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母親要我和三姐明天都回自己的單位和學校去。我們也覺得留在這裏不好。以前溫馨的家，此時已覺得如同地獄般的難受，但又擔心母親一個人怎樣應付這個局麵，三個妹妹畢竟還小。母親說她不怕，反正家也抄過了，他們要的東西也都拿到了，她一個婦道人家又沒有做過什麽壞事，能把她怎樣！於是決定了明天早上我和三姐一起乘早班輪船離開練塘。睡覺時，沒有床，隻有兩條被子，母親、三姐和三個妹妹在已被撬起過、沒有釘平的地板上打地鋪。我沒有地方睡，就在一張原來就放在門口的破藤椅上躺了一夜。那天晚上，我突然發起高燒來。母親聽見我夢中說囈語，連聲問我怎麽了，我被驚醒後忙說：“沒事，沒事。做夢。”
第二天早上，燒已退下。我和三姐胡亂吃了一點東西，各拿了自己的行李，就悄悄離開家門，到碼頭去等候乘輪船。根據我以前從“革命回憶錄”和一些小說得來的經驗，我很耽心鎮上的紅衛兵是否會輕易放我們離開。因此從家裏到輪船碼頭，我們一路小心低頭避人而行。到了輪船站也是揀了一個角落靜靜等候。從我們鎮上到縣城青浦，每天有兩班輪船往返。頭天晚上從青浦開來的船，放掉客人後就開到一個離碼頭不遠的地方過夜，第二天早上到時候再開到碼頭接客。那天我們等到輪船開來接客，其他乘客都上船上得差不多時，我們也走出輪船站準備上船。可就在這時，不知從哪裏出來幾個人把我們攔住，不準我們上船。看樣子他們是一直在暗中監視我們，知道我們要離開就早早派人守候在這裏了。麵對此情此景，我們雖心有不忿卻也不敢抗爭，也隻得任他們在眾目睽睽下將我們押走。這時，我才切身體會到被人像罪犯一樣押著在街上走是什麽感覺。我像是被人剝光了衣服放在大庭廣眾中展覽，人的尊嚴頃刻間蕩然無存。那時我真恨不得突然天塌地陷，將這裏的一切，包括我一起埋葬！
這幾個人將我和三姐押到下塘街供銷合作社一個農副產品門市部，從一個大門進去，穿過一條長弄，又進一個側門，上樓到了一間光線暗淡的房間。我估計這裏可能是商業紅衛兵的一個據點。這座大房子原來的主人叫龔仰之，做過練塘鎮商會的會長，“解放”後被中共槍斃，家產全部被中共沒收。這房子後來成了供銷合作社的地方，一排七八間門麵房做門市部，後麵幾進深的一大片房子，卻不知都做了什麽用途。這房間裏麵有一張寫字台，幾張椅子，已另有一男一女二個人在等著。我們到後他們就命令我和三姐站到靠牆的地方，將我們的行李包拿去放在桌子上打開。包裏隻有幾件換洗的衣服。他們就一件一件地仔細察看，用手摸索，看裏麵有沒有夾帶東西。接著這一男一女上來分別對我和我三姐進行搜身，連鞋子也要脫下來檢查。搜查我的那個男的，小學時曾是我的同班同學，其實即使不同學，多年來住在一個小鎮上大家也都認識，而今天竟然來搜我身。我看他搜我身時的表情有點尷尬，目光躲躲閃閃；而我則覺得非常悲哀和憤怒。我在心裏吼道：這是什麽世界？我有何罪？要受這樣的人身侮辱！
搜身自然什麽也沒有搜出來。他們的用意我當然明白。在他們而言，始終不會相信我們會老老實實將所有財產都交出來，必然還有藏匿的。尤其是他們抄到的金子總共也不過七、八兩，與有人密報二斤多金子的數量還差很多。他們猜我們或者會乘機轉移，於是來這麽一手。其實，我家根本沒有那麽多黃金，這是告密的人也清楚的。他們故意誇大黃金數量，無非是攛掇人來抄我們的家，乘文革運動之機來泄他們的私憤。
突然襲擊沒有收獲，他們隻好放我們走。但船早已開掉，我和三姐隻能先回家再說。本來中午還有一班船，但因確不定他們是否還會再來攔截，就沒有再去乘。中午時分，我發覺有人在門口探望。一看，是我單位的同事黃琪旌。他雖不是領導，但是是“四清”中“社教”工作隊培養的預備黨員。他的工作從來與練塘這些地方無關，因此我直覺他是單位領導派來的。而他這麽快就趕到練塘來，我估計是昨天下午或晚上鎮上什麽人與我單位通過氣。他向我招招手暗示我出去。我就走到門外。顯然，他已知道我家被抄的事了。他一開口就直截了當地問我：被抄去的金子是你父親從香港帶回來的，還是原來就有的？我不知他這樣問的用意是什麽，也不知兩者又有什麽區別，就照實說是原來就有的，不是從香港帶來的。他又問我什麽時候回青浦？我說本來今天早上就要回去，可是被人攔住了不讓回。他皺了一下眉頭，沒有說話。然後向我點了一下頭，示意我談話結束，就掉頭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三姐又試著去碼頭乘船，這次沒有人來攔截。我和三姐就這樣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三姐到青浦後直接乘車去了上海學校。我回單位。我原以為單位領導會來問我被抄家的事情，但沒有任何人來問，甚至也沒有人來問我母親同意不同意我去新疆的事。但這件事關乎我今後一生的去向，雖然單位領導不問，我卻放心不下，內心一直惴惴不安。後來隔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才知道這次動員，我們單位有兩位臨時工去了新疆。這兩個臨時工都來自一個叫商榻的小鎮。當時全站臨時工還有二十多個，來自全縣八、九個小鎮，其他鎮來的臨時工都沒有去新疆，而單單商榻來的兩個全都被動員去了。可見這“動員”也是政府做的假戲，誰去誰不去，是單位領導與地方政府早已商定好了的。我們沒去的人都是“陪綁”，虛驚了一場。
那天我勉強挨到晚上學習結束，回到宿舍人就感到渾身無力。半夜裏我又發起高燒來。第二天早上同宿舍的人都去上班了，我卻燒得昏迷不醒。這次生病，我足足發了一個多星期高燒，在床上也足足躺了一個多星期。燒發起來的時候，昏昏沉沉全無知覺。我那一間宿舍住有五六個人，其間沒有任何人來問過我一聲，或跟我說過一句話，仿佛這個宿舍裏根本就沒有我這個人一樣。但我不怪他們。因為對於我這樣一個剛被抄家的人，政治上與我劃清界線保持距離，是普遍的一種“明智”的做法。我甚至高興他們不理睬我。畢竟，在當時大陸這個環境，在人們普遍的意識上，被抄家總是一件不光彩的、甚至有嚴重政治麻煩的事情，我不想害人，同時我也有點害怕人家問我抄家的事。宿舍所在地沒有食堂，我也病得沒有食欲，因此我不記得這一個多星期中我有否吃過飯之類的東西。我隻記得因為口渴，有一次或二次，我掙紮著去街上茶館打了一瓶開水，買了一包天津鴨梨回來，覺得口渴或有一點餓的時候，就喝一點水或吃半個梨。
文革以前，我們縣的人民醫院在朱家角鎮，縣城隻有一所紅十字會醫院。房子是原來哪個大戶人家的住宅，共產黨將它沒收過來做了醫院。因為格局所限，無發展空間，因此前兩年又在東門外汽車站北麵新造了一個醫院，改名為縣人民醫院，文革開始時剛搬遷完畢。文革前，我們單位有很多臨時工，平時都分散在各公社工作，在本單位集體宿舍沒有床位。現在要搞運動，員工集中不下鄉，於是就都借住到這原紅十字會醫院裏來。這房子十分老舊，有幾層進深，房間雖不少，但陰暗潮濕，光線很差，若一個人進來，即使在大白天感覺也是陰森森的。而且既然作過醫院，難免會有人死在裏邊。因此剛住進來時我很有一些害怕，進出都是結伴而行。但這時，從早晨到晚上很晚，隻有我一人留在這空蕩蕩的地方卻不再有害怕的感覺。那時已夏盡秋至，白天漸短。其他人因為參加運動，常常要到晚上九點以後才回來。要是有人早上出去時把外麵中間穿堂的電燈關掉，就要到晚上九點後有人回來了才會再開亮。我一個人躺在房間內，有時清醒，有時昏睡。傍晚醒著時，我就看著從天窗裏射進來的光一點一點昏暗下來，最後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宿舍裏有電燈，我卻不想開。這黑暗像一張可以觸摸得到的、巨大的、絲質的幕布，從四麵輕輕地溫柔地裹著你，讓我覺得舒服，感到安全。有時，我覺得傳說中的死神就在我身旁，它俯著頭在半空中默默注視著我，那溫柔的黑絲絨幕布就是它的翅膀。我不知道它要對我說什麽，或者要對我做什麽，但我已不再覺得死亡可怕。與外麵喧囂的世界比，死亡倒是一個靜謐安寧的所在。我忽然明白為什麽有人會自殺。那一定是他們覺得死了比活著更好。我也突然明白古人為什麽會有“時日曷喪，吾與汝皆亡”這樣憤怒的呼喊，那一定是這個社會的統治者無道到了極點。而現在的社會也正是這樣的社會。不過，我不想自殺。我想過好多種自殺的方法，覺得哪一種方法都不好，死前要承受痛苦，死後還要遭受額外的侮辱，被人說是“自絕於黨和人民”。我對自己說：順其自然吧，如果這次真的要病死，那就死吧。我也不再怕鬼，覺得如果真有鬼，以後在陰間也是一種生活，或許不再受欺侮，也不會孤獨。
當時，有些單位也抄員工的家。但我們單位沒有。後來才知，單位黨支部不是不想抄，而是準備抄卻沒有來得及抄。據單位黨支部書記張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時向造反派的一個檢查，說當社會上抄家風達到高潮時，黨支部也曾擬定了一張抄家對象的名單。他說了一些人的名字，其中也有我。但可能因為當時縣級的企事業單位都沒有成立紅衛兵之類的組織，而黨組織又不便公開出麵對單位的員工抄家，甚至也不便由共青團組織出麵，於是一直在觀望形勢，不敢將計劃付諸行動。不料後來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了，他們已自顧不暇，抄家一事就不提了。單位沒有對我抄家，這總算沒有令我二次受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