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和心理原因看來也很有一貫性。
就是說，他們都認定人的本性都是小人，所以應該以治理小人的辦法來治理。
不過他們沒有推理很徹底，所以沒有想到既然都是小人，那麽他們自己也是小人，也應該被當成小人來對待。
而事實上是，他們最後也確實被小人當成小人來對待了。
為什麽呢？大概也是世界觀、人生觀決定了他們的下場。用他們教導的那一套成長起來的君臣，個個都認定大家都是小人，小人就有反複無常，你不殺我，我就殺你。今天你不動我，是因為力量不夠，我不動你，也是因為力量不夠。而不是因為道理上我不該無緣無故地加害於人。
所以，凡是宣揚人性本惡的法家或者是認定“人都是被物質條件決定的唯物主義政治家”，最後一定是絞肉機裏的肉餡，因為這是大家的心理預期決定的。都是認定我、和你，都是被物質條件限定了的中山狼，一旦條件改變，我們就會撕毀合約和心理約定，大打出手。
另外，法家世界觀還引出另一個人生觀問題，就是認定這個現世的世界，這個有形的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所以他們的人生價值在都必須體現在具體的、物質化的成就、作為上，這也造成人心的強烈執著帶來的瘋狂。對比儒家的浩然正氣，以及莊子的逍遙無執，更能顯現法家嚴刑峻法帶來的緊張氣氛。在韓非那時，他雖然是高官厚祿，就已經是沒有大批警衛不敢上街了，他們過的是什麽日子？
回想起來，文革時的尊法批儒，才看到他們和法家有世界觀、人生觀的共性。後來的棋手張春橋，也掉到了絞肉機裏。
所以看一個體製的設計指導思想，就知道最後生產出來的會是絞肉機了。
問題不在於要不要法律，所有的社會都有法律，當然要法律。但是法家不等於法治，法家的問題在於他們對於人性的定位，他們把人性定義為了徹底的惡，這就讓人人和整個社會都陷入惡的預期中，不能自拔。我認定左鄰右舍都是惡的，那自己必然也要采用惡的手段做預防，然後互相刺激、互相共振，就真成了惡的社會。
再比如，一個社會需要交通燈，紅綠燈，這個類法律係統如果設計合理、運行穩定，那是為了輔助人的生活的。但是如果交通燈管理者，想要陷害人，想要把人人都變成神經病，那他讓交通燈（法律條文）隨機變動，你看見綠燈走到路中間了，他突然改成紅燈，你就算是犯法了。這樣就人人自危了。隨意操縱法律的人，就是惡人，是社會公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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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不孤必有鄰，小人也不孤，也有鄰，隻是相處的方法和道理不同而已。
本來儒家的道理是對的，君子喻以義，小人禦以力。
我覺得“小人禦以力”比“小人喻以利”更準確，所謂“小人喻以利”的說法大概是一種曆史的誤解。
因為第一，君子不是不講利，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孔子那個正當獲取獎賞故事，就是義利兼顧的例子。
第二，小人不懂道理，隻能用外力來約束其行為，即使講什麽利，他大概也聽不懂、聽不太明白。
如果再看看普通人，更全麵的認識應該說是，人人身上都有君子和小人的特點，所以有時候是可以講道理的，有時候又必須用法律進行約束。
進而，認識到，社會的法律等等都是為了協助人開發自己君子的方麵，約束小人的動亂。這樣才是比較完整的一個世界觀和人生觀。
如果像法家那樣偏激，完全放棄讓人們開發自己君子天性的希望，社會就進入黑暗世界了。他們自己成為肉餡，也就不奇怪了。所以，看上去韓非的文章五蠹排比句一大堆，說理鏗鏘有力，不過他沒有認識到自己忽略了（故意的？急功近利導致的？）人性優點的一方麵，而全部都是描述人性的弱點。所有的管理都是利用人性的弱點，而不是啟發人性的優點。就難怪他自己最後也被人性的惡所消滅了。
=====下麵故事說明，孔子那裏，義和利是一體的兩麵========
春秋時期，孔子的學生子貢開心地對孔子說：“老師，我救了個人，沒要官府的獎賞。”孔子一聽，忙說：“你這樣做是在害人。”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孔子的故鄉魯國，常有女子被別國諸侯俘虜過去做臣妾。
為了解救這些被俘虜的女子，魯國的律令規定，隻要能把被俘虜的女子贖回來的本國人，都可以得到國家的獎金。
子貢有一次贖了人回來，但不接受官府的獎金。他開心地回來告訴孔子，以為孔子會好好地誇讚他，想不到孔子聽了非常不高興。
他對子貢說：“子貢，你家境富裕，不圖官府的那點獎賞，可你知道現在魯國富人少而窮人多，如果領了賞金就被指責為不夠清廉，那誰還願意去贖人呢？我很擔心以後不再有人願意向諸侯贖人了！”
子貢聽了恍然大悟。
後來孔子的另一個弟子子路在河邊救了一個不慎落水差點喪命的人，被救的人很感激子路，就送了一頭牛給他，子路毫不猶豫的開心地收下了。
孔子聽說這件事後很高興。他說：“從此以後，魯國就會有更多的人願意去救掉到水裏的人了！”
孔子認為，如果做善事隻是為了淨化自身的心靈，那是小善，真正的大善需要做更長遠的考慮。
所以，在君子那裏，應該是所謂的小人就是不能懂道理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