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拾遺之074：關稅庫卷風波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係列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為解財政拮據之困，發行了宋子文發明的、以關稅收入為擔保的善後債券來籌措資金，此類債券名為“庫券”。從1929年至1935年，先後發行了鹽稅庫券、統稅庫券、卷煙庫券等。庫券以批準發行的年份為代號，比如民國十九年批準發行的鹽稅庫券，其代號是“十九鹽”；民國二十三年批準發行的關稅庫券，代號就是“二三關”。1935年，被稱為“無冕女王”的宋藹齡，倚仗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丈夫孔祥熙之勢，對“二三關”進行違規惡性炒作，非法牟利兩千五百萬元，導致中國實業銀行儲信部經理沈寶昌等二十四人自殺或急病身亡。該事件由此名列“民國股市三大炒”之首……
1934年，孔祥熙替代宋子文出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後，批準發行“民國二十三年關稅庫券”，代號“二三關”。這款庫券總額一億元，根據《中華民國公債發行條例》的規定，每一百元實收九十八元。但之前宋子文當財政部長時留下的操作慣例是，以對折即五十元抵押給銀行，然後送證券交易所開拍，通常做出來的行情在原價的六折上下。最後，財政部跟銀行則以低於行情一折半的價格予以結算。這樣算下來，銀行有不少於40%的利潤可得，當時的銀行都樂意承購庫券。
宋藹齡雖然未在國民政府中擔任任何職務，但她在利用政府關係進行投機倒把生財方麵絕對精通。她平時常在寓所研究經濟、金融、證券交易，且頗有心得。對於庫券發行，早在宋子文剛剛推出時，她就認為可以從中牟利，曾向老弟試探過，因宋子文沒有表態，隻好打消主意。現在輪到了丈夫執掌財政部，宋藹齡哪肯放過這個機會，當即舉行“三不公司”會議。所謂“三不公司”，並非真的一家什麽公司，而是被當時社會輿論所“封”，意指聽命於宋藹齡的三個高官顯要：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常務副部長）兼錢幣司長、握有財政部發行證券與交易最高之權的徐堪，中央銀行副總裁陳行和中國國貨銀行董事長兼中國建設銀公司（該公司由宋子文、孔祥熙及上海十七家銀行和政界要人投資組成，利用官僚銀行的資本投資多項建設事業，如揚子電氣公司、淮南煤礦鐵路公司等，發展迅速）總經理宋子良（宋藹齡二弟）；因與宋藹齡互相勾結狼狽為奸，三人被外界稱為“徐堪不堪，陳行不行，子良不良”，合稱“三不公司”。宋藹齡有這三位同夥操縱炒作“二三關”，要想不成功也難。四人湊在一起幾番密議後，當即開始實施。
1935年3月1日，“二三關”庫券開始發行。之前，各銀行照例跟財政部簽署了抵押協議，然後，由證券交易所開拍。頭天證交所一公布價格，各銀行都大覺意外：“二三關”庫券開出的市價竟然在七十元以上，這跟以往所有的庫券都開六十元完全不同。這是什麽意思？各銀行的老法師（金融專家）對此進行了分析估斷，最後得出結論：這個價格向無先例，銀行界不會托盤，這個行情絕對是站不住腳的。於是，銀行都把財政部抵押給本行的“二三關”庫券送進交易所賣掉，買進其他六折庫券。銀行界當時是這樣考慮的：根據協議規定，財政部會在三個月內與抵押“二三關”庫券的各家銀行結價，以往是以行情一半價位結算，這次就算提高些，打足按六折結算吧，銀行也仍舊有賺頭，毫無風險，篤定如泰山。
其實，這是宋藹齡與“三不公司”策劃定下的計謀。據知情人事後透露，主要是由徐堪反複研究後想出來的。徐堪根據以往發行公債、庫券的經驗，認為引誘銀行界上鉤並不特別難，關鍵是在銀行與財政部結價之前，設法使其把“二三關”庫券賣出手。而根據財政部規定，銀行是不能把抵押的庫券出售的，隻能通過委托證交所交易後的庫券賬款跟財政部結價（每三個月一次）後獲取差價利潤。庫券交送證交所的權力在庫券發行者財政部手裏。可是，規定是規定，銀行出於牟利考慮未必願意遵守，隻要讓銀行感到有利可圖而且無風險，他們絕對會搏一把的。
而隻要銀行賣出了庫券，往下的事就好辦了：把價位往上炒高，期限到時，財政部要跟銀行結價算賬，銀行就不得不貼進鈔票忍痛買進庫券以應付清點。到時候，“三不公司”買進賣出的差價就是這次宋藹齡等人炒“二三關”庫券的利潤。
那麽，怎樣做才能使那些由老法師智囊團支撐著的銀行界賣出庫券呢？這個其實也簡單，把“二三關”庫券的市場交易價位抬高，給銀行界造成錯覺，誤判該庫券不牢靠，不久價位必跌。銀行界就會先違規把庫券以高出平時價位的價格拋出，跌至比他們賣出時的七十元低出一截時，他們再買入，然後等待財政部來結價算賬。反正合同中寫明了的，以證券交易價位對折結算。這樣，銀行方麵就有之前的“七十元拋出，後以七十元以下價位買入”和“財政部合同規定的抵押對折價（按三個月一結價的市場平均價的對折計算）”兩筆利潤可賺。在銀行界看來，如此操作，沒有不賺的道理。
如此這般計議定當後，開始分工。宋藹齡把抬高庫券價位的差使交由二弟宋子良負責。宋子良跟上海灘黃金榮、杜月笙等混得不錯，暗地吩咐一聲，自會有人安排一班嘍囉在“二三關”庫券開盤伊始立刻搶抬價格。當然，光抬高價位是引誘不了銀行界那班老狐狸出手的，還得動點兒真格的。那就是“三不公司”的老二陳行的活兒了。他掌握著“三不公司”臨時籌措的巨額資金，開盤後立刻搶購“二三關”庫券。與此同時，安排一些人四下散布謠言，說中央政府已經決定收回“二三關”庫券，改發“二三關”稅公債。抬高的價位和四下傳播的謠言互相配合，使眾多散戶信以為真，紛紛入市搶購“二三關”庫券，還有一些散戶甚至不惜拋出手頭的其他公債、庫券，變現後大量買進“二三關”庫券。銀行界麵對這種行情，認為這是一個隻賺不賠的絕佳機會，紛紛拋售“二三關”庫券。銀行界當時的普遍想法是：“二三關”庫券跟其他證券、股票一樣，有漲就有跌，現在先以打折價位拋出去，就算以後漲至百元，沒人接盤了，那就隻好跌下來。一周後，一半以上的銀行已經把“二三關”庫券拋出來了，但另有一部分銀行還沉得住氣，按兵不動。這個情況事先宋藹齡和“三不公司”已經估計到，徐堪早就開好了藥方。第八天頭上，宋藹齡通知徐堪：可以下藥了。
徐堪奉命行動，當天約請親信劉子餘共進午餐。劉子餘是中國實業銀行下設的“中記號”經理、兼中實行南京分行經理，他另外還有一個特殊身份：證券交易所第32號經紀人。兩人共進午餐時，徐堪假裝漫不經心地說起“二三關”庫券，說財政部確實已經作出決定收回該庫券，“二三關”近日必大漲，故委托劉子餘以當日價位代購進八十萬元“二三關”，說那是他私人籌措的資金，過幾天拋掉，賺上若幹也是好的。以徐堪的財政部次長兼錢幣司司長、負責發行證券與交易的財政部最高負責人身份，散布這類信息，劉子餘絕對不可能懷疑其真實性。他不但完成了徐堪的委托，還以親朋好友的名義自己也買進了數十萬元。
劉子餘跟徐堪次長的關係銀行界都知曉，處於“二三關”庫券價位上漲的當兒，一些人正暗暗注意劉的一舉一動，他與徐堪共進午餐的一幕自然已落在他人眼裏。見其午餐後直奔郵電局拍發加急電報，就有人行賄郵電局經辦人調出電報底稿，一看是通知上海方麵下午開盤時速做“多頭”。此消息一時四處傳播，議論紛紛。當晚，“京（南京）滬等地不知有多少有錢大佬夜不能寐矣”。
次日，證券交易市場掀起軒然大波。首先是劉子餘所供職的中國實業銀行的許多中高級職員迅即跟進，拿出多年積蓄甚至祖傳遺金搶購“二三關”庫券，有一部分人還四處挪借錢款作為炒股資金，甚至借高利貸。此舉又牽動了搶購者銀行界的朋友，他們也紛紛“跟批頭”（其時證券行業的行話，意即隨大流購買股票債券）。這些人中，斥資購買“二三關”庫券最多的是中國實業銀行儲蓄信托部經理沈寶昌。宋藹齡惡炒“二三關”庫券時，沈寶昌已經年過半百，身體有疾，正盤算歸隱故鄉，林下養老。他想臨退隱前有機會賺一筆錢，確保養老有本，子嗣也能托其餘蔭。這時正好“二三關”庫券出籠，一開始沈寶昌不敢貿然投入，隻在旁觀察。待等劉子餘出手，並且四麵八方都在風傳“二三關”要被財政部收回的消息，他終於坐不住了，考慮再三，斥資五十萬元之多來打這必操勝算的一仗。
“跟批頭”斥資名列第二的名叫蔣履福，外交官出身，做過中國駐法大使館三等秘書，時任財政部公債司司長。而他的女婿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宋子文的親信貝淞蓀，也是金融界名人。宋藹齡和“三不公司”行事嚴密，連蔣履福這樣的直接負責公債發行業務的財政部高層也對“二三關”庫券的行情深信不疑，他在得知劉子餘的舉動後，斥資三十萬元搶購“二三關”。
當然，也有銀行界的大亨級人物對“收回‘二三關’庫券”的傳言有所懷疑，尋思這等大事，國家不大可能輕易決策的，總得弄個水落石出後再決定是否該出手。當時財力最為雄厚的浙江財閥集團之首、浙江第一銀行總經理兼國債基金管理委員會主任李馥蓀專程去了趟南京，當麵向財政部長孔祥熙詢問，外界正傳得沸沸揚揚的“收回庫券，改發一億元關金公債”之說是否確實？宋藹齡策劃惡炒“二三關”庫券時，跟孔祥熙通過氣，孔祥熙預料到會有記者或者其他什麽人來當麵詢問此事，已經有了一番考慮，當下從容作答：“政府為了財政上的需要，確有這麽一個打算。‘二三關’庫券發行一億，實價隻有五千萬，若按照以往與銀行的結價通例，財政實收不過兩千五百萬，這於解決國家財政之需可以說是基本無濟於事啊！”
現任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如此說法，打消了銀行界所有人士的顧慮。大夥兒二話不說，立馬往證交所鑽，都盯著“二三關”庫券買進。到這當兒，該庫券立馬變成了緊俏品，別說原先的七十元價位，就是七十五元也買不到了。繼而有人就把價位升至七十六元，由第77號經紀人福大（擁有中國實業銀行背景）以該實價收進。這下，價位便直線上升。“三不公司”手中掌握了大量“二三關”庫券，卻並不拋出，而是讓預先承諾“保證讓你有錢賺”招攬的那部分散戶把手頭的庫券拋出，他們則繼續吃進。於是，那段時期的“二三關”庫券的價格就繼續上升，最後竟炒到九折以上。
“二三關”庫券是分期還本的，這時該庫券的票麵餘額已經隻剩八十七元了，而市麵上最高的價位竟被做到八十一元，距離票麵餘額隻有六元。這時的情勢，即使“三不公司”不再發力，也已經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由於大批散戶不斷傳播謠言，市場上對於“二三關”庫券的說法不斷加碼，甚至有說該庫券將會漲過百元，溢價超過票麵價值。
這時，宋藹齡和她掌控的“三不公司”知道已經穩操勝券了，遂偃旗息鼓，不再露麵。連宋藹齡的二女兒孔令偉想見母親一麵竟然也不知該到哪裏去找她。徐堪、陳行和宋子良，也是休息的休息，旅遊的旅遊，宋子良更是帶著兩個來曆不明的女子住進了法租界廣慈醫院專辟的特等病房，閉門不出。一直關注著四人行蹤的銀行界大佬獲悉後，這才感到異樣，意識到這可能是人家精心設置的一個圈套。
就在銀行界大佬開始清醒的時候，宋藹齡與“三不公司”授意財政部通過中央社發布了一條簡短消息，稱財政部近日舉行部務會議，其中一項議題是關於與銀行結算庫券的，說必須按照之前跟銀行簽署的協議在規定的時間內給價清算。銀行如有拖延，將一律以“破壞債信”論處。發布這一消息的財政部發言人特地強調，“該決定業經財政部呈報行政院批準，並獲得蔣委員長的首肯”。
消息一發布，銀行界頓時亂作一團，“破壞債信”這可是一頂大帽子，弄得不好真會壓死人的——財政部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抬出來，這不是明擺著可以以“軍法從事”來解決“破壞債信”的案犯嗎？那該怎麽辦呢？辦法是有的，不過得花大錢：把那些當初以七十元價格賣出去的“二三關”庫券買回來就是，拋出去多少，買回來多少，總之銀行必須拿出財政部當初抵押的等額庫券。這解決問題的唯一法子，是宋藹齡和“三不公司”精心設置的一個陷阱，是銀行界大佬這次炒股的終極歸宿。
所有跟財政部簽過銷售“二三關”庫券協議的銀行，以及那些“跟批頭”的金融界大中小佬，都已經被財政部發言人催醒，趕緊從市場搶購“二三關”債券。宋藹齡認為市麵已經做足，遂指令“三不公司”把之前大量吃進的“二三關”多頭出籠，並乘機翻空。
幾天後，“三不公司”的大額空頭計劃完成。財政部發言人再次登場，“鄭重聲明並無收回‘二三關’庫券改發公債之舉”。一時間，市場上“二三關”庫券價格狂跌，極度混亂。而宋藹齡和“三不公司”已經完成了預定的計劃，拋光了之前吃進的庫券，到了清點戰果的時候。據金融界人士估算，宋藹齡和“三不公司”在這次炒作中牟取了約兩千五百萬元的巨額利潤。再說那個中國實業銀行儲蓄信托部經理沈寶昌。財政部發布消息那晚他正在友人家打麻將，玩了一個通宵，次晨回家倒頭便睡，一覺醒來方知市場行情大變，“二三關”大跌，趕緊出手已經來不及了，結果全部家產賠了個精光，證券公司紛紛上門催其追繳保證金。沈寶昌原本就患有高血壓症，受到如此強烈的刺激，血壓竄高，導致腦溢血發作。家人將其急送英租界宏恩醫院救治，醫生也回天乏力，死時五十二歲。
沈寶昌並非這次金融風波中死於非命的唯一一人，同樣的不幸者還有二十三人，其中九人是原有病患，受刺激而導致病情猝然發作而死；十四人是以跳黃浦江、臥軌、墜樓（塔）、服毒的方式自殺的。另有一些人原本健康狀況良好，受此刺激，因而得病，這其中就包括財政部公債司司長蔣履福。他自此患上了心髒病，後來奪其性命的也是這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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