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淮海戰役中，大量民工推著小輪車支前，哼著小曲，歡快愉悅地支援解放軍打國民黨。
中共宣傳說是“老百姓熱愛解放軍”、是“民心所向”、“軍愛民、民擁軍，軍民團結如一人”。
真的是“民心所向”嗎？
中國老百姓的覺悟真的有這麽高嗎？
導語：陳毅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
這幾十萬小推車是如何被動員起來的呢？
“民心所向”與動員技術之間的比重又如何呢？
戰役初期，民眾支前熱情並不高，怪話也多
1、戰前一再強調要動員百姓支前，保證戰勤需要
其實，從謀劃打淮海戰役之日起，中共高層就特別重視後勤保障的問題，強調一定要充分動員百姓支援前線。
比如華東軍區政委饒漱石在戰前就一再強調：“要有足夠的民夫，足夠的擔架，足夠的挑子，使前麵的傷員能夠及時的運下來，使糧食運輸到前麵。過去的民夫我們臨時動員的時間很短，現在必須動員更長時間的民夫。過去我們估計一個縱隊500副擔架，應付這樣大的戰役是不夠用的，現在初步提出要800副。常備民夫大量增加，加上部隊運動非常迅速，失去聯絡，軍需不能及時，對部隊影響很大。加上戰鬥很殘酷，猛烈的炮火，天上的飛機，沒有經過訓練的民夫逃亡很多，因此按我們原有民工的數日差不多加倍才夠用。”
他還要求各華東解放區進行最大限度的動員，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支援戰爭。
2、但民工戰場逃亡問題嚴重，後方民眾支前積極性也不高
然而動員一開始就遇到了非常多的問題。
首先是民夫逃亡現象嚴重。
比如據冀魯豫區黨委1948年7月的報告稱：“僅7月10日前後一批擔架中，二分區原調2000副，到總指時僅1550副，接受任務者約450副（這還不就是完成任務數）。三分區1000副，到醫院僅百餘副，餘均在同莊為飛機炸散。七分區2000副到總指1700副，接受任務者約700副。五分區有1500副，約過路500副（此數更欠準確）。總計擔架逃亡約為4850副，占動員數75％。”
1948年10月10日，冀魯豫區黨委戰勤報告又提到：“上期常備擔架，濮陽原1300人，完工回去僅40人；南樂原800人，完工回來僅320人；昆吾原250人，完工回來10人。這期常備擔架稍好些，茌平縣400人，兩天跑了175人。”
可見當時戰場上民工逃亡的現象有多嚴重。
其次是解放區的民眾不願支前。
農民不願出工是因為耽誤農忙，比如莒縣有常年出民工者，結果造成自己家裏土地荒蕪，春天挨餓。
一個叫楊家圈的窮村子，出了36頭驢，支前時死7頭，病6頭。而這些損失並沒有得到及時的補償，因而當上級再動員支前時就出現了叫誰去誰不去的現象。
甚至有不少農民為了逃避支差，不惜破壞大車，殺掉牲口。
一般的小商小販更不願意出差，因為一旦出了差，家庭生活即無法維持，當時有人就因為出差負了債，還有人因為出差吃光了積蓄，因此這些人認為出差是個“要命事”。
城鎮上的商人更是一提到出差就非常害怕，因為這不單會影響生意，而且身體上也支持不了，甚至有人出現了因為出差壓病，壓的吐血的情況，因此有的商人提出寧幹五天寫算的活，也不願意出一天差。
即便不得不出差者，也是滿腹牢騷怪話連篇。
比如河南杞縣總結戰勤總結中有如下內容：“一般人說：‘該咱去即去，不能孬了’，一勃子扭筋的農民漢說：‘反正死到八路軍手裏，把老百姓弄死算妥，該去就去，看成色吧！’‘活都誤了，負擔又重，分地還不如不分好呢！’還有的說：‘啥時逼得都當兵好啦！。’”
可見民眾心裏的確有抵觸情緒。
中共文件中對民夫逃亡和抵觸出差原因的分析
造成民夫不願支前及逃亡的原因很多，中共負責戰勤工作的幹部對此有不少比較中肯的分析，總結起來主要是以下幾點：
1、強製攤派百姓出工，激發抵觸情緒
比如據陳毅介紹：“軍差命令急如星火，地方政府為了應付突如其來的軍差，行署、專署、縣政府等，常常控製幾千幾萬民工集中待命；區、村政府則采取控製民力辦法，禁止農民、大車、牲口遠離家鄉，以便隨時征用；有些地區，更提出‘村不離村、區不離區’的口號。如此勞動力便凍結起來，農村間商運停滯，生產減低，很多群眾逃避支差，甚至把大車破壞，牲口殺掉，民眾對我們極感不滿。”
再如徐州剛剛解放時，徐州軍管會征集城裏的公私車輛，為前方緊急運送糧食彈藥，“在開始組織時，拋棄了原有公會、不分車主和工人，統統采用集中管製，結果形成了他們的對抗與恐慌。有的竟開了小差，或將車故意弄壞，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2、百姓出工幹部不出工，引發普遍不滿
以冀魯豫邊區為例，邊區政府規定：“村幹、模範、英雄到區、縣開會，及民兵集訓等均抵出差。”這樣基本上大部分基層幹部都可以避免出差。
據冀魯豫邊區的戰勤報告顯示：“村往往是帶‘長’字的（農會長、組長、自衛班班長、排長、隅長）、帶‘員’字的（各委員、通信員）、幫辦等均不出差，這一現象非常普遍。”
同時，由於這些基層幹部掌握著百姓出差的支配權，因此他們的親戚朋友就有了可以逃避出工的機會：“與村幹有關係有地位的人，該著出差，提著壺拿著煙找村幹部想辦法，村幹部把煙酒擺上請自衛隊，要自衛隊代出，群眾稱為包庇私自。”
老百姓對這種徇私的做法自然深惡痛絕，因此對出差更加抵製。
3、支前民工待遇差，常常吃不飽穿不暖
劉瑞龍在淮海戰役時的日記中說：“民工的供給是最大問題。糧食部署隻是提一下，沒有固定來源及一定供給計劃。”
正因為沒重視民工的吃飯問題，因此造成了“民夫吃不飽飯，且不及時。甚至喝不到開水，睡不妥”的現象，甚至有的地方連民工的糧秣站都未建好，致民工食宿發生困難，有的隻能睡草堆。
除了食宿，穿衣也出現嚴重問題，據劉瑞龍日記介紹說：“民工衣服是最嚴重問題，來時天氣不太冷，帶的棉衣不多，至今沒有很好解決，幾次都是在繳獲中解決。已發棉衣五萬五千套，野供在窯灣收一萬二千套，大部是單衣，夾片子，半成品，很短，三分之一穿不得。”
食宿有問題，人就容易生病，“病員多，腸胃炎，寒熱是凍的。五分區的已病三百多，醫藥沒有解決。”
4、幹部思想落後於群眾，用欺騙辦法，自設難關
一是幹部少，無法深入開展工作。
比如某縣指揮部隻有一個人作戰勤工作，且此人係半工作半休養狀態，直到病重走了才添一個動員股長。
缺少幹部的後果便是領導工作不到位，擔架處於無人領導的狀態，據該縣1948年10月份報告：“上期常備擔架逃亡四分之一（200），這次常備挑夫逃亡160，占40％，臨時擔架跑了50副。”
二是有些幹部是靠欺騙等手段動員百姓出工，比如豫皖蘇分局總結淮海戰役時提到：“戰役初期，幹部思想落後於群眾，用欺騙辦法，自設難關，越解釋群眾越懷疑，逃亡很多，如五分區擔架，先說到扶溝三五天的任務，又說到亭州，又說到永城，每逢一關，逃亡一批，到前方者不及百分之三十。”
戰勤部門不得不采取多種措施，包括用酬勞吸引民工
1、以“消滅敵人享太平”之名做宣傳
動員的第一手段是宣傳。
如豫皖蘇分局在總結報告中提出：“一般群眾，最迫切的要求是太平，一般的認識是消滅敵人才能享太平，凡是敢於公開宣傳支援淮海大戰，消滅敵人享太平，說明任務的都易鞏固。”
杞縣組織黨員幹部“在貧農團會上進行保飯碗、保衛翻身果實的教育，及檢討每人是否有忘本思想。打仗為誰，如何保證任務的完成與帶頭作用。”
此外，戰勤部門也同樣注重對前線民工的宣傳工作。
如以具體事例展開”訴苦複仇立功運動“，隨時總結宿營、行軍、抬傷員、搞糧草與居民關係，提出優缺點；培養積極分子等。
2、“幹部帶頭輪流去”，防止有人找借口不出工
針對農村出差“抓鬮”，“論趟”不論工，村幹包庇“黑人”等現象，在基層開展“民主運動”，即“誰出差、誰免差，前方差、後方差都由群眾評定清楚”。
比如杞縣在動員時就召開民工座談會，“爭論出工是否公允，及本人意見和所有困難，全部提出來解決。召開民工家屬座談會，打通家屬思想與實際解決困難，避免拉腿。和進行此次不該出工、民工的輿論動員（如說硬話，表示他的態度，今後該他出如何如何……）”。
經過這樣的“民主運動”，過去是“莊裏稍有一技之長、替村幹部做些事的人便不出工，民兵也不出工”，現在是“根據各家實際情況，合理攤派任務。
支前人人要去，不能找工，不能趕工，防止有人找借口不出工。幹部帶頭輪流去。公平問題得到了一定緩解。
為遏製逃亡現象，冀魯豫區黨委也製定了處罰措施：“對於一般逃亡民工可使其補還糧柴另行補差，個別特別窮困義為人所惑逃亡者，要保證下次不逃亡，可準免其補償柴糧。但應由群眾評定之。至於其中蓄意破壞煽動逃亡之個別不良份子，則應視其犯罪情況由政府法辦之。”
民眾擔心出差耽誤生產，一般的解決辦法，是發動群眾訂立五保公約，搞互助生產，“把所該出工、民工、軍工烈屬的戶數地畝，都具體的分到以居民組為單位的生產組裏”。
此外，後勤部門還要求對群眾出的車和牲口，要折工計算，損壞要折價賠償或給予維修，總之不讓出工具牲口的群眾吃虧。
3、尋找積極分子“發動群眾訴苦”
對於尚未建立基層政權的新收複區而言，要想動員民眾支前，難度相對而言更大。
在這些地區，首要之務是尋找積極分子，這些人主要是“參加過支前受過考驗的，參加武工隊打過遊擊戰的，抗烈屬，政治麵目清楚、沒有投降敵人的或與故妥協未作壞事的老村幹，以及一般群眾中的苦主”等。
然後在積極分子的配合下“發動群眾訴苦”，號召支前。
4、搞“給價包運”，吸引民眾為軍隊“打工”
針對各地區強製攤派民夫出工，民工在支前過程中待遇較差的情況，戰勤部門下發通知要求改善民夫待遇。
首先是提高民工出差的生活待遇。
1948年10月25日，華東支前委員會決定在民工來往的道路旁設立民站，每30裏設一小站，60裏設一大站，給運輸糧食物資的民工提供“茶水與飯食，要支起10-15口大鍋、囤積一部分燒柴與麵粉，專做民夫吃飯與喝水之用。宿營站初民夫的吃喝問題外，尚需招待住宿，要支20-30口。”“每一站至少要聘請中醫一、二人與民夫治病。”
此外，針對之前對民工隻供夥食義務運輸的情況，從1948年9月開始，中原解放區發布了《禁止無償派差，實行給價包運製度》的公告，給予出差民工一定補償。
公告規定：“凡前後方部隊、政府機構、學校、工廠、醫院、兵站及其他任何機構、任何個人所有搬運武器、彈藥、機器及一切糧草物資等，概應依照規定運費按工給價，或按件給資。一律禁止無價派赴，禁止隻分夥食不結工資之義務運輸製度。”
那麽到底給多少呢？
公告中規定：“轉送傷員無論采用何種運送方法，每轉送一人行50裏，發給運價糧食30斤（秋前以小麥計，秋後以雜糧計）。但如用擔架時，按每個傷員加發10斤。……運送軍械、彈藥等每百斤百裏之運費，人力挑運為32斤，馱運23斤，各種車輛為20斤。”
這就使得“支前不僅不是負擔，反增加活路，因此到處修理大車，增加牲口。……過去供給製支差，每輛大車隻運600斤者，現能運1400斤至1700斤。過去一天隻走四五十裏者，今能走八九十裏至百裏。過去出公糧、公草、田賦之外還要支差，並要出村經費、做鞋慰勞等，真是苛雜不堪重負。現在群眾隻出公糧、公草、田賦，其餘村經費慰勞、派軍鞋一概停止。過去群眾對我不滿心理，已一掃而空。”
淮海戰役期間共動員民工500餘萬人
經由上述舉措，民眾“支前積極性”大幅度提升，比如莒縣一個區原來計劃出900輛小車，估計已經到頂。縣裏讓再出200輛，區裏召開動員會後，群眾又出了500輛車、700條麻袋，超額完成任務。
據官方統計：
淮海戰役期間，共動員“支前民工（包括隨軍民工、二線轉運民工和後方臨時民工）543萬人，擔架20.6萬副，大小車輛88.1萬輛，挑子30.5萬副，牲畜76.7萬頭，船8539隻，汽車257輛，向前線運送彈藥1460萬斤、籌運糧食9.6億斤，前方實際用糧43400萬斤，向後方轉運傷員11萬餘名。在戰役的第三階段，參戰兵力與後方支前民工的比例為1比9，大大超過戰役初期1比3的概算。”
參考資料：
黃道炫：《三年內戰中的民夫 —— 以冀魯豫區為例》，《新史學》第七卷《20世紀中國革命的再闡釋》，中華書局2013年6月版； 劉統《華東解放戰爭紀實》，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王樹成《戰勤工作資料選》，1988年12月版； 劉瑞龍《我的日記 —— 淮海、渡江戰役支前部分》，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 《淮海戰役·第三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淮海戰役資料選》，山東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 《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3月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