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誠與懺悔——兩個文革親曆者的心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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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誠者》是著名的“文革”照片，對於被拍攝者王國祥和拍攝者李振盛來說，“文革”時，他們一個在鏡頭之中，一個在鏡頭之外，共同經曆著那個癲狂年代，秉持同樣的信念；如今，他們一個選擇“虔誠到底”，一個則通過圖片講述真相，為曆史作證，用懺悔和反思重新打量自己所親曆過的時代。
本刊記者 徐梅 發自齊齊哈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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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4日，哈爾濱極樂寺被紅衛兵搗毀，逼迫和尚扯起自辱門楣的橫幅“什麽佛經，盡放狗屁”在山門前示眾。(李振盛攝影)
王國祥執意要把最上麵的一顆扣子也扣上，17年軍旅生活留下的印記，還包括拍照時的習慣性立正。
外套上別著的12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枚軍功章紅得耀眼，拍照前一天夜裏，他和老伴兒來回比劃，看這些像章怎麽別會更好看。
他的左手邊立著一張翻拍的老照片。那是1968年的他，身穿解放軍軍裝，身上別滿了毛主席像章，就連軍帽上都是。
為他抓拍下那一瞬間的是李振盛，時任《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李振盛給這張照片取名為《虔誠者》。它被封存20年之後，方才亮相，中國新聞攝影界元老蔣齊生稱它具有“永久的曆史文獻價值”。
1998年，李振盛與王國祥暌別30年後，在齊齊哈爾相見。此後，一直保持著聯係。
多年前，他們一個在鏡頭之外，一個在鏡頭之中，共同經曆著那個混雜著革命、浪漫、理想和暴力的癲狂年代，秉持同樣的信念，尊崇同一位領袖；如今，他們一個向左，一個向右，王國祥選擇“虔誠到底”，李振盛則通過圖片講述真相，為曆史作證，用懺悔和反思重新打量自己所親曆過的時代。
心中的紅太陽
將被170多枚毛主席像章覆蓋的王國祥納入自己的120相機取景框時，李振盛28歲，王國祥25歲。
因為拍攝並保存了十萬多張“文革”照片，李振盛蜚聲海內外，2003年，他的攝影集《Red-Color News Soldier》（《紅色新聞兵》）在英國倫敦出版，被評為當年世界最佳攝影畫冊。
“我不僅是‘文革’的記錄者，我還直接參與了‘文革’。”退休後，他赴美訪問講學，客居紐約。越洋電話裏，他對自己的經曆毫不諱言。
1967年初，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和哈爾濱師範學院的紅衛兵接管了《黑龍江日報》，他所領導的“紅色青年戰鬥隊”被吸納進革委會，接管了報社的日常管理事務。
“我擔任辦公室主任兼政治勤務班副班長，還有單獨的辦公室，兩名秘書，並掌管委員會的公章。”從一名普通記者變成掌權者，他說自己當時“很有點得意洋洋”。
在此之前，他們剛剛通過現場辯論得到來自中國記協——當時已被改名為“全國新聞界革命造反者總部”的認定，總部認定他們是《黑龍江日報》三個造反組織中真正的“革命造反者”，並授予他們印有“紅色新聞兵”的紅袖標。
“文革”初期，人們的確都很激動，他們的熱情是真實的。人們相信毛主席，相信他正努力防止“黨變修，國變色”。
我也十分興奮。毛主席說，這樣的文化大革命應該每隔七八年來一次。我們年輕人當時覺得自己很幸運，我們才二十幾歲,七八年一次的話，這輩子能經曆好幾次這樣的大革命啊！
“紅太陽”的光輝同樣深刻影響著解放軍23軍73師217團紅一連戰士王國祥，《為人民服務》是他參軍後學習的第一篇毛主席著作，雷鋒同誌是他的第一個人生榜樣。
新兵連裏，他40天不睡午覺，從廢棄的木板上拔出了一千多斤釘子，被連隊樹為“學雷鋒節約標兵”；為了給連隊營房建設趕進度，他一宿不睡，搬開了壓在施工線內的10卡車石頭。
我這個人還有個特點，不僅能幹，還能把它寫出來。我把事情做完了，就給它一總結，提升一下，點題升華用的都是毛主席語錄。
連隊把我推薦到團裏，上麵就派人下來，幫我組織寫講演稿啊什麽的，我每件事都能說出個子醜寅卯來，這個怎麽幹的，什麽思想指導下幹的，它與我們整個全局什麽關係。
第一次作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參加代表大會，是參加某省軍區的一個報告會，我一個小班長，頭一次見那樣的大場麵，嚇得兩個腳發軟直哆嗦，走路都走不動了。李老師給我拍照片那時，我已經出席過很多類似場合了，脫稿講，也可以講得很生動、很自如了。
1968年4月18日出版的《黑龍江日報》，記錄了李振盛和王國祥的第一次相遇：
4月16日傍晚，在講用會（學毛著講用會）代表的駐地大門口，突然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把人們的目光一下子吸引到一位剛剛講用回來的解放軍戰士身上，隻見他的胸前、背後、臂袖和軍帽上，到處金光閃閃，渾身戴滿了毛主席像章。這位年輕戰士，是出席大會的代表、駐軍某部一連班長王國祥同誌。
當他的講用一結束，從七八歲的紅小兵到白發蒼蒼的老貧農，從下鄉知識青年到廣大革命職工和革命幹部，紛紛擁到台上，把自己身上的毛主席像章摘下來，佩戴到王國祥同誌的胸前。
……
王國祥同誌的胸前已經戴滿了毛主席像章，人們還在往他的後背上戴；衣服上戴滿了，還往哪裏戴呢？不知是誰喊了一聲：“戴在帽子上!”頓時，王國祥同誌的軍帽上，又戴滿了幾十枚金光閃閃的毛主席像章。
王國祥同誌激動得熱淚盈眶，他深深知道，革命群眾熱愛的不是自己，熱愛的是毛主席，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一切榮譽歸於偉大領袖毛主席。
李振盛當天的采訪原本已經結束，他用僅存的最後兩張膠片抓拍了王國祥。趕回報社，從兩張照片中挑出自己喜歡的那張發稿，“軍代表”搖搖頭，“忠於毛主席嘛，應當是高高興興才對，這個戰士的表情，怎麽有股說不出來的勁兒……”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我手中的相機完整記錄了我在‘文革’中的心理變化，最初的時候，我是滿心擁護、一腔激情地去拍，到了後來，有意無意之中，我試著尋找一種角度或構圖，來表現我認為已有些瘋狂的那些場景。”
《紅色新聞兵》出版時，該書編輯羅伯特•普雷基(美國聯係圖片社總裁，被業界稱為“能左右世界新聞攝影走向的人”)與李振盛約定：所有照片都不進行剪裁；所有圖片都盡量準確地按照年代順序排列，真實反映曆史進程。
那時有嚴格的規定，不允許拍攝“消極”照片——即所有批鬥和折磨人的“負麵”圖片。全國各地革委會宣傳組還曾多次下令攝影記者上交給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
李振盛堅持拍攝並保存那些可能毀滅他政治生命的照片，把底片存放在辦公室抽屜一個自製的暗格裏。
“我不能因為成功了而自我拔高，說自己是出於什麽強烈的曆史責任感。最初，我隻是單純地相信照相機的記錄功能。”在長春電影學院讀書時，前輩吳印鹹老師的一句話刻在他腦子裏了，“攝影記者不僅僅是曆史的見證人，還應當是曆史的記錄者。發生在眼前的事，無論好壞，都是曆史。”吳印鹹生於1900年，職業生涯長達七十多年，是中國革命史上許多重大事件的參與者和記錄者。
在“文革”中，李振盛從最初的歡呼，到後來開始懷疑，再到反感，到憎恨。“文革”搗毀寺廟和拆毀東正教堂，他懷疑是在革文化的命；殘酷批鬥讓他感覺太不人道；當自己也被打倒時，開始憎惡了。發生在身邊的慘劇，更讓他端起相機時心緒難平。
我的初戀女友叫孫培奎，是我們長春電影學院表演係的同學。她母親是大連金縣紡織廠的女工，“文革”中被誣是地主家庭出身，遭到批鬥，還給抄了家。她不想在遊街示眾中遭到羞辱，便上吊自殺了，沒想到繩子斷了，便一頭撞在石頭上，死得很慘烈。培奎也被說成“地主狗仔子”，混入教師隊伍的“假模範”，受到調查。
1967年4月，她來到哈爾濱。說我是新聞記者，又是報社革委會成員，前途光明，不想給我帶來政治上的麻煩。她給我留下一張字條，“因為我愛你，而又不想害你，才決定離開你，請忘掉我吧。”
兩個月後，她寄來一封信，並附上她的結婚照片。她還勸我應當和她也認識的祖瑩俠好。
1968年1月6日，我和報社同事祖瑩俠結了婚。結婚10個月後，她的父親也自殺了。他隻是一個鄉下公社衛生院的老中醫，就因為醫術比較高明，工資較高，便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
有一天晚上，幾名造反派先將他在屋裏用火爐烤得滿身大汗，然後逼迫他脫掉外衣隻穿背心和短褲到室外去，說是讓他冷靜思考一下自己的“罪行”。他在雪地裏站了幾個小時，幾乎凍成冰棍。他實在無法忍受這種非人的折磨，為了做人的尊嚴，第二天便在隔離室裏上吊自殺了。去世時，他還沒見過我這個女婿……
“這些事情直接改變了我對‘文革’的看法，1968年秋冬，政治風雲變幻，我自己也被打倒了……”
1968年清明節，李振盛在刑場拍攝了一些照片。那次行刑一共槍斃了8個人，其中有兩個人是哈爾濱電表儀器廠的技術員，他們因為散發了一張油印的小報《向北方》，被打成“反革命集團主犯”，因為他們“一心向著北方的蘇修”。
兩人中名叫巫炳源的死刑犯，聽到判決時仰天長歎：“這個世道太黑暗了。”便閉上了眼睛，再沒有睜開。
沒有人要求李振盛近距離拍攝屍體，但他還是拍了一些特寫鏡頭。由於當時他的“萊卡M3”相機上隻有35毫米的廣角鏡頭，必須靠得很近，“我都能聞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腦漿的氣味。”
暗室裏昏暗的紅燈下，受難者的照片在定影液中漸漸浮現，他默默念叨，“如果你們變成鬼魂的話，請不要來找我。我隻是要記錄曆史。”
其後半年，他仍無法忘卻這些人的臉。
1968年12月26日，李振盛被報社的“支左小將”押到台上，站在他曾經批鬥過別人的地方，作為“新生資產階級分子”被批鬥了6個多小時。革命群眾高呼，“打倒李振盛，迎接光輝燦爛的1969年！”
1969年轉眼即到。這年3月，王國祥當上了紅一連的指導員，隨部隊參加了珍寶島保衛戰。
炮彈在他和戰友的身邊爆炸，“心髒都要震出來了”，同時，他的精神世界經曆著更為深刻劇烈的震蕩。
他最好的朋友王慶容，在戰鬥中犧牲了，留下40塊黨費和一封寫在紙煙盒上的遺書。“那封帶血的遺書，我牢牢地記在腦子裏，什麽時候都能背出來。”
戰爭結束後，和往常一樣，上麵下來人總結經驗，“整材料”。
他對這樣的宣傳套路無比熟悉，但在親曆了炮火和犧牲之後，事情變得不一樣了。
總要我們往高拔，我特別反感。戰士打仗哪有這麽多想法，最大的想法就是，我手上有槍，我不能讓敵人打著自己，得先把敵人打倒，就是這麽簡單。
再說有的人都死了，怎麽找他去聊？怎麽去給他提升思想？但他們就是故意地要拔高，要提高到什麽反修防修，提高到什麽千年大計萬年大計。
他們寫總結材料時就說，我們的戰士在陣地上想著毛主席的語錄，什麽敵人來了高呼毛主席的語錄……沒有那個事兒，戰士看到敵人進攻來了不趕緊以牙還牙、以炮還炮、以槍還槍，貓在那兒記語錄？
我過去做報告、寫材料，大話空話也有，但好歹總是先有事實，再提升拔高，像這樣一件真事兒沒有，全是假話的整材料，真是頭一次碰上，反感透了。
“林彪摔死了”
1971年9月，在部隊的王國祥和在“五七幹校”勞動的李振盛都聽說了那個駭人的消息。
“林彪摔死了！”
李振盛最早是從一個朋友嘴裏知道的。他對林彪並無好感，第一感覺是這個代表著極左勢力的人倒下了，政治形勢將出現重大改變。
但在王國祥心中，林彪是個不折不扣的軍旅英雄，“我很崇拜林彪，他是我們軍隊的副統帥，驍勇善戰，斯大林要用3個師來換他一個人。”他不敢也不願意相信那個壞消息，“我真是用了很長時間來轉那個彎。他為什麽要這麽做呢？都寫進黨章了，為什麽還要搶班奪權呢？”
此時，李振盛已經在黑龍江“柳河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兩年了。
“五七幹校”，是1968年根據毛澤東“廣大幹部下放勞動很有必要”的《五七指示》興辦的“勞改營”式農場，集中容納黨政機關幹部、科研文教部門知識分子，對他們進行勞動改造、思想教育。
柳河五七幹校是毛澤東做出批示的全國第一所“五七幹校”，此後中共中央、國務院等大批國家機關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個省區創辦了105所“五七幹校”，先後遣送、安置十多萬名下放幹部、3萬家屬和5000名知識青年，除此之外，各省市地縣還辦了數以萬計的“五七幹校”。直至1979年2月國務院發出《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各地的此類幹校方才陸續宣告正式撤銷。
我們去“五七幹校”，是接受農民的再教育，種地、割草、砍柴、伐木和修路。很多人悲觀地說這輩子再也幹不上專業了。但我堅信將來還會幹攝影這一行，所以特別注意保護眼睛和手指，因為有人在電鋸上幹活時失去了手指。
除了艱苦的手工勞動之外，晚上我們還必須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參加討論，並根據毛澤東思想分析我們的世界觀。
在柳河“五七幹校”，已婚夫婦不允許住在一起。我妻子祖瑩俠在另一個連隊，有時在勞動時能看到她，但隻能相互看一眼，點頭打個招呼。後來，每對夫婦每月有一個晚上能夠在一個小房間過夜。當我們在一塊時，瑩俠常哭訴，實在難以承受超強勞動給她的傷害。
我們的兒子笑寒隻能送到山東老家由奶奶來帶，當時孩子還不到一歲，奶都沒斷。我們非常想念他，但不能夠表示出來。從生理上、精神上、心理上，都在受罪，但這些情感決不能外露，必須表現得積極向上，誠懇接受改造。
“林彪事件”之後，社會空氣悄然發生了變化，人們開始尋找各種理由離開幹校。李振盛回哈爾濱休假，發現紅衛兵、批鬥會、高帽和批鬥牌子都不見了，“大家都放鬆下來了，想待在家裏，培養孩子，自己動手做家具。”
1972年，在幹校苦熬了兩年多的李振盛夫婦又回到《黑龍江日報》，他的第一個重大采訪任務是跟隨拍攝西哈努克親王在哈爾濱的訪問。當他站在一輛紅旗牌敞篷攝影車上時，突然意識到，經曆過批鬥、抄家、寒冷的拉練和五七幹校的勞動後，“我挺過來了，仍然在這裏，仍然站著！”
為曆史作證
1987年，李振盛拿出壓在箱底近二十年的《虔誠者》，與另外19幅“文革”紀實圖片作為組照，參加“艱巨曆程”全國攝影公開賽，這次攝影大賽開創了將新聞攝影、紀實攝影、攝影創作分單元競賽的先河，影響甚大。
李振盛這組名為《讓曆史告訴未來》的新聞圖片榮獲大賽最高獎項——“係列新聞照片大獎”。
翌年3月，這組照片和其他獲獎作品一同在中國美術館展覽，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參加開幕式時接見李振盛說，“你為人民記錄了曆史，為民族做出了貢獻，人民會感謝你的。”正在北京開會的任仲夷一連去看了3次，在自己當年被揪鬥的照片前，久立不語。
任仲夷當時是黑龍江省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批鬥時，兩個大漢將他揪到台上，一個紅衛兵端過來一臉盆墨汁擎到任仲夷麵前。先是逼著他把兩隻手伸進墨汁盆裏，蘸滿氣味難聞的墨汁，往自己臉上塗抹。
或許是覺得他自己塗抹的程度還不夠勁，還遠遠不像“黑鬼”的樣子，那個紅衛兵將臉盆高高舉起，對著任仲夷的臉、眼睛和鼻孔使勁往上一抖，墨汁順著他的嘴巴、鼻尖往下流淌, 一直滴到水泥地上。
又一個紅衛兵，拿起飽蘸墨汁的一支毛筆，在任仲夷的白襯衫上寫了一行字：“打倒黑幫分子任仲夷!”大概覺得這樣還不夠過癮，幹脆端起剩下的半盆墨汁，從任仲夷後脖頸子灌進去，隻見墨汁穿過腰間又順著雙腿流淌到腳下，灰藍色褲子從裏往外滲透出一道道的墨痕。
我當時使用的是黑白膠卷，拍攝出來的照片上也分不清是血，是淚，還是墨。
任老後來讓他的孩子專門來北京，找我要照片。並且對孩子說，“這張掛牌批鬥的照片是我們任家最寶貴的財富。”
李振盛的“文革”照片獲大獎後，《黑龍江日報》的同事對他感慨地說，“當年，我們是一心一意聽黨的話，黨叫拍啥就拍啥，隻拍到了曆史的一半；你是三心二意聽黨的話，讓拍的不讓拍的你都拍，卻拍到完整的曆史”。這也讓與他同時代的攝影同行們心情複雜，他們中間不少人也曾將那些瞬間定格在底片上，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我們都太聽組織的話了，組織讓上交就都乖乖上交或者毀壞了。”
“從拍攝的那天起，我就沒想過要上交底片，”李振盛開玩笑說自己天性叛逆，“作為一個攝影師，我不能隻說自己見證了曆史，我必須拿出自己的照片來作證，有圖有真相嘛。”
當他預感到自己將要被批鬥時，便把“負麵”底片轉移到家裏，在俄式平房木地板一角鋸開一洞，將近萬張底片用油布包好藏在地板下邊。下放五七幹校時，李振盛想到，萬一生命遭遇不測，這些底片永無見天日了，便請報社裏為人忠厚的李明達到家裏，像劉備托孤似地對他說，我們萬一出事了，請你設法把這些底片取走保存好，將來會有用的。
老實厚道的李明達對此事守口如瓶，直到2006年5月NHK跟隨李振盛到哈爾濱采訪時，他才說出這個秘密。“李明達是我遭難時遇到的‘貴人’，我永遠感念他。”
1990年，王國祥第一次在一本雜誌上看到當年的自己，“照片感覺是作為‘文革’反麵人物用的，大有貶低之意。”
他看後心裏很不痛快，但此後，隻要看到刊登《虔誠者》那張照片的報刊雜誌，他都收集起來。“《中國二十世紀全記錄》，在640頁上登了這張照片，我那時一個月工資也沒多少，但我花了三百多塊錢買下那本書。”
“我是李老師記錄下來的一個曆史符號，向世人昭示了中國所經曆過的那麽一段7億人民學毛選的曆史。我覺得這一個美好的記憶，不應該產生任何貶義。”
2011年10月，王國祥開始寫回憶錄，“一天寫三千字，不寫完我就不睡覺，100天我寫完了30萬字的回憶錄。”他用手寫，用完了厚厚幾遝稿紙，起的標題是《虔誠者》。
李振盛鼓勵老朋友把自己的經曆真實記錄下來。他自己人在紐約，卻每天都要刷新微博，還鼓勵王國祥學習使用電腦，使用新媒體。
“微博是個好東西，很多曆史真相我都是從這裏看到的。現在才知道，當年的很多典型都是虛假的，那麽多謊言，讓我們這些真誠相信和追隨過的一代人情何以堪。”
自2003年以來，《紅色新聞兵》一書陸續推出英、法、德、意、西、日等多種文字版本。由普雷基策劃的《李振盛：一位中國攝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環球攝影展也在多個國家巡展，累計觀眾人數已達兩百萬。
展覽中，李振盛為觀眾呈現的除了那些罕有的見證曆史的珍貴圖片，還有許多實物：黑龍江日報社在“文革”中頒發的印有“最高指示”的《記者證》；用毛澤東手書拚成的“紅色新聞兵”和“紅衛兵”袖標；各種不同版本的“紅寶書”；下放柳河“五七幹校”時所填寫的“五七戰士”登記表；參加毛澤東逝世追悼大會采訪拍攝時佩戴的白底黑字“記者”布條……
他的微博最大特色是“有圖有真相”，關注和轉發最多的則是他拍的“文革”老照片和當年為適應政治需要所修改的新聞照片。
修圖最開始是迫於無奈，後來漸漸發展成為自覺行為。為了修改新聞照片，那時我在辦公桌玻璃板下麵壓著大大小小的各種毛澤東像，專門用於修改圖片。
1966年8月12日，我在黑龍江省委大樓門前拍了一張群眾歡呼遊行的照片，畫麵裏有三處嚴重“政治錯誤”：一是群眾揮舞小旗子把“最高指示”的兩個字遮擋了，不修改會被扣上“惡毒篡改最高指示”；二是群眾振臂呼口號的拳頭重疊在後邊的毛主席像上，不修掉就像是“拳打毛主席”；三是群眾高舉的毛澤東像是紅漆相框，在黑白照片中成為黑框，不修掉就會成為“惡毒詛咒毛主席”的嚴重罪行。為了讓這張照片能發稿，我趕緊用廣告粉修整，最終見報了。
1969年冬天，我在柳河五七幹校拍了一張五七戰士與貧農老大娘學毛著的照片，背景牆上貼著毛主席像。由於焦點對準主體人物，致使背景的毛澤東像虛化了。審稿時，工宣隊女隊長說，“毛主席像怎麽能虛呢？虛啥也不能虛毛主席！”我找一張清晰的毛澤東像貼上去，這樣才通過了。
在全球巡展中，他將這些照片與原圖對照展出，“這算是我的懺悔與反思。對待曆史，不能掩飾，不能回避。”
虔誠到底
老哥倆彼此掛念，但思想上已有顯著的分歧。今年春節前後，兩人通過一次電話，不太愉快。
“李老師說我寫的東西是黨八股，我很生氣。我欽佩他為曆史留下記錄，不想評價他，但他現在……自由化思想很嚴重……”
越洋電話裏，李振盛歎一口氣，“國祥老弟好多想法跟‘烏有之鄉’的人很像，我是有些失望。”他的關切之心還是掩藏不住，“你們去東北采訪他，拍照了嗎？給我發幾張好嗎？我想看看他的近況。”
齊齊哈爾鐵鋒區一個棚戶區，王國祥和老伴肖敏住在一間二十多平米的小屋子裏，他剛剛過了70歲生日，女兒送的一束康乃馨有些凋謝了，老倆口沒舍得扔。屋內陳設十分簡單，“湊合住著，等拆遷了再添新的。”
3年前，他離了婚，與肖敏結合。李振盛在電話中調侃，“國祥老弟，你真行啊，你這是與時俱進呀”。這個事情也讓李振盛有些許感慨，“他原來的妻子很能幹，倆人是在珍寶島慶功會上認識的，一個是戰鬥英雄，一個是支前模範，他倆結合，當時也是傳為佳話的！”
“家庭的事，好多沒法跟外人說，我離婚不是什麽‘小三’插足，我們兩口子結婚三十多年，也打了三十多年。”王國祥搖搖頭。離婚時，他淨身出戶，隻從家裏保存的那些毛主席像章裏挑出了專為紀念珍寶島而發行的十幾枚像章。
“我不是什麽既得利益者，也沒從這個體製中獲得什麽額外的好處，1979年，我從部隊轉業到地方是副縣級，幹了整整28年退休，還是一個副縣級。”他拍著那厚厚一摞《虔誠者》手稿說，“我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當初不是政治投機，現在我也不覺得後悔、過時，我是虔誠到底的。”
我不是“毛左”，我認為幾代領導人中，能超過毛澤東的，沒有；但他們做的超過毛澤東的事，絕對有！減免農業稅就是。
毛澤東思想奠定了我的人生觀、價值觀和方法論，幾十年來，無論在部隊還是在地方，我以此指引人生，終生受益於此。
我虔誠地對待毛澤東思想，我忠於毛主席，我是虔誠到底的。我不會說一句倒戈反水的話。毛主席在“文革”中的確犯了錯誤，但是絕對不能因此就貶低毛澤東思想。
“文化大革命”也應該一分為二來看。那個時候的社會風氣怎麽那麽正呢？哪有賣淫嫖娼的？哪有吸毒販毒的？
鬥私批修，整治錯誤思想，狠刹不正之風、懲治歪風邪氣，幹部的嬌氣、傲氣、貪汙、腐敗被掃得一幹二淨。
那時候的風氣你們根本想不到，就是正，請客送禮的幾乎沒有。那真是個路不拾遺的時代，沒小偷，沒搶劫。大家都過著一種共產主義的生活。風氣多好啊，現在要達到那種程度，社會那可真是美好。
現在不行，現在這個社會我有很多看不慣，社會風氣已經壞到一種不能容忍的程度。
他原本打定主意，在部隊幹一輩子，但1975年，鄧小平提出軍隊要“消腫”裁軍，明文規定，“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參與了地方政權，參加過‘三支兩軍’的，都要轉業”。
所謂“三支兩軍”是指“文革”期間，解放軍根據中央決定，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持當時被稱為左派群眾的人們）、支工（支援工業）、支農（支援農業）、軍管（對一些地區、部門和單位實行軍事管製）、軍訓（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
因為“學毛著”成名，王國祥在“文革”期間深得組織信任，曾作為軍代表擔任過黑龍江省革委會委員、雞西市革委會委員。
“當兵17年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時光，風華正茂、朝氣蓬勃、積極向上、吃苦耐勞。一天割6壟小麥，一頓吃8個發麵餅，一天喝6壺白開水……那真是少年壯誌不言愁。”一張轉業名單嘎然終止了他的戎馬生涯，“沒啥說的，愉快服從吧！心裏當然有疙瘩，但看跟誰比去。珍寶島打仗，犧牲的戰友他們又跟誰比？不管怎麽著，我們活著呢，還要啥？老婆孩子都有了。”
轉業到地方後，他先是分配到北方無線電一廠當副廠長，分管銷售。憑著軍人的戰鬥作風，他帶領銷售人員全國各地奔走，開拓市場，還出過一本書，“《推銷員與推銷術》，被齊齊哈爾市經委指定為廠長經理學習班教材。”
後來他調到齊齊哈爾城市規劃院做黨委書記，擔任過全國城建設計係統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理事、國家建設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特約研究員等職務。“改革開放之初的政工工作是最難做的，以國家集體利益為中心，還是以個人利益為中心，兩種思想對撞得很厲害，我們那個單位知識分子比較多，這些人的思想工作相比工人更難做。我一直受的都是正規化教育，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做政治工作，我也這樣做：中央的文件要給下麵講透，組織黨員學習黨報黨刊，把黨員的思想統一在中央政策周圍。”
1998年，李振盛到齊齊哈爾拜訪他時，看到他一家三代8口人擠在一套不到九十平米的小三居裏，兒子、女婿全都下崗了，日子過得很不容易。
“毛澤東思想哺育成長的人，什麽風浪都經得住。人的思想總有起伏，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什麽土地承包下放啊、什麽工廠倒閉啦工人下崗啦，這些很具體的事都發生在我的身邊，想躲也躲不掉。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也學別人說過類似的話。現在看來，改革開放是對的，這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他的笑容透著幾分自豪，“我在哪個年代都是積極分子。”
他有一兒一女，兒子16歲時也到珍寶島當過幾年兵，現在同他聯係很少，經常來看他的是女兒，“我先問問她，她很忙，不一定能接受你的采訪。”
等了兩天，女兒回話說，“別找事兒了，安安靜靜過自己的日子吧。”
“心好、真誠、不安分，有時做事整得有點過，”這是老伴肖敏對他的評價。他們家裏開了兩桌麻將，來的都是周圍的鄰居，象征性地交點茶水費。王國祥披掛上毛主席像章和軍功章拍照時，有個鄰居推門進來，駐足看了幾眼，大聲說，“這是整啥呀？給錢嗎？”
從那個一人獨尊的時代過來，真有點怕了
李振盛和祖瑩俠也育有一兒一女。女兒李笑冰畢業於人大新聞係，曾任香港《文匯報》政治新聞首席記者，現在全家都住在美國。
我和王國祥有相通的地方，我們都曾經用最大的熱忱、純潔的青春追隨過毛澤東思想。
我至今還記得王國祥當年的報告給我的衝擊，他在報告中說自己是帶著名利思想入伍的，他參軍前學過中醫，原打算到部隊進修，將來能當個名醫。
那天回家後，我在日記裏寫道：“王國祥的名利思想是想當‘名醫’，我自己的名利思想是想當‘名記者’。王國祥敢於亮出自己的‘私’字公開鬥，我卻包住‘私’字不敢亮，這就是差距。我要學習王國祥，隱蔽的私心公開鬥，閃現的私心及時鬥。要搞好思想革命化。”
如果不是後來的經曆和遭遇，我的世界觀、價值觀跟他可能也沒有什麽大的分別。
王國祥認為“文革”不能全盤否定，甚至認為“文革”還有某些正麵意義，我可以理解，但無法讚同。
今年兩會，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聯合早報》記者有關提問時說，“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雖然作出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他進而提出，“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經濟體製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複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曆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我們必須對“文革”進行充分的反思，讓人們知曉十年浩劫的真實曆史。那絕非一個值得追憶的美好年代，人們相互攻擊以便能夠生存，每個人都是受害者——那些被打傷和被打死的人，以及那些使其他人受苦的人。當時，許多人被迫做一些後來讓他們感到羞愧的事情，包括我本人。
他的老伴和女兒都信基督，“她們天天做我的工作，想發展我！”
“冥冥中，確實有一種力量引領著我，是佛，是神，是菩薩，是上帝，都有可能。我相信‘人在做，神在看’。”
1962年8月，李振盛作為長春電影學院攝影係班長，被同學推舉為學生代表，不聽院長勸阻，去上訪國家電影局局長陳荒煤，要求別讓長春電影學院下馬。第二年畢業時，新華社挑選了包括他在內的5名學生，送北京二外學一年英語，培養駐外記者。公布分配名單前，代理院長把“不聽黨的話”的李振盛從名單裏拿下，改為發配黑龍江。他幾經“自謀出路”，最終到黑龍江日報社報到當天，在日記中寫了兩句話，“決不老死黑龍江！”“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
“當時是出於對畢業分配不公而泄憤，鬼使神差地寫了這兩句話，‘文革’中被人翻出來，還挨了批鬥。沒想到，後來我還真的做到了。”
電話裏，聽到他老伴祖瑩俠插話，“那是神對你的指引。”
李振盛朗聲大笑起來，繼而甚為嚴肅地說，“基督教義真的很好，我也曾經在感動中做過決誌禱告，不過有兩點，我真的不大適應。”
他說，每逢聽到基督徒引用《聖經》，“我就會想到那個非常年代，早請示、晚匯報，開口閉口都必引用毛主席語錄；‘查經’這種學習方式我也有心理障礙，我們那時候，就是拿毛選當《聖經》學的，天天查、天天背。”
“基督徒愛說，上帝是惟一的真神！這個我不敢苟同，多元化有什麽不好呢？為什麽非要‘一元化’，我從那個一人獨尊的時代過來，真有點怕了。”
（實習記者黃微亦有貢獻）
https://news.sohu.com/20120511/n3429812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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