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這些被人欺負的事，果然令人氣憤，但一般還不會有嚴重的政治後果。可有些情形卻就難說了，是分分鍾會陷你於風險莫測的政治陷阱的。如那時候我舅舅對我外婆很不好，一次還竟然用手敲我外婆的頭，罵她可以去死了。我母親知道後氣憤不過去與他理論，有一個鎮政府的幹部知道了就說這是“階級報複”。要知道，在當年“階級報複”是一個令人恐怖的罪名。很多人因為家庭“成分”不好，偶有小故，如工作出現差錯、與人糾紛等，就被人扣一隻“階級報複”的帽子，整得死去活來。前不久我縣朱家角鎮有一個婦女就因“階級報複”罪被槍斃。她是怎樣的“階級報複”呢？據我單位一位家住朱家角的同事說，這個被槍斃的婦女原來是個“小業主”，夫妻倆開過一家小店，因為脾氣比較強，嘴巴也不肯饒人，就得罪了一些人。文革中很多地方將“小業主”也作資本家看待，她所在街道就趁機拿她當資本家批鬥。她不服氣。街道幹部見鬥不服她，就以“反動氣焰囂張”為由將她隔離起來審查。（街道居民委員會並非司法機構，也非地方一級政府，但在文革這樣無法無天的混亂年月，連這樣的組織也可以將人關起來“隔離審查”。可見當時社會無法無天、混亂情況一斑。）看管她的是兩個待業在家的女青年。這兩個小女子不知是因為要得到街道幹部的好評，以便將來優先獲得安排工作的機會而表現積極，還是因為年輕浮躁，反正是“拿了雞毛當令箭”，對這個被看管的女小業主十分苛刻。一天，其中一個女青年一邊逼她寫檢查，一邊又不停地訓斥她。也許是那個女小業主嫌她欺人太甚，一時怒火中燒，忍無可忍，失去理智，就用寫檢查的圓珠筆去刺那個女青年的臉，結果不巧刺在那個女青年的眼眶裏。這隻眼大概是報廢了。這就闖下了大禍。這個女小業主立即被逮捕。其時又適逢“一打三反”運動的風口浪尖，結果她以“階級報複”罪被判處死刑。“國慶”前數日，縣城專門召開了萬人公判大會槍斃了這個女小業主。而類似的事情我也碰到過一次。雖沒有上麵說的那件事那樣凶險，但構陷者居心也是夠陰險的。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就在那次公判大會後不久，我們單位組織人下鄉“促生產”。我和一位黃某和一位葉某三人一組，被分派去朱家角公社。當時單位革委會成立不久，兩派的“派性”還很嚴重，單位領導為減少矛盾，總是將同一派的人分在一起工作。但實際上同一派的人相互之間也會有矛盾。我們這三人之間有些什麽矛盾呢？這要從單位成立革命委員會說起。一九六九年春，我們單位在工宣隊、軍宣隊操縱下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原黨支部書記兼站長張宜被結合進革委會擔任臨時召集人，而原來的兩派群眾組織則各推二個人為委員。我們這一派有兩個造反隊，兩個造反隊頭頭本來是最佳人選。但由於在成立革委會前，其中一個頭頭王某被調去縣城新成立的鎮衛生所當負責人，這樣除了另一個頭頭許某，就需要再推選一人進革委會。結果引起造反派內部幾個人的明爭暗鬥。其中就有這次與我同行的黃某和葉某。這個葉某，年紀比我大兩三歲，出身好，造反精神足，是我們單位內最早起來造反的人之一，做過造反隊的小頭頭，本來也是進革委會的合適人選。但問題在於他平時為人做事總是嘻皮笑臉不著調，給人的感覺不穩重，做事刁鑽，因而就沒有人提他的名。他就常常在我們麵前發牢騷，說什麽“我是看破紅塵無所求”等等。但越這樣就越沒有人推薦他。我當然知道他想進革委會，但大家都不推薦他，我也不便表態。再說，我早就知道中共對有關政權的事十分敏感，而我家庭成分不好還有海外關係，平時我就對這種事常采主動回避態度，此時也不想捲入太深。除此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毛澤東早已提出“整黨”和重建各級黨組織的事。從將來的趨勢看，等單位黨支部建立起來以後，一切權力都會歸黨支部。造反派除非入了黨，否則進了革委會也沒有用。可單位內的黨員都是對立派的，造反派想入黨要這些黨員舉手同意，這是難乎其難的事。所以從根本上我就對建立革委會的事不熱心，對葉某進不進革委會的事自然也不願去多管。或許是因為這樣，葉某就對我有些不滿。
至於那個黃某，是解放初成立單位時的老員工，學徒出身。文革初期被人貼過大字報，說他有反動言論，一時也淪為“牛鬼蛇神”。造反初期他不動聲色，等造反成了潮流後他就也參加了進來。“一月革命”時他在造反隊內表現比較積極，但做事比較極端，一些明顯有違常人道德或禮貌的事，別人不會做他就會做；平時流露的思想意識又很小市民，一度是對立派口中的“混進造反派的壞人”。這時他也想進革委會，當然得不到大家的支持。於是他就拚命拍許某的馬屁，天天伴在許某身邊，見了許某低頭哈腰表示絕對服從。許某吩咐什麽事，他就學電影《清宮秘史》中的太監“小李子”，用 “喳”的一聲做回答，又或者突然立正敬禮，學軍人喊一聲“是”，種種醜態難以一一描述。一時人們看他如同看小醜一樣。我見不慣這種令人作嘔的事，更因為年輕腦子簡單，受一種理想主義的支配，覺得進革委會的人選，應該各方麵都要具備一定的條件，至少作風要正派吧，似這樣的人怎能進革委會！我這種看法，有時在幾個談得來的人中也表露過，或許被黃某知曉，就此對我懷恨在心，而我卻不知道。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這個黃某後來竟然成功地成了單位革委會委員。
按當時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精神，進革委會的人是先要經群眾醞釀推選，再經上級批準的。實際並非如此。黃某成為革委會委員，在我們造反派群眾中事先沒有經過討論，也無人推薦他。甚至他成了委員後，開始知道的人也極少。他是怎樣成為革委會委員的呢？後來我們才知道是他走了駐我們縣“工宣隊”某個主要負責人情婦的門路，由情婦吹了“枕邊風”吹進去的。當時對籌組革委會權力很大的是“工宣隊”和“軍宣隊”。我們縣的“工宣隊”都是由上海市區各工廠派出的，大多是“工總司”成員。這一位“工宣隊”負責人從市區來青浦，不知怎樣的就和縣城的鎮衛生院的一個女醫生發生了婚外戀。而這種事又如俗話說的那樣：“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黃某知道了這個秘密以後，他就去走這個女醫生的門路。也不知他是怎樣去說動這個女醫生的，結果是黃某如願以償，進了革委會。然而僅僅幾個月後，那位工宣隊負責人由於奸情敗露就被撤銷職務調回上海原廠勞動思過。那個女醫生也無顏再在本地工作，因為丈夫在廣州部隊工作，經組織安排也調了去廣州。按常人推想，這個黃某既是通過不正當手段進革委會的，事情敗露後雖沒有撤他的職，至少也應該有點自知之明，做人要低調點。然而他卻仍然自我感覺良好。這次一起去朱家角工作，他對葉某還算客氣，對我就處處以領導自居，並開始尋找機會對我進行報複。
我們到朱家角後，住宿在公社血防組的辦公室，地點在放生橋北麵東井街現在稱為“阿婆茶樓”的那座樓上。當時這座樓是空的。樓下一大間，是街道開會的場所。樓上南北隔了好幾個房間，被公社血防組占用了。公社血防組將我們三人安排在樓上向南臨河的一間房間內。這裏風景不俗，推窗外望，下麵是寬闊的漕江，河上往來船隻川流不息。左邊不遠處就是上海地區跨度最大的五孔石橋“放生橋”。河對岸，是朱家角鎮商業最集中的北大街，也叫“一線街”，街道狹得站在樓上窗前，好像兩邊的人可以手拉手一樣。烏沉沉的瓦屋、白色的粉牆，挨肩疊背，鱗次節比。據說那都還是明清時期的老建築，古味盎然。十月天氣，江上陣風吹來，涼爽宜人。白天，公社血防組組長老蔣上午陪我們去幾個大隊轉轉，下午就回鄉下自己的家去了。文革中很多機構工作不正常，老蔣能上午陪我們下鄉走走已經很不錯了，我們也不能強求。像其他幾個組員連人麵也不見，老蔣也不解釋這幾個組員為什麽不來。因為無人陪同，我們隻能在鎮上各條街胡亂走走，消磨時光，等在公社食堂吃過晚飯在街上再轉一會，然後回到這樓上睡覺。我們三人在文革中都是同一派的，按理我們呆在一起是有很多話可說的。但也許是成立革委會時各人心思不同，此時關係也變得淡薄了。說話不投機，常常是各自早早睡覺。我因為有看書的習慣，晚上總要看一會書再睡，所以要比他們兩人睡得晚些。
一天，可能是十月十日吧，反正那天是星期五，已是晚上九點多鍾，我剛看完書睡下不久，卻突然聽到樓下突然人聲鼎沸，來了好多人。由於樓上樓下隻隔了一層木地板，傳來的聲浪很大。開始嗡嗡營營、雜亂無章的聲音吵成一團，聽不清楚，隻聽到其中有大聲斥罵人的，有拍桌子罵人的，也有幫腔的，還有一個細聲哭泣的女人聲音，和聲音略高帶著哭聲申辯的另一個女子聲音。是發生了什麽家庭糾紛來這裏調解的？開始聽不明白。我看看葉某、黃某，他們睡著一動不動，不知是否已入睡。此時我反正被吵得睡不著，就躺在床上靜心細聽起來。這一聽，漸漸聽出了名堂。 原來，下麵鬧的與我前麵說那個被槍斃的女小業主同時判刑的一個案子有關。那時，在一九六九、七〇、七一這幾年，“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等運動一個接一個。中共在“五一”、“十一”“元旦”等大節日前都要召開公判大會，大殺、嚴判一批所謂的“反革命分子”。這次“十一”前上海召開全市公判大會，一次就判了好幾十個“反革命”案，殺了一批人。其中除了那個被押到青浦來槍斃的女小業主是朱家角人，在這次公判中還判了朱家角中學一個“反革命小集團”案，涉案的有幾個老師，都被判了徒刑。而樓下的這一幕，主要是街道幹部們要驅趕涉案的其中一個老師老婆的妹妹，不準她在朱家角停留安慰她的姐姐，是屬於這次公判大會的後續風波。
那晚我聽聲音辨析：那個大聲斥罵人，聲聲“我們街道”的，估計是街道女街長之類的人。而這個拍桌子的男人，開口閉口“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吃素的”，應該是當地派出所的公安幹警。還有一群附和著訓斥的人，估計是街道裏的“積極分子”。那兩個哭泣的女子，細聲哭泣的女子應是丈夫被判刑的，她本人也是朱家角中學的老師。而另一個帶哭音申辯的女子則是那個女教師的妹妹。從她們的語言中得知，那個女教師的妹妹在安徽插隊，這次來朱家角探親，碰上姐夫被判刑，就想留下來多住幾天安慰安慰姐姐。但被當地街道幹部和派出所不容，要趕這個妹妹回安徽去。我猜其用意是要徹底孤立這個“反革命分子”的老婆。這在當時也是常有的事。這次，街道和派出所夜間將她們姐妹倆弄來，就是為逼迫妹妹離開朱家角而進行的暴力威脅。那個妹妹說：“我來探親探望我姐姐，我不是“四類分子”，難道我連探親的權利也沒有了？”那個女街長則高聲咆哮：“不準就是不準！我們街道不歡迎你來朱家角。你明天就必須離開這裏！” 女街長接著高聲叫道：“大家說，我們歡迎不歡迎她來朱家角？”。其他人就轟然答應：“不歡迎，滾回去！”那個男公安則拍著桌子威脅說：“你不要以為我們不知道你在安徽什麽地方插隊。我們都知道。你不聽勸告，不肯離開這裏，就是同情你姐姐，對人民政府判你姐夫刑有抵觸情緒。你同情反革命分子，這是什麽性質問題，你自己考慮！我警告你，明天天一亮，你必須立即離開這裏回安徽去。否則無產階級專政絕不會輕饒你！”
這時，我發現葉某、黃某其實都沒有睡著，也在聽。但我們三人誰都不出聲。可能樓下的人也沒有察覺樓上還有人在旁聽。我一邊繼續屏息靜聽一邊默想：按法，即使那個反革命丈夫有罪，但他的老婆是無罪的呀，老婆的妹妹就更加無罪了，這些人怎可以這樣對待她們？丈夫被逮捕判刑，妻子必然精神受打擊，妹妹來住幾天安慰安慰姐姐，也是人之常情，何必要這麽趕盡殺絕呢！而且，即使姐夫是反革命，但姐姐不是呀；妹妹同情的是姐姐不是姐夫，怎麽到了這位公安幹警口中，說“你同情反革命分子”，好像這位姐姐也成了反革命。很明顯，這個街道幹部和公安幹警這種株連無辜的做法是違法的。但是，文革中這樣違法的事情多如牛毛，根本無地方可以申訴。我同情那對姐妹，但我也不敢為她們主持正義，幫她們說話。因為樓下這批人根本不是可以對之說理的人，共產黨也不是可以對之說理的黨。在那種社會中，尤其在極左思潮盛行的時候，即使一個人出身好，政治上無辮子可抓，也是不敢貿然去幹涉這些人的行動的，不然很容易就會被人扣上一頂“同情階級敵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帽子，何仿我是這樣的家庭出身！說難聽一點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哪有資格去主持正義！我有點恨自己軟弱，恨自己“明哲保身”，但我既然沒有這個勇氣去和“無產階級專政”抗爭，也就隻能選擇沉默。那一夜，樓下一直鬧到很晚才收場。我則心潮起伏，幾乎一夜沒有睡著。我不知道黃某和葉某聽了樓下的那一場“暴力戲”以後會有怎樣的想法。但我萬萬料不到黃某竟因此而受到“啟發”，對我起了壞念頭。
第二天星期六。因為交通不便，按照當時單位內不成文的慣例，家不在青浦縣城的人，可以在星期六中午後即啟程回家，到星期一中午前回單位報到。這天上午老蔣沒有來，我們三人自己出去轉了轉回到住宿地方，還不到吃中飯時間。黃某突然板著臉對我宣布：“下午你可以離開這裏回家，但不準回青浦。星期一在中午十二點以前回到這裏報到。也不準經青浦再到這裏。”我問他，“為什麽不準回青浦？”他凶橫地說：“不準就是不準，沒有那麽多為什麽！” 這種態度，是中共政工人員對待被管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和文革初期“牛鬼蛇神”的態度。我突然明白，他是在學昨天晚上樓下那一幕。我向葉某望望，希望他出來說句公道話，畢竟他也曾是我們造反隊的頭頭之一，都是同一個造反隊的“戰友”。可是葉某斜倚在床上， 一言不發，靜看黃某這樣欺負我。葉某這樣的態度頗出乎我所料，但再想一下就知道了原委。他是在為當初成立革委會我沒有推薦他而在還我顏色。我實在估不到就為了這一點事他竟然就記恨在心。當初造反派中沒有人推薦他，他不找自身原因，卻遷怒於我，如此胸襟，可見當初大家都不推薦他確是有道理的。麵對這樣的形勢，我看得很清楚：黃某這樣做，無非是以他的“革委會委員”的身份在欺壓我，是在報複我當初不讚成他進革委會的“一箭之仇”。而他之所以敢這樣對待我，無非是抓住了我的資產階級家庭成分、有“海外關係”、還有被抄過家這些“軟肋”。在黃某剛對我“發威”時，我還存過一絲希望，希望葉某能站出來主持最起碼的一點公道，幫我說幾句話。待見到他如此寡情薄義的真麵目後，我知道這個局麵隻有靠我自己去應付了。
怎麽辦？我站在窗前，麵對漕江想了又想，直覺如果這一次屈服了，被黃某的陰謀得逞，以後他就會時時處處欺壓我，我以後在單位內永遠也抬不起頭。因此我必須要粉碎他這個陰謀才行。我必須反擊，除此之外別無出路。但怎樣反擊？弄得不好，說不定會被他反扣一頂“反對革命委員會”之類的帽子。而革委會是反對不得的，尤其以我這樣的家庭成分，若被坐實了“反對革委會”的罪名，就很可能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這是黃某的用心險惡之處。昨天晚上那對姐妹不敢反抗，就是因為她們的身份是“反革命分子家屬”，腰杆子硬不起來。黃某估計我的腰杆也硬不起來，不會反抗。但是他有幾點估計錯了：第一，他低估了我反抗的決心。第二，樓下那對姐妹的丈夫、姐夫是才剛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如果她們反抗，人們很容易聯想到這是在反抗“無產階級專政”。而我的問題是家庭出身，社會上像我一樣家庭出身有問題的人有一大把。即使被抄過家，也已是二、三年前的事情了，人們一般不會將我反擊黃某的行動看成是“階級報複”。第三，血防站是縣級事業單位，因為血防衛生工作常常需要發動群眾，所以我們的工作性質既像技術幹部，又像行政幹部，一般員工大多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這與街道是不同的。明顯違反政策的事，不會有很多人支持。我估計葉某雖沒有站出來為我說話，但也不會認同黃某的做法。至於單位革委會負責人張宜是老幹部，他過去的表現使我相信他不會像街道幹部那樣沒有政策水平。第四，黃某這個人在單位內人緣不怎麽好。對立派過去一直稱他是“壞人”。這次他用卑鄙下流的手段鑽進革委會，不僅對立派的人不齒，同一派的人也不齒，全縣衛生係統知道的人也很多，因此不要說威望，連起碼的人望也沒有。他這樣對待我，估計也不得人心，不會有多少人支持。他若以“反對革委會”的罪名來整我，成功的機會也不大，畢竟他個人不能代表革委會，他在血防站也不是可以一手遮天的人。而且，文革初期就批判過“反對某個黨領導就是反黨”的謬論，大家對這一點還是能分辨清楚的。總之，我不僅需要反擊，估計取得反擊勝利的概率還很大。主意拿定，我決定立即采取行動。我不但要反擊他，並要將他擊敗，使他不敢再以我的家庭出身問題整我。於是我睬也不睬黃某，拿了自己的行李就離開這座樓，去汽車站搭車回青浦。
到了單位內，我先找到張宜。我直截了當地問張宜：“我究竟算不算‘階級敵人’、‘四類分子’，要被管製行動？”張宜看我從來也沒有這樣怒氣衝衝地說話，開始有點莫名其妙，就問我怎麽回事。我把黃某在朱家角不準我回青浦的事告訴他。張宜立刻說這是不對的。但他也不敢過多指責黃某，隻說青浦是單位所在地，單位員工出差後回單位是天經地義的。有了張宜這樣的表態，我決心乘勝追擊，到工宣隊去“告狀”。駐衛生係統的工宣隊在原縣衛生科的地方辦公。工宣隊一個姓朱的負責人正坐在辦公室門口，以前開大會我見過幾次。我就先自我介紹，說我是縣血防站的，我是來揭發壞人的。老朱不認識我，但因為聽我說是來揭發壞人的，他也隻好接待我。此時將黃某塞進革委會的那位縣工宣隊負責人的“風流韻事”已經“東窗事發”，被調回上海。現在我去工宣隊“告狀”，所告的人又與這件事有關，所以我直指黃某是混進革委會的“壞人”，是通過不正當關係鑽進革委會的。老朱因為事關工宣隊的醜聞，也奈何我不得，隻答應會去調查。其實，說黃某是“壞人”，我自己也覺得有點過份，但此時形勢所逼也顧不得這些了。我做了最壞打算，如果工宣隊包庇黃某，我就準備寫大字報貼到街上去，讓大家來評理。
這樣一圈下來，我還趕上下午的輪船回練塘。這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悲憤莫名。我為自己的出身悲。不但為自己悲，也為朱家角那對姐妹悲，為世上與我一樣因為家庭出身而處處遭人欺負的人悲。我又感到憤。如果打擊來自對立派，還可理解；而打擊竟然來自自以為同誌、戰友的人！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人心的險惡，人情的澆薄。一個人，一旦手中有一點小權，就要用它來謀私利，用它來報複人。這樣的造反派與“走資派”又有什麽兩樣？甚至比一些所謂的“走資派”更壞。還有，人與人之間竟然可以這樣薄情，昨天還是同誌戰友，今天就如同不認識的路人。我感歎這個社會為何到處是不公不平，不正不義！我想起曾經去過的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深山老林，真想從此離開這個處處陷阱、人鬼莫辯的世界，即使獨處深山與野獸為伍，也要比與這種蛇蠍心腸的人在一起要安全些。
第二天中午，我剛吃過中飯，黃某突然來我家裏。顯然他是早上乘輪船特地來的。他說他是來向我道歉的，請我原諒他。但他沒說清楚道歉的原因，他究竟做錯了什麽而要向我道歉。所以我沒有接受他的道歉。他見我不理睬他，就灰溜溜地又趕搭來時的輪船回青浦去了。星期一中午我也回到青浦後才知道，因為我這一告狀，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許某覺得不好向自己同一派的人交待，因為黃某進革委會他也是有責任的。他怕事情鬧大，就狠狠地罵了黃某一通，要他立即向我道歉。而黃某在我不理他的“禁令”回青浦後，大概頭腦也清醒了些。當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高潮雖已過去，但還沒有宣布結束。“清隊”有一個主要目標是清除造反派中的“壞頭頭”。黃某在本派中人緣不怎樣好，在對方一派更是他們口中的“壞人”，他可能也在怕一不小心真的成為“混進造反派內的壞人”，被人“端出去”，再加上許某一頓痛罵，這才不得不迅速低下頭來向我道歉。
這次反擊我勝利了。但我明白這樣的勝利是僥幸的。我清楚知道，在當時那個“無產階級專政”聲浪甚囂塵上的社會，像我們這種人對於各色各樣橫逆而來的欺負，很多情況下是無力反抗的。不然，你很可能會“自取滅亡”。但是，我又以為：即使處在不利的環境下，人也還是要有一點骨氣的，不能總是消極地逆來順受。關鍵是要能夠審時度勢，盡量利用各種矛盾，然後在有理有節的情勢下給以適當的回擊。否則，真的會人人都可以騎到你頭上拉屎拉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