為“右派分子”，所占比例是百分之一百，較《探求者》更慘。
這裏有個最重要的背景：北京大學的核心領導在1957年10月被奉命更換。原黨委書記、1927年入黨的江隆基行事穩重，與校長馬寅初的關係也很和諧。但在高層主政者心目中，他卻被認為是“右傾”，因而被調往蘭州大學。接替者是粗獷潑辣、頗有大刀闊斧之風的鐵道部副部長陸平。他到任後，即大抓反右派鬥爭，深挖細查，要求不漏一個。對“同人刊物”這類帶點團體性的問題，尤其不肯放過。這就是《當代英雄》同人們自1957年11月起被嚴格審查，終於全劃成“右派”的原因。
嚴家炎老師說了一件自己經曆的事作為佐證：大概在1957年12月初的一天，中文係黨總支幹事蔡明輝來通知我，要我當晚八點到黨總支參加一個會議。我奉命去後，才知道這是討論同人刊物《當代英雄》的會議，由新任總支書記藍芸夫主持。據說這個會議此前已經舉行過一次，原任黨總支書記孫覺已講了她反對將劉群等劃為右派的意見，今晚是第二次討論了，要我這個對劉群有所了解的普通黨員也來說點意見。我於是將劉群在5月份非常辛苦地辦《浪淘沙》積極反右的情況作了客觀介紹，待總支委員們沒有新的問題發問時，我就先離開了會場。再過一星期左右，在《當代英雄》即將被宣布為“右派小集團”之前的半小時，孫覺和藍芸夫兩人又在文史樓的過道中發生大聲爭吵，而藍芸夫則顯然是受到新任校黨委所任命和支持的。
胡經之先生說，參加《當代英雄》籌辦的八位年輕教師和研究生之前一直受到楊晦先生和孫覺的保護，沒有劃為右派，但在新任校領導陸平調來之後，派新任總支書記藍芸夫到中文係抓反右，即使孫覺和楊晦先生極力反對，仍沒有能改變八位年輕人成為右派的命運。孫覺因此而被免職。楊晦先生內心受到重創，每當談起此事，總是不勝痛惜。
1957年鳴放中，中文係的學生活躍敏銳者眾多，由此在反右中受到重點整肅。愛才的楊晦先生對此無能為力，內心痛苦。中文係55級的學生黨支部書記陳丹晨對筆者回憶說，我們當年開會討論定右派的問題，大都是在楊晦先生家開的，我記得楊晦先生從沒說過一句話，他心裏是非常不讚同把學生打成右派的。
1980年，中文係學子、1957年打成右派、文革中殉難的林昭平反，是年12月11日，林昭追悼會在北京舉行，年逾八旬的楊晦先生出席了追悼會，表達了對這位含冤慘死的學生的悼念和哀痛。
林昭的難友、經曆了20年牢獄之災的中文係54級學生張元勳，在《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一文中說：1980年12月，在北京為林昭舉行了平反追悼大會之次日，我與林昭的妹妹彭令範女士到北京大學燕東園楊晦先生的寓所去拜望並辭行，這位八十一歲的的仁厚長者見到我們潸然淚下，他向我們說了兩件事：一、當年在討論逮捕我時，他是堅決反對的；二、當年在討論遊（國恩）先生建議林昭調入文學專業的時候，他是堅決同意的。——但皆適得其反。先生不無興歎地說：“我每當想起這些就覺得心裏難過。”稍停又說：“林昭是遊先生看重的學生，多少次遊先生的學術講演，都是即席發揮，沒寫講稿，事後都是根據林昭的記錄整理存文的，如果沒有後來的那場運動，林昭可能會成為遊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專業也無妨於此。”
在1957年的大環境下，楊晦先生也不可避免地參加了一些批判右派的活動。在晚年，他並不回避這樣的經曆，而且還真誠地反思。中文係54級學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劉紹棠在《憶楊晦先生》一文中回憶：1979年10月下旬，召開全國第四次文代會，我和楊先生都是北京代表團的代表。……報到那天，我急忙到楊先生的宿舍，拜望多年不見的老師。宿舍裏隻有楊先生一個人，坐在床沿上。我走上前去，行了禮，說：“先生，我是紹棠。”楊先生非常激動，握住我的手說：“1957年我在大會上批判你，很對不住你。”我的身心猛烈一震。在我的倫理道德觀念中，老師如同父母，即便我受了委屈，也不敢接受老師的道歉。
提到楊晦先生，眾所周知他是“五四”運動時火燒趙家樓的勇敢青年，而如果了解到他的後半生，在1957年以及一次次政治運動中的態度，我們會更清楚地看到這位“五四”老人是怎樣將“五四”的精神和風骨保持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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