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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字212的“文革”大事簡略回顧與反思反省        ----我所了解的西安裝甲兵工程學院和裝甲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情況                                     時 學員四隊學員   2011.11.    時過境遷，四十五年了，許多往事已經淡漠了，模糊了。我當時負責動態組，收集文革信息資料、分析文革動態，有的還記憶猶新，今參閱曆史資料，有的又重上心頭，簡略回顧與反思反省，可能不準、不清、有誤，僅供參閱，敬請指正。    提起西安裝甲兵工程學院（總字212）的“文革”，不能簡單地以“造反派”論，我覺得是否應分四個階段：正麵教育、造反、奪權、另一派複辟反奪權。不同時期不同派別人物登台演繹不同的曆史，各負不同的責任，各有各的罪責。    總字212“文革”特點：1 初期正麵教育，沒有激烈的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2 兩派爭鬥，輪流掌權，兩屆革命委員會，在全軍全國可能是獨一無二的；3 “造反派”狂熱，到處串聯衝闖，砸保密室，抄許光達黃誌勇等領導的家，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出動坦克等，極左的“群眾運動”；4 後期，“保守派”變“革命派”，批鬥迫害從裝甲兵司令許光達、學院牛明智政委到基層不同政見幹部、從對立派頭頭骨幹到異己分子，其鬥爭和“革命精神”遠超過造反派，真正的大批量的殘酷的批鬥、關牛棚、死亡自殺、清除異己，而且是由上而下的有組織的“運動群眾”。 一，黨委領導下正麵教育（1966.6—10.15）   總字212所處陝西省西安市的“文革”，開始於1966年5月底至6月初《十六條》後，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反工作組、批省委、批西北局、大串聯等熱火朝天，學院各級領導布置正麵教育、防止外部影響，我們群眾一頭霧水茫然。    8月25日，軍委裝甲兵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成立，政委黃誌勇擔任組長，裝甲兵工程學院也成立了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由牛明智擔任組長。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材料組由三電教研室教師陳振輝負責，工作人員有趙騰雲、李廣生、劉孝文、畢某、解厚銓、劉乃棟、周俊通等人。    從8月底開始，裝甲兵機關和所屬院校的“文革”全麵展開，在學院黨委和文革小組領導下，相對溫和，沒有地方那樣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反領導的激烈場麵，但也批反動學術權威、清理資產階級思想，揪了十幾個教授級學術權威，其中第一教研室坦克專家趙祖恂跳樓自殺；在大禮堂、辦公樓、教學樓等室內，張貼主要由教員寫的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大字報；學員則正麵教育為主，清理資產階級思想，也整了學生的材料，其中政治教研室羅傳炎整理的四隊學員某某的材料送到了裝甲兵黨委文革小組。學院領導幹部到基層“四同”，其中院長沙風到學員4隊指導。    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號召外地學校師生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串聯開始。不久解放軍總政治部也通知外地軍事院校學生到京參觀文革和國慶活動，9月下旬，我們工院學生在院領導組織下進京住長辛店坦克二校：1，到清華北大等地方院校參觀文革，要求三五人一組看大字報，盡量不要和地方學生串聯；2，操練隊列準備國慶活動，30日晚進入天安門廣場，10.1.國慶，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檢閱遊行隊伍，我們在人民英紀念碑前組花圖案，晚上觀看焰火晚會。    10月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接見軍事院校師生。陳毅、葉劍英講話,宣布軍委、總政緊急指示,在全軍軍以上機關及院校開展“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要求回各自學校搞“文革”，隨後仍在領導帶領下返回西安。 二，“紅衛兵”“造反有理”（1966.10.15—1967.1）    學院開始四大，進入無政府狀態。紅衛兵組織如雨後春筍，誰都可以成立戰鬥隊，有幾十人一個山頭的，也有一兩個人的，大家都在左臂戴上寫有自己戰鬥隊名稱的紅色的臂標。“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看誰不順眼就寫批判誰的大字報，願打倒誰就寫打倒誰，而且把名字倒寫，還要用紅筆打上叉；想批鬥誰就去揪鬥誰，上至院長，下到室領導學院隊幹部，幾乎都受到衝擊。越左才越革命，學員四隊指導員楊某嫌人家批判太輕，自己還寫批判打倒自己的大字報。不過這種混亂持續不久，10月15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指示，軍隊院校也可以到校外“大串連”，於是從10月下旬開始，人們像脫韁野馬，紛紛外出“大串連”，多數擠火車，也有組織“長征隊”徒步串聯，其中有一個“長征隊”，到12月底才徒步走到北京。     學院紅衛兵組織，到11月逐漸發展成所謂的“造反派”“紅色造反團”、“保守派” “東方紅戰鬥縱隊”兩大對立組織。12月以外出“大串連”歸來為主體的“四野戰鬥隊”成立，是觀點介於“紅色造反團”“東方紅造反縱隊”之間的第三大派。“紅色造反團”頭頭王樹，三隊學員，文革前全裝甲兵係統“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東方紅戰鬥縱隊”頭頭肖某，一隊學員，還有政治教研室教員羅傳炎等。     66.11.鬥爭目標轉向裝甲兵，11月上旬，“紅色造反團”首批40多人從窯村火車站乘車前往北京，裝甲兵文革辦公室負責接待，先被安置在鼓樓裝甲兵招待所，後來住在複興路裝甲兵司令部大院政治部大樓東遊藝室。     11月11日，毛主席第七次接見紅衛兵，乘車檢閱200餘萬革命群眾，我們裝甲兵係統在西郊機場，我們站在西郊機場附近馬路最前一排當護衛。下午毛主席乘敞篷吉普車檢閱到我們這裏，毛主席向紅衛兵群眾揮著右手，左手握著車橫欄杆，總政主任肖華、總參代總長楊成武站在毛主席身後左右邊，紅衛兵群眾揮舞著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我們前排的軍人手腕著手，後背抵擋著向前湧擠的人群，護衛著目送著毛主席揮著手站在車上，緩緩從我們2—3米前路上經過。.林彪、周恩來、中央文革等領導人的敞篷吉普車緊跟其後。因為我們站在最前一排，看得最清楚，難怪一隊學員劉榴回到學院講，連他老人家臉上的灰塵都看得很清楚，他後來因此話成了反革命。     11月13日下午16時許，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第一次接見十萬軍事院校師生大會，周恩來總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長陶鑄和中央軍委賀龍、陳毅、徐向前、葉劍英四位元帥及三軍首長出席，陳毅、賀龍、徐向前、葉劍英先後講話，鬧革命要講政策、講鬥爭方式。長春解放軍獸醫大學（後字247部隊）紅色造反團的李基才，寫了一張條子質疑“今天的大會林副主席批準了沒有？”。葉帥當眾宣讀，並講今天的大會周恩來總理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同誌都來了，是中央軍委討論和林副主席批準的。     約11月12日左右，“紅色造反團”在西安砸了學院保密室，查出了有整群眾的材料，消息傳到北京後，“紅色造反團”在京人員，約在11月14日左右晚上組織部分人砸了裝司政治部保密室，其中有羅傳炎整理的四隊學員某某的材料。     我院原哈軍工四係副主任、退休老紅軍安守田，文革開始後表示支持紅衛兵，被“紅色造反團”三隊學員請出並帶到北京參觀，這事被裝甲兵文革小組當成支持造反派打砸搶的黑軍師反映到中央軍委文革小組。 11月29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全軍文化革命小組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第二次接見軍事院校師生大會，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徐向前、葉劍英副主席以及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的領導接見了與會人員，這是一次糾偏的大會，陳毅、葉劍英先後講話，對於造反派衝擊軍隊領導機關、亂批亂鬥、搞亂軍隊、嚴重幹擾軍事機關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要求師生正確對待路線鬥爭，注意政策，防止過火行為，進一步穩定了軍隊。蕭華、劉誌堅主持會議，並且講了話。葉劍英元帥在講話中，還不指名點了安守田：“西安有個退休老紅軍，不在幹休所好好學習，出來造反，要當扒手野心家”。     11月30日裝司大院，對立派貼滿了批判造反團打砸搶和安守田扒手的大字報，同時在裝司大院及造反團駐地遊藝室前遊行示威。安守田被送回西安幹休所，文革後期被揪鬥。造反團受壓，在京人員大減，隻剩40多人在此頑抗。西安學院內，“東方紅造反縱隊”大肆批判聲討“紅色造反團”，也有些人宣布退出造反團。這時第三大派“四野戰鬥隊”成立了，他們以外出“大串連”歸來的人為主體，觀點介於“紅色造反團”“東方紅造反縱隊”之間。     12月24日，以軍事院校為主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批鬥羅瑞卿大將、郝治平（羅瑞卿的妻子，原總參謀長辦公室主任）、肖向榮中將（軍委副秘書長、軍委辦公廳主任）、梁必業中將（總政治部副主任）等人。212造反團不少人參加，造反團頭頭王樹、粱某主持了批鬥大會。 12月下旬一天晚上，裝司大院禮堂，裝甲兵領導召開大會，歡迎我們學院“長征隊”步行到北京，裝甲兵領導借機講政策批評造反團。     12月31日晚，在京西賓館大禮堂召開會議，葉劍英元帥作了對軍事院校“文革”支持不夠的檢討。會上212“紅色造反團”幾人舉標語上台，標語大意：葉副主席11.29講話引起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67年元旦，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帶領其在“哈軍工”上學的兒子到造反團駐地遊藝室，慰問造反團群眾，還說他兒子也參加了哈軍工的造反團。212造反團人們很感動，有人在許光達家的大門上貼了副對聯。上聯:小將造反有理；下聯:大將理應支持；橫批:…。     1967年1月7日晚，在軍事博物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全軍文化革命小組接見各軍事院校各派代表，江青、陳伯達等人批評上海第二軍醫大學、西安第四軍醫大學等單位的保守派，你們要再不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我們以後就不接見你們了。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們敲鑼打鼓遊行示威，歡慶勝利，“東方紅造反縱隊”等保守派隨即垮台解散。    1月8日晚上，裝甲兵係統造反派在司令部大禮堂，召開了“批判裝甲兵內以黃誌勇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批判黃誌勇的“三反”言行和生活作風等問題。參加會議的有裝甲兵所屬單位的造反派，即：裝甲兵學院、第一坦克學校、第二坦克學校、第四坦克學校、第五坦克學校、裝甲兵工程學院、裝甲兵科學技術研究院，以及裝甲兵司令部直屬機關等單位。出席會議的裝甲兵領導人有：司令員許光達大將，政委黃誌勇中將，及副司令員、各部門領導等。參加會議的還有陸海空軍院校的造反派代表。一個造反派的代表剛發完言，從主席台的兩側走出幾名我們工院造反團極左分子，拿出糊製的高帽子給黃誌勇戴上，許光達當即上前製止，氣憤地說，我是司令員，要戴高帽子，那就先給我戴上好了！許光達邊說邊搶高帽子。激動的情緒，無法抑製的憤怒，使許光達的心髒病突然發作倒了下去，全場嘩然。台上的人忙著搶救許光達，隨後被送到了解放軍總醫院。會場台上台下鬧鬧嚷嚷，禮堂外反對者往裏衝，發生推搡衝突，其中我院院務部一職工動手打了人，對方的人可不幹了，要揪打人凶手，造反團隻好將此人送到槐樹嶺裝甲兵科研院。給黃誌勇戴高帽子，並非事先安排，幾個極左分子，攪亂了會場，破壞了大會。     各地軍事院校師生又紛紛進京，再次衝擊中央軍委各級領導機關。1月中旬，我院大批人員從西安到北京，裝司大院內外都住滿了人。裝司政治部辦公樓也騰出來給裝甲兵係統進京造反派占用。 元月15日，從海軍司令部傳來爆炸性消息，賀龍、許光達、蘇振華等人搞所謂“二月兵變”，許光達是“二月兵變的總參謀長”（有的說是國防部長）。元月16日，裝甲兵機關一個造反派在裝甲兵司令部大院內貼出了一張從海軍司令部“紅聯總”那裏傳抄來的“二月兵變”大字報（海軍副政委李作鵬根據副統帥林彪的旨意安排寫出的）。元月16日下午，李作鵬在海軍機關對軍隊院校來京的紅衛兵代表及各總部群眾代表說：“賀龍要搞‘二月兵變’，許光達是總參謀長，還有王尚榮、廖漢生、黃新亭……”這些人聽見風聲以後，便行動起來了。當晚許光達被抄家，隨後被關押、審訊。也安排我們工院人員輪流看守許光達，其中就有我們四隊學員曹某，他卻為此付出了代價。16年後1983年準備提拔曹某時，說他看守過中央領導人國防部副部長許光達大將，外調查證，提拔告吹。     1967年1月5-6日，中央文革小組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組織王洪文、徐景賢等造反派奪取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領導權。毛澤東主席批準了上海市的奪權，1.11.中共中央賀電說“樹立了光輝的榜樣”，1月16日發表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公開號召造反派全麵奪權。“一月奪權風暴”很快席卷全國。在軍內，1.11.林彪“完全同意”關鋒起草的“徹底戳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當權的派”的報告，1.14.解放軍報社論《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指出，決不能借口軍隊的特殊而對軍隊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動搖，這就導致衝擊軍隊，揪“軍內一小撮”之風迅速蔓延。     約元月16日晚，從西安來京工院造反團管鬥批的頭頭王忠信組織砸裝甲兵政治部保密室，抄許光達的家（不知是否和許光達的生活秘書陳誌文領人抄家是同一次）。第二天，還抄了黃誌勇等裝甲兵領導的家。 下午，原裝甲兵政治部主任程世清在裝甲兵司令部大院新樓會議室，向裝甲兵係統的造反派介紹裝甲兵內的兩條路線鬥爭情況。期間工院造反團四隊譚某等往新樓各房門上貼條子“212造反團某戰鬥隊”。事後才被告知，他們占新樓是在監督裝甲兵黨委。這些行動嚴重幹擾了裝甲兵司令部領導機關的正常工作，造成領導機關半癱瘓狀態。    元月20日下午，212造反團串聯其他軍事院校的造反派組織，衝擊了解放軍報社。事件大致經過：19日晚，212造反團駐北京航空學院聯絡員回來報告，北航紅旗戰鬥隊和清華井岡山戰鬥隊，在中央文革授意下已經奪了人民日報社的權，我們軍隊造反派也應該去奪解放軍報社的權。20日一早，212造反團頭頭王樹召集總字152（炮兵技術學校）造反派等其他軍事院校的造反派組織頭頭商討去解放軍報社奪權，由於情況不請，議定王樹和152的隋振興等先去解放軍報社交涉，家中做好準備，其他人等王樹他們通知後再去。人們早早吃了午飯，十幾輛卡車停在裝司大禮堂邊待命。中午時分，駐後勤學院聯絡員洪某回來說，後勤係統的造反派也在準備去解放軍報社的奪權。人們等不急了，立即上車去到解放軍報社，車停在院外，列隊到解放軍報社樓前。其實我們212造反團先到，這時王樹他們正在樓東食堂和報社交涉。隨後其他院校的造反派也陸續到達，亂叫亂嚷，要送代表進報社大樓。這時，報社臨時在二樓陽台安上大喇叭，又趕印出傳單，同時廣播和撒傳單，說報社內部已經由革命派掌權，要求造反派退出報社大院，他們在報社大樓門口組成人牆阻擋造反派衝擊。這時212造反團頭頭王忠信又帶著幾卡車人直接開進報社大院，停到報社大樓門前，頭一輛卡車上裝有高音喇叭，由152的女廣播員不停地廣播造反派奪權公告和“造反有理”“砸碎舊世界”等語錄口號，火上澆油，煽動起狂熱的人群，有的爬上二樓陽台扯斷大喇叭線，有的攀爬外牆排水管等附著物登上樓頂，揮舞著造反派大旗，也有的翻過人牆衝進報社大樓。其實在那裏爬樓頂和衝報社大樓的狂熱分子還是少數，多數人在圍觀。天漸黑時，開進一輛黑色轎車，車頂裝有高音喇叭，邊開邊廣播：“我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總政治部副主任關鋒，我是關鋒，請你們停止行動，立刻退出解放軍報社，返回各自駐地，你們留下代表，我和你們代表商談”。關鋒反複廣播,人們這才作罷，紛紛撤離解放軍報社。212留下代表王樹、王忠信和四隊譚某。半夜，王忠信和譚某回來，臉色刷白，說人們撤走後，北京衛戍司令部來人逮捕了王樹和152的隋振興，關鋒還警告造反派，今後不許再去衝擊軍事領導機關，違者就是王樹的下場。關押了一段時間，2月份釋放了王樹和隋振興。    元月25日晚上，接通知，讓裝甲兵派人乘車去海澱區黃莊八一學校抓“聯動”，212造反團也派人參與。    元月27日晚上，接通知，讓裝甲兵組織人前往蘇聯駐華大使館遊行示威。抗議蘇聯當局毆打、驅逐中國留歐學生的罪行，212造反團也派人參與其中。     元月28日中央軍委發布八條命令，嚴禁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嚴令各到京和外出串聯人員一律立即返回各自單位就地鬧革命。裝甲兵係統到京人員開始連續撤離裝甲兵司令部大院，多數人在2月初回到西安，還有20來人作善後和營救王樹，3月初才全部撤離。 三，“奪權”、“第一屆革命委員會”（1967.2—1968.3）   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帶動下，67年二月初，我院造反團奪了裝甲兵工程學院的領導權，占領各級領導機關。    2月24日，裝甲兵工程學院造反組織召開了“徹底砸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倒鬥臭黨內走資派誓師大會”，學院以及政治部、訓練部、院務部的領導牛明智、沙風、李治洲、黃祖華、於丁、高增全、劉生民、宋全立、黃禮斌、黃紹奎等人出席會議。    1967年2月24日毛主席正式定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最新指示“革命委員會好”！ 3月7日人民日報介紹貴陽棉紡廠各派大聯合經驗，中央號召“建立領導幹部、中層幹部、群眾代表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1967年3月中旬“紅色造反團”和“四野戰鬥隊”大聯合，成立“紅色造反總團”，同時成立學院革命委員會，學院政委牛明智為院革委主任、副院長李治洲副主任，中層幹部院務部協理員王效友、政治部組織處長王錦章等為常委，後來又增補政治部主任高增全；“紅色造反總團”頭頭王樹、李振邦為副主任，並上報裝甲兵黨委、裝甲兵文革小組審批。3月18日，召開了裝甲兵工程學院革命委員會、紅色造反總團成立大會暨全院紅色造反者大聯合、向反動路線、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開火誓師大會。    3月下旬日，院革委、造反總團聯席會議，決定：1，成立對院長沙風、副政委於丁的專案組，由院革委常委、造反總團頭頭王忠信負責和抓鬥批改運動。後來大約在5月下旬，將關於沙風定為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材料，上報裝甲兵黨委、裝甲兵文革小組審批，但裝甲兵黨委、裝甲兵文革小組始終沒有批複此材料。2，組建“毛主席塑像”籌建組，毛主席塑像一要高大，高18米左右；二要獨特，采用廢舊坦克發動機鋁材鑄造，外表貼金，院革委主任牛明智掛帥，李治洲主抓，營建處主辦，工程大隊實習工廠參與，聘請設計師和外協製模鑄造。3，組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宣傳隊人員，有幹部教員學員戰士職工及六一小學學生等，政治部宣傳處文化幹事張鈞任編導，他們的演出水平較高，在西安地區反響很大，特別是反映四川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的階級壓迫、階級剝削以及人民反抗鬥爭的情景泥塑劇《收租院》，深受人們歡迎。     3月,接裝甲兵文革小組通知，我們學院派出指戰員，參與裝甲兵司令部組織的北京廣安門中醫學院、北京東高地中學的“支左軍訓隊”，又參與西安21軍和陝西省軍區組織的安康地區“三支兩軍”，參加者有教員、學員和工程大隊教練營的幹部戰士，四隊有陳某、李某參加。     3月，北京出現劉少奇前妻王前揭發劉少奇的大字報，裝甲兵文革小組通知我們學院：接上級指示，西安裝甲兵工程學院務必看住原學院副院長徐介藩和他的妻子張梅，尤其是張梅，不得離開西安，更不能到北京，不得接受紅衛兵采訪，不得寫大字報，決不能象王前那樣給林副統帥添亂。張梅是林彪在蘇聯時的前妻，此時徐介藩已離休，住在西安市內工院幹休所，徐介藩和張梅之間平時多用俄語交流。為此，院革委專門會議研究，決定加強對幹休所的警衛和監管，監視徐介藩和張梅的行蹤、對外電話及信件往來，也不許工院其他人員去找徐介藩和張梅，責成保衛處監督執行上級指示，定期匯報。    “二月逆流”，2月14-16日，老帥們“大鬧懷仁堂”，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中央黨政軍文碰頭會和稍前召開的軍委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革”中的錯誤做法表示強烈不滿，特別是對林彪、江青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了大義凜然的鬥爭。在北京京西賓館的軍委常委會上，許多老幹部抨擊文革中抄家、砸保密櫃等錯誤，還有人拍了桌子。2月18日毛主席召開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嚴厲地批評了這些老同誌，指責他們複辟翻案。於是反擊“二月逆流”開始，2月25日-3月18日，中央召開七次政治生活會，批判這些老同誌，還波及到餘秋裏穀牧等，中央黨、政、軍、文碰頭會從此中斷了，中央文革代替了政治局，軍委辦事組取代了軍委常委。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上講：“這個鬥爭勝敗，是決定中國向何處去，決定中國的命運，也決定影響整個人類的命運。” 當天下午，毛主席指示將講林彪的這個講話印成小冊子發給黨政軍民的基層。4月2日，北京街頭出現“打倒葉劍英”的大標語，中央戲劇學院等院校的造反組織成立“揪葉聯絡站”，廣州也有調查葉劍英叛徒問題的活動。     這些消息和反擊“二月逆流”動態，不斷傳到西安，傳到我們學院，揪帶槍的劉鄧路線、揪青海趙永夫式人物，揪“二月逆流黑後台”甚囂塵上。     由於我院地處西安市遠郊與臨潼縣交界，信息不太靈通，便在市區第四軍醫大學內建立“總字212駐西安聯絡處”，收集了解文革動態，介入西安地區文革，他們兩派對立，分為以“工總司”為主的“東派”和以“工聯”為主的“西派”。“東派”主要頭目有馬希聖、李世英等人，“西派”主要頭目有張培信、安文保、孫福林等人，我們支持的“西派”。      我院派人參加西安地區的文革活動有：2月18日在西安市召開約40萬人“新西安革命造反委員會總動員大會”，大會以後，乘車參加了在市內聲勢浩大的遊行。4月9日“西安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鄧大會”。4月17日“西安地區軍事院校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劉、鄧反革命罪行大會”，參加會議的有第四軍醫大學（後字244部隊）、炮兵技術學院（總字152部隊）、工程兵工程學院（總字342部隊）、裝甲兵工程學院（總字212部隊）、空軍工程學院（空字002部隊）、空軍西安通訊學校（空字773部隊）的造反派組織，以及西安地區的“工聯”、“統指”、“紅造司”等地方造反派組織。會議提出：“打倒軍內的劉、鄧代表人物！”、“斬斷劉、鄧在軍內的黑手！”、“打倒拿槍的劉、鄧！”等口號。會後，舉行了遊行。4月28日“西安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打倒劉、鄧，鬥爭三反分子劉瀾濤大會”。批鬥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陝西省委第二書記趙守一、省長李啟明等人，會後示威遊行。     4月中旬，造反總團頭頭王樹，秘密安排幾人前去廣州等地參與調查葉劍英所謂叛徒問題的活動，6月21日，根據1934年香港《工商日報》的兩則報道，整理成《葉劍英投敵經過》的材料，報送林彪、陳伯達、江青等人，轉呈毛主席。6月29日，毛主席對這份材料批示：“所舉港報消息兩則，純是造謠。”毛澤東主席保葉劍英的態度，使得批鬥葉帥的造反組織隻好偃旗息鼓。     4月中旬院革委和造反總團決定派出20多人的駐北京小分隊，主要任務：1，向裝甲兵黨委、裝甲兵文革小組匯報院革委成立情況，爭取早日批準。2，廣泛收集了解中央和北京地區文革動態，特別是反擊“二月逆流”動向。小分隊到京後，分散住在裝司大院、軍事測繪學院、解放軍藝術學院。除向裝甲兵文革小組匯報外，人們還走訪了三座門軍委文革小組接待站、中央戲劇學院、軍事測繪學院、解放軍藝術學院等院校的造反組織的接待站，情況並不像西安散布的那樣，中央各部門、軍委各軍兵種大院的文革運動正常，秩序井然，外部沒有揪帶槍的劉鄧的場麵。軍委文革小組李曼村等領導接見了我們，明確指出：現在已經改組了軍委文革小組，毛主席點將由總政治部主任肖華任組長。所謂“二月逆流”，中央已經開會解決了，造反派們不要到處去揪帶槍的劉鄧，你們各自搞好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小分隊在京活動了十來天，幾次碰頭，所收集了解的情況及時電話告知了西安。最後決定大部分人離京返校，留7人在京，與裝甲兵領導聯係和收集動態，隻5人常住裝司大院11號樓招待所，另兩人住自己家中。      5月1日，四隊學員楊某獨自在河南鄭州，參加“二·七公社”絕食行動被打，消息傳到西安，我院造反總團立即派出十幾人去鄭州營救楊某，結果去救人的也參與衝突，又有幾人挨打。北京小分隊給西安去電話意見是，鄭州比西安還亂，武鬥嚴重，不要再派人去了。但造反總團總部不聽，再次派出幾十人去到鄭州、開封等地支持“二·七公社”。“二·七公社”是弱勢派，對立派說你們是軍人，手下留情，有的讓人家追得到處跑，6月底陸續回校，算有傷無亡。     5月上旬，裝甲兵黨委、裝甲兵文革小組批準了裝甲兵工程學院革命委員會，5月13日學院召開慶祝大會，西安“工聯”、西安“工交捍衛軍”、河南“二·七公社”六一戰團、蘭州軍區8150部隊、新西藏民族學院農奴戟紅衛兵、西安市小教革聯、北京紅代會、陝西省大聯合協商會、西安市紅衛兵文工團革命造反派、西安“工聯”92號信箱（即四機部管轄的二十研究所）、文藝兵團陝西京劇院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公社、西安音樂學院（臨）、西安美術學院（籌）、紅冶院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等來我們學院慰問演出。     6月，裝甲兵黨委、裝甲兵文革小組批準了裝甲兵學院革命委員會，在大同也召開了裝甲兵學院革命委員會成立慶祝大會，裝甲兵係統造反派組織也派代表參加，他們還邀請了國家體委乒乓球隊在大會上表演助興。     裝甲兵政委黃誌勇，是從工程兵部調來的，仍住工程兵部大院，跟林彪一樣，身體虛弱，經常稱病在家。5月上旬某天上午，裝甲兵係統幾個造反派組織人員，在裝司大院正去裝甲兵文革小組的路上，碰巧看見黃誌勇來裝司大院上班，人們立刻跑了過去，在辦公樓前，圍住了黃誌勇，要求他接見，聽取匯報，他態度生硬，說：你們有事向裝甲兵文革小組匯報。人們人多嘴雜，亂轟轟的，裝甲兵文革小組的領導聞訊趕來解圍，勸說人們離開，黃誌勇則乘車走了。此事被稱為圍攻黃誌勇不讓其工作的事件，黃誌勇以此借口養病，不到裝司了。     5月中旬，在裝司大院，成立有裝甲兵係統幾個造反派組織參加的“批鬥許光達大會籌備處”，並於6月中旬，在裝司大禮堂，召開了“批鬥許光達、張文周大會”，以在京的裝司大院、二坦校、裝科院的造反派為主，大會由二坦校造反派主持，裝甲兵學院、裝甲兵工程學院、一坦校造、四坦校、五坦校造反派的駐京代表也參加和發言了。   “五.一三事件”，67年5月13日，為慶祝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當時還不得勢的吳法憲等支持的總參、總後、海軍、空軍、二炮等造反派，在北京展覽館文藝演出，而總政主任肖華、總參代總長楊成武支持的造反派，不讓其演出，衝擊了北京展覽館的演出會場。林彪聞訊後派葉群出麵處理，他們重新組織演出。6月初，林彪、葉群、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等去觀看了演出。至此，軍內文革兩大陣營公開化，演出派打出“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旗號，另一派則冠予“三軍衝派”。以人劃線，不管你參沒參加演出和衝擊，凡林彪、葉群的死黨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等支持的造反派都搖身一變，統統叫“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其對立派都劃到肖華、楊成武支持的“三軍衝派”。     5.13當時裝甲兵係統和裝司大院的造反派，對林彪死黨裝甲兵政委黃誌勇，隻有反對的，而還沒有支持的。6月中旬，邱會作在接見第四軍醫大學造反派時，讓他們給裝甲兵係統的造反派帶口信：“葉群講了，裝甲兵政委黃誌勇是林副統帥信得過的人，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裝甲兵係統的造反派不要再揪黃誌勇了，要支持黃誌勇回裝甲兵主持工作。”     裝甲兵係統和裝司大院的造反派，紛紛貼出大標語和發表聲明：“歡迎黃誌勇政委回裝甲兵。”“支持黃誌勇同誌主持裝甲兵黨委工作”。但為時已晚，已為黃誌勇所不容。黃誌勇回到裝司大院後，立即著手複辟原已解散了的組織，組建聽命於自己的“無革派”，6月下旬首先在裝司大院扶植成立“裝甲兵無產階級革命派”，再通過裝司大院的“無革派”，接著去複辟組建裝甲兵係統其他單位的“無革派”。1967年10月下旬在黃誌勇和裝司大院“無革派”扶植下，我院1月份垮台的“東方紅縱隊”才複辟為“紅衛東”，進到“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序列。而我院“紅色造反總團”遠在西安，當時正歡慶院革委正式成立，沒有人去衝擊在北京的演出，因為是黃誌勇不支持的對立派，也歸為“三軍衝派”。三軍領導中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黃誌勇等節節勝利高升，而肖華、楊成武、餘立金等開始走下坡路。     6月14日，邱會作在總後碰頭會上決定成立“批鬥總政領導幹部小組”，由“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直接插手參與和扶植總政、總參係統的“無革派”，煽動“砸爛總政閻王殿”。67年8月肖華在京西賓館被隔離，作檢查。 10月對總政實行“軍管”。（據後來資料統計，總政機關及直屬單位幹部767人被立案審查，大批領導和幹部被趕出總政）。     從“五.一三事件”林彪觀看三軍演出，到6月中旬邱會作成立“批鬥總政領導幹部小組” “砸爛總政閻王殿”，從黃誌勇回裝司，到組建“裝甲兵無產階級革命派”，軍內文革形勢驟變。我們走訪了總政、總參係統的一些單位，批判“三軍衝派”的廣播、大字報鋪天蓋地，“三軍無革派”鑼鼓喧天，趾高氣揚，“三軍衝派”分崩離析，情緒低落。特別是解放軍藝術學院造反派的小孩子們，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捧紅寶書，傷心落淚，他（她）們在問：難道我們真的錯了，這是為什麽，我們怎麽辦呀，您老人家怎麽不出來再講一句話，那可是一句頂一萬句啊！     人們疑惑了、困惑了。文化大革命一年來，人們一直認為，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經過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派的鬥爭，毛主席有絕對權威，一直是毛主席統帥下的三架戰車推動，一是毛主席夫人江青“旗手”執掌的中央文革和中央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他們代表毛主席，傳達的是毛主席的聲音、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二是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副統帥和夫人葉群的“中央軍委辦事組”，他們是“支柱”；三是毛主席的“助手”周恩來總理，協助毛主席處理日常事務，調停事端。平常接見群眾代表、出席大會，周總理和江青、中央文革、軍委辦事組領導們都在一起，更大場麵林彪副統帥出席，最高規格毛主席親自出麵，但都帶著他們，肖華、楊成武則站在毛主席身邊，左右護衛，是毛主席的左膀右臂，這些人都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核心，是毛主席最忠誠、最可靠、最信任的人。其他領導，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國務院領導和各省部級領導，都是文革前任命的，讓誰出席、讓誰主持工作、保護誰、批鬥誰、打倒誰，都是一句話，點誰是誰。但近期似乎不太協調，當權的走資派、反黨集團：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賀龍、許光達、王尚榮、成鈞、蘇振華、廖漢生、黃新亭等；彭德懷、黃克城、譚政、張文天等都已揪出打倒。文革目標達到了嗎？何時結束？現在還揪誰，“二月逆流”？“帶槍的劉鄧”？一會讓反，一會叫停，這回“砸爛總政閻王殿”？難道毛主席的左膀右臂肖華、楊成武也不可靠？不是要大聯合嗎，為什麽隻立一派，壓垮另一派？不都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怎麽一派才是革命的，另一派卻成了反革命？大方向不是批鬥走資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嗎，怎麽又成了紅衛兵群眾組織間互鬥？  還有一些近期發生的事情：講中國向何處去、講有可能還要重上井岡山、江青重提國共合作時紅軍戰士不願戴國軍帽、講文革還有第二次第三次、文攻武衛、林彪觀看三軍演出的連鎖反應、非壓垮“衝派”不可？當時絕大多數天真、盲從、熱血沸騰地“誓死捍衛”“緊跟”的年輕的人們，根本沒有也不敢懷疑毛主席文革有什麽失誤，林彪有什麽問題，中央文革有什麽不好，隻是疑惑，茫然，不知所措，開始思考，開始討論，這是為什麽？我們該怎麽辦？67年6月28日，裝甲兵工程學院造反總團紅三團（學員三隊）刻印出傳單：“16個為什麽？”。  “16個為什麽？”歸納匯總了這些問題，本意是要人們正確理解，“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但由於電話語音不清口誤，將第16個問題“林副主席為什麽要觀看三軍演出，究竟支持的是誰？”，記錄成究竟“指使者”是誰？這下問題鬧大了，“16個為什麽”日後被“紅衛東”定為“反革命傳單”，當作反毛主席、反林彪、反中央文革、反革命的“大毒草”重點批判，所涉及到的人也都打成了反革命。     6月底，中央軍委發出通令，要求在京在外地人員一律返回本單位搞鬥批改，裝甲兵係統各造反派駐京人員在7月初都撤離裝司大院，我院駐京小分隊7人也回到西安學院。其他在河南等地的人員也陸續返校。     對許光達批鬥的升級，以前是造反派自發無序的亂揭亂批，現在是黃誌勇按照林彪抓賀龍“二月兵變”集團，迫害賀龍及其舊部許光達、成鈞、王尚榮、蘇振華、廖漢生等人的“賀龍專案組”的統一部署，誣陷許光達是“二月兵變的總參謀長”，所以對許光達的迫害，首當其衝，重中之重。67年5月11日，黃誌勇主持的裝甲兵黨委將許光達、張文舟作為重點批鬥對象，報送全軍文革。6月25日，黃誌勇提出對許光達、張文舟二人派崗哨加以控製。7月5日，由黃誌勇主持正式成立“許光達、張文舟專案組”，8月14日將許光達、張文舟正式關押。抽調都曼令、黨誌璧等精兵強將和打手，對許光達進行車輪滾動式的審訊，慘無人道的刑訊拷打，飽受身心虐待。據傳專案組對他先後進行了411次的殘酷審訊批鬥，逼著他寫出128份交代材料。一代建國功臣許光達大將，於1969年6月3日晚上，迫害致死，“非正常死亡”。     67年7月學院一隊學員畢業還未離校的，除幾個留校任教的以外，其餘全部分配離校。     1967年7月或8月，一次批判沙風大會結束時，主持人總團頭頭王忠信宣布，對沙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讓沙風到學員四隊食堂喂豬，吃住在學員四隊，隨後又讓於丁到學員五隊。四隊有幾個學員曾經參加過沙風專案組，到全國各地調查過沙風的曆史，他們講，沙風是裝甲兵係統赫赫有名的戰將“三風”沙風、何風、肖風之一，曆史光榮，戰功卓著，再怎麽上綱，也構不成走資派，頂多說是有些資產階級教育路線，也不夠專政條件。為此，四隊好幾個學員跑去質問院革委和總團，牛明智和王樹都說，院革委和總團事先並沒有研究決定對沙風專政和讓他到四隊食堂喂豬，而是主持大會的王忠信自作主張，個人決定的。不久，撤銷了對沙風的專政。沙風在學員四隊期間，沒有受到非難，大家都把他當院領導看待，有的還幫他一起喂豬。     1967年8月，在學院辦公樓前新建的東方紅廣場，一尊高聳的毛澤東揮手致意、金碧輝煌的鍍金塑像落成，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儀式。    “7．20事件”，7月20日，武漢爆發了廣大軍民反對“中央代表團”謝富治、王力等人的“7．20事件”，為林彪、江青一夥搞“揪軍內一小撮”提供了口實。7月22日江青接見河南省群眾組織講話時提出要“文攻武衛”的口號。毛主席也提出要“武裝左派”。7月23日中央文革向全國發出緊急通知，要各地搞三軍聯合行動（即武裝遊行）來聲討“七.二0事件”。 7月25日林彪出席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歡迎謝富治、王力等人勝利歸來的大會。8月1日《紅旗》雜誌社論：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轉向軍隊，“揪軍內一小撮”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階段、第三個戰役。8月12日，毛主席出來刹車，毛主席指出，8月1日《紅旗》雜誌社論是“大毒草”，是“毀我長城”，提出“還我長城”。8月底，王力、關鋒被罷免，“揪軍內一小撮”被阻止，但全國“文攻武衛”卻不斷升級。     7月25日西安全城出動，舉行了聲討“七.二0事件”的聲勢浩大的軍民大遊行示威，我院去的人很多，乘有十幾輛卡車。     8月-9月初，西安市各派相繼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我院三隊學員粱某等人被派去參加了“西派”造反組織的“文攻武衛指揮部”。     9月1日至9月2日，以“工總司”為主的“東派”和以“工聯”為主的“西派”兩大造反組織先後在西安胡家廟地區、未央路地區進行大規模武鬥，雙方動用了大量汽車、消防車等交通運輸工具及步槍、機槍等作戰武器和電台。9月3日，西安市兩派造反組織分別搶了8073部隊4個連隊、郊區武裝部和郊區公安分局軍管會的槍支彈藥。武鬥不斷升級蔓延，武鬥氣氛越來越緊張。    “出動坦克事件”，9月4-5日“西派”的“文攻武衛指揮部”要求我們學院武力支援，說“西派”形勢十分險惡，即將被“東派”攻垮，一旦被攻破，將有數十萬人生靈塗炭，隻有我們學院的坦克才能阻擋進攻，威懾對方，十分危言聳聽。我們學院圍繞著去不去救援、要不要出動坦克，展開較長時間激烈的辯論和爭吵。力主出兵者情緒激動，說“西派”危在旦夕，不但要出兵，而且要快出多出，還說21軍正規軍不便直接出兵，也希望我們以群眾組織名義出動重武器，才能保護群眾阻止武鬥。開始牛明智和高增全等領導幹部不同意出兵，但架不住傳到耳邊的嚴峻態勢和慷慨激昂情緒的渲染，隻好同意出兵，但牛明智和高增全堅持坦克由他們兩人親自帶領指揮把握局勢，出動坦克隻是示威造聲勢，威懾對方，保護我方，決不參加攻擊對方的武鬥，而且快去快回。於是在9月5日或是9月7日，由兩輛卡車的武裝人員和7輛（或4輛）59式坦克組成的武裝軍車隊，在牛明智和高增全率領下，浩浩蕩蕩、轟轟隆隆沿公路開進西安城，沿途並未遇到任何抵抗，行進途中，在韓森寨地區被自家人“工聯”某廠巡邏人員鳴槍誤傷死亡教官一人。車隊當晚停駐在一學校（可能是西安體育學院），一夜冷靜之後，既怕激怒對方，又怕再生變故，再出傷亡，牛、高二領導追悔莫及，決定立即撤兵回校，來去在西安城中武裝遊行示威了一遭，回校後當即作檢討，聲稱有人謊報軍情。此事一時轟動全國，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    為防備“東派”報複，我們學院晝夜武裝巡邏，造反總團將教學大樓大門和一樓窗戶用磚堵上，裏麵貯存一些食品以及武器。所幸“東派”沒有人來，不久解除預警，恢複平靜。     9月或10月學院二隊學員畢業分配，除幾個留校任教的以外，其餘全部離校。     67年10月中旬，裝司大院“無革派”把工院政治部幹部處幹事侯心幟叫到裝司，謀劃成立“紅衛東”，商討“東方紅造反縱隊”複辟，重新取名“紅衛東”。侯心幟是67年1月垮台的“東方紅造反縱隊”的頭頭。黃誌勇也通過某些渠道給工院副院長黃祖華作工作，交底。10月下旬，侯心幟回到西安學院後立即發布公告，宣布“紅衛東”成立，自稱是“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一員，宗旨是支持黃誌勇，打倒許光達，批倒批垮“紅色造反總團”，重建革命委員會，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掌權”。黃祖華立即公開聲明支持“紅衛東”，副政委於丁等一大批領導幹部，見勢也紛紛聲明支持“紅衛東”。    “紅衛東”總部設在學院東南角招待所，“紅衛東”隊伍迅速壯大，很多原“東縱”戰士歸隊，有的是“東縱”垮後參加“紅總團”的，有的是沒有參加過組織如今看清了方向的，還有響應“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號召，退出“紅總團”而重新站隊的，還有從“紅總團”“反戈一擊”的。     院革委常委、“紅總團”負責鬥批改的頭頭王忠信，在“紅衛東”成立不久，便“反戈一擊”，帶頭寫文章揭發批判紅總團。對此，四隊一些人非常氣憤，砸保密室、抄家是你指揮的，鬥沙風是你主持的，專政也是你宣布的，造反團一些重大事件也是你一手組織的，怎麽你倒脫幹淨批判起別人來了，要找王忠信算賬。王忠信聞訊逃盾，被“紅衛東”保護起來了。在他的帶動下，不少“紅總團”戰士也紛紛站出來揭發批判，“再立新功“。 “紅衛東”在大煙筒頂上安裝多個高音大喇叭，義憤填膺、慷慨激昂的批判聲音蓋住了“紅總團”的低矮的喇叭，聲討批判“紅總團”的大字報遍布全院。      11月下旬院革委宣布“複課鬧革命”，半天搞運動，半天上課。我們四隊一區隊是坦克使用專業，在坦克教研室，上坦克結構，拆卸和組裝坦克發動機，在三電教研室，聽了坦克火炮穩定器陀螺定位原理等課程。也組織了幾次批判彭德懷、羅瑞卿、許光達等人的大會。      1967年12月或68年1月學院三隊學員畢業分配，除幾個留校任教的以外，其餘全部離校，“紅總團”頭頭王樹也分配到部隊。一、二、三隊學員相繼畢業離校，運動的主力軍學生人數大減，這更傷了“紅總團”的元氣。 王樹走後，鑒於“紅衛東” 批判總團頭頭們抬不起頭，紅總團組成新的主持工作班子，營建處孫某為總負責人，原紅總團頭頭退居二線。     68年3月中央軍委辦事組召集全軍各軍事院校各派領導幹部、各派頭頭骨幹，到北京集中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我們學院“紅衛東”、 “紅總團”各去了三十來人，這個學習班完全是針對衝派的，是以軍隊最高領導機關直接組織的，由“三軍無革派”給還沒有垮台的“三軍衝派”辦的，集中造成一種強大的攻勢、一種震懾力量來清洗頑固的頭腦，拿著尚方寶劍，威逼頑固分子，促使其垮台。    68年3月下旬“楊、餘、付事件”，林彪、吳法憲和江青、謝富治聯手，製造事端誣陷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勾結空軍政委於立金要篡奪空軍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誣陷楊成武勾結北京衛戍區司令付崇碧，要打倒公安部長謝富治，誣陷楊成武命令付崇碧攜帶武器軍車衝擊中央文革，打擊江青。3月22--24日分別逮捕餘立金、隔離付崇碧和楊成武，24日晚，林彪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軍隊駐京團以上幹部、外地來京參加學習班的幹部大會上宣布楊、餘、付的罪狀，宣布中央在毛主席那裏由毛主席親自主持連開四次會，決定逮捕法辦餘立金、撤銷楊成武、付崇碧職務，由黃永勝接任總參謀長，溫玉成接任北京衛戍區司令。25日淩晨，毛主席到人民大會堂接見全體到會人員，確認了對“楊、餘、付事件”的處理。27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十萬軍民，召開“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麵勝利誓師大會”。     至此，所謂“三軍衝派”的“黑後台”們徹底垮台，“三軍衝派” 徹底完蛋，“三軍無革派”取得全麵勝利。1968年 3月25日，裝甲兵工程學院“紅總團”在京參加學習班人員，宣布解散“紅總團”，解散院革委會。     消息傳到西安，一部分“紅總團”戰士接受不了這一現實，聚集到學院東方紅廣場毛主席塑像前，沉思、流淚、哭泣。而“紅衛東”敲鑼打鼓，遊行示威，喇叭聲聲，歡慶勝利。這就激怒了部分不甘心的人，3月底，以四隊魏某、洪某等拉起“井岡山戰鬥隊”繼續和“紅衛東”對著幹，比對高音喇叭，這20多個“跳梁小醜”“負隅頑抗”了十幾天，就偃旗息鼓了。 四，“批鬥”、“第二屆革命委員會”（1968.4—1969.）    1968年4月下旬，裝甲兵工程學院重新成立新一屆學院革命委員會，黃祖華和“紅衛東”掌權，黃祖華為主任，於丁副主任，“紅衛東”頭頭羅傳炎、侯心幟等群眾代表進入，羅傳炎副主任。     “宜將剩勇追窮寇”“痛打落水狗”。 從5月起，複課鬧革命，半天上課，半天大批判。紅衛東的大字報、廣播繼續批判紅總團，以“清理階級隊伍”名義對紅總團頭頭骨幹和支持紅總團的領導幹部，展開係統、深入、殘酷的批鬥和清理、清除。     第一戰役，5月—6月，思想清理。從5月中旬起，各級舉辦學習班，院部集中牛明智、李治洲、王效友、王錦章等前院革委幹部和紅總團頭頭及骨幹等30多人，以下各部門集中所屬類似人。在院部學習班中，由淺入深、由表及裏、由下而上、由群眾到領導。學習毛著→→學習文革文件→→結合紅總團實際，談感想鬥私批修→→批判紅總團極左思潮→→揭發壞人壞事→→追根求源→→查找責任。最後集中到牛明智、李治洲。開始，牛明智、李治洲帶頭批判紅總團，說自己看錯了人，被欺騙，想洗脫自己。但紅衛東不依，最後，羅傳炎指著紅總團的人，對牛明智、李治洲說：他們是年輕人，不懂事，你們是幾十年老幹部，你們也不懂事？他們是小毛孩子，他們有多大膽量，敢做多大的事，你們不同，你們有權，你們敢當主任，你們能調動軍隊，你們敢指揮坦克武鬥。他們是小學員，他們有多大野心，你們嫌權小，看到裝甲兵的權大，想當裝甲兵政委。牛明智不服，站在毛主席像前，十分激動，高呼毛主席萬歲，握右拳舉過頭頂，大聲說了些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話，以示抗爭。此時，人們才逐漸明白，經過半年來批判群眾組織紅總團，紅衛東的鬥爭重點已經深入到幹部，紅衛東的真正目標是牛明智、李治洲。按照林彪、葉群、黃誌勇的戰略部署，清除裝甲兵內從許光達到牛明智這樣一批掌權的老幹部，掃清他們篡黨奪權的障礙，通過“砸爛總政閻王殿”、 “楊、餘、付事件”等，總政、總參、空軍等已經清除了，我們這裏是最後頑軍了。現在公開點名，對牛明智、李治洲的打擊才剛開頭。      第二戰役，6月，立案審查、隔離。紅衛東陸續對學院和各級的前革委、紅總團頭頭及骨幹立案審查，寫交代罪行材料，有的開始小範圍的批鬥會。徐介藩、安守田等也請回學院內審查。      第三戰役，7月—8月，批鬥、關牛棚，1968年7月15日在學院大禮堂隆重召開“徹底批判極左思潮，掀起深挖階級敵人新高潮誓師大會”，會場中標語口號一片打倒之聲，殺氣騰騰，羅傳炎一人作長篇連貫的批判發言，以牛明智、李治洲為主線展開，指出裝甲兵工程學院前段時間，在牛明智、李治洲的操縱下，推行了一條極左的打砸搶的反革命路線，他們請出老修正主義分子，老反革命分子，網絡了一批極左的反革命分子充當打手，製造反革命事件，進行了反革命奪權，他們才是追隨劉少奇、彭德懷、賀龍、許光達篡黨奪權的陰謀家、野心家。羅傳炎發言過程進行中，先是讓牛明智、李治洲站在發言的桌子前麵，接著按羅傳炎說到牛明智的那方麵問題，涉及到的人，點名到誰，就把那人揪上台。當場揪鬥了二三十人，站成四排，牛明智、李治洲最後排，前麵是幹部，再前是紅總團壞頭頭，最前排是骨幹分子。每人脖子上都掛著打叉的某某分子的“黑牌子”，低頭彎腰。最前兩排的人，則是坐“噴氣式飛機”，由兩位壯漢左右架著胳臂，摁著頭。羅傳炎批判中，把牛明智定為紅總團的黑後台、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野心家、反黨分子，李治洲是大土匪、高崗集團反黨分子，徐介藩是叛徒、蘇修特務、三反分子，安守田是扒手、野心家、反革命分子，其他人則冠予壞頭頭、壞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等等。牛明智不肯低頭，多次被人強行摁下。     此後，學院和各部門大小批鬥會不斷，批判廣播和大字報鋪天蓋地，連馬路上都寫滿了打倒某某某，某某某必須老實交代，還寫有把王樹等已離校的壞頭頭揪回來清算批判的大標語。紅衛東也派人到有關軍區去揪王樹他們，但經請示，人家自己立案審查，隻要求紅衛東提供揭發材料，沒能揪回來。各種批判會、廣播、大字報統一同步進行，以牛明智為主線，分專題、分專人逐一批判，何時側重點批鬥誰時，批判會、廣播、大字報相對集中到誰身上，所謂“揭深、批透、搞臭”。     誓師大會後，牛明智失去了人身自由，暫時被關押在自己“將軍樓”，晝夜有人輪流看守，被迫寫交代材料，隨時提審，牛明智牛脾氣倔強，總是不肯低頭，為此沒少挨打。有一次提審後，回來說腰被打傷，癱倒在床上，看守人員說他裝病抗拒，把他從床上拽起來，強行摁到椅子上，強迫他寫他材料。有一次連著幾天幾夜，提審加逼迫寫交代，不讓睡覺，企圖促使他神經錯亂思想崩潰，但牛明智都挺了過來，高聲抗議。他和家人雖然在同一樓上，但不許接觸、不許說話。由他的小女兒端水送飯，當牛明智被提審走時回來時、上廁所時、女兒端水送飯開門時，他的老伴才能在旁邊偷看幾眼。    7月底，在一學員宿舍樓一樓，建院級“牛棚”，占了整個一層，窗戶加鐵欄杆，武裝人員看守，牢房規格。牛明智、李治洲、徐介藩、安守田、劉生民等領導幹部和紅總團壞頭頭骨幹分子40-50人先後被關進該牛棚，牛明智、李治洲、徐介藩享受單間，其他則雙人間或三人間，還有專門審訊室。以下各部門也建了自己的牛棚，關押本單位的“壞人”。在被清理的人群中，分五類：一類院級牛棚人、二類單位級牛棚人、三類立案審查批判，但不進牛棚、四類隻寫檢查，不上批判會、五類在班組會上和向組織上如實交代，鬥私批修的人。鼓勵揭發別人，立功贖罪，爭取從寬處理。交代徹底、認識清楚、勇於揭發者，可以降級，不老實的就要升級。院裏經常廣播著某某某悔過自新聲明，牆上經常更換著某某某認罪或揭發的大字報。隨作批判和清理的不斷深入，雖然降級的不少，但升級的人卻越來越多，今天是革命的，還在聲嘶力竭的批判別人，明天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反革命。     四隊有學員115人，除去紅衛東戰士30—40人、10多個自由逍遙派，一類進院牛棚4人，二類進隊牛棚8人，三類約5-6人，四類約7-8多人。四隊學員魏某本是一般人，並非積極分子，但有一天說錯了幾句話，做錯了一件事，馬上被揪出批鬥，關進了牛棚。將近半數的造反派受到不同程度的審查。     1968年8月學院四隊學員畢業分配，其中擔任紅衛東頭頭的1人留校；12位一、二類牛人，不讓畢業，繼續關在牛棚接受批鬥，其餘102人畢業，分別分配到部隊，北京軍區  人、沈陽軍區  人、濟南軍區  人、南京軍區 人、武漢軍區  人、廣州軍區  人、新疆軍區2人。後來仍在部隊中建功的，有少將2人，大校級6人，團級  人，轉業到地方縣處級以上20來人，創業有成者有10來人。     第四戰役，9月—10月，深挖階級敵人。學院內彌漫恐怖氣氛，人人自危。跳樓、畏罪自殺接二連三。聽到廣播裏不時批判著某某某自決於黨和人民，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看見馬路上寫著打了叉的某某某罪有應得死有餘辜！便曉得某某某已經死亡超脫了。院務部職工20多歲史某某，在開會時心不在焉，拿著東西在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本上亂劃，也不知怎麽劃傷了毛主席像，馬上被當成反革命抓起來批鬥，一天史某趁看守人不備，拿起一把快尖刀末了脖子，血流遍地，當場氣絕身亡。很快，就見於紅衛東的廣播批判和標語打倒，同時“嚴正警告那些反革命分子，隻有老實交待低頭認罪，爭取寬大處理，才是唯一出路，頑固不化，與黨和人民對抗到底，隻有死路一條，遺臭萬年！”五隊學員，一入學就去藍田農村搞“四清”，文革開展後才回學院，文革中他們並不活躍，但也進行了清理，其中也有一名學員跳樓身亡。一、二、三隊學員，雖然畢業走了，紅衛東沒法像對四隊學員那樣大麵積深挖，但對其一些首惡骨幹分子，還是立案，整理了材料，采用去人提審、外調、信函等方式，加以清理打擊。    1968年12月，學院五隊學員畢業分配離校。 政治部、院務部、訓練部等機關的幹部教員，他們有曆史可抓、有薪金可降、有老婆孩子拖累，他們所受到的打擊比學員們更慘、時間更長、身心折磨更甚。    第五戰役，1968年11月，北京新華印刷廠清理階級隊伍的經驗傳到西安，西安市組成由駐軍和工人組成了一支強大的工宣傳隊進駐我院，經過培訓，他們的鬥誌高昂，他們的鬥爭對象，隻剩下機關的幹部教員。以前，因為同一部門彼此熟人、自己也有短處，紅衛東有時不忍下手太狠，但工宣傳隊卻不然，他們要表現，對階級敵人要“徹底鬥到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腳，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他的手不軟，聽說誰是壞人，拳打腳踢，不老實，甭想過關。     1969年2月中央軍委命令，全軍同時撤消82所院校，僅留43所。裝甲兵的6所院校撤消5所，隻保留1所。根據中央軍委命令，1969年2月19日裝甲兵工程學院，在建校九年後宣布撤消。學院撤消以後，在北京長辛店第二坦克學校原址，組建坦克技術學校，以原裝甲兵工程學院人員為主，並入北京第二坦克學校、長春第五坦克學校一些幹部。組建中，支持紅衛東的頭頭和支持紅衛東的幹部大都得到了重用和升遷，黃祖華任校長（1970年4月升任軍委裝甲兵副參謀長，12月任裝甲兵副司令員），於丁任政委（1970年12月起升任裝甲兵副政委），羅傳炎任副政委，侯心幟任校政治部副主任，原保衛處幹事劉淵任校政治部保衛處處長，原學員四隊指導員楊福生任政治部幹部處處長。而同為紅衛東頭頭的四隊學員馬某，因為和四隊學員們朝夕相處彼此了解，同情被鬥學員，不讚同楊福生大批處理學員，隻一直當於丁的秘書，沒有得到大的升遷。原紅總團頭頭王忠信因反戈一擊有功，作為典型保留當了教員。（1976年6月，坦克技術學校改名裝甲兵技術學校。1978年1月，易名裝甲兵技術學院。1986年6月，恢複裝甲兵工程學院名稱。） 組織處理。69年3—9月，陸續結束審查，結案，進行組織處理。學員四隊處理情況：敵我矛盾、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遣送回原籍1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複員1人，犯有嚴重錯誤複員10人。已分到部隊的人中，有5位因文革材料，不久又被審查清除部隊。這樣，四隊115名學員，有17人被處理。 牛明智、李治洲、王錦章、劉玉瑞等受批鬥和排擠的一批老幹部，被安排到湖北襄樊農場“五、七幹校”。 劉玉瑞，學員四隊隊長，為人正直，愛護學員，在處理學員時，不同意學員四隊指導員、紅衛東頭頭楊福生的極左行為，受到排擠。     搬遷、人員處理，到1969年底才基本完畢，有留守處又工作了幾年。清理階級隊伍和整編出來的人們，大都複員到了地方。人們舉家離開了為之創建奮鬥九年的地方，遷居北京者既喜悅又眷戀，遣返者既留念又怨恨。他們的妻子、孩子們也隨著家長共沉浮、共榮辱。無論是學員畢業，還是被處理清除，還是遷京新校，還是去湖北襄樊五七幹校，還是遣散的人們，無不依依惜別，望著金光閃爍的毛主席塑像，望著一排排高樓大廈，望著高高的水塔，別了，西安裝甲兵工程學院，何時還能再見；別了，戰友，何時還能再見，何時還能重逢在這永生難忘的故地--西安裝甲兵工程學院！     被處理回家的人們的厄運並未結束，1971年林彪、四人幫的篡黨奪權腳步加快，為掃清障礙，在全國全軍開展深挖“五.一六”擴大化和揪黑後台，1971年7月，在北京香山魏家村裝甲兵幹休所，集中裝甲兵係統已經複員的40餘人，辦學習班，清理裝甲兵係統文革中發生的重大事件，追查幕後人物。各總部、各軍兵種都辦此學習班，由葉群和軍委辦事組統一布控，互通情報，矛頭直指肖華、楊成武、徐向前、葉劍英。裝甲兵的學習班中，有原裝司機關、一坦校、二坦校、裝甲兵學院、裝甲兵工程學院人員，裝甲兵工程學院一隊1人、三隊王樹等3人、四隊5人。他們有衝解放軍報社組織者、有負責動態情報的、有跑聯係的、有黃誌勇專案組長等。學習班由黃誌勇特派裝甲兵司令部要員主持，裝甲兵學校羅傳炎、劉淵坐陣，開始清查衝解放軍報社，追查起因、聯係人，明確定調，告知此事是肖華、楊成武、徐向前、葉劍英幕後操縱的，連逼代啟發往他們幾位身上引，連續幾次集中會議，逼壓王樹，人們在私下進行了串聯，大家都說，確實不知道和肖華他們有什麽聯係，毫無結果，抵製了追查。8月，三隊粱某給家裏寫信，告訴家人，趕緊把家中還保存著的整黃誌勇的材料，拿出來燒掉。此信被劉淵截獲，馬上帶人到粱某家裏，搜查出那些材料帶回北京，學習班又批判粱某。正這時，“九、一三林彪叛逃”，軍委辦事組無音信，人們無事，看書學習等著，又讓人們去良鄉裝甲兵農場收割水稻一個多月，到11月中央文件傳達林彪事件，學習班解散。 五，“結局” “九、一三”事件，林彪反黨集團滅亡後，中央對軍隊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改組，被林彪反黨集團打倒和排擠的老幹部陸續解放，重新站出來工作，李德生任總政治部主任，任命牛明智擔任石家莊裝甲兵學院院長，李治洲調任北京軍區裝甲兵副司令員，劉玉瑞擔任石家莊裝甲兵學院學員大隊大隊長。劉玉瑞退休後住在石家莊幹休所，在石家莊工作的的幾個四隊學員，經常去他家問寒問暖，很多在外地的原四隊學員也都前去看望尊敬的師長和師母，1997年畢振邦、王鬆春還專程陪同劉隊長到哈爾濱、沈陽、滄州等地會見他的學生們，2009年劉隊長八十大壽，學員四隊十多個學生專程從北京、滄州等地趕去為老師祝壽，其中有將軍、校官、縣團級幹部多人。    “落實政策”，第一次，1972年中期，總政治部、裝甲兵司令部、北京長辛店坦克技術學校都成立了“落實政策辦公室”，對遭受林彪反黨集團迫害被錯誤處理的同誌落實政策，寫出“複議決定”，沒讓畢業的學員，準予畢業，複員到地方的，派人前去聯係地方，按大學畢業生安排工作。     第二次，1975年中期，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整頓軍隊，各級黨組織再次成立了“落實政策辦公室”， 裝甲兵司令部由趙傑副司令員主抓，對遭受林彪反黨集團迫害被錯誤處理的同誌予以平反，北京長辛店坦克技術學校寫出“平反決定”，恢複名譽，退還本人所寫材料，銷毀專案組所整材料，沒讓畢業的學員補發畢業證書，原來按戰士複員的，改為按幹部複員，補發複員費和薪金，工作安排不當的重新調整工作。同時，對追隨林彪反黨集團的紅衛東頭頭也作了清理和組織處理，羅傳炎、侯心幟、劉淵，楊福生等都被免職，轉業地方安排工作。但他們賴著不走，1976年1月，江青“四人幫”反擊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起，劉淵，楊福生還跑到北京天安門刷反擊右傾翻案風大字報，說清理他們是右傾翻案風。     第三次，1978年中期，粉碎江青“四人幫”後，中央開始撥亂反正，各級黨組織再次成立了“落實政策辦公室”，北京長辛店裝甲兵技術學院再次寫出“平反決定”，明確“因反對林彪反黨集團，遭受其政治迫害，刑訊逼供，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錯誤處理，現予以徹底平反，恢複名譽，清理所有檔案材料，消除一切影響”。派專人到地方，清理個人檔案，去除所有不實之詞，對家屬受到株連的，也一並落實，消除影響。同時，裝甲兵技術學院展開對追隨林彪反黨集團及死黨黃誌勇的紅衛東頭頭等人的批判，羅傳炎、侯心幟、劉淵，楊福生等都被立案審查，寫交代材料，對他們追隨林彪反黨集團及死黨黃誌勇的罪行作了清算，受到黨紀、政紀處分，降級轉業地方。（據傳1977-78年揭批、清查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查出裝甲兵內與兩案有牽連的87人，其中犯有嚴重錯誤的9人，犯有錯誤的9人，說錯話做錯事的69人）。 第四次，1982-83年，清理“三種人”時，羅傳炎、侯心幟、劉淵，楊福生、史某等人所在單位又對他們進行審查，追究他們在文革中，批鬥老幹部和群眾時的打人暴行。     對遭受林彪反黨集團迫害致死的，裝甲兵內從許光達大將到工院普通職工史某等一批同誌，也予以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經過十年浩劫，撥亂反正，清除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現代化建設。我們親愛的母校，一所座落在北京市風景秀麗的盧溝橋畔、嶄新的裝甲兵工程學院，已經發展為全國重點工科院校和全軍十二所綜合院校之一，仍然是為我軍培養裝甲機械化部隊工程技術軍官和指揮軍官的最高學府。我衷心地祝願我們親愛的母校發揚光大，越辦越好。有朝一日，重回母校看看，訪親問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