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望華丨父親儲安平之死
原文刊於《三聯生活周刊》2008年第37期
儲望華口述，李菁執筆。
幾張模糊的黑白照片，是儲安平留在這世界僅有的幾張像片。它們也似乎印證了這位父親留在兒子儲望華心中那些支離破碎而傷痕累累的記憶。
現在，67歲的儲望華與家人安靜地生活在澳大利亞墨爾本一幢漂亮的白色別墅裏。儲望華將這座洋味十足的住宅取名為“靜遠齋”——儲安平被打成右派後，曾改名“靜遠”，取自“淡泊以明誌，寧靜以致遠”，以回避身外的政治洶湧。儲望華每年都會回到國內，擔任一些鋼琴比賽的評委或為藝術院校學生授課。對外界而言，這位儒雅而風度翩翩的學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與鋼琴家，是著名的《黃河》鋼琴協奏曲的主要執筆人之一，他改編的很多鋼琴作品如《翻身的日子》《新疆隨想曲》《二泉映月》《箏簫吟》《茉莉花》等，不僅被中國鋼琴家大量演奏，而且也成為音樂院校及業餘考級或比賽的常用教材和曲目。
“坦率地說，我並不希望別人提起我是儲安平的兒子，我寧願大家隻知道我就是一個作曲家、鋼琴家。”儲望華毫不諱言自己不願在“儲安平”的符號下活著。近些年，儲安平正在悄悄“複活”，甚至成為被追逐的熱點。但儲望華並不卷入那股力量，也不刻意對父親做過度的解讀。儲望華的臉上鮮見那種放鬆大笑的表情，甚至總是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一絲憂鬱與落寞。他說，這是從少年時期便在父親命運陰影下長大的結果。
內心深處，我一直相信，父親其實早已離開了這個世界，雖然大多數文章稱他“生死未明”，或者是個“謎”。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選擇離開的。
回想起來，我與父親的最後一麵，是1966年6月3日，那是個星期天，也是“文革”爆發的第三天。我那時已經在中央音樂學院鋼琴係任教，平時住在學校的教員宿舍，每到周末都回家探望父親。
兩天前，《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那篇著名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作為“著名”的大右派，父親被列為“掃蕩”之列。父親的情緒非常不好，我也感到無比恐慌，不知該和父親說些什麽，氣氛異常沉悶。隻是在告別時，我緊緊握著父親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沒料到這竟是我們父子的訣別。
幾個月後，已經深秋。某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當時主管九三學社中央機關日常事務的一位梁姓女士的電話，她問我，父親是否到我這裏來了。我很奇怪，反問：“父親不是被你們押管著嗎？你們不是正在籌備批鬥他的大會嗎？”我這才知道，父親“失蹤”了，但沒有人知道他“失蹤”的準確時間，隻能大體猜測是9月上旬“失蹤”的。
此前，父親曾經試圖自殺過一次。當時他掃完街道筋疲力盡地回到家裏，發現又有“紅衛兵”來揪他去接受批鬥。父親從後院翻牆而逃，跑到數十裏外京西青龍橋邊的潮白河跳河自殺。因為河水比較淺，父親被人撈上來了。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這一天投了太平湖。
自殺未遂之後，父親被押回九三學社，被那裏的造反派看管起來。從此，他被放回家後，就沒有人再見到過他。
我後來在章詒和的書裏看到，那時候經常和父親來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叫李如蒼，是農工黨內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親一起被分配到京郊模式口的政協工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刹海銀錠橋邊，父親有時會從棉花胡同到他家裏小坐。9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門前發現腳底下有一張紙條，似乎是有人從門縫裏塞進來的，紙條上隻有簡單的一句話：“如蒼，我走了。儲。”未留日期。
父親要“走”到哪兒？我和哥哥姐姐們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著消息。9月20日，我得知中央統戰部下達了一個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國慶之前找到儲安平的下落，“以確保首都北京的安全”。九三學社還派了一名幹部，並要求我和二哥協助。我們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轉了好幾天，也查訪了與父親曾有來往的朋友們，想找出任何的“蛛絲馬跡”，卻毫無結果。
到了1968年，有關部門組成了一個“儲安平專案組”，專門調查父親的下落。那年夏天的某日，三個軍人找到我，其中一個身著海軍的藍製服，另外兩個身著普通的黃軍衣，說是奉周恩來總理之命，專案組要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查尋儲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況，予以協助”。他們要求我提供幾張父親的照片，我頗覺詫異：專案組怎麽會連父親的照片都找不到？過了很久，我才悟出此舉實為試探，試探我是否與父親劃清界限。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和家裏人都漸漸失去了信心。在父親“失蹤”的好幾年中，我們家人也不時聽到關於他行蹤的各種傳聞。有人說父親“目前正在山西某地勞動改造”，有人“親眼見到他了”，還有人說父親“已被中宣部監護起來”。雖然這些消息都虛無縹渺，但我寧願相信它們都是真的。數十年以來，我也無數次在夢中見到父親從外麵回來，悲喜交加，而伴隨的卻隻有醒來後枕邊的淚痕……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離開北京到澳大利亞留學。和送行的親友告別後，正準備乘車去機場時，忽然看見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辦公室主任急匆匆地跑來，手裏拿一份文件，對我說：“剛剛接到中央統戰部來函，對你父親儲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結論’，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將離開故土的時候，沒有想到，我竟以這樣一種方式與“失蹤”16年的父親告別。
從1957年成為最“著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其間還有將近10年的時間。想父親的時候，我也會常常想這樣一個問題：這10年他是怎麽熬過來的？為什麽在熬過了那樣的10年後還會選擇自殺？
1957年4月1日，父親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鈞邀請，走馬上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正躊躇滿誌準備大十一番的父親，很快得知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消息。為了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還特地宣布，向共產黨提意見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他們幾次三番動員黨外人士發言，統戰部的一位處長更是親自打電話，請父親到統戰部組織的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上去發言。
在我看來，父親是屬於比較清醒、理性、有遠見的人，他是沒有陷於個人崇拜的知識分子之一，這是他敢於如此“大膽”的原因。6月1日，父親發言的標題就叫《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說“這幾年黨群關係不好”，“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顆原子彈，全國上下義憤填膺，開始批判、駁斥“黨天下”言論。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麽？》。當天下午，陷於口誅筆伐的父親向章伯鈞遞交了辭呈。說起來有些諷刺，從上任到辭職，父親在《光明日報》總編輯這個職位上還不到70天，卻“成就”了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大右派。難怪章伯鈞後來說，他最對不起的人就是儲安平。那一年，父親隻有48歲。
很快父親便失去了職務，此後，他到了商務印書館，主要任務是校譯別人翻譯好的英文稿——雖然父親的英文很好，可以直接做翻譯，但是他也隻能是“校譯”，而且不能署名。除此之外，上麵讓他寫一些文史資料或回憶錄，比如我記得父親寫過上海在辦《觀察》之前的一些情況。但是大部分時間他無所事事，偶爾會去看看電影，或者看看我在學校給他借回去的一些書。
那段時間，父親不是一般的苦悶。他眼看著國家的政治越來越亂，內心的孤寂與痛苦無從言論。第二任妻子那時已離他而去，家裏也沒人關照他，非常寂寞、無聊。政協在石景山模式口有個勞動改造的農場，父親有時會被派到那裏勞動，放羊、種菜，後來還種過蘑菇。記得有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去那裏看他，見他獨自住在一間陰暗的小茅舍中，房間一個簡單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菌菇，屋裏充滿著一股難聞的氣味。我說：“這種地方怎麽能睡？”父親說：“蘑菇繁殖，溫度不能太高。父親見我心情非常不好，他反倒過來安慰我。我們兩人之間沮喪的心情，令我至今回憶起來仍感無比壓抑。
父親失蹤若幹年後徐鑄成曾寫文章稱父親“由天津躑躅到塘沽，蹈海而死”。我本人聽說的是，1966年9月初，他被關押在九三學社某處時，曾與同屋的另一個難友交談，談話中說起“塘沽距離天津有多遠”之類的話題。父親“失蹤”後，難友把兩人的談話向組織做了交代，遂被置疑他可能孑然一身地跑到天津塘沽“蹈海”或“偷渡”。其實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有一次父親與我在北京莫斯科餐廳吃完飯走出來的路上，便說他經常有自殺的想法。自從反右以後，他雖然寫過檢查、被勞動改造，但他在本質上，並不以為自己錯了，也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個“摘帽子”或“平反”。這是因為他身上有一些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士可殺不可辱”的氣質，為了保住最後的尊嚴，除了死，他別無選擇。
新中國剛剛成立時，父親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對新政權抱有一顆赤誠之心。他曾隨全國政協組團到鞍鋼等地參觀，到江西參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人考察調研，寫出了不少熱情謳歌社會主義祖國新建設、新麵貌的文章。對參加政府工作也滿懷熱忱，每日工作到深夜。父親曾擔任過新華書店總店副總經理、出版總署出版發行管理局局長等職。父親對我們子女的要求曆來嚴格，在得知國家需要各類不同人才時，他毫不猶豫地把子女輸送給國家。
1951年，抗美援朝爆發，報紙上宣傳說部隊需要文化教員，希望年輕人去參軍，父親便讓我大哥去參軍。初中畢業的大哥響應號召去了朝鮮，他後來在東北還成為警衛排的一員，給高崗站過崗。但1957年反右一開始，大哥被迫從部隊裏轉業，回到上海，在小學裏教中文。1953年，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大量中等專業人才，父親又讓二哥到北京建築專科學校學建築專業。這兩個哥哥因此沒有上大學的機會。國家後來要大力發展農業，父親又極力支持我姐姐去學農。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是我們家的“工農兵”，這也是父親的安排，唯獨我走了文藝之路。（本文轉載微信公眾號：珍貴史料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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