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鳶是原國軍第二綏靖司令部第一處少將處長，1927年從軍，曾隨國軍74軍參加了從淞滬戰役到湘西戰役的抗戰所有重大戰役，並多次獲獎受勳。1948年10月吳鳶在濟南戰役中被俘，隨後釋放。1950年“鎮反”運動中，他作為“國民黨在大陸的殘餘分子”再次被捕，開始24年的牢獄生涯。1975年，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中央統戰部關於寬大釋放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的實施方案》被釋放，於當年12月底回到了江西南昌的家中。本文是他的女兒吳儀東（也是《鳶飛戾天：一位國軍少將的抗戰軍旅實錄》一書的編者）對父親回家以後的回憶，原題《回家》。（有關吳鳶和本書，請點擊這裏）
《鳶飛戾天：一位國軍少將的抗戰軍旅實錄》，壹嘉2024年元月版。掃描上圖右下角二維碼可直達購書地址
回 家
吳儀東 吳儀東
1975年12月，爸爸回到了闊別24年的家。
在我們的眼裏這就是一個矮小的65歲老頭，當年英姿颯爽的少將蕩然無存，沒有留下一點痕跡。雖然我們已經知道爸爸要回家了，但並不知道具體的日期，是臨時通知媽媽的。弟弟那時出差在外，我在離家15裏的農場，當然兩個在外地的哥哥也就沒有趕來相見。不知爸爸和媽媽在那個久別重逢的晚上是怎樣度過的。
晚年的吳鳶將軍
按照中央的規定，給釋放人員每人發一套布棉衣、一套內衣、一套被褥和帽子、鞋襪（鞋帽根據需要酌發單的或棉的）、100元零用費，並發還為他們保管的財物。爸爸回家的時候還帶來幾件沒破的囚衣。囚衣都是做了記號的，爸爸的記號是一個方框裏麵一個“天”字，表示是：口天吳。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新衣。囚衣不能穿了，新衣隻有一套，換洗的都沒有。全家當年還沒用完的布票加上新發的1976年的布票統統給他用個精光。那時候一個人一年的布票也隻夠做一套衣服啊。
按規定這些寬釋人員不是每個人都會安排工作的，沒有工作就沒有飯碗，所以這些寬釋人員眼巴巴望著分配工作的消息趕快到來。可是他們都是六十歲上下的人了，會安排工作嗎？
他們像熱鍋上的螞蟻，今天到這家明天到那家去詢問是否接到了工作的通知。他們不勝羨慕地對爸爸說，你是少將，你最有條件了。真沒想到這個當年望而生畏的帽子如今卻會成了香餑餑。
和戰友在武昌拜謁辛亥先烈黃興像。左起：吳鳶、張靈甫、皮宣猷
兩個月之後，好消息來了，爸爸被分配到南昌市八一商場五金倉庫做保管員，每個月工資是34元，商業二級工待遇。我至今都記得一位家在金溪的寬釋人員感到工作無望時的那種悲涼眼神。
八一商場的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廣益昌商場，如今是國營的了。那裏的職工對爸爸非常友好，爸爸也就沒有了顧忌，拿出了當年在鉛山長發南貨店(父親從軍前在此學徒）學到的本領，頻頻提出建議。還因此被評為先進工作者。
可能是為了彌補多年對這個家庭的虧欠，爸爸總是表現得十分勤快，媽媽做家務的時候，他總想去幫忙。24年在牢獄的生活和日常家務沒有半點關係，所以他經常做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天突然下雨，他趕緊拿幾張報紙去遮蓋晾在院子裏曬的沒幹的煤球團。比如媽媽調好的生粉漿，他拿起生粉漿倒掉，將碗洗得幹幹淨淨。那個時候一個人每月隻有1斤肉的肉票。他會用這張肉票買回1斤糟頭肉，就是緊挨著豬頭的那塊肉，有時買回豬下腹部的那塊肉，我們稱為“下沙泡”。這兩種肉都是沒油可炸沒肉可吃的，沒有哪個會買。在媽媽的一再警告下，他隻好忍住不再來摻和。
在他的眼裏什麽都是新鮮的，拉線開關沒見過；公共汽車沒坐過；買東西要帶好票據才能買，沒見過；買煤球的窗口小到隻能伸一隻手進去，沒見過（他不知道平日是沒有煤球賣的，“煤球來了”是最令人興奮的消息，煤球店會擠滿了人，為了防止插隊，特意將窗口做成隻能伸一隻手進去付錢的口子）。後來排隊買煤球就成了他的專職。他很開心能和這麽多人親親熱熱擠在一起胸部貼著背脊。
有一次，我鄉下的堂姐送來一隻母雞，那隻雞進門就下了一隻蛋。那年頭蛋也是寶貝，媽媽就舍不得吃這隻雞，養著。過了一段日子，那雞不下蛋了，媽媽嘀咕：這是怎麽了？爸爸很神氣地說，你這還不懂？沒有公雞那母雞怎能下蛋？有一次我和爸爸一起去街道辦事，他一進門就喜滋滋對他們說，我女兒考上了江西財院！我真是又氣又惱，我39歲了考上財院有什麽好說的！這本來是在22年前就能毫無懸念實現的事情啊。我們私下稱他為“溥儀第二”。
那年頭還有一個亙古沒有的事情，就是父母退休後，子女能用父母的編製進入父母所在的工作機構工作。這叫做“頂編”。
本來，這些參加工作的寬釋人員是沒有退休安排的。做不動了就回家拿工資。所以即使那年頭下放在農村的青年紛紛用“頂編”的方式回城市工作的時候，我這個在農場的女兒隻能是眼睜睜地望著，不能指望已經71歲的爸爸能退休讓我頂編。可是老天這次開了眼。爸爸勞改的江西省第一監獄的一位董大隊長來找我爸爸。他說寬釋人員中有些人是無家可歸的，他們隻好回到原來勞動改造的地方工作，這樣給勞改單位帶來很多的不便，經過司法部的研究，這些寬釋人員可以辦理退休手續。董大隊長建議爸爸去問問八一商場是否願意照此讓爸爸辦理退休手續，第一監獄願意提供這份文件。爸爸聽了真是喜出望外，連忙去問了八一商場，商場一聽滿口答應。這樣，我成了八一商場的一名職工，爸爸賦閑養老了。
爸爸一生最喜歡做的事情一是寫作二是旅遊。當年在軍隊裏，隻要有條件，他就會騎上馬在駐地周圍觀景察色。現在不用上班了無事可做，他就萌發了旅遊的念頭。我不知道他是怎樣聯係上了那些幾十年失聯的老同事，分別去南京去醴陵去北京和他們見麵，那些人都是當年的將軍，見麵時十分激動甚至抱頭痛哭。他還去武漢、汕頭、南寧和親戚團聚。
吳鳶遊覽八達嶺長城
1986年南昌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參事室，爸爸被聘用為終身參事。
他開始頻頻參加政協會議，人民代表大會。他取笑自己是“四手”幹部：見麵握手、開會拍手、表決舉手，散會招手。
這個時候爸爸開始撰寫回憶錄。爸爸寫的文章被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上海、江西、湖南、陝西、泰安政治協商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中國文史出版社，中國共產黨江西省委員會黨史研究室收入出版。
江西省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辦公室邀請他參加文史資料的編寫。到1991年為止，爸爸曾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江西省、山東省、長沙市邀請，參加他們的文史資料收集或整理工作，參加了《蔣經國在贛州》、《李覺將軍》兩本書的編寫。
爸爸是個熱心之人，他還受朋友的委托幫助他們寫回憶錄，但這些回憶錄都是以當事人的名字發表，父親要麽不署名，要麽以整理者的身份署名。我們是看到一些文章的手稿才知道它們是出自父親的手筆。
我曾幾次建議他要寫寫自己的一生，但他一直無暇顧及。
寫作中的吳鳶
回家後，他也會向我們談及當年抗戰的經曆，激動之時會引吭高歌74軍軍歌。他也將他其他的一些經曆講給我們聽。
淞滬會戰時，74軍51師的陣地在羅店附近，那時候最盼望下雨，這樣敵人的飛機和探測氣球就無法出動。但是下雨也有下雨的不好。那裏河流湖泊很多，所以戰壕裏經常有積水。有些軍人負傷不肯下火線，負傷的傷口被戰壕裏的水一浸泡，有的都生蛆。因為戰事激烈經常吃不上飯，好不容易送上來的飯菜，一時沒有幹燥的地方放，就放在戰友的遺體上。
即使是這樣，74軍51 師在羅店的陣地到撤退之前，也沒有丟失一寸。師長王耀武的照片被多家報紙登出。
南京保衛戰期間，因為爸爸在江陰被日寇飛機炸傷了左臂，沒有在前線，在師部的留守處，和他在一起的還有我的三舅蔣芳還，三舅是報務員。部隊接到撤退的命令時，王耀武驅車到留守處通知大家撤退。這個時候我的三舅剛好外出不在。爸爸問王耀武是否可以等一等，王耀武說一分鍾都不能等。這樣等三舅回到回到留守處，已經是空無一人。三舅明白大事不好，脫去了軍裝。那時候他們的服裝除了外麵那一套軍裝外，裏麵都是便裝，人稱那軍裝是“兩張皮”。日寇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不管是是否穿軍裝，青壯年的男子統統抓起來，三舅也被抓了。日寇將這些人押到小粉橋旁邊的菜地上，拉來一些老百姓對他們說，你們看看這些人裏有沒有你們的親人，有的話可以認領。我們家在南京無親無故，三舅想這次是在劫難逃了，他閉上眼睛等死。突然有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睜開眼睛一看，隻見一位長者對他說，“兒子，我們回家吧！”就這樣三舅死裏逃生。從此三舅改名金元新成了金大爺的兒子，為他養老送終。逃出去的爸爸對此是一點也不知道。後來我的外婆見到這位女婿，問起她的兒子下落。爸爸心裏是認為這三舅十有八九是遭難了，但是他不敢說。他隻好說大家都是扒火車逃出來的，那時很亂，三舅扒上了哪輛火車，他也不知道。外婆是個聰明之人，她看出這是爸爸在哄騙她，終日以淚洗麵，49歲就去世了。直到抗戰勝利，74軍成了南京的衛戍部隊，三舅到那裏去找爸爸，他們才聯係上。
上高會戰時，我們趕走了來進攻的日寇，打掃戰場的事情就是我們的部隊來做。這是74軍第一次做這事，沒有經驗，就是安排作戰部隊去打掃。這些部隊到了戰場上，翻開這個遺體是自己的老鄉，翻開那個是自己的戰友，止不住嚎啕大哭，打掃戰場的事情那還能做？有一位軍人和一名日寇死在一起，那位軍人的嘴死死咬住了日寇的一直耳朵，現在無法撬開他的嘴巴，隻好割下那隻耳朵，讓他銜著耳朵下葬。
爸爸還有進山招安土匪的經曆。有一次他帶著委任狀和一些軍人去一個大山。到了土匪窩，一切按程序進行，最後是設宴慶賀。那山裏的蒼蠅實在是多，爸爸一隻手拿筷子夾菜，一隻手揮趕蒼蠅。那土匪頭瞄了爸爸一眼不動聲色，伸手就用筷子夾住了一隻蒼蠅。這明明就是擺下馬威。爸爸心裏暗暗吃驚但也擺出若無其事的樣子，過了一會兒，他招手喊了一位隨從，輕輕在他耳邊說了一句話。大家正在杯觥交錯時，冷不防一聲槍響，一隻鳥兒從天降落。這正是爸爸的那位隨從眼疾手快手一揮就將天上飛過的鳥兒擊落。那土匪頭連連稱讚好槍法，大家鼓掌叫好，大家心知肚明。爸爸一行人終於平安歸來。
爸爸還應中美航空大隊的邀請，兩次乘坐中美航空大隊第五大隊的飛機隨機轟炸日軍陣地，散發傳單，回來寫戰地報道。在湘西會戰的洞口青岩戰場，爸爸負責聯絡第五航空大隊的飛機，指引他們轟炸日寇陣地。爸爸問我：“你知道凍了的豬油是什麽樣子嗎？”我說：“我當然知道。”爸爸說，“那燃燒彈裏的汽油就像凍了的豬油一樣，這種炸彈一旦爆炸，隻要有一滴油脂落在你的身上，你馬上就會成一個火人，神仙也無法救你。”爸爸說他在山上用望遠鏡觀察轟炸的情況。飛機扔燃燒彈後，日寇的陣地是一片火海，日寇被燒得滿地翻滾。我問爸爸；“你當時是一種什麽感覺？”爸爸脫口而出：“說不出的痛快！”
吳鳶體驗戰機執行任務後寫的戰地報道《空征資沅》，原載民國34年5月17日《中央日報》（湖南安江）第一版
濟南戰役時，第二綏靖司令部搬到大明湖一個地下室辦公。一天，在大明湖的指揮部裏找不到王耀武了，爸爸明白，王耀武逃跑了。司令跑了，這仗怎麽打？也隻能是逃跑。他在同僚家裏換上長袍，好不容易來到濰坊。濰坊有到青島的火車，坐上火車就保險了。到了車站，爸爸買了一碗大碗茶，剛剛喝了兩口，腰上就被頂上槍，一聲厲喝：“不許動！舉起手來！”
爸爸乖乖放下茶碗舉起雙手。
“轉過身來！”
爸爸轉過身，隻見兩個穿便服的人舉著槍，對準他。
爸爸說：“我是生意人，是要到濰坊進貨。”
那人冷笑一聲：“吳處長，你家的門牌號碼是****，你的小汽車號碼是****。”
爸爸無話可說，乖乖跟著進了俘虜營。
進了俘虜營，爸爸被單獨關在一間房。管理人員帶了一個持槍士兵來。管理人員說：“這個人從今天起就是你的勤務員，給你打掃衛生，給你端菜端飯，但是，你如果膽敢私自離開這件房間，他有權向你開槍。”
濟南一戰，國軍兵敗，第二綏靖司令部幾乎全部做了俘虜。解放軍要爸爸掉轉槍口加入解放軍。爸爸找了個借口：我全家老小都在那一邊，如果我參加了解放軍，他們就沒命了。解放軍說，你太小看我們了，我們保證你們全家老小毫發無損來到你身邊。爸爸答應到新華廣播電台講話，但是還是不參軍。因為他隻想做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1949年2月他被釋放回家，不久後經人介紹，擔任了浙江省高級醫校附屬產院事務長。
蔣介石日記被公開後，我們看到1948年9月28日蔣在日記上寫著：“濟南第一、第三處處長皆臨變投匪，此為王耀武疏忽昏愚最大之罪惡。”爸爸就是第一處處長。這些寫於幾十年前的文字，現在看到仍使我背脊發寒。設想，如果爸爸後來去了香港再轉台灣，那毫無疑問，不死也要將牢底坐穿。爸爸明明是濰坊被抓，哪來的“臨變投匪”？但是那時是怎樣辯解也沒有用的。
好在從濟南回來後，爸爸隻求能活下去，沒有重新再幹的想法，也就沒有去台灣，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談及“鎮反”運動，爸爸說運動一開始，他就寢食難安，去坦白？那會是怎樣的結局？國民黨的少將，職位不謂不高啊；不去坦白？那罪加一等。後來他在街上遇到了當年解放軍官團的團長季方。“解放軍官團”就是俘虜營的另一稱呼。後來季方是農工民主黨的主席。談到坦白的事情，季方說：你不用去坦白，你是被我們俘虜後放回來的，不是暗藏的。話雖這麽說，可是爸爸這“國民黨少將”的身份是隱瞞了下來的啊。
思來想去，爸爸寫了一份坦白書，交給了醫院院方。第二天他被捕了。
爸爸和媽媽
爸爸是個不信神不信鬼的人。
重慶曾經有一個算命人，大家都說他算得非常準，爸爸不信，找來一套士兵服換上去找這位算命人。他對人家說，他就是一個兵，想知道自己的前途。那人掐算了一下說，你這輩子最高隻能是少尉。豈不知還沒到30歲的爸爸已經是中校了。爸爸回到家立馬寫了一篇文章登在報紙上戳穿算命先生的謊言。
這個不信神不信鬼的人有兩件事情實在是想不明白。
有一次爸爸帶著幾個護兵出差，走著走著，眼看太陽西沉，就到一個村落找房子借宿，那個院子裏有燈，但是沒人開門。爸爸他們接著敲，終於門開了。那房主一看眼前這些拿槍之人，嚇壞了。手下人說，你別怕，我們是路過這裏，天色晚了，到你們這裏借宿一晚，明天一早就走。我們隻要有一間房一張床，床給長官睡，我們打地鋪。
房主把他們讓進來，稍等了一會兒把他們帶到一間房裏。那房的三麵牆夾著一塊板，我們稱這結構為“半截樓”。這上麵可以睡人也可以放東西，平時用梯子爬上去。
爸爸他們很快就入睡了。突然，爸爸看見一位年輕女子跪在他麵前淒淒流淚，嘴裏說：請長官為我伸冤，請長官救救我。爸爸一驚一叫，醒了，這一醒，那些人也醒了。爸爸說，沒事，我做了一個夢，接著睡。剛剛睡著，那個女子又來了，又跪在他麵前淒淒流淚，嘴裏說：請長官為我伸冤，請長官救救我。爸爸又被驚醒，如此三次。爸爸再也睡不著了，要人把房主叫來。爸爸問房主，你們家最近出過事嗎？那房主一聽，臉都白了，支支吾吾不正麵回答。爸爸一看，就命令全屋搜索，結果在爸爸睡覺房間的那個半截樓上抬下一具女屍，麵貌和衣著和爸爸夢中看到的一模一樣。爸爸大吃一驚，問這是怎麽一回事？房主說這是他的兒媳婦，因為和家人吵架，想不開自殺了。因為那個夢，爸爸不再相信他。第二天爸爸派兩個兵將房主押到縣政府去。爸爸說我實在無法解釋這是怎麽一回事，怎麽她能來找我？
還有一件事情是爸爸在杭州被捕後，那裏的審訊人員對爸爸說，所有被捕人員都要審訊和甄別，沒有現行反革命活動的都會釋放。爸爸安心了。一天晚上，他夢見已經去世的父親對他說：兒呀，兒呀，你明天就要回老家了。果然，第二天我們的故鄉江西鉛山縣的人到了，他們提出吳鳶是鉛山縣人，得由他們審判。這樣爸爸就回老家了，我爺爺沒說錯。
其實還有第三件，不過那是我媽媽向我述說的。我一次回家的時候，媽媽把我拉到一邊，神情緊張地告訴我，爸爸昨天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在老家的樓上，聽到樓下有人敲門，那聲音不緊不慢。爸爸想這麽晚了誰還來敲門？就不理他。但是那人就一直不緊不慢地敲著，爸爸沒辦法，隻好下樓開門。一打開門，一陣陰風迎麵吹來，沒見人。爸爸大聲地問，剛才是誰在敲門？這時隻聽見半空一個聲音說，找的就是你！我聽到這裏汗毛都豎起來了。我們娘倆都感覺這兆頭不好，但是誰也沒說穿。一個星期之後，爸爸撒手而去，那是1992年元月2日。要知道前一個星期他還拍了電視，要知道12月31日我們還全家吃了年夜飯，要知道親友收到這消息的時候，他們還收到了爸爸發給他們的賀年片。大哥說爸爸是一步就跨過了生與死的界限。
這三個夢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有人說爸爸是一個奇特的人，所以他就能接收到這些信號。希望隨著科學的發展，能有一天解密。
從1975年爸爸被寬釋回家到1992年他去世，有17年之久。這17年裏，他享受了家庭的溫暖也得到了社會的認可。2015年他同時獲得海峽兩岸頒發的“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這在他的同僚裏實屬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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