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少傑 毛澤東的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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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若是決意整治一個人，就會責令手下人都要摻和進來，都要一起來對這個人說絕情的話、做絕情的事，都要一起來朝這個人吐雨點般的唾沫、扔冰雹般的石頭。
例如，在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裹挾著整個中共中央向鄧子恢等人發難。全會計有248篇發言，內容大體一致：一方麵高調擁護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另一方麵疾言批評鄧子恢等“小腳女人”，指責後者“右傾保守”，是“同資產階級共呼吸的人”，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投降主義者”，等等。
在這248篇發言中，少不了有一篇是鄧子恢自責自貶的發言：痛說自己“抱著十分沉重的心情”，檢討自己再次犯了“原則性錯誤”。
又如，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裹挾著整個中共中央向彭德懷等人發難。據李銳先生記述，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被印發下來後，多數與會者“基本上是同意的”，隻是認為其中“某些字句值得斟酌”。 但是，到了“7月23日，毛澤東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極其嚴厲的批判和鬥爭。自此時起，沒有人再講大躍進、人民公社中的問題了，‘問題不少’的中心議題被擱置一邊。原來表示讚成或基本讚成彭德懷信中的觀點的同誌，也不得不迅即轉變態度，有的還違心地進行了揭發批判。整個會議於是形成一邊倒的形勢。”
7月26日，毛澤東又發指示：“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 “於是不論過去有沒有表過態，或講得重講得輕的，都起而踴躍發言，大家直接對著彭德懷、張聞天等開火。”
事隔二十餘年後，李銳先生憶及當時心情：“說實在的，這十多天會，我的心理狀態極為複雜，我覺得很悲觀。我想，這是中央委員會，這是我們黨最高領導層的會，怎麽竟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話呢。”
又如，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在毛澤東注視下，除陳少敏一人外，所有與會者都舉了手，讚成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讚成“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誠然，在這許許多多舉起的手中，有的是出於主動的，有的則是出於被迫的；但就最終結果來看，無論是主動舉起的手，還是被迫舉起的手，都無一例外地擊打在劉少奇的身上，盡管擊打的程度輕重不一，因此，也都無一例外地沾上了劉少奇身上的血，盡管沾上的分量多少不一。
毛澤東在糾合其黨徒整治其政敵的過程中，也遇到一些不願摻和其間的人，一些不願與他同趟渾水的人。他都不會輕易地放過這些人，或是當即予以嗬斥，讓其下不了台；或是嫉恨在心，留待日後算賬。
在“廬山會議”上，當朱德批判彭德懷不力時，毛澤東當即“將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麵，說：‘隔靴搔癢’。”譏刺得這位總司令“臉一紅，就停止了發言，直到散會，隻是最後講了幾句話。”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大多數中央委員不積極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積極批判劉少奇時，毛澤東當時隱忍不發，隻是對他們做了說服爭取工作。可是到了會後，他便默許乃至縱容“造反派”去衝擊他們，去責難他們冥頑不化地犯了“推行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錯誤。結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委員都被貼了大字報，其中許多人還被開了批鬥會、戴高帽子、掛黑牌子、坐“噴氣式”以及遊街，蒙受種種羞辱。
不過，這些被批鬥者的結局不完全一樣。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屬劉少奇嫡係人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關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恥辱地熬著活到了毛澤東去世後，亦是“文革”結束後。
至於其他人的結局，則視其對毛澤東的認錯態度如何而決定其能否再獲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寫出了痛罵自己糊塗的檢討書和痛責劉少奇歹毒的批判書之後，或說是補做了毛澤東先前布置過的整人作業之後，獲得寬大處理，補考過關，遂從“牛棚”中被“解放”出來，恢複組織生活，重返領導崗位，並在一段時間內作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狀，以報主席知遇之恩。
可見，在毛澤東不斷發起的整人運動中，毛澤東手下的黨人，尤其是高層黨人，沒有權利保持沉默，沒有權利不去積極摻和其間，而都必須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體鱗傷地倒在地上的人。他們如果不這樣做，他們自己也會被整，也會被眾人狠踢猛踹，以致遍體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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