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被抄家，各種苦難開始絡繹不斷地降臨到我們頭上。
首先是房子。我家自被鎮上商業紅衛兵抄家後，房子被封掉。隻留門口十一、二個平方左右的一小間房讓我家人居住。不算在外工作或讀書的三姐、四姐和我，單我母親和三個妹妹，就有四個人，吃喝拉撒都在裏麵，有好幾個月。沒有床，寒冬臘月也隻好打地鋪睡。後來終於解封了，卻同時宣布房子已被沒收。鎮房管所的人來說：有兩條路供你們選擇：一，你們可以繼續住在這裏，但每月要交八元房租（是八元還是十元我已記不清）；二，如你們嫌貴，也可以自己去找房子住。可自己找房子，去哪裏找？再說，母親也希望著有朝一日這房子能還給我們，如果今天搬出去，那就是“掃地出門”，今後要回來希望就更渺茫了。無奈之下，母親咬著牙答應付每月八元的房租，繼續住在老家。當時的八元人民幣，可不是一個小數。在我們小鎮上，一般職工工資三十多、四十元左右。我們對門的張阿姨做清潔工，天天早起倒馬桶，一個月工資隻有八元。我那時當臨時工，每月工資也隻有二十八元。那時我父親每二個月從銀行寄一次錢回來給母親作家用，每次三百元港幣。當時匯率是一百元港幣兌人民幣四十二元七角，平均每月人民幣六十多元。這六十多元除了供母親和三個妹妹的生活費和讀書費用，還包括還在讀書的三姐的部分生活費用。這樣算下來，平均一個人的生活費也就是十三、四元。所以每月交八元多房租，對我母親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自被抄家，我們全家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最苦的是母親。文革前，母親做過街道小組長。這個微不足道的職務當然不足以證明母親就是政府信任的人了，但至少可證明當時政府沒有將她當敵人看待，否則是不可能讓她當街道小組長的。但抄家後，母親就開始被街道列入地、富、反、壞、右等“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的行列，一度被罰每天掃街。因此，抄家成了我家屬於“人民”還是人民“敵人”的一個分水嶺。街道每次開大批判會，不論是批劉少奇還是批林彪，她都要被“上批下聯”批一下，常常被人指著鼻子斥罵。一次我問母親：街道開會批判你，批判些什麽呢？母親說：“也批不出什麽來。我是做手業人家出身，又沒有做過什麽壞事，能有什麽可批的！”“那他們怎麽批呀？”母親有些苦澀也有些輕蔑地說：“他們要我站起來，不準坐，指著我叫：‘你是資產階級，剝削分子’，‘你們有海外關係’，‘你男人在香港’。我有時忍不住就頂幾句：‘我男人是在香港，但那是政府批準去的，不是自己跑出去的。’主持會議的人見我頂他們，但也無法駁我，隻好罵我態度囂張，要我老實點。”我知道母親的脾氣，她是寧折不彎的人。
文革中，學校從一九六六年六月開始即不上課，高中、大學不招新生，小學生到了應該畢業那一年自動升級成為初中生。到一九六八年底，全國已經積累了六六、六七、六八三屆至少上千萬的、城鎮居民戶口的初、高中畢業（？）生，他們升學無望，就職無門，遊蕩在社會上成為中共擔心的“不安定分子”。在社會秩序正常時，工礦企業和城市商業至少可吸收掉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但那時因為文革加上武鬥，生產不正常，根本就無力吸收新人。那時毛澤東正急於結束文革，解決這批學生的出路成為當務之急。於是這位“偉大領袖”心生一計，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發動了一場城市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至於農村戶口的畢業生，那裏來，那裏去，無條件地回自己的生產隊當農民。）無特殊原因基本上城裏一個不留，當時叫做“一片紅”。 而“上山下鄉”又分兩條去路：一條去農場，當農場工人；一條去農村“插隊落戶”，即落戶農村生產隊，與普通農民一樣靠掙工分養活自己。那時全國絕大多數農村都不缺人，知識青年插隊落戶是與當地農民爭食。所以這個政策實際是將應由國家負擔的“包袱”甩給了農民。當時，我兩個妹妹一個是六六屆初中，一個是六八屆初中，在這種形勢下當然也隻能隨大流去“上山下鄉”。但由於她們的家庭出身，即使“上山下鄉”也要受到比一般人更差的待遇。
那時農場都是國家辦的，去農場也算是當了國家職工，有最低工資保障；而插隊落戶靠勞動掙工分吃飯，什麽保障也沒有。因此，“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時很多人認為與其去農村“插隊落戶”，還不如去農場好，都爭著要去農場。我兩個妹妹當然也想去農場。但是被學校管分配的老師斷然拒絕。一個老師輕蔑地對她們說，你們沒有資格去農場，隻能去“插隊”。什麽原因呢，後來聽人說才明白，原來農場大多設在邊疆地區。當時上海地區學生去的農場主要有雲南、黑龍江、內蒙三個地方的軍墾農場。中共怕有人叛國投敵，因此對去邊疆農場的人要進行政治審查，其中內部有特別的一條規定是有海外關係的學生不準去。既然邊疆農場不準去，那就本地插隊吧。當時學校說：本地插隊的有本公社和鄰近的小蒸、蒸澱兩個公社，共三個地方可選擇。一般而言，除非有特別原因，都選本公社的。因為離家近，照顧家庭方便。我兩個妹妹當然也選本公社。但學校公布的分配方案是我兩個妹妹都去小蒸公社。她們很失望，商量後向學校提出，說母親身體不好，否能一個去小蒸，一個留在本公社插隊，這樣離家近一點方便照顧。結果也被學校拒絕。開始她們想不通，既然是有三個公社可供選擇，怎麽她們就沒有選擇權而必須服從分配？同樣是“插隊”，隻不過要求一個插在本公社照顧母親方便一點，怎麽連這一點也不能通融？她們不服氣，想再去向學校反映。結果有人提醒她們，說這是有人專門在刁難你們，難道你們還看不明白？雖然要求留本公社的人比較多，可能名額上分配不過來，但你們兩姐妹有一個去小蒸也交代得過了，為什麽兩個都要去小蒸？還不是因為你們好欺負。所以你們再去說也沒有用。話說回來，即使你們有一個留在本公社了，若他們專門挑一個最遠、交通最不方便的、分配水平最差的生產隊讓你們去，豈不是以後日子更難過？小蒸雖遠一點，但不屬他們管，說不定你們處境反而會更好一點。這才解了她們的心結。
兩年後，我最小的妹妹七〇屆初中畢業也開始麵臨上山下鄉問題，但這時的去向“行情”已起了變化。邊疆農場都不肯去了。原因是邊疆農場地處荒僻，物資稀缺，生活艱苦，農場低微的工資常常還養活不了自己，需要家中不時接濟；而且交通不便，回家探親路遠迢迢，路費就不是一筆小數。算起來家有一個子女在邊疆農場，整個家庭在財力上就會感到吃緊，若有兩三個子女在邊疆，那簡直要傾家蕩產。所以後來很多家長寧願選擇子女當地插隊。而當當地插隊成了“香餑餑”後，眼看著我最小的妹妹也是當地插隊，學校管分配的一些人心裏又不平衡了。或許他們想：你們這種剝削階級家庭，怎麽在這一點反倒被你們占了便宜？於是他們不知用了什麽手法，硬把我小妹妹分到了去內蒙農場的名單中。我小妹妹不肯去內蒙，以有風濕病不宜去內蒙這種苦寒地區為由推搪，還給他們看了醫生證明。但他們根本不予理睬，強橫地說不去也得去。他們自己說服不了我妹妹，就要駐校軍宣隊上門來逼。一天，一個軍宣隊員找上門來，責問為什麽不服從分配不肯去內蒙？我母親突然想起兩年前兩個女兒想去邊疆農場不準去的往事，就想試一試是否現在政策變了，就主動對那位軍宣隊代表說：“我女兒她父親在香港，而且身體不好……。”那個軍宣隊代表一聽香港兩字，立刻追問：“她父親在香港？”母親回答說：“是的”。那個軍代表聽到我母親肯定的回答後，立刻拉下臉來，氣呼呼地一言不發就轉身走了。大概他也明白上了學校的當了。從此學校再也不說要我妹妹去內蒙的話了。最後，我小妹妹也被分配去了小蒸公社。
這件事後來母親告訴了我，我突然悟到任何事物真的有兩麵性。“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古人誠不我欺。 “海外關係”在當時幾乎就是“特務關係”、“裏通外國”的代名詞，人人望而生畏，但在某種情況下，它又是一種對我們可以起到保護作用的鎧甲，是一種可以用來以“毒”攻毒的武器。我還悟到，像我們這樣的人家，想改變家庭成分或改變中共的階級路線都是不可能的，但從這件事，再聯想到文革前中共的某些政策，如大饑荒時期街道街長陪著笑臉上門要求我們海外親人多匯外匯回來支援國家建設，以及從一九六二年開始縣委統戰部每年要召開一次僑眷聯誼會活動等動作，說明中共對“海外關係”，除了利用，還是有一些忌諱的。由此看來，有“海外關係”的人家比起其他地、富、反、壞、右、資等全部被中共控製了的人家，其實還是多了一條活路，多了一個希望。如下圍棋一樣，我們這種人家若斷了海外關係，被對方團團圍住沒了通“氣”口，那就真正的成了一盤死棋，可以任由人魚肉。因此，當社會上幾乎人人畏懼與“海外關係”沾邊時，我卻希望保持這種關係。
那時候，不管有理無理，幾乎什麽人都可肆無忌憚地來欺負我們一通。有一次星期天，那時已經是一九六八年或六九年了，我正好回家休息，有一個女人氣勢洶洶地罵上門來。什麽原因呢？說來可笑。我最小的妹妹——那時學校停課幾年，她小學也沒有畢業卻已算是初中生了——她有個女同學，因為天熱就在街邊的市河裏遊泳。我妹妹和其他幾個女同學正巧經過，就站在岸邊看，取笑了她幾句，說她不會遊，像狗爬；又說她一個女孩子也學男孩子在市河裏遊泳，不知羞。這女同學回去向她母親哭訴。一起看遊泳的女孩有幾個，這個女人不找別人，就單找上我家，滿口汙言穢語罵人。我向我妹妹問明原因後，覺得妹妹笑這個女同學在市河裏遊泳不知羞，確實不對，也是腦筋守舊；但這個女人為這一點小事就上門來鬧，也太過分。我猜她來鬧，大約是以為我們家被抄過，已是低他們一等的“賤民”了，所以別人取笑她女兒可以，我們就不行，於是就罵上門來。我叫妹妹不要怕，然後對這個女人說：“這又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小姑娘在河裏遊泳又不是見不得人的醜事。在青浦的遊泳池裏，男的女的還都在一起遊泳。旁邊也有好多人看，遊得不好也會有人笑他，但沒有人說連看也不準看，笑也不準笑的。不信，你也可去青浦看看。所以你這是少見多怪了。為這一點小事，你根本就用不著這麽來鬧的！”我這麽一說，她就答不上話來，嘴裏雖還在哆囔，卻已經訕訕地往回走了。不料剛走出了我家門幾步，這個女人突然又回身指著我罵：“你父親在香港！”她終於忍不住露出了敢來吵鬧的“底牌”。我也不肯示弱，立即高聲地回答她：“我父親是在香港，那又怎麽樣呢？”因為她根本沒有道理，我的氣勢又壓倒了她，她氣怔怔地看了我一會，就灰溜溜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