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標誌著從《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最初的批判文化學術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擴大到了社會各個階層。當時，誰也沒有料到這場“大革命”竟然一革就革了十一年；也很少人料到“文革”會演變成“武鬥”；一大批自以為“老革命”的中共幹部會成為“老反革命”和“走資派”；而早已戰戰兢兢的民族資產階級，幾乎一個不“漏網”地遭到抄家、批鬥，補上了地主階級在“土改”運動中被“挖浮財”這一課。
當年，我們家也未能幸免此抄家厄運。抄家給我留下了痛苦的記憶，至今無法忘懷。作為國家《憲法》明文列入“人民”範疇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文革中無端被抄家，這不僅是個人之痛，也是民族之痛、國家之痛；不僅是個人之恥、國家之恥，其實也是執政黨中共之恥。這樣的事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毛澤東曾說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來一次。那麽我們今後能否防止這樣的事再次發生呢？這是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都不得不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然而，文革剛過不久，就有人說要“向前看”，說不要斤斤於個人的恩怨，似乎不忘文革這一段曆史就是氣量狹小，不識大體。文革成了討論、研究的禁區。提出這種主張的人好像忘了什麽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個古訓，也好像忘了中共過去一直在教育人的“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這句列寧的名言。事實上，他們是在要求人們做選擇性的忘記。這是毫無道理的。這絕不是對曆史負責的態度，因此我堅決不認同這種“向前看”的主張。我以為，那些熱衷“向前看”的人，若非糊塗就是缺心肝，又或者是心虛，因為當年抄家作惡很可能就有他的份。為此，早在好多年前我就想寫一篇關於我家被抄家的文章，但當時隻寫了一個草稿，沒有完成。到了二〇一六年，文革發生已五十年了，我才將它完成，但沒有發表。最近我將初稿修改了一下發表出來，也算是對文革的另類紀念吧。
（一）
說到文革抄家，不能不先說一下紅衛兵。因為當初執行對資產階級抄家任務的，主要就是紅衛兵。也不能不說一下中共發動這個抄家運動的目的。這場革命明明標榜的是“文化”大革命，怎麽一開始就來了個抄家運動？未免讓人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
關於紅衛兵，我們這些親身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對他們並不陌生；但是，對於文革後出生的人了解的恐怕就不多了。因此這裏就需要稍加解釋一下。一九六五年，毛澤東經過長期密謀和準備，在十月由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姚文元撰寫的、題為《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據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為了解決黨和國家“變修”的問題。但實際上這是一場黨內權力鬥爭。毛澤東要打倒國家主席和排名第一的黨副主席劉少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5·16通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正式發動。五月底、六月初，北京市幾所高幹子弟比較集中的中學，如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四中、師大女附中等學校，有部分學生開始組織一個小團體。當時，中共嚴禁民間結社，他們幾個中學生敢大膽成立組織，當然與他們的高幹家庭出身有關，也與他們早就從父母那裏看到中共內部文件，知道“階級鬥爭”的動向有關。他們將他們新成立的組織取名“紅衛兵”，第一表明他們的“紅色血統”，第二表明他們的政治立場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他們公開宣稱：“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因此，紅衛兵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表明它是個極左思潮的產物。
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親自寫信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表示熱烈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使紅衛兵組織一下成為全國城鄉大、中學校中出身“紅五類”（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學生仿效的榜樣。出身的優越感，黨的最高領袖的支持，加上從小接受的階級鬥爭教育，鑄成了他們膽大包天，敢於橫行無忌的作風。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檢閱紅衛兵和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師生代表，在百萬人的注視下接受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代表宋彬彬贈送的紅衛兵袖章，使紅衛兵立馬取得類似封建社會“禦前侍衛”或德國希特勒手下“衝鋒隊”、“黨衛隊”那樣的特殊地位。而毛澤東在詢問了宋彬彬的姓名後說：“什麽‘文質彬彬’，要武嘛！”也向全國紅衛兵明確地傳達了一個崇尚暴力的訊息。其實，還在毛澤東接見宋彬彬前十多天，宋彬彬，這個父親貴為中共東北局書記的高幹子女就已經與一批同樣是高幹子女的同學——包括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在“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口號下，對學校領導、老師們大打出手了。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就是在八月五日這天被她們打死的。所以，宋彬彬他們已經夠“武”的了，而毛澤東還要他們更“武”。據說宋彬彬因此立即改名宋要武。一個殺人凶手，沒有受到法律應有的製裁，反而榮耀地登上天安門城樓接受“最高領袖”的檢閱，其中的含義再清楚不過了。於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暴力革命”也就伴隨著紅衛兵運動迅速席卷全國。
在六六、六七、六八年這段時間內，“紅衛兵”是毛澤東推動文化大革命，發揮宣傳隊、突擊隊作用最得力的工具。可以說，沒有紅衛兵，毛澤東的文革能不能順利發動起來，能不能搞這麽大規模，都是很成疑問的。紅衛兵運動的掀起帶來了三股以暴力為特征的邪風：
第一股是武鬥風。自紅衛兵出世，他們無論在批鬥所謂的“牛鬼蛇神”，或“破四舊”和抄家時，都不乏暴力。雖然，這是違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 “要文鬥不要武鬥” 的規定的。但是，由於“偉大領袖”首先違反了它，提倡“要武”，而中共各級黨組織和“公、檢、法”又包庇、縱容紅衛兵的暴力，因此紅衛兵的暴力從來沒有得到過有效製止。據當時不完全統計，僅北京市區一地，在恐怖的“紅八月”中紅衛兵就活活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打傷的不計其數，而打人者沒有一個受到法律的製裁。相反，若有人膽敢反抗紅衛兵暴行，立即會被“無產階級專政”。北京曾有一對名叫李文波和劉文秀的老夫婦，因家庭成分小業主被紅衛兵抄家。因紅衛兵百般折辱他們，他們憤而反抗，用菜刀砍傷了紅衛兵。結果闖下大禍，丈夫李文波被逼跳樓自殺，妻子劉文秀被“公、檢、法”抓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中共還將這個消息立刻在報上公布。這無異是中共在公開表態支持紅衛兵的暴力，以專政力量威脅人民不得反抗。所以，在當時這種社會環境下，麵對紅衛兵的暴行，除非抱定決死的勇氣，否則隻能逆來忍受。
第二股風是“破四舊”風。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公布“十六條”。“十六條”說：“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複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麵貌。”於是紅衛兵立即走上街頭，將他們認為屬於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簡稱“封、資、修”的文物、典藉、古跡，無情的加以破壞、毀滅，其規模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不知大了幾百倍。許多代表中華曆史、文化、藝術的瑰寶從此永遠消失。
而這第三股風就是抄家風。紅衛兵們在揪鬥“牛鬼蛇神”和“破四舊”時發現，那些“牛鬼蛇神”和資產階級家庭，不但有大量“四舊”物資，而且有金銀珠寶等物。這不僅令他們眼紅和垂涎，也促使他們迅速調整目標，在進行“破四舊”的同時，又發起一個專門為收刮錢財為目的的抄家運動。而中共也迅速發現了這一條“財路”。 各地黨委紛紛舉辦“紅衛兵功績展覽會”，展示紅衛兵抄家的“豐碩戰果”，鼓勵紅衛兵們更廣泛、更積極地去抄家。《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公開為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叫好，說“一切藏在暗角裏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於是抄家風就迅速刮遍全國城鄉各地。那些抄家者像篦子篦頭虱一樣，要把他們眼中的“吸血鬼”、“寄生蟲”所隱藏的金銀財寶都篦出來。有些被抄的人家被不同的紅衛兵組織一撥一撥的抄了好幾遍。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抄家運動雖遍及各類“剝削階級”和“牛鬼蛇神”，但重點則是民族資產階級，此外還有社會上“三名三高”（名作家、名演員、名教授和高工資、高稿酬、高獎金）人物和歸國華僑和僑眷家庭。原因是在當時的中國大陸，在地主、富農、官僚資產階級被打倒以後，除了中共的高中級幹部，就數民族資產階級和這些人比較有錢了。而歸僑和僑眷家庭普遍被抄，除了他們家中有外匯和“洋貨”令人眼紅，他們還有“裏通外國”的嫌疑。這是紅衛兵來抄家的好藉口。
“抄家風”的高潮在一九六六年的八、九兩個月。當時全國各地城市、鄉鎮、農村，被抄的人家究竟有多少，我相信中共有過統計。因為當時中共的黨政機構、公安係統都還在正常運轉，不統計乃是失職。隻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個數字至今還不見公布。我在網上見過一個數字，說是一千萬戶。我以為這個數字是大大被縮小了的。當時全國八億人口，去掉小孩和部分老人，即以四億人算，按中共慣用的“壞人”占百分之五的比率計，“壞人”就有二千萬，涉及的家庭就差不多有二千萬戶。這二千萬戶人家在文革中大多都逃不脫被抄家的命運。文革前我曾在我們縣城城郊公社的一個大隊“蹲點”。一九六七年初我又去這個大隊住了一段日子。在大隊部我看到堆放在那裏的一些物資，都是些破破爛爛的箱子、碗櫥，桌子。我估計這些都是從這個大隊的地主、富農家抄來的。這些家庭其實早在“土改”運動時就被抄過家，現在已經是家徒四壁仍不免再次被抄，說明凡屬“階級敵人”的家庭一個也不會放過。但是，這些抄來的東西根本不值幾個錢，在統計抄家“戰果”時沒有意義，因此我估計這些被抄的人家可能不會被計算在“抄家”戶數之內的。如果這個推想符合實際，那麽網上說的這個一千萬戶，應是單指為了在“經濟效益”而被抄的人家，亦即是有別於地、富家庭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三名三高”、歸僑、僑眷等人家。
而無論是一千萬戶、還是二千萬戶，這些被抄家的人家百分之八十以上屬於地、富、反、壞、右、資的家庭應該不會太離譜。這些人是文革受害最大的群體，其受害時間之長，受害程度之深，均非文革中受害的“老幹部”們所能比擬的。我以為這是後世欲了解文革抄家的人首先要弄明白的一個基本概念。但時至今日，這個龐大群體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情形，還是被大眾所忽視。除了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對此稍有揭露外，媒體報道較多、因而大眾比較熟知的大多是一些“老幹部”和社會上知名人士受迫害的情況。這中間的差別，不僅僅是因為“新聞價值”不同，其實也反映了中共的媒體，即使在最開明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報道上仍劃有一道明確的階級界線。在他們心目中，地主、資產階級遭到迫害、遭到抄家，仍是不應批評、譴責的。很不幸，我的家也是這一千萬或二千萬戶被抄的人家之一，而且是屬於沒有“新聞價值”的家庭。於是我們這些家庭的悲慘遭遇，如果自己不說那就無人知曉了。如路邊被人踩倒的一棵小草，一隻被踩死的螞蟻，沒人會注意。然而佛說：眾生平等。世界《人權宣言》也說：“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藉或社會出身、財產、出身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難道不是嗎？這棵小草，這隻螞蟻，它們原來也是有鮮活的生命和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的，憑什麽他們的受害就可以被忽視呢？文革抄家，被抄去的不僅僅是財物，還抄去了他們應有的政治待遇、社會地位、人生尊嚴。以我本人為例，當時不僅家裏金錢財物被抄走，還受到過搜身的侮辱。這一段人生經曆，如果我們自己不說，無人會替我們說，這段曆史就會從此被永遠湮沒。所以，我撰寫本文的目的，還不僅僅是為自己的遭遇鳴不平，也是為整個文革受害的家庭群鳴不平。
文革結束以後，中共將抄家和一係列文革錯誤行動歸結為“極左思潮”泛濫。這樣說自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僅是這樣的認識我認為是遠遠不夠的。從根本上說，發生文革和抄家運動，這是中共堅持“共產革命”的必然結果。然而，共產革命的本質是什麽呢？是他們宣稱的為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貧富，全民共創、共享社會財富的極樂世界嗎？非也！從共產革命的曆史看，從一開始它就是一場煽動窮人用血腥暴力劫掠富人財產的社會動亂。而煽動者則乘機奪取政權，取代原來的社會統治者。列寧領導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在奪取政權後，幾乎是立即用暴力剝奪了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全部財產。為了防止抵抗和報複，又將他們大量地予以肉體消滅。中共早期的“土地革命”以及建政初期的“土地改革”，也以殺戮為主要手段，以達到其公開掠奪地主財產的目的。一九五六年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名為“贖買”，其實也是無償掠奪。中共在幾乎不花分文的情況下，以“公私合營”的名義吞占了原本屬於民族資本家私有的工廠、商店。這次文革抄家也不例外。雖然，文革中對地、富、反、壞、右、資家庭抄家是一個普遍的行動，但重點是民族資產階級，還有社會上“三高三名”及有“海外關係”的人家。個中原因就是前麵已經說過的那樣：環顧當時整個中共社會，除了中共高中級幹部，就數這些人家比較有錢了。所以這次抄家運動雖然也包裹了一層“階級鬥爭”的外衣，但實際上是一場以收刮金錢為目的的公開搶劫。中共的收獲是豐碩的。據一個不完全統計，從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月初，全國紅衛兵抄家上交國家的現金、存款和公債券就達四百二十八億元人民幣，黃金一百十八萬八千餘兩，古董一千餘萬件。其中僅上交的現金、存款和公債券一項，就差不多等於一九六五年的國家財政收入總額（一九六五年國家財政收入約四百三十億元）。如果加上黃金、古董等物的價值，這個數字就更加龐大了。有人說其總價值達到二千五百億元人民幣。而這還隻是紅衛兵上交國家的數字，被他們中飽私囊的還不計在內。當年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每次接見過後工作人員都會在現場撿到紅衛兵掉落的金條。這在當時是公開的“秘密”。而以殺戮和掠奪開頭的所謂“革命”，是決不會結出合乎“公平”和“正義”的果實的。“革命”勝利的結果，不過是勝利者在打倒了地主、資本家以後自己取代了地主、資本家的地位。這一點，已有無數的事實證明。
中共在文革中發動抄家運動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鞏固政權。秦始皇一統江山後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江山永固，萬世一係。毛澤東也一樣。他因為恐懼某些執政的共產黨人因為地位改變而迷失了“繼續革命”的方向，被地主資產階級“拉出去，打進來”，成為地主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從而危及他的權力地位，危及共產黨的江山。於是他在高叫“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同時又提出“防修反修”的口號。他懷疑傳統的文化在官員“變修”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壞”作用，於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要把所謂“封、資、修”的思想文化統統鏟除。由於中共在一九五六年的“對私改造”中，沒有像“土改”對待地主那樣予以徹底的剝奪，允許民族資本家保留了自己的住房和金銀財物不予沒收，部分資產階級還能過著相對比較富裕的生活，這不僅令毛澤東和中共幹部們眼紅，也感到害怕。在他們看來，資產階級手中的金錢不僅是他們對共產黨員實施“拉出去、打進來”的“誘餌”，也是他們進行“複辟資本主義” 活動的經費來源。隻有予以徹底的剝奪，才能使”紅色江山”更加安全。於是到文革又補上了“抄家”這一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