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麵:人老了,變懶了,一直不願動手了。可進入五月份,從朋友們送來的節日信息中得知,今年是大規模的城市青年上山下鄉五十五周年,很多地區舉辦各種不同形式的活動。由於各種原因,我為自己錯過這樣的機會遺憾。作為曾經的其中經曆者,我覺得有義務把一篇陳舊的記憶再次找出來重發,以此記念那些在那個時代,勇往直前的年輕一代。因為,當國家需要他們(包括我)時,可以說絕大多數是積極樂觀地接受命運的挑戰;絕大多數的青年,不論是在內蒙古的烏梁素海,不論是在北大荒的白山黑水,還是在雲南省的西雙版納叢林,他/她們經曆了從未遇到過的艱難困苦,有的不幸地犧牲了年輕短暫的生命。知識青年在那裏度過了人生最寶貴的時光,他們付出了他們獨特的汗水和艱辛和智慧和創造。不能因為某些“傷痕文學”,就否定了絕大多數人的努力和堅持,那些人裏麵,也包括了當地的老鄉以及各級基層幹部。否則,就是對他們的背叛,更是對失去的生命的褻瀆。
1966年,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國,也衝擊了學校的教育,我的小學6年級後半期的學習也被中斷。運動範圍不斷擴大,曆屆運動都不得安寧的父親也常常被批而不能回家了,母親每天擔驚受怕地照顧並管教著我們沒學可上的日常。所以我想要幫助母親,那些日子裏自己覺得一下子長大了很多很多,燒飯洗衣,無所不會。
以後幾乎沒有上課,沒有像樣的教科書,糊裏糊塗地,就近入校;稀裏糊塗地,“中學”就過去了,就算初中“畢業”了。1969年,父親去了湖北鹹寧五七幹校,哥哥已經集體到山西原平插隊,我也在過了生日的第2天就毫不猶豫地去派出所消掉了自己的戶口,而且我甚至都沒有一點為我那因高血壓留在北京的母親擔心一點兒(不孝之女)。幾天後的9月8號,我們69屆中學“畢業生”登上了開往黑龍江的火車。汽笛轟鳴,不記得我們是在哭還是在笑還是在高歌,但確確實實地是心懷“雄心壯誌”的,的的確確是“意氣風發”的,因為那時的我們即不成熟,又十分單純幼稚,自認為我們是響應了國家號召的年輕一代!
正像許多許多報章書籍回憶錄所描寫的那樣,等待我們的真是“北大荒”。我們到達時正是秋季多雨,積水草地上透風的帳篷,蚊蟲小咬先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每個人都被叮得頭大臉腫,本來就不大的眼睛就更是睜不開。緊接著我們自力更生脫草坯蓋房子,挽起褲腿跳到冰涼的泥漿裏擰麻草上牆做壁,還要爬上房頂鋪葉蓋草,即使雙腿顫顫巍巍,也是當仁不讓,更是不肯叫個怕字。
緊接著寒冬來臨,我們又趕著馬車進山伐木,每2個人合拉一個巨大的片鋸,需要先在大樹的下方割開一個口子,然後再在其上方割口後,樹就會倒向下方口子的方向。我們坐在不化的雪地上前仰後合地左推右拉,伴著那“刺啦刺啦”的旋律,不經意中搞錯了上下的刀口,多虧老連長千鈞一個發趕來及時製止了錯誤,我們才活到了今天。
那是一位硬錚錚的抗美援朝的老戰士,即嚴厲又慈祥。我曾經被他用四川話在全連訓得沒鼻子沒臉麵地痛哭流涕,就因為熄燈後,我點蠟燭讀書,睡著了。結果被子燒了一個大洞,一間屋一個炕12個女生也是煙熏火燎一場虛驚。還有一次前往冰凍三尺的鬆花江支流的鴨蛋河上割蘆葦,我隻顧尋找高大的蘆葦,看著那一捆捆齊整整的自己的收獲,那種成就感讓我忘記了返回的時間,日頭落了,周圍一片寂靜,高高的蘆葦也遮住了視線,那瞬間的恐怖襲上心頭!還好,頭腦是冷靜的,我挨個順著自己的收獲“摸著蘆葦過冰河”,終於和前來尋找的戰友們合流。我知道,等待我的又是一頓劈頭蓋臉的訓斥。
北大荒冬天的大煙炮,溫度可以降到零下40度,夜間大家縮著身體當“團長”,早晨起床被子總是被冰和牆凍在了一起。就這樣迎接了第一個新年,我們吃到了盼望已久的大米飯,為了這頓飯,我們早飯都沒吃,然後中午就被那香噴噴,白亮亮的大米飯撐的彎不下腰。我們女孩子還會結伴去食堂嘻嘻哈哈“偷”土豆,用報紙包起來扔到炕洞烤,那是我們最奢侈的零食。
幹燥的冬春,小興安嶺的林海時時會發生山火。聞訊我們就會立即出動去救山火。人海戰術,我們必須先要跳入冰冷湍急的河流,沁濕棉衣棉褲棉鞋,這樣就可以在火上滾從而撲滅火頭。因為沒有任何工具,即使有,也不濟於事,那火的勢頭真的是漫山遍野,烈火炎炎,撲麵而來,燃燒之處,劈啪作響,隨風蔓延。舍身忘我,奮戰之後,站在冒著餘煙的林間山坡,我們互相看著各自的尊容,一個個麵目黢黑,頭發成了卷毛,我的兩根長辮子也是長短不一。
夏天來到了三江大平原,我們又開往了那一望無際的麥田,手握鐮刀,排開陣勢,一個人把兩隴,拚命開割,你追我趕,用盡了力氣,累彎了腰,可太陽都下班了,也看不到地頭。第2天繼續幹,接著向前,向前,終於割到了地頭,我們高興得就如同喜兒見到了紅頭繩,一個金雞獨立般造型摘下帽子,整理那被汗水沁濕的發辮;如同紅色娘子軍見到了紅旗,還不忘學著吳瓊花揮舞鐮刀,飛燕展翅的一個亮相;緊接著就一個接一個地倒在了那黑油油的土地上,賴在那兒半天不起來。早已割到頭等待的副連長(她是本地老知青),用鐮刀柄輕輕地挨個敲著我們說:“小毛丫頭,哪有什麽腰。起來,當心整出病!”於是,我們爬起來,又來到另一次望不到邊的麥田地頭,繼續彎下那沒有了的腰,恭下那個麻木了的腿,左手向前推,右手向後拉,鐮刀匆匆地始始終終(當然,手上的口子,腿上的傷,還有身體的不適,“那都不是事兒”了)。
後來我調到連隊擔任半脫產的文書,搬到連部和衛生員(漂亮的上海知青)作伴。於是我又成了“副”衛生員,她也是“副”文書。她幫我接電話,寫板報;我幫她為病人打針換藥,量體溫出診。說到出診,一怕到男生排宿舍,那髒亂差和聽得見的雖友好卻難堪的玩笑話。最怕還是半夜三更奔赴家屬屯,她雖比我大,但也僅僅18歲,寒風凜冽不說,那可是狼嚎熊叫的地方呀,我們要哆哆嗦嗦,背著衛生保健包,還要拿著木棍和棒子護身壯膽。
更有驚心動魄的記憶,是趕上家屬生產,雖然有產婆主持工作,但我們要幫忙,照顧左右。特別是沒有經過正規的長期培訓,知識有限,臨陣磨槍。再加上那個時代從沒有接受過具體的生理學課程,所以我們回到自己的宿舍以後,仍舊驚魂不散,還一直擔心嘀咕我們兩人也會被傳染有了小孩兒,那該如何是好?!於是拚命地洗手(現在的年輕人可能聽起來如同天方夜譚,可那時就是那樣愚昧無知,,老大不小的了,還不知結婚為何物)。
於是秋冬春夏過去了一年,我們經曆了從沒有經曆的各種勞動和多樣的訓練,吃過從沒有聽說過的苦難艱辛。但我們仍舊會在星期天工休的炕頭,高聲朗誦合唱兒時的歌曲“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長征組歌”,當然還有“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仍然會到河邊小溪采集百合花別在帽沿不忘記臭美一小會兒。還有不可告人的個人小秘密,就是每每上工/下地/行軍/訓練途中,經過小鎮時,聽到學校傳出的上課鍾聲,我總是悄悄地在心裏羨慕:上學,真好!(就好像賣火柴的小女孩,在那一根根的火柴花火裏看到了夢和希望一樣)。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