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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的曆史事實（1996年舊作）, 1996年7月24日)
1996年7月24日 星期三
關於《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的曆史事實（1996年舊作）——當代極權主義政治文化的產物─紅衛兵
〔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祭〕
早就想寫文化革命紅衛兵誕生那一段曆史了。
因為第一個紅衛兵小組就是在我高中所在的班上誕生的，因為這個小組的主要成員甚至在初中時如駱小海（幹部子弟）就和我同班，卜大華（軍人子弟）則同級不同班；還因為我一生中第一次過問政治問題，六六年四月，就成了這個“紅衛兵小組”主要反對者之一。而我那時竟然不知，自此就離開了理工科，走上了我今天的道路。
然而，我終究一直沒有動筆。其原因除了在大陸絕對得不到發表外，主要還是自己內在的問題。我一直認為自己的理論基礎和曆史眼界還不足以駕馭那些資料。我出自一個封閉的極權社會，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知識上，從小就受到那個社會的桎梏和扭曲，變化自己的價值體係和知識框架是一件曠日持久的事情。
三十年前，在大陸聽到胡適先生說曆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覺得不可思議。深入骨髓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告訴我，曆史應該有其客觀性，有自己發展的規律，怎麽會任人打扮？及長，思想開始了反叛後才在認識論的探究中看到，任何觀察都滲透著理論，沒有純粹客觀的事物。
對共產黨社會和紅衛兵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沒有價值和方法的改變，如果不改換一個角度來觀察曆史，不改換一種方法來研究事實，得到的永遠是極權社會指鹿為馬、人性扭曲的圖像。
關於文化革命中的紅衛兵的看法目前仍然有人或對早期紅衛兵，或對造反派十分留戀，作者在本文中回憶與思考了以下問題：
一．紅衛兵是如何產生的，“血統論”在其產生中起了哪些作用，它和極權社會的關係是什麽，紅衛兵是否是維護一小部分人極權的產物。
二．共產黨極權社會的黨衛軍─紅衛兵，在文化革命中是如何起伏的：從清華附中紅衛兵產生擴展到紅八月前後的紅衛兵、東、西城糾察隊，從紅八月到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曆史過程。
三．造反派（紅衛兵）和紅衛兵的共同點在什麽地方，他們的區別又是什麽。如何看待當代共產黨極權主義（用封建專製一詞來描述是不確切的）的政治和文化，紅衛兵和極權社會的關係是什麽。
一．走向完全極權化的六十年代初期
一九六一年，我考入清華附中初中。那時，困難時期還沒有完全過去，我還小，個子才一米三八，根本不知道什麽是政治，更不知道何為“階級路線”。其實，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了階級路線，考取大學和大學中的專業都有很嚴格的出身標準。經曆了五十年代的老師和校領導也已經“自覺”地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膽大妄為的人，有獨立思想的人基本上都從“表麵”上消失。當然，實際上仍然還存在一些不安分的人，不然的話怎麽從初中二年級開始，我們學校自編的語文課本上就開始有批判文章，批判巴人的人性論。從六三年起，學習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做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反對修正主義和平演變越來越多地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升入高中前學校又開始了對電影《北國江南》的討論。我們那時的政治課，及學校和班裏的壁報都是這一內容。六五年學校的文藝宣傳隊還仿效大型曆史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自編自演了《做共產主義接班人》，鄭義（筆名，原名，鄭光召）當時是這一劇的主要執筆人之一。
從六二年起，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政治空氣越來越濃。毛澤東越來越多地談論階級鬥爭。六二年夏天，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發出了著名的號召，階級鬥爭，“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一次。”繼而開始了社教（社會主義教育）和四清運動，全麵深挖修正主義根子。階級鬥爭及伴隨而來的階級路線使極權在各個領域都向更深層蔓延，直到六六年所謂“觸擊人們靈魂的革命”。
敏感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在六四年“教改”出現時就已經感到又要大難臨頭。這一年二月十三日，剛好是舊曆春節，毛澤東在聽取鄧小平、陸定一、林楓、康生、彭真等人對教育工作的情況介紹時明確地指出：
“現在課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曆來狀元沒有出色的……現在這個辦法，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讀那麽多書，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害死人，要終止。”
同年七月五日毛澤東與侄兒毛遠新的談話更是主要涉及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他說，“階級鬥爭。是你們一門主課”，“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學畢業”，“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的問題。教員就那麽多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該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國轉發了《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記要》的文件。從根本上為教育革命注入了新的政治內容，規定了方向。
二．六三年─六五年的北京市中學四清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做的一切，其實和其它各國的共產黨有著很大的共性，很多現象也類似。因為，在極權社會中，掌握權力的人總是一方麵感到自己的權力還不夠大，另一方麵則感到受到威脅。這種感覺上至毛澤東，下至那些在特權卵翼下躍躍欲出的幹部子弟都存在。那時，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及同時開始的社教、四清運動，和伴隨著階級鬥爭而來的階級路線，無一例外地籠罩著北京的中學、大學。從六十年代初期，大學招生越來越“徹底”地貫徹階級路線。很多人，從出身上就被決定了絕對進不了大學門。一般出身的人，則被大學的重重密級規定所限製，很多專業根本不會錄取他們。他們隻能報考師範或那些古老的、與國家發展關係重大的前沿理論技術無關的專業。我所在的清華附中在六四年有一位被稱為天才少年、名叫張明的學生，他剛剛十六歲，功課極好，隻因為父親在台灣，而被拒之在大學門外。這一下子幾乎使他神經崩潰，他哭著喊著要到台灣找父親。他成了學校教育我們的白專典型。我同班的一位同學，章堅，學習成績優秀，隻因為出身問題，就沒有考上高中而在家待學。這一打擊改變了他的性格和一生的命運。六十年代，出身稍有問題的人，沒有一個人會能沒有壓力地生活。
階級路線的貫徹雖然越來越左，但是還是難以滿足那些幹部子弟的胃口，他們利用社會的政治形勢，從小就要占據所有有利的位置。
伴隨著大形勢傳來毛澤東與毛遠新的談話和給毛遠新的信。“革命”接班人問題，幹部子弟的理想抱負問題，教育革命問題。明確地提了出來。通天的幹部子弟從六三年開始就在北京的一些中學中躁動，弄得山雨欲來風滿樓。聰明一點的北京市的某些中學大學的領導人為了在變化的政治環境中自保，已經學會了看著某些幹部子弟的顏色行事。六三年北京市的一些重點中學如四中、八中以及六中等就都開始了四清。這些學校的領導除了在貫徹毛主席的教育路線和幹部教師隊伍的階級路線上存在問題外，沒有保護好幹部子弟也是他們很重要的一條罪狀。因此，除了在這些學校的領導層中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了激烈的清理、撤換領導班子外，在學生中也展開了貫徹階級路線，清理白專學生的運動。很多班級的班幹部即刻進行了撤換。事實上，在那時的班幹部中已經基本上沒有出身有問題的學生，隻有或出身一般而仍然不是紅五類，或是老實的工農子弟。因為到了六三年、六四年已經沒有老師敢於用出身不好的學生作班上或學校的領導工作。因為，隻此一點就說明這位老師在政治上有問題。但是，盡管如此，班幹部還是要再清理，要盡可能地都換成幹部子弟。
在這場四清中，就我所知一些學生已經被內定為白專學生，大學不得錄取。例如四中的曹小平，乒乓球一級運動員，被內定為白專學生，大學不得錄取。他隻是由於有體育特長和學習好，清華大學想要他，而恰恰在六五年政治稍微有些鬆動，所以最後很運氣地被清華破例錄取，但是，進的是密級最低的土建係。我還認識一位與此有同樣遭遇的八中的學生。
北大附中宮小吉的“換取五分的秘密”就是在這種階級鬥爭的形勢下出現的。宮小吉的文章也許講了一些一般作學生的投機取巧的作風，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的這篇文章是在當時形勢和毛澤東與毛遠新談話的影響下，來對舊教育係統的進行清算，是為繼續推行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在教育領域內實現完全意識形態化的努力，是亦步亦趨在毛澤東的“教育革命”的大方向下。
六三年以後四清和教育革命的主導思想都是鞏固政權，繼續五十年代以來對所謂資產階級學術和文化教育的徹底清算。教育革命最重要的目的是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培養又紅又專的工具。任何獨立自由的思想，任何獨立自由的探索，不管它是西方的還是中國傳統的，都要清算。如果說五十年代對道德和知識，對傳統和文化是滅頂的毀滅，那麽六十年代則是力圖要斬盡殺絕，用共產黨自己的話說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所有上述這一切在北京市的中學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我所在的清華附中是教育革命搞得“非常好”的學校。清華大學在蔣南翔的領導下從五十年代起就強調培養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的紅色工程師。五十年代進行了院校調整，利用反右等運動對教師隊伍進行思想和組織的清理。到六十年代初期，則更進一步進行了教材和教學改革。除了更加強調對學生的思想教育以外，在教材和教學上的所謂“少而精”，實際上是使學生向工具性的方向發展，完全抽去了自然科學中的認識論內容。那時，我們升入高中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參觀“反右成果”展覽，進行思想教育。有意思的是，我高中的數學老師是原清華大學機械係的黨總支部書記呂森，因為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附中教書。這是一位有很有才華的老師，課講的言簡意明、清楚之至。整個高中階段每次課後我化在數學上的時間基本上在十五分鍾左右，而成績卻幾乎沒有掉下到九十分，這完全要歸功於這位老師。但是，就是這位“右派”老師，課上言必提，主席春節講話如何如何。可見那時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在教育界所產生的影響。而主席春節講話的中心意思就是如何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位老師在八十年代複出後，再度出任過清華大學教務處主任，據說思想還是很左。
三．走向文化大革命：六四年到六六年的清華附中
清華附中之所以沒有搞四清是因為它隸屬於清華大學而不是北京市教育局，而清華大學自從蔣南翔掌權以來，一直以推行又紅又專，抓緊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嚴格執行黨的階級路線著稱。應該說清華大學已經夠“左”了。
附中的所有校領導幹部都是大學任命的，並且受大學領導，當然和大學是一脈相承的。但是，雖然有大學這麵擋風牆，清華附中的校長還是深切地感到從城裏中學吹來的這股以幹部子弟為前導的，四清和階級鬥爭之風。從六三年開始學校已經嚴格地在學生班幹部和校幹部，學生團員和黨員的培養上執行階級路線。除了升高中時的政治審查外，在高二挑選預科班學生時，為了保證進預科班的學生都能進清華大學，學校對學生家庭進行了外調。據一位老師說，清華附中是當時中學中唯一一所有能力、並且真的做了對學生家庭情況進行外調的學校。
學校領導雖然也進行了積極的調整，出身地主的校長萬邦儒不再做黨支部書記，但是，在風聲鶴唳的政治形勢下仍然非常緊張。
六四年，我進入高中的第一年，在高六三一班發生了婁琦熊剛打架事件。原因是熊剛不滿意那天負責賣飯的婁琦所給的飯菜，出言不遜地罵了婁琦，因而爭吵起來，婁琦一怒之下首先打了熊剛一拳而導致雙方扭打。動手打架，在當時的清華附中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第二天在課間操時學校教導主任對事件的雙方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表明，此事在學校的日常生活中已經是夠嚴重的了。然而，在當天的晚自習課上，突然每班的擴音器又響起來，要大家晚自習後不要動，說校長有重要講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大家一下子感到一定發生了什麽極其嚴重的事情。但是，結果是校長以極其偏袒熊剛的口氣對婁琦再次進行更為嚴厲的批評。這種露骨的做法一下子引起了一般同學的嘩然。第二天開始在食堂裏就出現了不滿校領導做法的大字報，並且越來越多，大有不可收拾之勢。
這件事之所以出現一百八十度的轉彎是因為熊剛的父親是駐古巴大使。在清華附中也有一大群幹部子弟，但是和四中和師大女附中等校的區別是，很少有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彭真、賀龍、薄一波這種最高層的領導人的子弟，在清華附中有的是一些部級領導人的子弟。這也造成了日後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特點。因此，熊剛在清華附中也就算是較高級別的幹部子弟了。六四年，幹部子弟問題已經越來越突出地提了出來，清華附中的校長出身地主，其他領導也少有工農紅五類出身，當然不願意由於不能有效地保護幹部子弟而犯政治錯誤，產生政治動蕩。
婁熊打架事件，學校領導最後費了很大力氣才把大家的不滿壓製下去，在第一線的婁、熊所在的高六三一班的平民子弟，在階級鬥爭和階級路線的壓力下最後都做了檢查，因為不檢查，真的有可能由此就被記上一筆，上不了大學，影響終身。經過了五十年代，每一個中國人的家庭都在內心深處埋下了恐懼，噤若寒蟬，小心翼翼地生活。中學生雖然年幼、膽大，卻也少有人到膽大包天，敢自投羅網。
六四年發生的婁熊打架事件，和六六年在清華附中發生的紅衛兵事件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六四年是平民子弟和校領導的對抗，而到了六六年卻發生了一個反轉。這個反轉的原因其實都是因為階級路線，因為幹部子弟的特權欲。
大約在同時，曾經做過羅瑞卿秘書，後任公安部副部長的王仲方的兒子王銘（即後來的紅衛兵小組的主要負責人），初中由四中畢業隻考取到北京五中，但是，他卻通過關係轉到了當時北京市中學中錄取分最高的清華附中。這種轉學對平民子弟來說猶如天方夜譚。然而，這位轉到清華附中的王銘，由於散漫，在入團問題上遇到了困難。團支部多次討論沒有通過他的入團申請。但他果然不“俗”，居然為此向團中央寫了一封告狀信，說清華附中的領導不執行階級路線。這立即嚇的校領導馬上跑來安慰他，並責令班上的團支部發展他入團，入團後則立即就擔任了支部的組織委員，繼而又升任清華附中分團委委員。
雖然如此，如上所述，清華附中基本上是一個平民子弟為主的學校。由於他強調德智體全麵發展，因此，在清華附中，要想出人頭地，隻是一般的功課好是不行的，還必須有突出的體育成績或文藝特長。這對幹部子弟無疑是設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增加了這個學校的平民特色。象上麵提到的熊剛雖然功課成績很好，但是由於是死用功而來，且無任何其它特長，所以仍然沒有被分入預科班。而清華附中高中的非預科班學生在學校基本上被視為二等學生。王銘雖然是預科班的學生，但是，他缺乏體育文藝特長，功課又不足以好到拔尖，所以在清華附中是默默無聞的。至於紅衛兵最早的發起者駱小海和鄺桃生（幹部子弟）也是如此，卜大華則功課平平，體育是清華附中最不需要特長就能加入、最不受重視的航海隊成員。說到張承誌，則不僅進不了預科班，而且要用課外時間補習數學，且無任何體育文藝特長，是在清華附中感到個性受到很大壓抑的一類學生。隻有既是幹部子弟、功課好，而且體育又極其突出的關天池（原高六二四班，八百米北京市中學冠軍，數學競賽二等獎，幹部子弟，黨員），才是清華附中出盡風頭的學生。現在官運亨通的統戰部副部長劉延東則因為無幹部子弟的跋扈氣、聽話肯幹，風頭雖然不如前者但也是清華附中大名鼎鼎的學生。而出身不好的鄭光召（鄭義）則由於體育文藝突出，竟然在清華附中獨領風騷，無出其右者。這是他始終讓幹部子弟視為肉中刺的原因之一。
幹部子弟，卻又不是很高級別的幹部子弟，在清華附中的平民環境中受到了一種無形的壓力和束縛。
六五年秋天，北大附中宮小吉的文章已經在中學中傳聞。而這一年十一月十日上海的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隨之，報紙上開始了討論。這時我同班的卜大華和鄺桃生在課下也提出要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參與這場討論。與此同時，受上述影響，一個晚自習後，駱小海在教室後麵的壁報上貼了一篇“造反精神萬歲”的短文。
駱小海的這篇文章的意思和宮小吉的文章類似，是要造因循的老師和舊教育製度的反，無產階級要占領教育陣地。這篇文章在教室後麵的壁報上引起了一些討論。並由此開始在卜大華、鄺桃生和駱小海周圍逐漸形成了一個圈子。那時在我們班，預（科）六五一班，分團委委員班長是王東岩，幹部子弟，團支部書記楊榮杏（女）是工農子弟，都老實聽話，是校領導的“紅人”。而前述三人卜、駱、鄺，兩人出身中層幹部，一位是革命軍人，從人的本性上是屬於不安分、性格活躍的人，應該說比某些校領導的紅人有才氣，但是，不幸的是他們走入的是衛道之路。
那時，我從來不參加班上的任何活動。高中的課程對我來說隻要上課認真聽半堂課就夠了，我所有的時間都用在打乒乓球上，每天除了課餘的五個小時外，甚至自習時間都是要麽琢磨、閑談體育，要麽修理拍子。我不問也不懂政治，是一個喜愛惡作劇的頑童。所以駱小海的文章我並沒有覺得有什麽重要的信息，隻是覺得象是惡作劇賣弄小聰明的文章，不過是想出點風頭而已。絕對沒有想到這就是以後讓毛澤東回信的影響全國的“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一文的前身。
四．紅衛兵小組的形成
駱小海的小字報逐漸在班裏形成了一個小圈子。當然，秉校領導意思的人，對這種自作聰明的“亂來”是不能苟同的。校領導也擔心這種討論產生動蕩，帶來更多的麻煩。所以小心翼翼地限製它。而宮小吉和駱小海們的不滿，當然首先麵對的就是學校和老師，以及受學校重用的學生。但是，我是班外的人，我的身心都在體育代表隊。那時我是校乒乓球隊隊長，前後兩位管理乒乓球隊的體育老師都喜歡我，隊友更戲稱那位女體育老師喬淑榮是我的姐姐。乒乓球室的鑰匙很長時間由我拿著。所以我必須早去，晚歸。班裏任何紛爭，勾心鬥角都沒有我的事。我除了玩，還是玩。
在駱小海的小字報後，逐漸由《海瑞罷官》的討論發展到批判“三家村”的運動。學校的政治課，牆報都逐漸換上了這些“大批判”。伴隨著社會政治形勢的變化，駱小海們也調子越來越高，上綱上線，提高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高度上了。他們在那個時候已經從部隊內部的宣傳中感知到了林彪對毛澤東思想的吹捧，某些人並且已經驕傲地擁有了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因此，卜大華駱小海和鄺桃生等人的調子中心就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一切都必須符合毛澤東思想。批判“三家村”的中心任務就是無產階級要占領史學陣地，教育陣地，要占領一切知識陣地，要驅除一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用無產階級和毛澤東思想占領一切知識和精神領域。比學校政治課和社會上一般的批判“三家村”的運動，他們的調子要高得多，他們“高”就“高”在上綱上線上。他們明顯的內心衝動就是要看準風向，充當無產階級專政的“刀鋒”，爭姚文元式的風頭！
到了六六年三月，他們的調子已經和學校領導領導的對“三家村”的批判明顯地區分出來，他們認為，學校領導是在假批判，真包庇。他們認為，“三家村”等黑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三家村”的黑市場。而“三家村”的黑市場就是那些資產階級子弟，這些子弟和“三家村”產生強烈地共鳴，是“三家村”的社會基礎。他們認為，自從六三年批判《北國江南》等電影以來的文化領域中的鬥爭，即在文化領域中的革命─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是搞人的思想革命化，鏟除一切資產階級滋生的土壤。而這土壤就是校領導包庇重用的出身非紅五類的“白專”學生。
三月底、四月初，卜大華們鬥爭的矛頭已經明顯地指向了一般出身的學生，而校領導之所以使他們不滿也不過是“重用”一般出身的子弟，使這些知識分子和平民子弟占了他們的位置，奪了他們的風頭。其實所謂“重用”不過是沒有把這些平民子弟“打入底層”，永世不得翻身。“天下是他們的天下，國家是他們的國家”，這就是成長起來的幹部子弟的胸懷世界的抱負。後來，駱小海寫的要“血染太平洋，頭斷華盛頓”的偉大抱負在六五年前後就開始形成了。
我承認，幹部子弟比一般平民子弟要成熟的早，他們早就有政治上的抱負了，但是這種抱負是特權，是維護一小部分人的極權的“敏感”的抱負，是毛澤東、林彪在六十年代初期所營造的特殊的政治氣氛下激發出來的。幹部子弟的抱負實際上是對一般平民子弟抱負的壓製和摧殘。多年以後，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的某些人仍然津津樂道所謂紅衛兵初期對抗校領導的“獨立”思想抱負，這種留戀作為幹部子弟也許有些“道理”，但作為平民子弟，聽之任之，看不到其中的血和淚就可悲了。
在六十年代初期大的政治空氣下，幹部子弟占據了政治上的優勢，對平民子弟和出身不好的人形成了一種壓力，所以，天生就有奴顏媚骨的一般出身的人，在他們麵前自然直不起腰來，阿諛他們，跟著他們跑。那時，哪一個出身不好的人沒有原罪感呢！出身不好的人首先就要和自己的父母和家庭劃清界限，深挖家庭對自己帶來的壞影響，不同出身的子弟在不同的起點上，本身就已經意味著老子反動兒混蛋。在這種形勢下，有些骨氣和自尊的非紅五類子弟能不積極跟著走就不錯了，而那些不甘寂寞，想跳出底層，當二等人的出身不好的人，幹部子弟雖然不把他們當人看待（至今仍然如此），但是也需要他們。這就是為什麽在當年對聯辯論中有人跳上台，大義凜然地宣稱自己是混蛋，有人舉鞭打死自己的父母的原因；這就是最初的紅衛兵小組也有出身不好的人的原因。他們協助幹部子弟取締黑市，當然能起到很多幹部子弟起不到的作用。我不排除他們之中很多人心裏有“（對黨的）真誠”，但是這種真誠不正是意味著人的尊嚴，人對自己的權利的意識和人格的喪失嗎！
我所在的預六五一班，到了六六年三月底，四月初，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搞思想革命化，取締資產階級黑市的紅衛兵小組已經成了雛型。這對所有不跟著他們跑的平民子弟，甚至其他紅五類子弟構成了相當大的壓力。而由於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占領一切“資產階級的陣地”，凡不是他們當權的地方當然也就是非無產階級的。班幹部和班裏的團幹部，是他們目標之一，校領導作為這些人的後台，當然就成了他們的第一目標。然而，在這種對壘的形勢下，校領導的紅人─班幹部，卻是無能的，他們隻會跟著“黨”走，而不會如紅衛兵小組的那種所謂“獨立”的作戰。於是，我們這些從不關心政治的人就逐漸走向了和紅衛兵小組對抗的第一線。
四月初，我們這些從不問政治的人感到了威脅和壓力，因此，對這些幹部子弟產生了不滿並自發地從情緒上發展到行動上的對抗。那時，我們班開始了一個月的學工勞動，給清華大學焊電子計算機。離開了課堂，使所有的人都有了富裕自由的時間。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小集團，整天進進出出地在一起。那時，有一本《毛主席語錄》是很神氣的事情，而他們的首領就整天拿著這小紅書，“裝模作樣”地在一起學習，議論。對此，我想，也許不但外人，連他們自己都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做作”，哪些是“真誠”。這正是“假作真來真亦假”。
餘下的人自然也就在不斷接觸中逐漸緊密地聯係起來。學工勞動中無法去打乒乓球，所以我就把打乒乓球的熱情逐漸轉移到了這件事情上。對校領導，嚴格地說我也沒有什麽特殊感情，但是對這些要取締黑市，要搞所謂思想革命化的人，對這些蔑視我們的人，我卻也本能地看不起，尤其是那幾個出身不好，卻奴顏媚骨地跟著跑的人。為了對抗他們和保護自己，我們開始覺得必須收集這些要整肅我們的人的不遵守學校和社會一般規範的材料。例如，他們公然無視學校的規章製度，經常在熄燈鈴響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跑到圓明園去交流思想。這在那時的我們看來的確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大約與此同時，我們班的這個以卜、駱、鄺為首的小集團也擴展到其它的班級，當然首先就是高三的王銘等人，這或是由於他們的家庭地位高、消息靈通，或由於和社會聯係廣，或更主要的是他們本來就是這個潮流中的人。王銘小學和初中在育才學校和四中。他的同學都是幹部子弟，很多是高幹子弟。如在六十年代初期開始到文化大革命中都非常活躍的孔丹、秦曉、王尚榮等人都是他的同學。再後，這個紅衛兵小組擴展到校外，六月八日，四中等校的幹部子弟支援清華附中的活動，當然都與他有關。故王銘一進入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王銘的進入也導致了我們和高六三一班鄭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的聯係，在四月底開始，我們和鄭光召等人也形成了一個小組，經常在一起摸索對方的動向，商量對策。那時，我們一方麵和他們在暗中對抗，另一方麵也不斷地寫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以表明我們是緊跟黨中央的大方向的。
四月十七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清楚地記得這篇社論引起了他們極大的興奮，至今鄺桃生洋洋得意地在教室中一遍又一遍，一段又一段底朗讀這篇社論的景象猶在眼前。緊接著發表的林彪的“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念念不忘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階級鬥爭”把他們的情緒帶到又一個高峰。此後一直到六月，他們仔細跟蹤解放軍報的每一篇社論和評論員的文章。而且幾乎每一篇文章都使他們雀躍、歡呼，興奮不已，猶如注射了一針嗎啡，取得了一個重大戰役的勝利。
五月份，雙方已經壁壘分明。我們這幾位非團員，從來不過問政治的人，居然成了對抗這個小集團的主要運作人。到那時為止，我們的思想並不複雜，對大的政治形勢的背景毫無了解，隻是憑著直覺，和一些不甘挨整的平民意識。我們並不知道林彪的作用，根本不知道什麽是黨內鬥爭。所以，即使他們從一開始就把林彪在《毛澤東語錄》上的題字，和林彪的每一個指示作為大旗，仍然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直到六月運動全麵開始後，我們才逐漸意識到，運動原來主要是中央的權力鬥爭。而在四月和五月，我們根本沒有想到林彪這些話和解放軍報這些文章的意思是對我們不利的。
我現在仍然突出清楚地記得的是五月八日《解放軍報》發表高炬的題為“向反黨但社會主義的黑現開火”，《光明日報》發表何明“擦亮眼睛、辨別真偽”的文章，在他們之中引起的另一次興奮高潮。報紙的這些文章真是令這些有“獨立”思想的人奔忙不迭。那時，我們班裏並不訂這兩份報紙，由於學校偏僻，弄到報紙並易事，但是他們總是及時地把報紙弄到教室中，得意洋洋地傳閱。
十日《文匯報》推出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十一日出版的《紅旗》第十一期發表戚本禹的“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在這期間還發生了更多的一些平民子弟所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五月七日（即五七指示）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裏說，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由於彭真沒有正麵回答毛澤東“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這一問題，而仍然把引導全國對吳晗的《海瑞罷官》進行“學術討論”的二月提綱發到全國，引起毛澤東極大的憤怒。在三月七日到二十三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明確地提出，文、史、哲、法、經，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堅決批判，到底有多少馬列主義？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
此後，在多次談話中，他指責《二月提綱》混淆界限，顛倒是非，如果北京視為和中宣部“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終於北京市委於五月十三日被徹底改組。十六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正式的“文革”政策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在通知中，毛澤東親筆寫道：
“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群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再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五月十七日康生的太太曹軼歐親往北大，鼓勵聶元梓等人造反，二十五日聶元梓等人在北大貼出大字報。
這一切在卜大華等人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在這種情況下，始終“和黨中央”亦步亦趨的以王銘、卜大華、駱小海、鄺桃生為首的清華附中的這一小組在一波又一波的五月風雲中充分了解山雨欲來的形勢，尤其是在聶元梓的大字報（一般人六月一日後才知道）後，他們亢奮到了極點，終於五月二十九日在圓明園成立了“紅衛兵小組”。在討論叫什麽名字時，張承誌說，“就叫紅衛兵吧。意思是做毛主席的紅色衛兵，同階級敵人、反革命修正主義鬥爭到底！”大家一致讚成。至今，張承誌還以紅衛兵的名字是他起的而自豪。然而，張承誌的這一解釋千真萬確地就是紅衛兵的宗旨，它無論從任何正常的政治、社會倫理角度都把“紅衛兵”千秋萬代地釘在人類的恥辱柱上。
他們能搶到在全國大革命的運動開始前三天行動，在那個信息封閉的社會，他們究竟有多少“獨立”性，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晚中央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我們一下子感到風向不對。然而，我們雖然敏感地決定必須向校黨委提意見才是當前的方向，並且在六月一日連夜貼出很多向校黨委開火的大字報，但是為時已晚。四月、五月的一切已經把我們推到了無法翻身的“保皇派”的境地。事實上，由於我們是作為幹部子弟的對立麵出現的，象在婁熊打架事件中那樣，無論我們是什麽觀點，在六六年六月都肯定是失敗。因為那時中心的問題是階級鬥爭、階級路線，是無產階級政治和無產階級專政。況且，那時，這些平民子弟既沒有那種關心大政治的意識，也沒有那種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氣魄。（在共產黨統治下他們也根本不可能有。）
從六月一日開始，我們這個小團體中的人還是有自己的政治敏感，退到後麵去了。我們大量地書寫雞毛蒜皮地揭發校領導的大字報，例如，衛生問題，浪費水電問題，與周圍農村農民關係問題，及對某些不良事件處理不利等等。而校領導和他們重用的維持學校秩序的幹部則再次被推倒“保皇”第一線。學校的秩序那時已經如江河日下。
六月二日紅衛兵小組貼出了第一張和向修正主義校黨委開火的大字報，當然攻擊的重點是所謂掌握了權力、反對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教育界貫徹資產階級的階級路線和教育路線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大字報中充分顯示出他們不是獨立的，而是完全緊跟由毛澤東確立的，林彪和四人幫推波助瀾的“政治形勢”，維護最高的權勢。大字報中再次顯示出幹部子弟先天的對平民和對一般基層幹部的蔑視、和肆無忌憚地攻擊。他們在這篇大字報中明確地寫道：
“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麽人，不管他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有多麽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
與此同時高六三二班的王家強（幹部子弟出身，團支部書記）和高六三一班的一些人也貼出了保衛校黨委的大字報，大字報兩邊都形成了自發的簽名。而我的朋友和我沒有在任何一邊簽名。從這一天開始，清華附中氣氛大亂。然而，由於無人能動校領導，校領導也無力控製局勢，所以，學校呈現為混亂的對峙。
由於從北京市一開始推銷酸牛奶就在我們學校食堂的一角每早銷售，因此一篇大字報憤怒地聲討我們這些人是“酸牛奶中泡出來的修字號接班人”。這句話至今還是我們老同學見麵時的笑談。
六月八日，在學校西側通往體育學院的路上突然出現了黑壓壓一片、近百位騎自行車由城裏來支援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的幹部子弟。其中主要是在前兩年四清中就已經鬧得很凶的四中、八中的一些幹部子弟。據說有前文說得孔丹、孔棟兄弟，秦曉，王尚榮，及薄一波的兒子薄熙成、薄熙勇兄弟等。清華附中的學生和校領導哪裏見過這種陣勢，校領導怕出事關了西校門。校門外堆積了幾百人，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前兩年剛剛切掉一個肺的副校長韓家鼇親自冒著烈日到校門外勸解外校同學回本校去，不要無組織地串聯，以免發生意外。但是這哪裏可能有效。“十七級的幹部，我們家有好幾個呢！”這是躦動人群中的一句有名的調侃的名言，卻真正代表了他們心底的聲音。在那些以“天下為己任”的狂妄的幹部子弟心中什麽時候會把基層幹部放在眼中呢！在群情激昂得人群中有人開始對校長無禮，恐怕這是清華附中最早武鬥，蹂躪幹部老師的開始。這一下子激怒了那些對校領導有深厚感情的學生。高六三二班的宣夏芳（女，工人出身），就是在這種激昂的氣氛中憤而自動站出的一位同學。她在憤怒之下以“宣戰”為筆名寫了一篇大字報，並且公然麵對這一群從來不把一般人看在眼裏的喧囂的幹部子弟朗讀。宣戰在文章中寫道，“什麽紅衛兵，是反動組織黑衛兵”，你們“後麵是靠不住的冰山”，“我們要用鮮血保衛黨支部，保衛黨！”
雖然宣夏芳出身沒有問題，卻為此在其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被鬥、被整肅，並且遭到紅衛兵們切齒的痛恨。而我們這幾位從四月就和紅衛兵小組分庭抗禮的人，要比宣夏芳“狡猾”，我們看到了大的政治形勢，盡管無論怎麽做都改變不了我們的政治位置，但是，我們不會愚蠢地衝到第一線去。
當晚，無法安定的清華附中從團中央開來了以中央團校校長劉晉為首工作組，宣布接管學校的領導。為什麽不是從教育部或教育局而是從團中央派來工作組，是不是也和某些幹部子弟通天有關，我至今不知。我聽說是某些幹部子弟到團中央匯報，請來的工作組。那時團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是我們學校高一的學生。
工作組一進校就宣布支持紅衛兵。正如某些紅衛兵小組的人所承認的，那時，組長劉晉要每天向胡啟立匯報情況，胡啟立則直接向劉少奇匯報。這一事實更加說明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從根本上是被豢養的。
雖然如此，我還是在這裏引一點遇羅克幾乎在同一時期的思想來和紅衛兵小組對比一下，究竟什麽是“獨立”。
遇羅克在六六年一月二日的日記中寫道，“完成一篇約三千字的評論：《從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借題批判今年來報刊上赫赫一時的姚文元的機械主義觀點。他反對吳晗的《海瑞》，認為曆史上無所謂清官。”
二月六日日記中寫道，《“人民公敵蔣介石》乃陳伯達所作。……但是陳亦不可稱為高明的理論家。其頌毛為“智勇雙全”、“彌天大勇”，足令人齒寒……依陳的推理，毛豈不也成了“獨裁者”了嗎？人民的力量何在呢？當然，陳的這個錯誤是最起碼的。由陳來主持《紅旗》，欲不教條，誠大難矣！”
七日寫道，“我為什麽要讀邏輯著作呢？因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謬誤的結論，其邏輯錯誤必為原因之一，故讀此以批判之。《謝瑤環》劇本文學性頗強，亦足具藝術魅力，今以左傾教條主義誹謗之，以過火的政治論之，則幾成大惡不赦矣！”
二月十三日《文匯報》以反麵教材的形式發表了他批駁姚文元的文章“和機械論者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他寫道，“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定以使朋友們讀了振奮，使認識我的人知道生活並沒有把我逼垮，天下之大，誰敢如我全盤否定姚文元呢？誰敢如我公開責備吳晗不進一步把海瑞寫得更高大呢？”
在其後的日記中，他繼續寫道，“共青團中央號召，對毛無限崇拜、無限信仰。把真理當成宗教。任何理論都是有極限的，所謂無限是毫無道理的。”（五月三日）“熱情帶有極大的盲目性……學校大嘩，每個學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學，給領導大刷大字報。所謂北大七人的大字報，也無非是騙局而已。”（六月四日）“更可笑的是口號裏有‘誓死保衛毛主席’，大家都喊，想過沒有，是誰要害毛主席？鄧拓的舌劍嗎？那還遠不夠資格哩！到底是誰，報紙上沒有公布，誰也不知道，但喊口號。”（七日）“……五四是出人才的時代，今天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是無法比擬的。”（二十六日）
即使是在今天看來，遇羅克思想有著他的時代局限性，但是，那些有“抱負”的幹部子弟，紅衛兵小組和他相比還是不可同日而語。和遇羅克相比，紅衛兵小組依附、寄生於極權社會的權勢者的特點畢顯無遺。
五．六六年紅八月前的清華附中紅衛兵
從六月九日起紅衛兵小組成了清華附中的掌權者，思想革命化、取締黑市之風也就占領了清華附中的每一個角落。從六月九日開始到七月底工作組撤走這一段在學校中主要進行的活動就是在工作組和紅衛兵的領導下，對校領導和各班班主任老師及班幹部的揭發批判。全校性的活動就是對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等人的批判大會。每天晚上，在教學樓前挑燈夜戰，高音喇叭中聲嘶力竭的哭訴和聲討在圓明園寂靜的夜空中回蕩。當然“坐飛機”、揪頭發之類是群眾運動中“不可避免”的“合理”現象。而在批鬥會之外的勞動改造也是不可避免的。
對幹部老師，對出身不好的同學，甚至對曾經占據了他們的位置的出身好的同學也展開了清肅。就我所知，在一些班級，最開始挨整的是那些曾經占據了他們的位置的出身好的同學。例如我們班，挨整最厲害的是楊榮杏、田小莊（革命幹部、烈士子弟）和王東岩。高六三二班則是由高六三一班的紅衛兵小組的張明主持對王家強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我清楚地記得，我們教室隔壁的高六三二班在張明主持下的多次批鬥會。教室門開著，很多外班級的人也在旁聽，裏外擠得水泄不通。批鬥會上不僅拳腳相加，而且張明居然卑鄙地說，王家強的父親出外革命，為什麽會生下王家強？他是他母親和他爺爺生的。這對我們哪些孩童是一個極大的震動。我現在能想象這對那時十幾歲的王家強的心理會摧殘到什麽程度。說身心備受摧殘，真是一點都不過分。張明為什麽這麽積極地跨班批鬥出身好的王家強，據說他們以前有積怨。在批鬥會上對出身稍差一些人的整肅最積極的倒是紅衛兵小組中被我們稱為“跟屁”的那些出身有問題的人。
六月九日，掌權的紅衛兵在我們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勒令我們這些曾經反對過紅衛兵小組的人交出自己的日記和所謂記錄關於紅衛兵小組言行的黑材料。我被迫交出了我的一個日記本。在十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紅衛兵們不能再象紅八月時那樣飛揚拔扈了，他們有的到外地遊逛，有的躲在家中，不再到學校來。學校裏冷冷清清。我在教室前的講台桌下發現了它，它被“跟屁”們在上麵批的亂七八糟。我撿了回來，保留在家中。但是，現在轉眼我離開北京已經八年，無法知道它是否還在。
在這一階段，已經開始給老師和幹部剃陰陽頭。自八十年代來曾經主演過多部電影的女演員霍秀兒，那時是初一的學生，也被剃了陰陽頭。她同班的女同學劉克芬，工人出身，由於和紅衛兵小組的跟隨者不是一派，也受到了剃頭批鬥和毆打。各班都開始了批鬥老師和同學。高六三一班的班主任丁文惠和高六三二班的班主任童常貞都受到了殘酷的批鬥，並且被剃了頭。他們和校長等領導一樣每天進校門，批鬥會前都要自稱，“我是ｘ狗，我老老實實認罪。”而無論是什麽批鬥會，深挖根源的第一步就是出身是什麽。時至今日居然有人說初期紅衛兵沒有血統論，真是不知是從何說起的。某些紅衛兵小組的人說，紅衛兵初期是貫徹黨的政策的，言外之意，黨的政策是好的，這是一支好紅衛兵，沒有參與迫害及其它那些文化革命中聳人聽聞的罪行。這若不是留戀那時的時日，就是下意識地認為平民們那樣的生活就夠了！這種看法仍然含有當年那種對平民們，對出身不好的人的人格的蔑視！
大約與六月九日工作組進駐清華附中的同時，各個中學和大學也都進駐了工作組，一般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文化大革命打亂了。從六月初，紅衛兵開始掌權之時，階級路線進入了全麵的極左時期，血統論開始越來越表麵化。沒有血統論根本就不會有紅衛兵！！這句話一針見血。沒有六十年代初期的階級鬥爭論，無產階級專政論，沒有那時的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沒有階級路線和掌權“指點江山”的抱負，那裏會有產生紅衛兵的衝動。
從六月九日起，鄭光召等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狗崽子，“鄭狗光召不老實，就叫他滅亡”，就是從六月九日後喊出的。至今在我的朋友中見麵互稱和自稱，“鄭狗”、“戴狗（建中）”、“趙狗（伯彥）”、“劉狗（喜鴻）”，就是那個時候在各班的批鬥會上，和大字報中留下來的充滿血淚的戲稱。
從六月九日開始，直到八月底開始串聯，學校活動散漫為止，出身不好的人所作的事情就是檢查自己和互相揭發。
我所在的預六五一班，紅衛兵小組的幹部子弟幾乎都成了校一級的“領導”，班裏的很多事情就交到了一些出身並不很好的但是跟他們跑的人的手裏，當然象李德慶那樣雖然堅決地和他們一起造了反，但是由於不會阿諛，六月九日後就身不由己地逐漸出了局。我清楚地記得六月中旬的一天，發遊泳證時，那位自己出身就有問題的李姓女同學站在教室中的叫囂，“他媽的，那些資產階級狗崽子，你們聽著，你們沒有遊泳的權利，隻有老老實實留在教室檢查自己，改造自己！我們進行了審查，我沒有念到名字的，就沒有遊泳證。”沒有領到遊泳證的其實還包括個別出身好的前班幹部。
鄭光召在工作組進校後一周左右畫了一副毛澤東畫像歌頌毛澤東象紅太陽，但是，這馬上成了他的一條罪狀，“資產階級狗崽子懷著階級仇恨，醜化偉大領袖，居然把偉大領袖的臉畫得通紅，並且有很多處不象。”
事實上，到此為止對所謂舊文化、資產階級文化的“學術”批判已經取得了徹底的勝利，七月底後走向社會的破四舊、抄家、打人，焚毀圖書，拆毀古跡，都是從紅衛兵小組的這種初期功績的基礎上發展下去的。利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和階級路線思想起家的幹部子弟，捍衛極權社會江山，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的早期紅衛兵小組當然難逃其咎。
七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突然出現在人大會堂，第一次正式接見了紅衛兵。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首領立即感到了這一現象的政治意義，在第二天就連續貼出一論、二論和三論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三篇文章，並通過劉少奇的女兒劉濤轉交給劉少奇和毛澤東。（這是一種說法，還有一種說法是通過江青轉交給毛澤東的。當然，可能兩個渠道都走了）三論“造反精神”是共產黨思想和文風極其典型的產物，集中地代表了十年浩劫中的那種無知、狂妄，對人性及其文明的蔑視。就這種意義上說，駱小海和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小組的成員不愧為共產黨文化在十七年中精心培養出的一代，不愧為極權的共產黨人的後代。當然也可以說，是在多元社會中產生的第一代共產黨人必然蛻化的結果。在大字報中有這樣的語句：
“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我們說，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說，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了，現在不凡，更待何時？”
“你們說我們‘狂妄’，我們就是要‘狂妄’。你們說我們‘粗暴’，我們就是要‘粗暴’”
“我們就是要把你們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隻腳！”
共產黨大批判語言到六六年中期的這一跳躍，扯掉了任何偽裝詞句，任何溫文爾雅的麵紗，就連支持他們的工作組也感到有些過分。這就是清華附中紅衛兵曾經有過的和工作組的所謂“矛盾”。然而，清華附中紅衛兵象以往一樣成竹在胸。清華附中紅衛兵從來是嗅著共產黨上層的鼻息進行“革命”的。
果然，毛澤東七月三十一日給他們寫了回信。八月一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又特邀了部分高等學校代表列席會。八月三日，一位中央領導把清華附中紅衛兵首領召到釣魚台，給他們看了一些中央文件。八月初，江青還在天橋劇場開的一次紅衛兵大會上突然秘密召見過卜大華等少數幾位紅衛兵頭目。這一下子把這一毒焰燃向了全國。破四舊、抄家、血統論猶如天方夜譚魔瓶中放出來的巨魔一下子席卷了全國。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檢閱了紅衛兵，全國都沸騰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當然要站在第一線，他們等的就是這一天。整個社會和學校裏打人的最高潮就是在這一時期前後產生的。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學院附中紅衛兵總結了他們前兩個月的經驗，貼出的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這一時期則走向舞台中央。這裏必須要說的是清華附中的打人是在工作組進校前後，作為群眾運動中的所謂“過火現象”出現的，在工作組撤離後到八月十八日之間形成高潮，是全國的先導。
無產階級的“子弟”有了最大的權勢毛澤東撐腰，當然要把一切非他們意的“子弟”，思想、行為都打翻在地。“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是繼三論之後，紅衛兵小組一篇最重要的大字報。不是他們“經不住社會浪潮衝擊，而寫下‘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文章”，而是多年來在他們血液中奔騰的思想終於可以肆無忌憚地脫穎而出了。出自熊剛之手的此文，一下子飛向全國。這也是清華附中紅衛兵可數的在社會上產生的幾次重大影響之一。
曆來造反都是對統治者的反叛，但是，在極權社會中是非是顛倒的。在中國，在文化革命中，乃至現今（如我曾經談到過的王蒙、張承誌現象），依靠權勢，居然是造反，居然有人今天還認為運動初期的紅衛兵提倡的是“獨立”思想！
在此，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七月下旬之後在清華大學也進行過的關於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辯論中，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完全是站在擁護的立場上的。由於對聯在清華大學遇到的阻力，並且有大字報矛頭指向了劉少奇等人，大學的幹部子弟希望中學的幹部子弟能給予支持，曾經所謂“反”工作組的清華附中紅衛兵也感到事態嚴重，八月初，北京市幾個主要中學的紅衛兵齊集在清華附中，然後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帶領下，大隊人馬殺向清華大學，把所有的狗崽子們“反工作組”、反中央領導的大字報都撕掉。這在當時也是影響非常大的事件。那天黑壓壓的自行車隊集中在清華附中的大操場上，一色退色軍裝，手提寬寬的軍用銅頭皮帶，浩浩蕩蕩殺向大學。這是六月八日事件的重演，也是其後聯動的先聲。
打人事件幾乎是與紅衛兵的得勢孿生而來的。六月八日大批城裏中學的幹部子弟齊集在清華附中門外之時，對出來勸阻的副校長韓家鼇就已經有暗中拳腳。從九日工作組進校紅衛兵掌權開始，各路暗中的“太平”拳腳，走向桌麵。在清華園各處，隻要有“黑幫”（即有問題的幹部或老師）人物出現，總是伴隨著拳腳。我的一位朋友就曾經在群眾圍攻現任廣播事業局長艾知生（那時清華大學的黨委宣傳部部長）時，從身後給了他一腳。六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的社論後，鬥爭行為一下子升級，十八日北大師生設“鬥鬼台”、“斬妖台”，把陸平等六十多個“黑幫”戴高帽批鬥。
拳打腳踢、遊街示眾，從六月中旬後越來越普遍。到三論發表的七月下旬，清華附中鞭打學校幹部、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同學到達了高潮。且不說，萬邦儒和韓家鼇等校領導每天要在糾察隊（隊長就是張承誌）的皮鞭下（一點也不誇張），在炎熱的太陽下勞動，而且動輒就會受到人身侮辱、耳光及鞭打。但就學生來說，每班的出身不好的反動學生已經有近百人，其中在運動前就對立的很厲害的某些班級，出身不好的人一下子都下了地獄。如高六三一、六三二班的鄭光召、趙伯彥、梁強、劉喜鴻、戴建中、徐經熊等人，以及出身好的校領導紅人王家強和張蘊環（女，工人出身）都被打成反動學生，張蘊環甚至被剃了陰陽頭。他們除了必須每天寫檢查參加勞改外，都不斷地遭受毒打。其中鄭光召被打得腎出血，趙伯彥隻因為在挨打過程中不叫喚，就被加倍鞭打。上述幾個人都在烈日下被打得血肉模糊。戴建中的檢查在將近五十米的樓道中對麵貼滿，地方不夠又轉到樓上，“浪費”了幾百張紙，還是不能過關。高三的女生郭蘭蕙，高一的女生楊愛倫出身一般，被批判有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不堪侮辱，前者服敵敵畏自殺，送到醫院沒有得到及時搶救身死，後者神經恍惚，在撞火車時雖有幸被人救下，但是撞掉了幾隻手指頭，成為殘廢。
在此前後，我高一的班主任老師，物理老師劉樹華因為不堪批鬥而從鍋爐房的大煙筒上條下自殺。我當時的班主任老師，六四年高中畢業留校的高惠英老師（女，校共青團團委書記）被皮帶的銅頭打瞎了一隻眼睛。我們班由於找不到出身不好的學生，居然開始整肅原來的學習委員楊柏齡（女），她出身職員，爺爺是地主。在被批判中，她的頭發被剪得亂七八糟，精神恍惚。在初六四一班（初二）的批鬥會上，學生們排隊，每人都要用皮帶抽打副校長韓家鼇幾下，以表示自己革命，無人敢於拒絕下手。至於被銅頭皮帶打得渾身是血的則不僅有校長萬邦儒等校級領導，還有一般教師和同學等至少幾十人以上。
這些都是清華附中紅衛兵在八月初書寫“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前後，在八月二十日左右書寫所謂“十點估計”前發生的事情。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的人至今說清華附中紅衛兵和社會上別的紅衛兵不一樣是說不過去的。他們之中甚至有人不無鄙夷地說，“一下子幾百萬、幾千萬的組織，都叫紅衛兵。大部分的組織根本就沒基礎，沒思想，隻要叫‘紅衛兵’，對毛崇拜，造反就成。”我想這正是區別，清華附中紅衛兵更自覺，更有思想基礎地奠定了紅八月有應有的一切。但是，這絕不說明他們和其後一湧而起的紅衛兵有什麽本質的區別。
我前麵曾經提到駱小海在工作組在時的某次大會上，得意洋洋地鏗鏘地朗誦他的聲討美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檄文，紅衛兵要“血染太平洋，頭斷華盛頓”“把毛澤東思想的大旗插遍全球”，我們舊日的同學至今還經常在一起戲謔，“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把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教育製度砸個稀扒爛。”這些殺氣騰騰、充滿血腥氣的詞句，確實隻有清華附中這些有才氣的紅衛兵小組的人才能體會和從無產階級專政的真蘊升華出來。
從八月上旬開始，清華附中這些有“獨立思想”的紅衛兵“開創”的階級路線血統論問題、徹底無產階級革命化問題在社會上越演越烈，六六年八月象八九年六四一樣是中國曆史上，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最瘋狂的毀滅時期。叫它紅八月，是準確的，它充滿了血腥。這個紅八月當然不是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以及其它幹部子弟所主導的，它是毛澤東和共產黨多年導演的發展結果。起源於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不過是和希特勒的黨衛軍一樣，是這種政權和專政，是統治者的工具而已。其區別隻是在於其意識形態雖然都是基於血統，但是黨衛軍是民族血統，而紅衛兵是則是一個掌權的小群體的血統而已。
千年縱過，德國的罪孽難逃，千年縱過，紅衛兵的罪孽又怎能輕輕抹過！
紅衛兵和黨衛軍最大、最重要的共同的特點是，紅衛兵和黨衛軍一樣，都是和近代西方民主自由文明同時產生的當代極權主義的產物！紅衛兵不是中國文化的產物，是中國“西化”的結果！所以它能影響到其後西方的六八學運並產生西方的紅衛兵！
在這一切過了高潮之後，即在紅八月的下旬，所謂十六條公布（八月八日公布）幾近半個月後，清華附中紅衛兵，人該打的打了，該專政的也專政了，於是演起了他們父輩─中共曆來在運動中所使用的手法，寫了一篇“清華附中紅衛兵對當前形勢的十點估計”。這篇估計當然不會超脫黨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時的大好形勢，然後就是對大好形勢後的問題，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搶等所謂過分行為提出了批評。所謂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歡迎，是確實的。在那個肆無忌憚、草菅人命的時候，無論是誰出來說一句“打的好！但別打了”，都會受到熱烈的歡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發起者。共產黨每次的落實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們的歡迎嗎！但是，這又能說明什麽呢？這難道不正是生活在極權社會下的人的悲劇嗎！
駱小海在六七年不得意時，曾經在一首詞中得意地寫了一句“十點估計羞可漢”。其實駱小海們不過是重複了“十六條”，甚至可以說共產黨曆來政策的內容而已，有什麽可得意的呢？！這不過是在專製的恐怖下平民們已經不敢有任何聲音發出的悲慘境遇中的一聲廉價的減緩聲而已。
八一八毛澤東檢閱紅衛兵，並且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卜大華以及師大女附中宋彬彬等紅衛兵。這些照片使得他們興奮激動，並且也把他們的名聲帶到了高峰。但是，接下來是大串聯，紅衛兵們要輸出革命到全國，學校裏就難以進行有效的管理了。怎麽辦？於是，他們決定提前把這些非紅五類子弟送到農村去勞動改造。八月底後，清華附中的非紅五類子弟都被送到房山縣的竇店去勞動。而他們自己則到全國各地串聯去了。
卜大華們到什麽地方都受到省一級的領導的優待招待，如到武漢就受到王任重的接見。八一八之後，卜大華們把北京破“四舊”的火，對“資產階級”仇恨的風播向了全國。然而，也就是從八月以後黨內鬥爭越演越烈，終於這場火燒到了這群幹部子弟的父兄。他們對毛澤東的權力構成了威脅，毛澤東開始再次需要利用平民們來收拾這些不服氣、分享他的權力的人了。到卜大華十一月從外地回來，形勢已經完全變了。這就是在血腥的紅八月之後，用某些紅衛兵小組的人的話說，平民們“直到十月以後他們才有革命的權利”。
六．比紅衛兵還可悲的造反派：極權社會中的造反派和紅衛兵是不可分割的兩麵
魯迅先生說，中國曆來隻有兩種不同的時期，想做奴隸而得，和想做奴隸而不得。而在統治者內部，專政的“特權”除了必定會引起一些人的維護和爭奪以外，它在猜忌中還必然圈子越來越小。
十月，為了鞏固自己個人的權力，毛澤東發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終於平民們也被專政者派上了用場。現在必須說的是，那時的平民們，即所謂造反派們在價值上並沒有人的意識的覺醒，在思想方法上和幹部子弟們其實都是一樣的─“教條的馬克思主義”。
造反派的文化及其心理，完全是極權主義的。造反派們十月後的雀躍，是令人淚下的，終於想做奴隸而得了！終於讓“毛主席和黨”看到了他們的忠心了！所以，他們終於能和紅衛兵─幹部子弟一樣，為了捍衛一個人（毛澤東）的專製，為了保住自己的平和的奴隸地位，而熱血滿腔，充滿勇氣了！如果人們真的心平氣和地想，造反派其實比紅衛兵還可悲！還低劣！人家捍衛的是父兄們所占據的特權、專政，而造反派們卻是充滿豪情地為了想做奴隸而得！
紅衛兵的理論思想基礎是階級鬥爭、階級路線、無產階級專政，而造反派們的理論基礎在是毛澤東的“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文化革命“七八年就要搞一次”。造反派們真誠信奉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學說，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則，共產主義的理想。造反派們不僅真誠地擁護極權的“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熱愛偉大領袖，而且仍然在真誠地改造自己的人性。
上述一切也是我自己的寫照。很多當年的造反派一方麵對幹部子弟紅衛兵全麵地否定，一方麵卻對自己全麵地肯定。某些“兩種文化革命論”底下隱藏著的就是自己的一貫正確。被權力所奴役的人和維護權力而不得的人當然衝動是不一樣的，並且在前者潛在的就有追求平等的因素，這就是在其後將近三十年的發展中，平民子弟更多地走向追求人權，追求民主平等道路的原因。但是，盡管如此，當年對平等和權利的認識，所要的“平等權利”究竟是什麽，“自覺”追求的並不是現今的人權，因此，是必須要認真反省的。
十月後，我們成立了自己的造反派組織，有權利和那些跋扈的幹部子弟進行表麵的派仗了。這種權利對幹部子弟當然是不能容忍的，對平民子弟則是寶貴的，一定要維護的。這裏必須說的是，十月最早及其後的造反派組織的頭頭，絕大多數都是文化革命初期受壓製的紅五類子弟，而鄭光召們，即使他們自己沒有失去文化革命開始前的站在對立的第一線的勇氣，本派組織的其他人也不可能讓他們站在第一線。從各方麵考慮，直到大家離開學校下鄉為止，這些“狗崽子們”都心有餘悸地站在運動的第二線、第三線。盡管如此，平民子弟們還是真誠地感謝毛澤東，並且真的認為這種權利是中央文革小組給的，所以對中央文革小組有很深的感情。毛澤東和中央文革也非常聰明地利用這些平民造反派與那些不肯把權力讓給他們的老幹部們對抗。
當時，清華大學四一四派的周泉嬰，寫過一篇“四一四思潮必勝”，說造反派們從根本上是被“無產階級”利用的對象，在被利用劃過幾槳後，時機一到，就會被打落到水中。這話說來殘酷，造反派們都不願意相信，但是，事實上共產黨的確想如此。當然，後來的曆史並非是如周泉嬰說的那樣，因為，其後的幾十年發展曆史竟然是共產黨再也沒有能力，或者再也尋找不到那個再把這些人打落到水中的時機了。七五年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也罷，改革開放也罷，都仍然是不得不用這些人來劃船，共產黨隻有利用“寬鬆”才能勉強維持自己的統治，再也沒有能力象六十年代以前那樣大搞階級鬥爭、大講階級路線了。到八九年，共產黨不但沒了把這些人打翻到船下的力量，而且隻有射殺下去一批人才能保證船的繼續航行。而具有諷刺性的是那位周泉嬰的四一四同誌─萬潤南以及其他的人，也被射殺到船下了。“四一四思潮”沒有勝利，倒是平民們穿過極權，覺悟到人權，駛向了新的航道。
時代和人們的存在狀況為每一個人打下了烙印。在極權社會中，正常的平民在被壓迫的氣氛中逐漸覺悟到一種反抗和追求；被共產黨統治壓斷了脊柱的出身不好的人則永遠染上了一種陰暗的心理。但是，那些飛揚拔扈慣了的幹部子弟，經曆了文化革命，眼見從六三年就要越來越徹底地貫徹階級路線，把一般平民打入底層，老老實實接受被統治，卻突然發現他們居然又和自己平起平坐了，則從六六年十月起就染上了地獄中的邪惡之氣，他們開始痛恨這個世界，痛恨自己的不得誌，痛恨平民。東、西糾之後的《聯動》就是這種傾向的產物。
記得六八年大家就要離開清華附中，各自開始另一種生活時，寫“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的作者之一，也是紅衛兵小組創始人之一的高六三一班的張明在和同班的鄭光召等人告別時說，“你們是地富反壞，我們是工農，二十年後見”。二十年後，據說在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中，正是當年的這些高幹子弟主張堅決地、毫不留情地鎮壓。在我去年（九五年）回國時，聽一位當年四中的朋友說，他參加了一位幹部子弟的婚禮，在婚禮上這些幹部子弟異口同聲地說，如果不是我們的老子英明，堅決地鎮壓，我們早就象東歐那樣失去了政權，哪有今天。一位當年認為自己是未來總理的幹部子弟，現今雖然也已經步入社會的上層，卻由於距離總理還遠，由於自己這些幹部子弟居然沒有完全壓倒平民子弟，而牢騷滿腹，恨天恨地，恨社會現實！
當年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的人，大都由於父母幹部級別低，無才補天，如今散落在社會各處。但是，美國人用庚子賠款建立的清華學堂，幾代知識分子所遺留下來的平民氣，卻居然仍然在清華附中培養出一代有社會影響的平民知識分子，如鄭義等。而具有諷刺性的是那位要在二十年後見的張明現在卻是在他的親戚，以身在台灣的國民黨要員李煥的兒子李慶華為首的專門從事兩岸文化交流的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中主持工作。要“血染太平洋，頭斷華盛頓”的駱小海則既沒流血也沒頭斷地至今生活在美國。
歲月無情，曆史無情。在思想產生反叛之後，我原來很悲觀地認為，我這一代人，在知識和精神上能夠做到薪盡火傳就不錯了。那時，沒有人能料到極權社會─共產黨陣營居然會在八九年崩潰。當然，在八九年後，大部分人又沒有料到中國共產黨居然支撐到今天。而我因為有以前的悲觀，所以沒有象大部分人那樣懷有共產黨一年或三年倒台論等等幻想，認為能有今天的變化，已經很不錯了。
共產黨是否會象國民黨一樣敗部複活呢，除非共產黨放棄極權，象國民黨一樣走向民主，但是，那些“紅衛兵小組的幹部子弟們”能允許這樣嗎？八九年的死結能解開嗎？地獄中的邪惡之氣能消散嗎？
描述、評價曆史沒有完全的客觀性，評論文學作品也是沒有完全的客觀性。當我們出現不同看法的時候，就要看一看我們看問題的角度是否相同，即反省一下我們用的價值、方法是否相同，是極權社會的還是非極權社會的！極權社會的文化不是“沒有道理”，而是因為它壓迫蹂躪了大多數人的意誌和權利，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都不接受它，所以它必定要被拋棄。產生於中國大陸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各類作品，時至今日，甚至一般大陸民眾都不再看它的道理正在於此。至於文化革命中和其後產生的，諸如張承誌、浩然乃至王蒙等人的作品，除了要通過此研究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現狀者外，沒有一個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會對這樣的作品有興趣。如果一定要談論“客觀性”，也許隻有時間和空間會對“客觀性”做出詮釋。時至今日，誰還會看“三論造反”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那樣有“獨立思想”，有“氣魄”的文章！
七．結語：紅衛兵─當代極權（左派）文化的產物
今天我們重新回顧和分析紅衛兵，我絕不會再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角度來看問題了，我也絕對不願意以極權社會的文化和價值為基礎來思考問題，而希望完全從另一個理論框架和倫理價值來分析這一切。
例如，紅衛兵對校領導的反對，提倡的獨立思想，今天在我看來是提倡一種更加奴化的思想，是徹底粉碎“個人”，走向完全喪失“自我”。否則的話，人們在文化革命中就不會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七六年後，就不會撥亂反正，今天的人們也就不會拋棄過去，逐漸接近當代世界和西方思想。從理論上，我們之所以不采用那種看問題的前提和方法是因為，如果把瘋狂地提倡個人崇拜稱為提倡獨立思想，那麽，以這樣一種理論和方法看問題，會讓你矛盾百出，無法解釋很多問題。而另一方麵，從倫理和對良知的認識上，這些看法具有十分危險的傾向。
今天究竟如何看待紅衛兵的誕生及其後來的發展，我願意提出以下幾個分析線索：
1．紅衛兵是在什麽形勢下產生的，即它是順乎，或確切說借助什麽潮流，在什麽潮流中推波助瀾產生的。
2．產生之初，紅衛兵要做什麽，即它的目的是什麽。
3．產生之初的紅衛兵的指導思想是什麽，它的思想方法有什麽特點。
4．紅八月高潮中的紅衛兵的指導思想、行為和目的和早期的紅衛兵的思想、行為和目的是否相同
5．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產生的造反派和早期紅衛兵的指導思想和目的是否相同，它的特點是什麽。
6．中國紅衛兵為什麽會影響到西方，在西方以及其它國家也產生紅衛兵，即中國的紅衛兵和西方紅衛兵在思想和目的那些方麵是有共鳴的
1．紅衛兵是在什麽形勢下產生的，即它是順乎，或確切說借助什麽潮流，在什麽潮流中推波助瀾產生的。
如前所述，紅衛兵是在中國社會走向完全意識形態化的過程中，在極權社會日益完善、徹底的過程中產生的。它順乎六十年代初期在中國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共產黨內的主流”毛澤東、林彪，用能得到的毛澤東林彪的思想和意圖，編織自己的烏托邦圖景。沒有大講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堅決清肅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形勢就不會有紅衛兵的產生。沒有逐步對一切所謂“非無產階級文化”的鏟除就不會有紅衛兵。具體說，就是沒有六十年代初期的社教、四清，沒有教育革命，沒有曆史、哲學以及文化領域中的批判運動就不會有紅衛兵的產生。沒有毛澤東、林彪就沒有毛遠新、姚文元，沒有毛遠新、姚文元就沒有宮小吉、駱小海、卜大華，就沒有紅衛兵。
2．產生之初，紅衛兵要做什麽，即它的目的是什麽。
產生之初，即紅衛兵小組要做的首先就是要做的是捍衛毛澤東思想，狂熱地確立領袖崇拜，徹底肅清一切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和事。在學校中就是要徹底打碎過去的一切教育製度和係統，以階級鬥爭和階級路線為綱確立無產階級專政。紅衛兵小組從萌芽之初目的就很明確，捍衛無產階級專政，捍衛極權，捍衛統治者的地位。鏟除一切非他們的思想和文明，乃至個人，及其可能的土壤，及資產階級子弟。這就是他們的焚書坑儒、取締黑市的真諦所在。產生之初的紅衛兵具有完全的幹部子弟色彩，依附於極權社會最大的權勢者─毛澤東，蔑視一般民眾和一般基層幹部。
3．產生之初的紅衛兵的指導思想是什麽，它的思想方法有什麽特點。
產生之初的紅衛兵根本沒有“自己的”“獨立”思想，而是以林彪等人在那些年代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權威為自己的思想，以毛澤東的一係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講話為自己指導思想。它的思想方法是一種極端的教條、專斷。他們行必拿“紅寶書”，言必提偉大領袖，林彪如何說。中國自六十年代初期越演越烈的極權主義，在早期紅衛兵小組得到了完全的體現，達到了頂峰。
今天來重新看他們當年的言論，人們就會發現，除了階級鬥爭、階級路線、無產階級專政、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反對修正主義外，沒有任何其它內容。沒有這一切也就沒有紅衛兵。紅衛兵小組的某些人居然說早期紅衛兵沒有血統論，這種說法讓人吃驚。血統論是維護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產生的，隻要講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就必然會產生血統論。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思想就不會有紅衛兵產生，因此，也可以說，沒有血統論，就沒有紅衛兵，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正是靠血統論催生的。
事實上，到六六年為止的青年，不止是幹部子弟，而是幾乎所有的伴隨極權社會出生的青年人都已經喪失了自己“獨立”思索的能力，喪失了一般社會的判斷能力。
4．紅八月高潮中的紅衛兵的指導思想、行為和目的和早期的紅衛兵的思想、行為和目的是否相同
紅八月高潮中紅衛兵的特點不過是按照紅衛兵小組的模式，把這幕戲推延到全國和人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而已，它在行為上的三個特點：狂熱的領袖崇拜，以一種先天條件為接納成員標準（無產階級階級路線），群體性的暴力行為，（王友琴，“一九六六：學生打老師的革命”，載於《聯合報》，1995年9月4─8日），在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那裏都已經存在。
在思想上，它同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敵視一切不同於它的思想。
在目的上，紅八月以後的紅衛兵和創始之初的紅衛兵小組完全一脈相承，沒有超過六月紅衛兵一步。
5．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產生的造反派和早期紅衛兵的指導思想和目的是否相同，它的特點是什麽。
如前所述，在早期及其後的紅衛兵那裏無從談論獨立人格和思想，他們的意識和活動明確地是在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旗幟下，以維護或換取自己在極權社會的地位為目的。和早期紅衛兵小組相同，產生於文化革命中期的造反派也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他們同樣也是極權社會，極權文化的產物。盡管他們在那個社會總是受到壓製、不信任、甚至迫害，可是他們總是在不斷地用各種方法表明自己的“可靠”。狂熱的領袖崇拜，在他們身上的表現雖然有些尷尬，但是，卻也的確是他們發自內心的真誠願望。但是，紅衛兵的另外兩個特點，即先天的組織標準─血統論和暴力傾向，在他們身上就基本上不存在，前者是因為在他們那裏不具備這種存在的可能性，後者則是因為他們所受到的虐待和他們低下的地位決定，這使他們一方麵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另一方麵不敢放肆。當然在暗中和某些啟發下，他們強烈的暴力傾向也會宣泄出來。這表現在在各類群眾組織間的武鬥中，他們同樣會積極參與。而一旦抓住某些一貫欺壓並且迫害過他們的幹部子弟，他們也會報複。因為這種暴力和仇恨也是極權社會二分法思想的必然產物。
由於缺乏，甚至沒有這兩個特點，所以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不區分造反派和“紅衛兵”的區別，即把造反派作為文化革命中的紅衛兵，就會使人感到有些縫隙，不那麽貼切。
二者的指導思想雖然都是毛澤東思想，但是，紅衛兵的指導思想和目的是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階級路線，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一切非無產階級的因素，而造反派的指導思想和目的則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即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派，走資派還在走，文化革命四五年就要搞一次。二者當然有區別，區別在於紅衛兵的矛頭是權力階層以外的人─被統治者，而造反派所向的是權力階層以內的一部分人。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區別是一種根本性區別，它使二者以後的發展走向形成根本性的不同。
6．中國紅衛兵為什麽會影響到西方，在西方以及其它國家也產生紅衛兵，即中國的紅衛兵和西方紅衛兵在思想和目的那些方麵是有共鳴的
這一問題實際上涉及的是文化革命、極權專製究竟是中國傳統的產物還是當代世界的產物。很多“在共產黨文化中生長”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年青一代知識分子，在經曆過一些波折後，從文化革命的“破四舊”、“反對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複辟”轉換成另一種激烈的反傳統，把文化革命的一切歸咎於中國的文化和曆史傳統。然而，當設定這樣一種理論框架看問題時就會遇到很多背謬，最簡單的例子是如何解釋中國共產黨曾經激烈地反傳統、甚至反封建。再例如無論共產黨還是知識分子，他們甚至根本沒有中國封建社會的美德，如，文死諫，沒有一個共產黨高官這樣，包括被整死的劉少奇和圓滑的周恩來。
中國的紅衛兵影響到西方的左派，為我們提供了看問題的另一個框架的證據。
即：中國大陸當代社會是一“西化”的社會，它基本上是近代左派思潮，極權文化在中國的衍生和結晶。中國的紅衛兵不是中國傳統的產物，而是受當代西方思想影響的產物，所以有徹底蹂躪中國文化和傳統的殘酷“壯舉”，所以有要焚毀中、西一切不符合於“左派文化”的書籍。這當然對某些西方左派中的極端分子來說是夢寐以求的。對一般西方左派學生來說，紅衛兵那種極端狂熱的“烏托邦”，消平人間一切不符合自己思想的衝動，則和他們有先天的共鳴。那種一元化的教條傾向，那種“整體式的”思想方法，即思考一切問題喜歡變為普遍的對立問題，如喜愛用國家、民族、人民、社會、階級、世界、曆史，及東方、西方這些大概念，中國的紅衛兵和他們則是具有相同的思想來源。當然由於在西方的環境中，中國紅衛兵的某些內容不能直接適用於西方，但是咎其根本而言，兩者在其思想宗旨和其外在形式上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和一致。這也是時至今日，某些在極權文化中生長，對極權文化仍然沒有反叛的的青年知識分子，重新留戀文化革命，走向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的原因。這再次說明，盡管中國封閉，但是它是西方近代極權文化的產物，它和西方極權主義有著先天的聯係。它甚至使我們進一步看到中國當今的封閉不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產物，而是二十世紀以來引入某一部分的西方文化的結果。
事實上，除了和西方的左派極端分子的共鳴以外，如王友琴所說，紅衛兵的三個特點在希特勒的青年組織中也存在，這兩種極權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這使得對紅衛兵的分析在曆史上和世界上都更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從一九六七年清華附中老紅衛兵失勢後至今將近三十年，在大陸仍然隻有無反省地書寫這一段曆史的文章，甚至正麵歌頌老紅衛兵，聯動的文章和書籍。這種現象甚至在海外也存在。如果我們對人權和民主不再是象文化革命中那樣敵視，如果或多或少地對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代民主自由社會，對伴隨它的文化有一些認同，那麽，為了我們的下一代不再經曆文化革命的浩劫，還是多反省一下自己的好。
為此，我也在問，造反派們（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今天對自己以往的看法是否也和那些紅衛兵們一樣是一種無反省，一種唯我正確的偏見。本文第一次力圖對造反派，對自己做出更多的，更嚴厲的反省和自我剖析。還是哈威爾的那句話，“我們每個人都是極權社會的受害者和締造者。”我們每個人都要反省，這對我們的後代和對人類都應該是一個重要的教訓和經驗。因為，盡管人們看法有分歧，但是，極權主義摧殘了人和人性是經驗事實，我們不要極權主義是絕大多數人接受的的一個原則。
我總感到，我們這些在極權文化中成長到二十歲才開始有些覺悟的人是有“原罪”的。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八日埃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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