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 張聿溫：戚本禹評李秀成引發的政治風雲
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歲月便成了風景
戚本禹評李秀成
引發的政治風雲
作者：張聿溫
小字為：忠王不忠這一句原來聽江青傳達。從語音上聽，我以為是忠王不忠。後鄧力群告訴我，他在康老處看到毛批的原件，乃忠王不終，不忠應改為不終。又及 一九六四年春天主席對李秀成自述的批語 本禹記
“文革”前夕，在中國史學界、思想文化界乃至社會政治領域，發生了一起影響深遠的學術爭鳴，這就是戚本禹評《李秀成自述》。時至今日，在這起學術爭鳴的背後，仍有未解之謎。而這起學術爭鳴何以一波三折，何以由一場學術見解的紛爭演變成一場政治風雲，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成為“文革”的預演，仍有一些值得追究和深思之處。
1963年8月，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曆史研究》雜誌第四期（雙月刊）上，發表了戚本禹的一篇史學論文《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 。在這篇文章中，戚本禹石破天驚地把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傑出將領、忠王李秀成說成是“投降變節”的“叛徒”，把李秀成被俘後寫下的那篇著名的《自述》，說成是“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
此文一出，史學界一片嘩然！
本來，《曆史研究》雜誌由於是專業性學術刊物，印數並不多，看到的人數有限，但是，由於發行量很大的《北京晚報》第一時間作了詳細報道，結果使得戚本禹的論點和他的名字迅速傳遍了千家萬戶。一時之間，不但《曆史研究》洛陽紙貴，關於李秀成的忠叛之爭也挑了起來。
1963年8月22日的《北京晚報》，報道用的標題極其鮮明而醒目：“李秀成是英雄，還是叛徒？”副標題則言簡意賅：“《曆史研究》發表一篇對李秀成自述的評論文章，認為從這自述可以找到確鑿的事實，證明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讓這樣一個革命叛徒的‘自白書’彪炳於革命史冊，是沒有道理的。”
下麵不妨引用一下《北京晚報》這篇報道，從中可以窺見戚本禹所持的基本論點和主要論據。
事實表明，《北京晚報》的報道說對了一半。對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評價問題，的確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但是，“熱烈討論”隻開了個頭，就戛然而止，接下去學術討論升級為政治批判，“百家爭鳴”變成了“獨尊儒術”，並開始了無情的政治清算。這當然是一篇新聞報道所難以預計的。
戚本禹的文章振聾發聵，石破天驚，徹底顛覆了李秀成的英雄形象，在史學界乃至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強烈反響。李秀成究竟是“英雄”還是“狗熊”，是“偽降”還是“變節”，是“有缺點的英雄”“瑕不掩瑜”還是“混入革命隊伍的壞人”應“徹底否定”，不但一些著名學者卷入爭論，就連主管輿論的中共中央宣傳部以及一些重要的黨政領導幹部也陷了進去。
戚本禹的文章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引起了思想混亂。曆史博物館曾一度把陳列的李秀成畫像摘了下來（不久又掛上）；青年藝術劇院對於正在上演的話劇《李秀成》，不知道該停演還是繼續演出；有些中學教師提出有關李秀成這節曆史課應該怎樣教。就是戚本禹所在的單位中央辦公廳也有人在爭論，讚成者與反對者各有一批。
反響最大的當屬史學界。1963年9月，《曆史研究》編輯部曾專為戚本禹這篇文章開過一次座談會。在會上發言的，沒有一個讚成戚本禹。有些發言者情緒激動，認為戚本禹“信口雌黃”、“歪曲事實”、“嘩眾取寵”、“玷汙英雄的光輝形象”。
9月14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集學術界人士和有關報刊負責人開會，對戚文及其所造成的影響進行研究。會議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到會者有：劉導生、張友漁（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侯外廬、尹達（曆史研究所），劉大年（近代曆史所），黎澍、丁守和（《曆史研究》），關鋒、林聿時、吳傳啟（《哲學研究》），秦柳方（《經濟研究》），沙英（《人民日報》），吉偉青（《新建設》），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以及中宣部的林澗青、於光遠等。會上除關鋒等少數幾個人沉默不語外，大多數人都發言反對戚本禹的觀點。其中侯外廬說，戚文很明顯是片麵的，對李秀成缺乏全麵分析，故意把李秀成醜化，一棍子打死。戚本禹硬說李秀成打洋鬼子是假的，是沒有根據的胡說。劉大年說，有兩點應當肯定：第一，應承認李秀成是個英雄人物，農民戰爭領袖。第二，革命低潮時，南京陷落，他對敵人有幻想，表現農民戰爭的弱點。
周揚在會上作了較長一番講話。他對《曆史研究》貿然發表戚文提出嚴厲批評，但同時又說，曆史學界有這麽個爭論的文章也很好。對於曆史人物的評價，是曆史學中的重要問題。有些人物確有重新估價的問題，如曹操、武則天。但是不要故意去翻案。舊時有人專作翻案文章，要看該不該翻，值不值得翻，今天給他翻有利無利，不要一見翻案就歡迎。這種“翻案風”不一定好。
周揚也談了他對李秀成的看法。他說，李秀成和曹操不同，這個不全是學術問題，而是帶有政治性的問題。這關係對太平天國、革命先烈的估價問題。周揚說，李秀成的功過究竟應該三七開還是二八開？反正他的功績是不能抹殺的。他的《自述》中有不好的東西，但是有兩點很突出：第一，反對帝國主義，這一點賴文光和李秀成不同；第二，他想招降不好。但有一點，他說不要殺南京老百姓、太平軍的官兵。他有幻想，可能來自想保護群眾和隊伍，是群眾觀點比較強的人。當然，動搖是不對的。但他是過去的人物，不能用無產階級標準要求他。就是無產階級，動搖一下又回來，或被敵人殺害了，又該如何評價？《自述》是李秀成八天寫的東西，其中也有積極的東西。對《自述》可作各種解釋。光按這個《自述》，也不能得出那樣的結論。糟蹋這個人對我們不利。這個人是曾國藩要糟蹋的，自己不要糟蹋，即使犯了錯誤。八天寫的《自述》，還有好的，還要反帝。說他逃跑時帶點錢就是腐化，講不通。就是我們，是把錢帶走，還是交給敵人？
針對戚本禹文章所產生的影響，周揚提出兩個“補救”的辦法：一是先由中宣部內部發一個通知，各地報刊不要轉載、也不要公開評論戚本禹這篇文章，隨後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劉大年寫一篇正麵評價李秀成的文章，仍由《曆史研究》發表，作為史學界的基本意見。二是劉大年的文章寫好、發表之前，請北京的曆史學家開一次座談會，發表消息，給外界傳遞這麽個信息：北京史學界並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見。
中宣部的會召開後，很快按照周揚的意見召開了座談會。座談會由近代史研究所召集，劉大年主持，與會者約一百人，其中著名專家、學者有範文瀾、侯外廬、翦伯讚、李文海、李侃、鄧拓等。與會者發言一邊倒地批評戚本禹的文章。劉大年在係統發言中，鮮明地提出一個觀點：今天不隻是研究李秀成的評價問題，而是討論如何用馬列主義研究曆史。李秀成是農民英雄，但有缺點，這個意見到會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從李秀成一生全麵來評價，從其主流看，他是個英雄。說“忠王不忠”，這個結論是站不住的。劉大年進而指出戚本禹的論證方法存在三大缺點：第一，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第二，將正確的說成錯誤的，重要的說成次要的。第三，隨意曲解史料，沒有的事說成有。
更有發言者指出，戚本禹對李秀成的否定，在政治上、學術上都是極大的錯誤。因為學術上不嚴謹，不道德，不規範，不從史料出發，不實事求是；政治上否定了農民起義的領袖，對革命不利，對今天評價曆史上的農民革命和革命先烈不利。
一夜成名、異軍突起的戚本禹，一下子又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陷入四麵楚歌的難堪境地。
戚本禹是何方神聖？他發表這篇文章有無來頭和背景？挑起爭論，身陷重圍之後，他又是一種什麽樣的心態？
戚本禹，1931年生，山東威海人。早年曾在上海浦東中學、中華理科、南洋模範中學就讀，並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戚本禹便調北京，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
在中央辦公廳，戚本禹擔任見習秘書、秘書、科長，開始是參加編校《毛澤東選集》和管理毛澤東主席的圖書，後來負責處理毛澤東的來信、來訪。毛澤東喜歡讀史，他便有意識地跟著學。他知道毛澤東在看太平天國的書，也就找來一些有關的著作閱讀。晚年，他在回顧這樁公案時寫道：“一次，我看了羅爾綱、呂集義等人關於《李秀成自述》的考證和評述，心中頗不以為然，明明是一個投降變節的自白書，為什麽要為之曲加解說呢？為了弄清問題，我到北京圖書館翻查了一些太平天國史料，更覺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心中不平，總想發泄。真如古人所言：‘如鯁在喉，不吐不快。’1963年春節假期，我集中精力，寫成了那篇《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 山古 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
此時的戚本禹，在社會上還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但在黨內，已多少有了一點名氣。1958年中央辦公廳的八司馬事件，讓他嶄露頭角。所謂“八司馬事件”，是指以戚本禹為首的中央辦公廳八名年輕工作人員被打成“反黨右派”，他們因毛澤東、江青出麵保護而被平反。1961年，毛澤東批發了戚本禹在北京長辛店鐵路工廠寫的《調查研究的調查》，在批示中稱他是“好同誌”，這樣，黨內知道他的人就更多一些了。不過，由於那畢竟是一個內部文件，看過的人隻限於黨內領導人，因此，在社會上，戚本禹的名字基本上是陌生的，和後來“文革”中“響當當”的“王關戚”（王力、關鋒、戚本禹）有天淵之別。
關於寫《評李秀成自述》的“背景”，戚本禹晚年也作了說明：“我學太平天國史，受了毛澤東主席的影響，但這篇文章的寫作並沒有得到主席或其他任何人的授意。我隻是毛主席秘書室的一個小秘書，除了呈報文件，見不到毛主席，更無緣與毛主席談話。如果說有什麽背景的話，就是當時國際國內政治鬥爭的大氣候。當時黨內對赫魯曉夫背叛列寧、斯大林的行徑正進行嚴厲批判。對革命叛徒的深惡痛絕感情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我的思想觀，並激發了我的寫作衝動。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對一些中央宣傳部的大人物說來，羅爾綱等人的觀點已經得到了他們的首肯，因而不容討論；更沒有想到，對這些學術觀點提出異議，就是大逆不道！”
戚本禹的文章寫好後，曾拿給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看，田家英表示支持。戚本禹把文章送給《曆史研究》，盡管他和《曆史研究》的執行主編黎澍、編輯丁守和並不相識，但還是得到了他們的肯定。黎澍還曾當麵對他稱讚說：“你能成為新中國的梁啟超，筆端有感情。”
但是，這些個別的支持，根本抵擋不住普遍的反對。在1963年9月14日周揚召集的座談會上，人們紛紛批評《曆史研究》發表戚本禹的文章不慎重。黎澍辯解說：“這樣的文章，《曆史研究》不發，別人也會發。戚本禹在中央辦公廳工作，這篇文章請田家英審查過。”周揚口氣強硬地一句話頂了回來：“田家英不分管這方麵的事！”黎澍是田家英的好朋友，事後他把周揚的話告訴了田家英，田家英不滿地說：“他（周揚）也太霸道了吧！”
周揚會上嚴厲批評《曆史研究》發戚本禹的文章不慎重，說不知道情況的，還會以為這是中央的意見。他說，北京發表的意見有全國影響，全世界影響。要發表這篇文章，應當正式請示一下。隻問哪個同誌一下都不行。應該來個正式報告，那樣中宣部要討論。
周揚的嚴厲指責，史學界的普遍批評，以戚本禹在中央辦公廳工作的條件，是不難了解到這些情況的。隻是，由於8月上旬戚本禹被中辦派到冀東農村搞調查，那裏消息閉塞，因此他對情況的了解晚了半拍。9月底，戚本禹回到北京，過了國慶節，他才從編輯丁守和口中，聽到了周揚和劉大年主持的兩個批判會的情況。丁守和還悄悄告訴他：這次批判來頭很大，不僅周揚在管，周恩來總理也過問了。周揚的講話和部署，是報請總理批準的。戚本禹後來回憶說：“丁守和講這些話時情緒有些緊張，其言訥訥，欲說又止。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的一篇文章竟惹了這樣大的禍，那麽作為文章的發稿人以至《曆史研究》的負責人都可能麵臨撤職甚至下放勞動的處理，畢竟近代史研究所和《曆史研究》是歸中央宣傳部管的。”
據《光明日報》總編輯穆欣披露，戚本禹“所在的黨組織也曾對此加以過問，戚本禹惶恐不安，開始就此事作檢討”。對此，戚本禹在晚年所寫的回顧中堅決予以否認。但是，既然黨內三號人物周恩來過問了，批準了周揚對戚本禹的批評和部署，戚本禹又沒吃豹子膽，如果他無形中不感到一種巨大的壓力，顯然是不可能的。
然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江青給麵臨滅頂之災的戚本禹拋來了一根救命稻草。
毛澤東十六字批示
使形勢逆轉
1964年春天，一直關心李秀成評價問題的毛澤東，在研究了關於太平天國的資料後，作出了十六個字的批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
時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室領導人兼毛澤東秘書的江青，立即找戚本禹談話，向他講了毛澤東關心此事的前後經過。
江青說她看到戚本禹的文章，覺得好，就把文章連同《北京晚報》的報道和《光明日報》的內部動態一起送給了毛澤東。江青說：“主席懂呀，他知識廣博呀，文學、曆史、哲學，什麽他都看。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書找資料，他看了很多太平天國的書呢。”江青向戚本禹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並從手中所捧的一大堆資料中拿出一本藍色封皮線裝的書說：“最重要的是這本。這是台灣出版的《李秀成供狀》，白紙黑字呀。這是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春橋他們從香港進口的，毛主席仔細看了，還在書中夾了條子。毛主席說你弄不到這本書，叫我把這本書送給你，還叫你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主席說‘別企望用一篇文章改變人家研究了一輩子的觀點’。”
江青接著說：“主席終於對李秀成的問題表了態。這可不是個簡單的表態呀，這是大是大非呀，一場牽扯麵很大的原則鬥爭呀！國內外的修正主義者，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叛徒呀！”
江青還鼓勵戚本禹說：“你做了件好事，給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驕傲，還要再看材料，繼續寫文章。你別怕大人物的幹涉，主席支持你，怕什麽！”她要他去找康生“請教”，並說她已同“康老”打過招呼了。
此時的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兼理論小組組長。由他來PK周揚，周揚豈是對手！何況還有毛澤東批示的“尚方寶劍”。
毛澤東的表態和支持，令戚本禹十分激動。
日理萬機的毛澤東，一直關注著對李秀成的評價問題。兩年之後，1966年3月20日，他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又談到此事，他說：我們的政策是不要壓製青年人，不要壓製青年人的文章，讓他冒出來。比如，戚本禹批判羅爾綱，誰曉得？戚本禹是中央辦公廳信訪辦公室的一個工作人員，羅爾綱是教授。好的壞的都不要壓製，也不要怕觸犯羅爾綱、翦伯讚。有同誌說：“學問少的打倒學問多的，年紀小的打倒年歲大的。”這是古今一條規律。
過了十天，3月30日，毛澤東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話時，講起學術批判，又提及此事。毛澤東用了“學閥”一詞表達對周揚幹預的惱火：“什麽叫學閥？學閥就是那些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有閥無學，自己不讀書，不看報，不學習。包庇叛徒李秀成，到處發通知，不準登戚本禹的文章。……”
1964年春，毛澤東的十六字批示傳出後，史學界形勢陡然逆轉。本來，按照中宣部的部署，近代史研究所召集學術討論會後，要發表一個消息，把先前鼓吹戚文的“那個報道的影響抵消一下”。但座談會的報道很快寫出來後，中宣部字斟句酌地反複進行了推敲，基本上肯定了李秀成的功績，也說了他的一些缺點，大意說他寫《自述》是曆史上的一個汙點，正準備要將這篇報道送給各報發表時，傳來毛澤東的批示，結果，上述報道稿停發，中宣部即就此事第二次給各中央局打電話說：今後凡是歌頌李秀成的文章或戲劇，也不要發表和演出，並請轉告各省市。
周揚打了敗仗，戚本禹占了上風。
周恩來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1966年5月的一天，戚本禹因毛澤東召見，住上海錦江飯店。也住錦江飯店的周恩來約戚本禹第二天清晨一起到飯店頂層呼吸新鮮空氣。隨意交談之際，周恩來忽然誠懇地對戚本禹說：“我對不起你，周揚批你是我批準的。我其實也覺著你的文章寫得好，有氣勢。可他們都要批，講了好多理由，我也沒好好研究就批準了。幸虧主席發現了，不然可要犯大錯誤。”
有了毛澤東支持，加之有江青、康生指點，戚本禹果然勁頭十足、備受鼓舞地“繼續研究”，很快於1964年夏又寫出了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
這篇文章寫成後，江青與康生商量，叫由康生負責的釣魚台的反修班子（即中蘇論戰的寫作班子）幫助討論修改。參加討論的有康生、王力、吳冷西、姚溱等。戚本禹虛心按照大家的意見修改、補充後，他自己感到文章“果然氣勢大增”。送江青看，江青一邊看，一邊說好。江青滿意地對戚本禹說：我叫你去找康老沒錯吧？薑還是老的辣，他可是一顆老薑！戚本禹說：康老可不辣，他對人滿熱情，滿親切。江青說：“那是對同誌，康老對敵人可凶啦！”
戚本禹對他這篇文章的慎重無以複加。最後修改稿發表前，他又送請周恩來、康生、江青、陸定一、周揚、陳伯達、田家英、吳冷西、範若愚、許立群、關鋒、黎澍、鄧力群等審閱。他們或電話、或書麵給了戚本禹回話，陸定一、關鋒還作了修改，周揚也電話表示支持發表。
在這之前和期間，中央已決定就李秀成問題展開論戰，《人民日報》擬定了發稿計劃，在中央召開的一次文藝口會議上，康生和周恩來分別在談話中談到李秀成問題。
康生說：“現在報上大登評論李秀成的文章，李秀成到底是個怎樣的人物？現在羅爾綱和戚本禹有兩種意見，一個說他是英雄，一個說他是叛徒。戲劇界也上演了《李秀成之死》。”“辛亥革命前，汪精衛辦《民報》好不好？好！刺殺攝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時在廣東幹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漢當左派好不好？好！但後來寧漢合流他投靠了蔣介石，反共啦！後來又投靠了日本人，當漢奸！老百姓誰不罵他！”“對原來的革命者，後來投降叛變應該怎麽看？希望你們認真想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們心中應該有個數。”
周恩來說：“太平天國李秀成的問題可以討論。他稱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後來寫了個自述，向曾國藩投降，並表示願意為曾國藩收編太平天國的隊伍。有人認為李秀成這樣做是出於策略。但無論如何，投降是錯誤的，麵對忠王這個‘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國藩是殺害革命人民的劊子手，怎麽能向他投降呢？這樣的人能稱為忠嗎？這個問題可以討論。但他的自述白紙黑字，是沒法改變了。”“太平天國的英雄還是應該寫，陳玉成就是一個。”
這是周揚之後，中央領導同誌第一次對李秀成問題的正式公開表態。
李秀成批判再起高潮，還是由戚本禹打頭陣。
在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完稿後，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了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文章見報當天，康生召集《曆史研究》《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負責人部署就此問題在報刊上展開討論的步驟。康生在會上拍板：第二天《光明日報》也全文刊載戚本禹的這篇文章，並選一篇早已收到的不同意戚文的來稿同時見報，以示“討論性質”，體現“民主氣氛”。各報刊由此開始，展開關於李秀成評價問題的討論；而後再在《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將討論進一步引向深入。
1964年7月25日，《光明日報》繼《人民日報》之後，刊登了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同時刊登了周衍發寫的文章《評李秀成——與戚本禹同誌商榷》。編輯部為此寫了編者按：“最近我們收到一些稿件，對戚本禹所寫的《評李秀成自述》提出不同意見。今天本報發表周衍發寫的《評李秀成》，同時轉發戚本禹的文章，以便讀者參考。戚文原載《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先後刊登戚本禹文章後，學術界反應強烈。各地就此問題召開的學術座談會上，討論中的基本情況是：青年多數同意戚本禹的觀點，老、中年多數反對戚本禹的觀點，或持保留態度。
為了讓中央領導部門和報社編輯人員參考，光明日報社專把學術界對此事的反應，逐日匯集編印出來。8月間《關於李秀成評價問題討論的反映》第10期，主要選編了複旦大學曆史係主任蔡尚思、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主任吳澤對李秀成評價問題的一些意見。他們基本上傾向於戚本禹的意見，但多了一些辯證分析和階級分析。毛澤東看了這期反映，在上麵批示：“江青，此文有些道理。”
一個月後，8月23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時刊登了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猶如在熊熊的大火上又澆了一瓢油。所不同的，輿論的天平開始向戚本禹一邊傾斜。據《光明日報》統計，到8月20日（在刊登戚本禹文章26天）止，收到來稿59篇，其中讚成戚文的27篇，反對的32篇。9月25日至10月26日，收到來稿76篇，讚同戚文的58篇，反對的18篇。個中原因，與康生、江青對持不同意見的打、壓不無關係，也是黨報“引導”的結果。
戚本禹還乘勢寫了第三篇文章，並以《紅旗》未定稿印了幾份，以征詢意見。但是，由於不同意戚文的論者被打壓，報刊上不同觀點的文章不見了，沒了作戰對象，這場史學大論戰也隻好逐步淡出了。戚本禹的第三篇文章，也就沒有機會再修改發表了。為此他悵然若失，感到遺憾。
但戚本禹個人的命運，卻因批李秀成，引起毛澤東關注而發生了重大變化。康生準備向中央辦公廳要人，將戚本禹調到釣魚台理論班子。想不到擔任《紅旗》雜誌總編輯的陳伯達搶先一步，給毛澤東打了報告並經毛澤東同意，將戚本禹調到了《紅旗》雜誌，擔任了曆史組組長。
戚本禹在毛澤東那裏掛上了號，成了一顆冉冉升起、萬眾矚目的理論新星、政治新星。
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四秀才”合影
毛澤東支持戚本禹、批判李秀成的意圖是什麽？毛澤東的十六字批示劍指何方？這場學術論戰和不久發生的“文革”有何種內在邏輯和有機關聯？這始終是一個值得研究和深思的問題。
毛澤東一生不怕鬼，不信邪，具有挑戰精神，蔑視權威，支持小人物，提倡“反潮流”。他1954年支持山東大學兩位“小人物”李希凡、藍翎向《紅樓夢》研究權威俞平伯挑戰，就是明證。但是，1964年毛澤東支持戚本禹，顯然不能拿1954年支持李希凡、藍翎來解釋。因為，《紅樓夢》隻是一部文學作品，李秀成卻是農民革命史上的曆史人物，評《紅樓夢》與批李秀成，顯然不能同日而語。而1964年國內外、黨內外的鬥爭形勢，與1953年也完全不同。況且，俞平伯背後根本不涉及深層次的政治問題，也不涉及黨內的領導人物，事情遠沒有評李秀成背後那麽複雜。還有，當時毛澤東的關注點也大不相同。
張秀山在回憶錄《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一書中談到一件事：1953年初，毛澤東讓高崗看一下東北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況，高崗回到東北照辦了，“查閱結果是按敵偽檔案的原本情況上報的”。1962年七千人大會的時候，毛澤東就對劉少奇嚴重不滿，“看出了問題”，此後在多個場合提出警惕出修正主義，尤其是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1966年爆發的“文革”中，“摧毀”了“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司令部”，並且1967年發生了“六十一個叛徒集團案”。
據此，有人曾問1986年出獄後的戚本禹：“你寫《評李秀成自述》，是不是知道主席要解決叛徒問題呢？”戚本禹這樣回答：“說實在話，當時我還不知道61人自首叛黨的問題，所以沒有把文章和這個問題聯係起來的想法，而且我認為毛主席當時也沒想到要解決什麽叛徒問題。他的著眼點正像江青所說的是國際、國內的修正主義問題。”
但是，戚本禹沒有想到，不等於深謀遠慮的毛澤東也沒有想到。江青沒有說，不等於問題不存在。因為江青不可能把一切內幕都告訴戚本禹，而且江青也未必都知道“一切”內幕。
1964年春江青找戚本禹談話時，告訴戚本禹說，主席有十六個字的批示，寫在報道學術動態的材料上，批給中央有關領導傳閱，批示後麵還有“退江青”的字樣。江青說批件正在傳閱，等退回來就拿給戚本禹看。但是，這個重要批示江青始終沒有拿給戚本禹看過，因此戚本禹也就不知道究竟有哪些中央領導看了。2009年初，戚本禹聽說毛澤東對李秀成的批示原件找不到了，第一反應便是激憤：“那是誰要湮滅真理的聲音呀！”
他在這年3月3日寫的《序：由<評李秀成自述>引發的一場史學論戰》一文中，詳細回憶了他所知道的中央領導看過批示的情況，他寫道：“不過我知道總理看了、康生看了、彭真看了、田家英看了。總理看了，是總理自己告訴我的。康生看了，是鄧力群告訴我的，他是從康生那裏看到批件的。我原來以為，批示中的‘忠王不終’是‘忠王不忠’，因為我文章中有這句話。可鄧力群告訴我，不是忠奸的忠，是始終的終，意思是晚節不保。彭真看了，是1964年冬天彭真請我吃飯時，對我說過：‘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的文章寫得很好。‘忠王不終’，李秀成確實對革命不忠，真正對革命忠誠的人是太平天國的農民英雄陳玉成。’田家英看了，是他本人告訴我的。”
如此重要的毛澤東批示原件，名副其實的黨的文獻，難道會真的失蹤了嗎？
戚本禹的人際關係、個人遭遇和最後結局，也有撲朔迷離之處。1965年年底，戚本禹在《紅旗》雜誌第13期上發表了《為革命而研究曆史》一文，再次引起毛澤東關注。1966年“文革”前夕，戚本禹同在評李秀成中曾有力地支持過他的田家英的關係發生了急劇變化。田家英失去毛澤東的信任後，毛澤東決定將戚本禹由《紅旗》雜誌調回中央辦公廳，負責秘書室的工作。
5月21日上午，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三人小組找田家英談話，突然宣布田家英停職反省，其負責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兩天後，戚本禹給田家英打來電話，盛氣淩人地要田家英去西樓簽字。田家英摔掉電話，氣憤地對正幫他清點文件的夫人董邊說：“戚本禹好神氣，他算什麽東西！我就是不去簽字！”幾小時後，悲憤交加的田家英便在毛澤東的圖書室中自盡了。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同陳伯達、艾思奇、關鋒等談話時，再次談了對戚本禹的賞識。他說：“戚本禹的文章（指《為革命而研究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文革”開始，戚本禹大紅大紫，一飛衝天。江青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後，點名要戚本禹給她當秘書，戚本禹表示，他比較粗，不行，另推薦了別人。經江青欽點，戚本禹擔任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同王力、關鋒並稱“王關戚”，成為名噪一時的風雲人物。
1966年秋冬的一天，在釣魚台戚本禹的辦公室，關鋒跟戚本禹說：“老戚，論生理年齡我比你大（關鋒大戚本禹12歲），論政治經驗我不如你豐富。”戚本禹馬上說：“哪裏，哪裏！”此時的戚本禹，真是“春風得意馬蹄疾”。
但吊詭的是，“文革”第二年，1967年8月25日上午，在上海的毛澤東突然向跟隨他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下令：“‘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隻想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當楊成武走出客廳，毛澤東又把他叫住，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當晚，便宣布了把王、關隔離起來。誰能想到，這麽重大的行動，卻是戚本禹實際執行、具體操辦的。
戚本禹把王力、關鋒關在釣魚台2號樓，他自己頗覺尷尬，說：“我跳到黃河也洗不清！”9月4日，戚本禹給毛澤東寫了表示檢討的信，三天後毛澤東批示：“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二同誌。”毛澤東批示中還稱戚本禹為“同誌”。但捱到1968年1月12日，戚本禹到底也被毛澤東下令隔離審查，立即投入秦城監獄。王力、關鋒最後被開除黨籍，免於起訴，戚本禹卻於1983年11月被判刑18年，直到1986年走出監獄。
這就是評李秀成自述引發的政治風雲和人事滄桑。
六十多年過去了，作為學術問題，也許今天對李秀成自述的研究尚未完結，但作為政治問題，是否對評李秀成自述所引發的政治風雲就研究徹底了呢？對曆史的幽深、政治人物的浮沉和政治鬥爭的波詭雲譎，我們是否真的參透了呢？
晚年戚本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