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清肅AB團連載（6）
（接上回）然而富田事件後毛在江西建立的獨尊地位， 很快就受到了挑戰，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維埃區域中央局在寧都小布宣布成立，項英正式走馬上任，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由項英擔任代理書記，取消總前委和由毛澤東擔任的總前委書記的職務，毛澤東、朱德等參加中央局。在蘇區中央局宣布成立的同時，還建立了歸蘇區中央局領導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統領江西和全國紅軍，項英兼任主席，朱德、毛澤東任副主席。至此，從黨的法理上，項英已取代了毛澤東的地位，成為江西蘇區中共黨、軍隊的最高領導人。
項英前來蘇區及蘇區中央局的建立，是處於轉折年頭的中共實現其將工作重心向蘇區轉移的重大戰略步驟，是落實斯大林及共產國際有關指示的具體行動。1930年7月下旬，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見前來匯報工作的周恩來，指示中共應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的第一位。7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秘書處發出《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指出，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和建立完全有戰鬥力和政治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務」。
中共工作重心向江西蘇區轉移，首當其衝的問題是如何協調中央與毛澤東的關係，及如何評價毛在江西的工作。從這一時期周恩來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對毛並不盡然滿意，但是周恩來卻常以自我批評的口吻談論這類問題。1930年8月22日，周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我們過去一方麵屢屢批評農民保守觀念的錯誤，另一方麵反對單純軍事遊擊式的策略，中央還特別提出割據的錯誤，對於根據地確實注意得比較少，這是工作中的缺點」。
既然已經發現了問題的症結所在，下一步的措施就必然是加強中央對蘇區的領導和紅軍中黨的領導。在9月29日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蘇區工作。次日，周恩來又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強調在紅軍中黨的領導要有最高權威。
1930年10月3日，六屆三中全會後的全黨最高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會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組成，周恩來為實際負責人），初步決定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餘飛、袁炳輝、朱德和當地一人組成蘇區中央局，派項英先行前往江西。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最後確定組成以周恩來為書記的蘇區中央局，在周恩來未到達之前，由項英代理書記一職，以蘇區中央局為蘇區黨、軍、政最高領導機構。10月29日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致紅一、紅三軍團前委的指示信，通知毛澤東：「蘇區中央局在項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毛澤東代理書記，朱德為紅一、紅三軍團總司令。目前一切政治軍事領導統一集中到中央局。」
至1930年10月，中共中央為貫徹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指示的具體措施已經落實就緒。為配合中共中央向蘇區的轉移，周恩來在9、10月采取了更為細致的部署：
在上海舉辦從蘇聯返國準備前往蘇區的軍事訓練班，一批軍政幹部如張愛萍、黃火青等參加學習後被派往江西蘇區。
安排從蘇聯學習返國的劉伯承、葉劍英、傅鍾、李卓然等把蘇聯紅軍步兵戰鬥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譯成中文，並送往蘇區。
主持打通了比較固定和安全的由上海前往江西蘇區的秘密交通線，成立了以吳德峰為局長的中共中央交通局。
積極籌備建立自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至上海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大功率秘密電台和上海中共中央機關至江西蘇區的無線電聯係，莫斯科—上海—江西蘇區的通訊渠道即將全部打通。
項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中共江西蘇區最高負責人的身分，肩負加強中共中央對江西紅軍領導的重大使命，沿地下秘密交通線於1930年底抵達江西蘇區。
項英是中共黨內少數出身產業工人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他於1921年在武漢加入中共後，長期從事工人運動，曾在1928年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是1925年中共四大後的曆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又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項英對從蘇聯學來的馬列理論有著堅定的信仰，對斯大林和蘇聯的「感情」較深，個人性格和作風則比較拘謹和嚴肅。
1930年11月下旬，項英從上海出發，當他剛一抵達江西蘇區就聞知不久前在贛西南紅軍內部爆發了一場矛頭直指紅四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的富田事變。
項英領導的蘇區中央局成立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處理富田事變。1931年1月16日，發出《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一方麵表示「完全同意總前委對富田事變所采取的鬥爭路線」;另一方麵，又在相當程度上衝淡了毛澤東等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主張采取較為緩和的、有區別的政策，以緩和蘇區內部的緊張關係，避免紅軍的分裂。
《決議》的矛盾性和含混性集中體現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上。項英認為「江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均係AB團要犯」，彼等發動「富田事變」是「分裂革命勢力」「分裂紅軍」的「反黨行為」並決定「將富田事變的首領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劉敵、金萬邦等開除黨籍」；但與此同時，項英又聲稱富田事變不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而是「無原則的派別鬥爭」。並責令贛西南特委和紅二十軍黨委，停止黨內互相攻擊，聽候中央局調查處理。
如果說，項英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認識上采取了折衷主義的立場，那麽，項英針對「肅AB團」擴大化的尖銳批評，幾乎就是直接指向毛澤東的了。《決議》重點批評了「過去反AB團取消派鬥爭中的缺點和錯誤」，並列舉其主要表現：「第一非群眾路線，許多地方由紅軍或上級機關代打」，「第二是盲動，沒有標準，一咬便打」。項英強調：今後「必須根據一定事實和情形，絕對不能隨便亂打亂殺」，「也不能隨便聽人亂供亂咬加以逮捕」；「黨在每個鬥爭中都應以教育方式來教育全黨黨員。這樣才能使黨走上布爾什維克的道路」。
項英的上述態度與他對毛澤東的複雜的觀感密切相關。項英在大革命時期雖與毛澤東有過一些工作接觸，但他在未抵江西之前，對江西蘇區的認識全憑在上海中央機關所看到的來自蘇區的零散的報告和周恩來的介紹。項英在性格上較為直露和坦率，與毛澤東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因此，一經發現富田事變的原委，項英很快就掩飾不住對毛的不滿。但是，項英畢竟是一位老共產黨員，十分了解毛在1927年後對黨與紅軍的貢獻及毛在江西蘇區所擁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自己又甫抵蘇區，深知不能公開指責毛澤東，所以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判斷及處理方法上煞費苦心，既要考慮到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又要堅決地製止、糾正毛在「肅AB團」問題上的錯誤。然而隨著項英逐漸熟悉江西蘇區的內情，他原先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進一步發生變化，對毛澤東的批評也日趨尖銳。
（選自高華教授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附視頻：細說913林彪外逃之謎（43）//《571 工程紀要》真的是出於欲加之罪的目的而被偽造的嗎？//略析《571 工程紀要》的精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