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搞清黨，殺的最多還是國民黨員，從此國民黨失去了在農村的影響力

對中國國民黨的影響[編輯]

清黨對中國國民黨組織發展影響深遠。清黨期間，除了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內的左派黨員和思想較激進的青年黨員亦被當作共產黨人，“與共產黨同歸於盡”，基層農工黨員出於失望或恐懼而自行脫黨^[29]，重創了國民黨的形象。1928年，國民黨江蘇省黨部舉辦黨員總登記時，“黨員對黨灰心，不來登記者占十之三四；存觀望登記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傳不登記者十之二三。”廣東省長年作為國民黨的基地，申請登記的黨員僅原有的35％；連國民政府最初所在的廣州市，申請登記的黨員也不到原有的10％。在長沙，清黨前號稱有19萬黨員，清黨後“合格黨員”僅1526人，其中“農工兩界寥寥無幾”。而在漢口，清黨前原有3萬多黨員，登記時僅5000人。

清黨前，中國國民黨普通黨員人數（不含軍政和海外黨員）約121萬（一說65萬），其中有中國國民黨員身份的中國共產黨員不超過5萬。清黨一年後的1928年5月，中國國民黨在冊黨員隻有23萬。1929年12月回升到27萬，其中絕大多數黨員還是軍隊或高級黨政機關人員。這意味著清黨行動使得中國國民黨黨務係統大換血。北伐前後各省建立的縣、鄉國民黨基層組織，“清黨後基本瓦解，恢複得十分緩慢”。到1933年，全國僅有17%的縣建立有縣黨部，浙江省建立縣黨部的縣份為69%。“隻能在城市的上層可以看到，農村中是很難找到黨的勢力的微弱影響”；“不但在農民中很難找到國民黨黨員，並且在一切農民運動負責人員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員中，在農村文化教育負責人員中，以及農村經濟建設負責人員中，都不容易看到國民黨黨員的蹤跡^[30][31]”。

普遍發生的投機、暴力、專斷與誣陷等情形使清黨嚴重擴大化、黑暗化，對國民黨自身造成很大傷害。大批對國民革命抱持高度熱情，或是熱衷於農工學運動的黨員，因為左傾而在清黨期間被當作共產黨人慘遭清洗。例如浙江地方豪紳“藉清黨之名，謬指各地之宣傳主張減租者為共產黨員，向各機關告發。各機關於接受告訴之後，大事搜捕，至無辜受累者難以數計。”與此同步的是來源複雜、參差不齊的新黨員暴增，黨員素質迅速惡化，“投機腐化惡化分子”取而代之。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在清黨報告中稱：“反革命之勢稍殺，不革命之勢代興。土豪借名清黨，實施報複而圖複燃。共黨要犯逸走，忠實遭汙，清濁不分，是非顛倒。意誌薄弱者視革命為畏途，感情熱烈者，傷本黨之無望，而投機腐化，紛至遝來，”致使“黨德淪亡，黨權日墜，黨機毀滅，民眾對黨的信仰全失。”1929年，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檢討清黨得失時，認為清黨“使本黨起了一個很大的分化和損失”、“一般投機腐化惡化分子都紛紛混入本黨”。1928年2月12日《中央日報》刊登的蔣中正《關於黨務的提案》中稱：“清黨時期，倏逾半年，共產黨之逆跡固已大暴國中，本黨之精神亦日見湮沒。”^[2]在成都，清黨前原有3000多黨員，清黨後申請登記者達1萬多人。四川省清黨後登記黨員超過10萬，是清黨前的數倍。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在清黨工作報告中指出，各縣“或黨員甚多而登記極少，或黨員極少而登記太多”，並且認為後者大半是“投機分子”。1929年北平《民國日報》報道：河北省“各縣市指委中十分之九沒入過黨，有的是小土劣，有的當過稅吏，有的曾做土匪，有的患神經病，其餘確係不明白黨義的盲從青年。……這次河北黨員的數量，竟以不過六千同誌的數目而拉到二萬七千之多。”^[2]

清黨的另一個後果是使國民黨地方組織遭受極大破壞。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的省及其以下之地方黨部有著不少共產黨員擔任幹部。清黨發生後，國民黨地方組織隨即陷入癱瘓。1928年4月1日《中央日報》的《一周間的大事》報道：“幾個月來，黨務受了不少的摧折……各地的黨務今日改弦，明日更張，停頓的停頓，攘奪的攘奪，完全沉入於陰晦悲觀的景象中。”清黨使各省、市黨部內原本由共產黨員擔當的職位出現空缺，引發黨內爭奪，相互打擊，地方黨部從此陷入不斷的改組、重整之中，地方黨務亦隨之荒廢。同時，國民黨內從原先的左、右派之爭，進一步惡化為山頭林立的派係之爭。1928年3月30日《中央日報》刊登署名“雪崖”的社評《省黨部的地位問題》稱：^[2]

在最近的這一年中，糾紛鬧得最多和人員變換最頻繁的，要算是這個省黨部了。例如安徽一省，自去年三月到現在，為期不過一年，省黨部已經變更五六次；浙江一省也變更三四次；此外如湖北、湖南、江西各省也常有變更省黨部的事情；而且每更換一次人員，就發生一次糾紛。人選愈趨愈下，黨的威信亦因此發生動搖。弊害最大的，就是因為省黨部變更頻繁，互相爭奪，演成甲興乙起，丙去丁來的局麵，致使“黨內無派”的理想不能實現。

清黨對國民黨縣以下基層組織的衝擊尤大。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幹部多不願下鄉，故國民黨基層組織大多由共產黨員主持。清黨後，國民黨縣以下組織除極少數仍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員掌握外，大多數已被土豪劣紳控製。特別是湖南、湖北等在國民革命中曾開展過大規模農民運動的農村，土豪劣紳乘清黨之機報複，聯合地痞流氓控製了國民黨基層組織。這對日後的國民政府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土地改革等政策無法推行，被既得利益者把持的基層組織陽奉陰違，隻能以失敗告終。1928年3月15日《中央日報》發表何民魂《痛念與自惕》社論稱：“清黨達到我們目的了，但蘇皖閩浙各地，土豪劣紳也乘時蠢起，捏詞誣告本黨青年忠實同誌為C.P.，從事農工運動者為共黨……忠實同誌致遭殘殺的到處皆是，信仰不堅被金錢軟化墮落的更多。”^[2]

清黨對國民黨員的人數和組成亦產生了深遠影響。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1924年春到1927年春，國民黨員總人數從不足20萬增至100萬人，其中普通黨員約60萬。清黨後，據1928年3月統計，普通黨員已減至22萬人。至1929年10月，國民黨員總人數為65萬多人，普通黨員不到27萬。此後，國民黨員中的軍人增長迅猛，一般民眾卻增長遲緩。1929年10月到1937年1月，國民黨軍職黨員從30萬增至101萬。北伐戰爭初期的1926年10月，軍職黨員僅占國民黨黨員總數4%，到1937年1月已上升至61%，即每3個黨員裏有2個是軍人，幾乎成為一個軍人組織。1937年1月，普通黨員增至52萬多人，其中預備黨員近16萬，正式黨員約36萬，清黨過了近十年，普通黨員人數仍未恢複到1927年清黨前的規模。^[2]

1929年之前，國民黨開展清黨及黨員總登記期間，為防“反動分子”、“投機分子”混入黨內，基本暫停吸收黨員。1929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實行預備黨員製，該製度仿自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自1929年底開始在部分省、市實施，至1938年廢止。1932年下半年起，國民黨中央要求各地方黨部大規模征求黨員，將定期征求改為隨時征求，又先後頒布《免除預備黨員程序辦法》、《特許入黨辦法》，以擴充黨員，但效果不彰。地方組織渙散，黨對民眾缺少吸引力。到1933年，全國僅有不到40%的省份有正式的省黨部，不到17%的縣有正式的縣黨部。為數不多的黨員集中在大城市，主要是知識分子、官吏和商人，黨的影響力未能深入縣以下的農村社會，基層的農民和工人黨員極少。而1934年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統計，農民占87%，工人占5.8%，黨員組成與國民黨對比鮮明。^[2]

清黨之後，國民黨的基層幹部逐漸“光棍化”，基層組織逐漸衙門化，黨和民眾逐漸疏遠。^[2]曆史學家餘英時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一文中認為：“國民黨內最初也容納了不少知識分子。但自北伐成功以後，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它便越來越和知識分子疏離了。北伐以後，社會上有‘黨棍’的新名詞流行，這是很值得玩味的。這個名詞在無意中說明了國民黨的基層幹部或是出身‘光棍’或者已‘光棍化’。”餘英時稱，“光棍”是指缺乏知識的地痞流氓。^[32][2]這些基層幹部素質不高，成天關在辦公室裏，對於推展黨務、經營民眾的工作沒有絲毫熱情，隻會利用黨職身份攫取好處。原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長朱家驊形容這批人為“第一，靠黨過生活。第二，依黨做護符。第三，藉黨爭權利。”曾養甫在考察湖南省、湖北省國民黨黨務時認為：“黨員對黨是消極，人民對黨是失望，地方政府對黨是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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