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貫中一生經曆坎坷，可以說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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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傑@ZJ20672066

文貫中先生是我敬重的學者和師長。文先生一生經曆坎坷，可以說九死一生，但命運又對他偏愛有加，或許他承受的苦難太多了。但文先生並不沉溺於他的苦難，相反他有一種豁達，而去悲憫中國土地上億萬貧苦的農民。
文貫中催人淚下的苦難人生絕不向黑暗勢力低頭

https://youtu.be/-ikEHux9UnQ?si=O6sBXTVF-cKtlmuu

文先生一生經曆坎坷，可以說九死一生，但命運又對他偏愛有加，或許他承受的苦難太多了。但文先生並不沉溺於他的苦難，相反他有一種豁達。他超越個人的苦難，而去悲憫中國土地上億萬貧苦的農民。

文先生說，我的一生從一開始就和許多人不一樣，這一切都來自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父親文強。他曾經是中共四川省軍委書記和省委特委書記，但後來又在國民黨裏麵做到中將，淮海戰役時是杜聿明的參謀長。

我父親是黃埔四期的學生。我父親那時候既是國民黨員又是共產黨員，因為新三民主義政策，那個時候國共雙方都鼓勵黨員跨黨。但是在國共分裂的時候我父親選擇了共產黨。後來國共分裂。因為那時候共產黨已經走的非常極端了，當時在湖南省已經開始鬥地主遊街了。共產黨的行為讓我父親最終決定走到國民黨那一邊。

1948年的時候，我母親、阿婆和我們三個兄弟已經到了台灣。後來在淮海戰役結束，我父親就被俘了。按照日內瓦公約，停戰之後6個月內可以交換戰俘，他就讓副官捎出一條信來，叫我母親快來營救他。我母親就從台灣到了安徽北部、山東南部和蘇北一帶。

我們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上海解放的前夕，國民黨方麵主要的官員和軍隊都已經撤走了，我們就在上海徐家匯住了下來。
我母親是一個非常高傲的人，但由於父親的事，她被管製，不能再教書了。我母親不停的要找父親，但是始終就沒有直接聯係，她很絕望。最後在管製即將結束的時候，她選擇了煤氣自殺。

我母親去世時，阿婆成了家裏唯一的依靠。當時，街道幹部要將她趕回老家，那我們就真的無依無靠了。

後來，阿婆在大街上攔截區委書記的車，放聲大哭。區委書記聽了她的哭訴，就問阿婆怎麽辦。阿婆說我要管這幾個孩子，家裏麵還有點財產，也不會給政府添什麽負擔，我也可以再去做點事情。這幾個孩子也沒有罪，他們隻是出生在這個家庭。而且我也沒有什麽罪。區委書記說，這個影響太壞了，傳出去以後象滅門一樣。於是阿婆就留了下來。

時間流逝轉眼就到了文革。我學習的那個中學是徐匯中學。因為反對血統論，我就被當時上海市革委會的主要成員之一徐錦賢正式宣布為反動學生，先被控製軍關在學習班裏麵，後來他們就鬥爭我，說我是反市革委會的，後來就放在牛棚關了一年，每天都是打掃廁所，後來給他們弄得差不多要死掉。徐匯中學的一名工人，他因為成份好後來就變成我們那個牛棚的領導，每天他來布置工作。對我倒很照顧。

一九六八年夏天一個下午，一群紅衛兵圍住他，要他長時間彎腰、鞠躬、“認罪”。晚上他們將他押到一間黑屋，將他眼睛用黑布蒙上，死命打他，椅子腿都打斷幾根。“他們離去時，我遍體鱗傷，隻能在夜幕掩蓋下慢慢爬回家中。身上沒有一塊好肉，連衣服都變成碎片，浸透了血，牢牢黏在身上。阿婆幫我脫衣，一脫便連皮帶肉撕下來……那幾天我徹夜無法入睡，白天咬著牙照樣要去學校勞動。”令人發指的是，紅衛兵見他身上貼了膏藥、紗布，又逼他交待是誰治療他，竟然氣勢洶洶去那人家興師問罪。

又一次，他打掃操場，一幫學生逼他緊靠牆根，低頭向毛澤東請罪，他們竟從樓上將一把鐵腳椅子狠狠摔到他的頭上，砸得他昏死過去。這樣下去，他很有可能要給活活整死的。工宣隊也害怕了，把他轉移到一個工廠的牛棚裏去。雖然體力上累一些，虐待和生命危險總算躲過去了。

我是1969年去插隊的。我下鄉的時候阿婆已經80多歲了。1971年底我回上海的時候，我就覺得她的身體非常不好，但還能行走，走起路來搖搖晃晃，我就有一點不想回去，覺得應該照顧她。

一次，阿婆病重，我就用黃泥車她把送到醫院。醫院一聽說什麽家庭就不治了。她那時已經85歲了。醫生說，她能活到這個年紀就福氣很好了，沒必要治了，你就帶她回家吧！我就和他們吵了一架。到了1975年春天，我父親被特赦了，這是文革當中的第一批特赦。特赦之後就把阿婆帶到北京，我也到了北京，因為上海不準我落戶。

到了北京以後，開始也是找不到工作，一聽出身就不要了。當了幾個月無業遊民，後來人家就介紹我到食品廠工作，去當搬運工。後來又當了一段時間公共汽車的售票員。後來就有了一個機會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當時叫社會科學部。文革結束後，學部從鄉下遷回來了，但是那些老的研究員老的老，病的病，非常需要一批新生力量。於是社會科學部就有一點不公開的在內部招一批年輕人，因為他們也聽說文革中有一些人在自學。我考的是情報所。情報所大概是國內訂閱外文期刊最全的一個機構，就需要有人來把這些刊物翻譯成中文。我就在那兒工作了兩年。

在1979年初，我就決定要去考研究生。我就優先考複旦大學，當時經濟係裏麵又有一個新的專業是世界經濟。我覺得中國經濟問題還不能就中國經濟論中國經濟，必須要看一下世界其他國家怎麽搞得那麽好。就去報考世界經濟。考上了。

三年以後，我畢業的時候，複旦大學要留下一些人，我也被選上了，就在複旦大學留校了。一年以後，當時在美國訪問的複旦大學校長謝旭德拿到一個機會，芝加哥大學的校長跟他說，歡迎複旦大學派一個訪問學者到芝加哥大學經濟係去。謝旭德校長回到複旦以後，就舉行了一個考試，有些年輕老師都去參加，主要是考英語，也考一些經濟學。後來我被錄取了。因為在英文成績上我要比他們好，就派我去。這個時候我還不知道芝加哥大學是什麽性質的大學。

到了一年結束的時候，當時的芝加哥大學經濟係主任D Gale Johnson教授就跟我說，我看你好像也很喜歡經濟學，我現在給你一張往返的機票，你告訴複旦大學你已經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全額獎學金，我們同意接受你成為博士班的學生。
後來，曆經種種艱難，我終於到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係。

後來由於“六四”，我就沒有回國，還差點沒有畢業。為什麽？因為我正在做論文，因為我正在做論文，論文又是專門研究中國當代的土地製度，所以在1988年的時候我還到我插隊的那個村子去收集很多資料。回來不久，從1989年4月份開始在國內就發生了一些事情。後來我想還是要把學習完成吧。那時候我的模型和資料都有了，數據結果也有了，就是要把它寫成一個初稿出來，然後把初稿給導師花幾個星期看一看。我的導師舒爾茨（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對初稿一個字一個字的改，相當相當認真。後來終於在8月份初步通過了，到12月份正式答辯通過了就拿到了博士學位。再後來，到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在紐約市立大學勃魯克學院得到在北美的第一份工作。一九九四年又去了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大學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三一學院，並於四年後獲得終身教職。

2016年，文貫中先生回到了徐匯中學，他在66屆高三同學畢業50周年聚會上說：雖然文革極力破壞做人的底線，踐踏做人的良知，想使每一個人都成為冷酷無情，翻臉不認六親的鬥爭機器，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在關鍵時刻，我總能遇到堅持做人有底線的好人。由此想到，我們固然無法控製外部的大環境，但是，如果在我們內心的深處能夠堅守做人的底線的話，我們就能提醒自己，以及教育我們的子女，絕不為虎作倀，絕不落井下石，絕不指鹿為馬，或者恩將仇報。希望中國永享安定，繁榮，和平。但若有不測事件再度發生，黑暗勢力再度卷土重來，也許我們沒有勇氣，直接質疑黑暗勢力的合法性，但是，至少我們可以牢記文革的教訓，堅守做人的底線，隻要我們默默地不配合黑暗勢力的淫威，良知之光就能更快地戰勝黑暗和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