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拾年] 張阿妹：我參與的抄家“破四舊”
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歲月便成了風景
作者簡曆
張阿妹，1952年生人。文革開始時在人大附中初一讀書。1969年到延安專區宜川縣插隊，1973年在西安當工人，1978年考入人民大學，1985年人大研究生畢業後，到國家體改委中國體製改革研究所工作。1989年赴美讀書，獲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曾任聯合國發展署顧問。退休前為美國一家信息公司高級分析師。
作者：張阿妹
1966年的8月是瘋狂的8月。在“砸爛舊世界”和“造反有理”的旗幟下，北京紅衛兵湧向北京的四麵八方，開始了一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轟轟烈烈的抄家破四舊運動。
那一年我十四歲，是人大附中老初一的學生，也是人大附中紅旗戰鬥隊的一分子。我沒有參加人大附中的老兵組織——紅衛兵，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太凶了。
我親眼所見，我的兩名最要好的同班同學，在參加紅衛兵之後，整個人都變了。她們倆原來都很單純、活潑、開朗，但忽然有一天，這些十四、五歲小女孩的單純活潑開朗都不見了。我看見的是，她們對著我們的班主任，凶狠地揮動著帶銅頭的皮帶。
我們的班主任喜歡穿西裝，梳背頭，總是衣冠楚楚，溫文爾雅，那時不過才20幾歲。那一天，我的這兩位紅衛兵朋友，一邊用帶銅頭的皮帶抽打老師，一邊讓其他的紅衛兵按著老師，愣是用推子把老師的鋥光瓦亮的大背頭，剔成了陰陽頭，前後不過用了幾十秒。她們把這樣的暴力稱之為消滅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向剝削階級思想宣戰。
看到班主任在一群十幾歲的自己的學生麵前，低著頭，彎著腰，臉上紅一塊紫一快，嘴裏還不停地吐著詛咒自己的詞兒，我目瞪口呆。我不知道我的目瞪口呆是不是革命立場不堅定的表現。但我記得我很快就堅定了下來，並且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精神力量：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不是繪畫繡花，革命來不得半點溫文爾雅。革命就是暴力，革命就是打倒一切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東西和思想。
但我決定不參加紅衛兵，我參加了紅旗。像紅衛兵一樣，“紅旗”也是人大附中紅五類的組織，但因對校長和老師的態度比較溫和，紅衛兵叫它保皇派。
不管是革命派紅衛兵還是保皇派“紅旗”，他們貫徹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都絕不含糊。那年的8月1日，毛主席寫信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熱烈支持紅衛兵小將對反動派“造反有理”。人大附中的紅衛兵和“紅旗”都把這奉為絕對的聖旨。
8月的某一天，我和十幾名“紅旗”的兄弟姐妹，一起乘車到東單東總布胡同參加抄家破四舊。為什麽去這條胡同，後來我才知道，在舊說“東富、西貴、北貧、南賤”的北京，東總布胡同及其附近，住著許多最該被“破四舊”的才子佳人、封建遺老遺少、反動學術權威和地富反壞分子。
到了胡同口，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個壞分子名單。胡同居委會的一位中年大媽，還特意用手指著斜對麵，告訴我們，那家住著一個反動學術權威，叫胡傳奎。當時我們都驚叫了一聲“胡傳魁”？那時江青主持的革命樣板戲《沙家浜》裏的主要人物胡傳魁，早就深入全國人民之心了。
“對，他也叫胡傳魁，但有一個字不一樣。”然後，她很神秘地低聲說，小心了，裏邊已經有好幾撥紅衛兵了。
有好幾撥紅衛兵了？我們帶著好奇心和生怕被落下的急切，跨入了路北一座有兩個雄偉的大獅子看門、掛著兩個碩大的銅環的深宅大院。果不其然，裏麵已經有許多和我們一樣的穿著綠軍裝、戴著紅袖標、紮著皮帶，年齡不相上下的中學紅衛兵。
這個深宅大院真是深不可測，一個院子套著一個院子。我們目力所及，到處狼藉。衣服、瓷器、書籍及各種生活用品，散亂在各處。顯然，我們來晚了。
“胡傳魁在哪裏？”記得我們“紅旗”中一位年齡稍長一點的同學問道。
“在裏院”，其他學校的紅衛兵答。
我們趕忙奔往裏院。在裏院的院中央，站著一男一女，男的很胖，個頭不高，禿頂，大約50來歲，胸前掛著一塊牌子，記得好像是“反動學術權威胡傳魁”。女的微胖，胸前也掛著一塊牌子，寫的好像是“反動婆子”。這就是這個大院的主人——胡傳魁夫婦。
8月的北京，驕陽似火。胡傳魁夫婦不知在似火的驕陽下，站了多久。一個我們不認識的紅衛兵向我們介紹說，每來一撥紅衛兵，他們就要挨一次揍，每次挨揍時，紅衛兵叫他們“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他們都會回答道“哎，哎”。
毫無例外，我們人大附中的保皇派組織“紅旗”，也有人揍了他們，用的是他們腰裏紮著的皮帶。但我知道我這次的革命立場跟上次看見班主任被揍，已經截然不同了。
至於胡傳魁夫婦怎樣反動，並沒有人真正關心。我也不知道叫他們“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坦白什麽。我們隻知道，這樣的反動權威家裏，可能收藏有金條，也可能有電台。當我們發現從胡夫婦嘴裏掏不出金條和電台的下落，我們就分散在院子的各個角落，像其他紅衛兵一樣，挖牆鑿洞，掘地三尺，試圖找出隱藏金條和電台的蛛絲馬跡。
我們找到的是整箱的餅幹，成盒的蠟燭，成捆的書，還有成打的衣服，但沒有金條，也沒有電台。
我們累了，胡傳魁夫婦也累了。我們喝水，到外邊買東西吃。可是胡氏二人既沒有水喝，也沒有東西吃。他們仍然站在院子當中，仍然頂著驕陽，仍然掛著牌子，仍然挨著新來的一撥又一撥的紅衛兵的鞭打，仍然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哎，哎”。
我不記得我當時有沒有惻隱之心，我隻記得，我看得麻木了，聽得麻木了。可是我們的任務沒有完成，我們還要堅持下去。
入夜，我們像其他紅衛兵一樣，就地和衣而睡。那一夜，這個院子套院子的深宅大院，到底住有多少紅衛兵？可能有十多撥，也可能有七、八撥，每一撥至少有五、六人。深更半夜，還不時地有新來的紅衛兵闖入，新來的和原來的紅衛兵又不時地發生爭吵，而胡傳魁夫婦的“哎，哎”聲，仍然不絕於耳。
後來，“哎，哎”聲好像越來越遠，越來越弱，我似睡非睡。到了後半夜，一切都好像安靜了下來。忽然，一陣尖厲刺耳的聲音傳入耳中，我猛地醒來。隻見半邊天燒得通紅，濃煙掠過，夾雜著一股怪怪的味道。我和“紅旗”的戰友們，急忙跳起，循著尖厲的聲音找去。
我們跨出那扇厚重的大門，發現整個東總布胡同已經塞滿了救火車，救火員正向斜對麵的一家院子噴水。二人高的火苗子就是從那裏竄出來的，火勢越燒越旺，旺得根本無法進人。
當火勢被控製以後，了解情況的紅衛兵告訴我們，胡傳魁夫婦半夜被另一撥新來的紅衛兵帶到斜對麵那家院子，那也是胡氏夫婦的家產。他們在那兒被幾撥新來的紅衛兵輪番鞭打，可能是後來他們實在受不了了，就把家裏的衣服和書籍堆在自己身上，點火燒了。
他們自焚？我不知道這位紅衛兵的故事是不是真的。隻是當火勢熄滅以後，我和幾個人趁著消防員沒注意，一溜煙地竄進了那個宅院的大門。一進大門，我就看見正廳堆著山一樣燒焦的垃圾，一些未燒盡的衣服和書籍的邊角，隱約可見。其中有兩塊黑乎乎的東西。年齡稍大一點兒的同學指著那兩堆燒得黑乎乎的東西說，那可能就是胡傳魁夫婦。
怎麽會呢？幾個小時以前，他們還是活生生的人，現在怎麽變成兩段隻有半米長的焦黑木頭？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死人。
後來經確認，胡傳魁夫婦是被燒死了。而事實上，他們可能是死於沒完沒了的鞭打，也可能是死於最後還殘存的一點兒做人的尊嚴。如今，在無所不能的互聯網上，竟然找不到一點兒他們曾經來過這個世界，又被迫離開這個世界的任何痕跡，嗚呼！
今天謹作此文，為了那段不能忘卻的記憶。
（本文摘自王克明、宋小明主編《我們懺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
2011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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