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筆至此，人們也許有一個疑問：為什麽原來應該是至親的舅舅家會在文革中誣告我們？現在，讓我來揭開這個謎底。俗語說家醜不可外揚，但今天我不得不要揚一下家醜。因為在這件人倫悲劇的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悲劇，那就是一件本屬尋常的親戚間的小矛盾，有些人因為受到中共長期的階級鬥爭教育的蠱惑，於是變得是非不分、恩將仇報、落井下石，做出令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來。而要說清這件事，還得從頭說起，尤其要說一下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五反”運動和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即中共所謂的“三年自然災難”對我們兩家關係的影響。
我母親出身在一個世代以製櫓為業的手工業者家庭，到舅舅這一代至少已是第三代。練塘地處太湖下遊，那裏河道縱橫，湖蕩密布，居民無論勞作、出行都要用到船，否則寸步難行。當地農民除非赤貧，一般都有自己的船。而行船必須用櫓，櫓是船的動力來源。所以在我們這一帶製櫓修櫓與造船修船的手工業都是頗為發達的。我舅舅一家幾代人就靠製櫓、修櫓為生。我的外祖父、外祖母一共生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小兒子有病早逝，留下我母親和舅舅兩人，關係一向是很好的。舅舅從小就跟外祖父學製櫓手藝。製櫓是很吃重的力氣活，一個人幹不行，必須要有幫手。又因為是手工業，傳統還興帶徒弟。這些人都是要由主家供飯的，所以家中吃飯的人，除了家人還總有好幾個外人。碰到買樹請解樹師傅來開櫓胚，家中吃飯的人更多。可能手工業者花力氣多，大多喜歡吃，我外祖父也喜歡吃，而且請來幫手的師傅也不可怠慢。因此這家中負責買菜、燒菜的人就很重要。外祖母雖然非常善良但能力較差，於是我母親很早就擔當起了“內當家”的角色。我母親除了負責買菜，會燒一手不錯的菜，還會做糕、糰子、粽子，這些是請解樹師傅來解板時必備的“點心”。後來舅舅結了婚，舅媽是農村來的人，燒的菜總不合外祖父的脾性，非我母親燒的菜他不吃。就這樣，因為外祖父喜歡我母親，離不開我母親，一直不舍得她出嫁，到三十歲我母親成了“老姑娘”，外祖父才不得不將她嫁給我父親做了填房。也許是這樣的經曆，養成了我母親能幹而又倔強的性格。
外祖父去世後，舅舅子承父業。他的手工作坊生意也不算差，雇了一個幫工，收了兩個學徒，雖賺不到大錢，但也衣食無憂，算得上小康之家。這樣的狀況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就慢慢有了變化。一九五〇年爆發“抗美援朝”戰爭。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共發動“三反”運動。緊接著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又發動了“五反”運動。“三反”是指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主要針對黨和國家工作人員。 “五反”是指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改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主要針對私營工商業者。在“五反”這個運動中，幾乎所有的私營工商業者都被“查出”犯有“偷稅漏稅”等罪行，不僅要補繳稅款，還要罰款，而且都是數額巨大。中共威脅不繳罰款者要坐牢判刑，嚴重的可處死刑。絕大多數的工商業者都被這一招整得傾家蕩產，也有人因此而自殺的。我舅舅也不例外，說是查出了不少偷稅漏稅，不僅要補交稅，還被罰了一大筆罰款。舅父傾其所有繳不清罰款，因擔心坐牢，急得走投無路。全家人也惶惶不可終日。
我父親本來也開有一家小土布店，但是早在“五反”前一年就已關門歇業。原因如前述，是因為中共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發了個《關於統購棉紗的決定》，即日起禁止私營廠商銷售棉紗、棉布。因此，“五反”時我家小店已經關門一年多，父親正處在失業狀態。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家當時已不算商戶而因禍得福，還是因為我家不是查稅的重點——據我後來看中共副總理薄一波的回憶，說當年“五反”查偷稅、漏稅，主要查一九四九年“解放”後的這二、三年，重點是查一九五一年的賬。原因是中共認為在這一年對私營工商業政策上寬鬆了一點，讓資產階級賺到了一些錢，認為有油水可撈。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關於‘三反’‘五反’的鬥爭》一文，收錄了從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至五二年三月的幾條有關指示。其中第五條之“一”也說：“在‘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處理的基本原則是：過去從寬，今後從嚴（例如補稅一般隻補一九五一年的）”，說明重點也是一九五一年。——總之，這次“五反”運動對我家打擊不算大，家中還有一點錢。這時，是我母親叫我父親拿出錢來幫舅舅繳清了罰款，舅舅才算過了“五反”這一關。這筆錢當時說好是借的，但實際上此後近十年時間舅舅沒有還過分文，我們也沒有去要過。非但不去要錢，還時常要幫他們一把。原因是舅父經“五反”打擊以後經濟上一直翻不了身。因為經濟困難，舅舅還曾把六個小孩中最小的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送給了人家。也是我母親知道後心有不忍，想方設法打聽到孩子送在什麽地方，用錢把他們贖回來還給了舅舅。據我回憶，在六十年代初的所謂“三年自然災難”後期，即一九六二年以前，舅舅家和我們家的關係一直是很好的。
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以後，兩家的關係開始有了變化。變化的原因是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失敗後發生了長達幾年的大饑荒。那幾年中，幾乎人人吃不飽飯餓肚子。餓死的人也不少。嚴重的饑荒在我們家鄉是從一九五九年夏天開始的。我很清楚地記得，那年夏天政府糧管所供應的糧食，大米供應突然減少，以黑豆、紅薯幹等物充數。食油、食糖等計劃供應的物資供應量也減少。商店裏魚、肉、蛋、蔬菜等副食品頓時成了稀罕物，並且很快地要憑票證供應。自由市場上的副食品價格則突飛猛漲。這種情形到一九六〇、六一年更加嚴重。我記得當時自由市場上的胡羅卜本來二、三分錢一斤，那時要五角一斤。而當時鎮上一般人的工資一天不過一元左右。一隻雞要二十多三十元，相當於一個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在那幾年中，我們與舅舅家一樣，也是餓肚子艱難度日。我母親、我四姐因為營養不良還得了浮腫病，腳上的皮膚亮晶晶的，用手指一按就是一個坑，久久恢複不了。一九六二年春，中共開始允許海外親友寄食品包裹回國以緩解災情。我父親知道這個消息後就開始從香港寄食品來給我們，我家的狀況才稍有好轉。但是，中共規定一個包裹隻能寄一斤食品。一斤食品如豬油、大米、花生等，在香港購買隻要幾毫或幾元港幣，並不貴；可是郵寄費和包裝費卻是食品價格的好幾倍，甚至十幾倍。我父親那時在香港收入也不多，所以也無能力大量郵寄，隻能顧及自己的家。母親收到食品包裹，當然也先要顧及自己的子女，因此分贈舅舅家的也就有限。在那時，我們就聽到舅舅家的怨言，埋怨母親給的太少。
當然，單是這樣，我想舅舅家與我們的關係還不致破裂。但一九六三年九月發生的一件事卻令兩家的關係急轉直下。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一九六二年，我三姐從青浦縣高中畢業。學校推薦她報考上海外國語學院。她自己也以為依她的成績和在學校的政治表現，升大學應是沒有問題的。然而放榜結果她竟然名落孫山。當時她還不明原因，以為是考得不好而不錄取。母親原意想讓她等待街道分配工作去賺錢，也好減輕一點父親負擔。但一則因三姐讀書心切，還想著要讀大學；二則當時國民經濟因“大躍進”失敗正在“調整、下馬”階段，本來在工廠工作的也要動員回農村，以“幫助國家度過困難時期”，根本沒有工作可分配，於是母親同意了她第二年再考。可是第二年又沒有錄取。這才知道大學招生標準從前一、二年起就有了變化。像她那樣家庭成分資產階級又有海外關係的，基本上一律不予錄取。她十分沮喪。但就在此時她在報上看到一個消息，說上海外國語學院辦了一個夜校部，大學沒錄取的學生可以再次報考。後來到文革中才知道，這所夜校是中共上海市委委托市委文教負責人楊西光出麵開辦的，目的是從統戰角度按撫一下上海的資產階級。因為那兩年上海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女絕大多數被大學排斥門外。當時，三姐看到這個招生消息立刻趕到上海去報名考試，結果被錄取了。據學校說，學生學習三年畢業後，不列入全國統配計劃，但由上海市政府安排工作，一般去向是當中學外語老師。這對這批青年人來說也是一個不錯的出路。因此母親也很高興。但是，由於這是普通高校放榜後再考試招生的，放榜後沒幾天就到了開學日期。學校規定如在開學日期前沒有報到的，取消讀書資格。又因為這是匆促之下開辦的夜校，學校不設住宿。我們在上海市區沒有親戚，因此首先住宿就是一個難題。不過這個難題通過朋友關係很快找到了一家肯讓我三姐寄宿的人家，問題得以解決。可是，寄宿人家每月要付十多元食宿費，還有開學買書等也要一筆錢，這都是在家庭經濟預算之外的。我們家的家用是每月由父親從香港寄來的。因為匯款的日子沒有到，母親手頭的錢不夠供三姐去讀書。寫信給父親去要吧，一封信上海香港來回至少要半個月，時間上是無論如何來不及的。三姐第一年高考沒錄取，現在眼見有書讀了，卻湊不夠錢去報到，自然十分著急。母親想來想去也想不出有什麽地方可以借到錢，後來實在沒有辦法，就去向自己的親哥哥開口。母親後來對我們說她當時的想法：她說她知道舅舅家生活一直很苦。但近兩年來子女陸續大了，除了最小的一個女兒還在讀書，其餘五個都已在工作，雖然工資都不高，但經濟狀況與前比已有改善，就算不是還以前的借款，讓他湊個十幾二十元幫外甥女去讀書，應該也是可以的。現在是臨時急用錢，隻要目前難關解決了，等父親寄錢來後還他也可以，而且以後也不會再去向舅舅開口。但是萬萬沒有料到，舅舅聽了我母親說明來意後，以為母親是去討債的，非但不肯湊錢應急，反而暴跳如雷，拍台拍凳地破口大罵。母親是個脾氣剛硬的人，見舅舅這樣不講理，心頭火起也不肯相讓，結果兩人大吵一場，母親哭著回家。錢自然也是一分都沒拿到。
母親回家後氣憤不過，認為舅舅不該不念親情、舊情，恩將仇報，恨恨地說了一句：“救人救隻落水狗，翻過頭來咬一口”，她要我寫信給舅舅在無錫工作的大女兒，要她評評理。母親為什麽要寫信給大侄女呢？因為這個大侄女小時候差不多是我母親帶大的。母親對她有一份特別的感情，現在覺得受了委屈，就要找這個侄女去訴說訴說。而我家自父親去了香港後，家中書信來往一般都是我寫的。那時我邊聽母親說邊寫。當時我聽到母親說“救人救隻落水狗”這句話時也感到說得太重了，有點不妥，但拿不定主意，就問母親是否這句話也要寫上去。母親正在氣頭上，斷然說：“寫上去。” 當時我雖然已是十六、七歲的人了，卻還是不太懂事，不知權變，竟然真的把這句話寫進了信裏，寄給了我的這個大表姐。這就做了一件大錯特錯的事。俗語說：“相打無好拳，相罵無好言。”母親在氣頭上的話怎好當真？所以這是我的罪過。無論如何，舅舅是我長輩，我不該將這種大不敬的言語寫進信裏。後來聽說我大表姐接信後哭了一場。我估計很可能就是這句話大大地傷了我表姐的自尊，傷了舅舅家人的心，令他們顏麵無光，從此懷恨在心。結果到文革就釀成了告密抄家這場大禍。
以上，就是我家與舅舅關係從好到壞的全過程。至於三姐去讀書的錢後來是怎樣解決的，我現在已記不清楚，好象是母親先把家用的錢拿出部分交三姐去用，那位介紹我三姐去上海寄宿的朋友也借了幾塊錢給我們，這樣兩下裏湊湊終於讓三姐如期去上海報到上學。
且說自我家被抄家並且知道是由於舅舅家人去告密後才抄的家，我一直在思考這樣的事情是怎樣發生的？作為至親的舅舅家，他們為什麽要這樣對待我們？同時我也仔細地檢討了我們一方應負的責任。最後歸結起來，造成這個悲劇的原因無非是以下兩個：一個是社會方麵的原因，一個是屬於個人方麵的原因。下麵先說社會方麵的原因。
社會方麵的原因，主要當然是因為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發生了紅衛兵運動和抄家運動。但這隻是表麵的原因，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共長期宣傳的階級鬥爭觀念，資產階級被妖魔化了。而我舅舅家人主動告密慫恿紅衛兵來抄我家，顯然也是因為受中共階級鬥爭觀念的蠱惑。此外，顯然也與中共的階級鬥爭觀念已經嚴重地破壞了中國傳統的道德和倫理觀念有關。從文革前幾年起，中共就一直在宣揚“親不親，階級分”，“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要求人們“劃清階級界限”，“大義滅親”。至於傳統的道德觀、倫理觀，如古人說的“受人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以及“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這些話，早已被看作“封建主義糟粕”被批判、拋棄。流行的觀點就如舞台劇《白毛女》宣揚的那樣，不是窮人欠富人債，而是富人剝削窮人，富人欠了窮人幾千年的債。地主黃世仁向佃戶楊白勞討債，就是向勞動人民反攻倒算。根據這樣的邏輯，不要說窮人借了富人的錢可以不還，就是沒收富人的全部財產瓜分也是天經地義的。在這樣的社會氛圍熏陶下，很多人無論是為了自身的利益還是因為其他原因，漸漸變得六親不認，以階級劃線，以“大義滅親”為榮了。我以為這些都是誘使我舅舅家人去告密的社會方麵的原因。
至於個人方麵的原因，我以為這跟當事人的性格、還有普遍的人性等都有關係。先說當事人的性格。憑心而論，我這個舅舅讀書不多，平日不苟言笑，既不善言辭也不善交際，是一個十足十的老實人；但是脾氣暴躁，且往往是沒來由的脾氣。我小時候聽母親說，我大表哥還在一、二歲的時候，一次舅舅在幹活，大表哥搖搖晃晃從一端走來經過他麵前，不知怎麽就惹他來氣了，放下手中工具，一把抓住我大表哥的雙臂提起來就往外扔，扔出一丈開外，扔過一個小天井“噗”地一聲掉在地下，周圍看到的人都吃了一驚。幸而落地的地方是泥地，沒有被摔死，要是差一二步落在石頭台階上，那就要出大事。舅舅這樣的性格，可想而知遇事難免會因衝動而分不清是非，隻顧順著自己的心情走。而我的母親呢？小時候隻讀過一年書，基本不識字，普通的家庭婦女，其見識當然也隻是一般的小市民見識，說不上“深明大義”，也不會“婉轉陳詞”這一套，但基本的為人道理是懂的。她性格剛強，吃軟不吃硬。這樣兩個人湊在一起，一言不合，結果原本可以好好商量溝通的事情弄到以大吵收場。這就不能不說是兩人的性格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性格，我認為也與普遍的人性有關。有時候我想，在大饑荒歲月，為什麽母親不多給一點父親寄來的食物給舅舅家？這樣或許就不會引起他們的不滿了。而沒有不滿，則後來母親去商量籌措給三姐去上海讀書的錢，或許也不會一提這話就惹怒舅舅，後來或許也就沒有去惡意告密這一件事了。但是，我想了一下，現實中很難做到。我們都是凡夫俗子，不是聖賢。在那場延續數年的大饑荒中，食物就是生命。人人餓的半死不活，很多人得了浮腫病，也有不少人餓死，人人想的是如何多吃到一點食物。當時全國好多地方如河南、安徽、四川、甘肅、山東等地還發生過人吃人的慘劇。當時母親寧願自己餓的得浮腫病。也先要顧住自己的孩子，盡量先讓自己孩子吃得飽些。這些我們都是看在眼裏的。一九六二、六三年，饑荒情形稍有緩和，但食品仍然十分匱乏，肚子還是吃不飽。那時我父親可以從香港寄食物來了，但限於經濟能力，寄來的食物有限。在這種情況下若要我母親像照顧自己子女一樣照顧舅舅家，那也是強人所難了。所以一切的一切仿佛都是“天注定”的，非人力可以挽回。然而，追根溯源，造成大饑荒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是中共各級官員；還有，當初“五反”時逼得舅舅家傾家蕩產的也是毛澤東，也是中共。（毛澤東發動“五反”的目的是為了給“抗美援朝”戰爭籌措戰費。關於這一點我另有文章專門論述。）可是，舅舅家人不恨毛澤東，不恨中共，卻恨我們，則我們也無話可說了。我隻能說中共的騙術高明。後來我知道了“斯德哥爾摩症”這個名詞，就想他們得的可能也是這種病症吧？當年，好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他們處處受壓，前途暗淡，卻不敢恨中共製度的不公，於是反過來恨自己的父母，為什麽不做工人、貧下中農而去做地主、富農、資本家？為什麽不去參加共產黨而是參加了國民黨？為什麽不安分守己做個小老百姓，而要去響應黨的號召幫黨“整風”，結果當了“右派”。為了表示自己願意追隨中共革命，他們與父母劃清界限，甚至“大義滅親”。我想他們這種想法與我舅舅家人的想法，其實都是一個病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