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聲裏的記憶（七）

三

說完了因歌聲回憶起的中共從一九四九年建政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一段曆史，心中也有幾點感想順便想說一說。

第一點：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不斷。如果說建政初期發動“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還有一定客觀理由，那麽發動其餘運動的理由就不那麽充分了。尤其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大躍進”，為什麽要發動“反修鬥爭”包括中蘇論戰，為什麽要開展“四清運動”然後又發動文化大革命，幾次把國家搞得一團糟，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這中間除了權力鬥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驅動因素，那就是毛澤東的個人野心。他這個野心，先是想取代蘇共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頭”，發展到文革又想當馬克思、列寧之後第三個“偉大導師”，樹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史上第三塊“裏程碑”。而最初引發毛澤東野心的契機則是斯大林的去世。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七十四歲的斯大林因腦溢血去世。斯大林在世時，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雖然有很高威望，在國際共產領袖中也有一定聲望，但相比斯大林還是差了一大截。當此時也，毛澤東雖心中對斯大林有諸多不滿，也隻能暫時隱忍。然而等到斯大林去世，毛澤東的個人野心就開始急速膨脹了。他覺得赫魯曉夫這個“十月革命”以後才入黨的礦工，無論資曆、威望、功績都不及他遠甚，所以斯大林死後國際共產主義陣營這個“頭”由他來當才合適。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在會議結束時做了一個揭露斯大林時代各種暴行的秘密報告，引發了波蘭和匈牙利的民主浪潮。毛澤東以為機會來臨，先是在蘇聯要不要出兵平定這兩國的“動亂”上試探蘇共領導集團應對危機的能力。這兩個國家發生的明明都是帶有強烈民族主義的人民反共民主運動。中共駐波、匈使館發回來的報告也是這樣認為的。但身在北京中南海的他卻武斷地說波蘭的是“民主運動”，匈牙利的是“反革命暴亂”。當時蘇共要出兵鎮壓波蘭的民主運動，毛澤東強烈反對。他對赫魯曉夫說：“如果蘇聯出兵，我們將支持波蘭反對你們。”迫使蘇共打消了出兵計劃。然而，稍後當匈牙利民主運動蓬勃開展時，蘇共不想出兵了，毛澤東卻又強烈要求蘇聯出兵，把蘇共領導集團玩弄於股掌之上。經過這輪試探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就派彭真去南斯拉夫見南共領袖鐵托，遊說鐵托由中、南聯手召集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大會，取代蘇共地位。此陰謀遭鐵托拒絕才未得逞。但毛澤東不死心，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趁莫斯科召開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機會，一向不肯出國的毛澤東親自參加會議，與蘇共在會上“別苗頭”。因為蘇共領導害怕核子戰爭，認為“核武器改變了以前關於戰爭的概念”，“它轟擊成片的地方，所以消滅一個壟斷資本家，就會消滅數以百萬計的工人”。毛澤東就故意大唱反調，說：“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麽了不起，全世界二十七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六億人，死一半還剩三億。”這種視人命為芥草的態度，引起與會者一片愕然。（關於這個觀點毛澤東以後說過多次。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第二次講話時又重申說：“原子仗現在沒有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億人口剩九億，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換來一個資本主義全部消滅，取得永久和平，這不是壞事。”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毛澤東在《關於軍事工作落實與培養革命接班人的講話》中再次說：“打原子彈也不要慌張，不要怕。無非是天下大亂，無非是死人。人總是要死的，站著死，躺著死都行，不死就幹，打死一半還有一半。”）因為赫魯曉夫在會上說了蘇聯計劃在十五年內，在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上要趕上和超過美國。毛澤東不甘示弱，也立即表態說中國要在十五年內在鋼鐵和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上趕上並超過英國。為了兌現這個“豪言壯語”，毛澤東人還未回國，國內就已開始鼓吹起“大躍進”來了。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在八屆二次會議上製定一條名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全國全麵的“大躍進”運動於焉正式開始。

“大躍進”弄虛作假大放糧食高產“衛星”、不計成本全民大煉鋼鐵、違反社會發展規律建立農村人民公社，其失敗是必然的。更由於在“大躍進”、“大煉鋼”和“人民公社運動”運動中各級幹部大刮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等“五風”，嚴重損害了廣大農民的利益，打擊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結果造成農業生產大倒退，引發長達數年的全國大饑荒。全國六億人民極少有不挨餓的，期間有大批人餓死。由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紅旗》雜誌副主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承認單一九六〇年一年全國就減少人口一千萬。而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則承認一九六〇年的人口損失為二千五百六十一萬。我也曾根據中共公布的曆年人口數推算，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人口數比正常年份應該有的數字，少了至少四千五百萬以上。當時，國民經濟已被破壞到“崩潰邊緣”。在這種情況下，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北戴河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代表中央常委向與會代表宣布：毛澤東“脫離一下工作，完全休息，（黨中央工作由）就是少奇同誌主持。”一九六二年初，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發言打破毛澤東為“大躍進”成績與錯誤定下的 “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之比的框框，指出造成大饑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在會上發言，要求毛澤東檢討自己的錯誤。他說：“毛主席也不是什麽錯誤也沒有，三五年過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

毛澤東對於權力被劉少奇奪取，對於被追責，心中十分不甘，千方百計思謀如何東山再起，如何複仇。毛澤東是怎樣複仇的，幾年後我們都看到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首先將彭真打倒，罪名是“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反黨集團”之首。其實這四個人全無瓜葛，毛澤東將他們四人糾在一起加一個“反黨集團”之名，與五十年代初的“高、饒集團”和五七年的“章、羅聯盟”一樣都是捏造的。然後他又以“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罪名，將劉少奇、鄧小平打倒。劉少奇最後死於河南開封秘密監禁中。其死狀之慘，難以言表。而文革並未因劉少奇被打倒而就結束，接下來又出來個“林彪反黨集團”。文革整整搞了十年多，到毛澤東死了才結束。十年中批鬥“黑幫分子”，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二月鎮反”、武鬥，“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整人的運動不斷，不知坑害了多少人！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胡耀邦說十年文革是一場浩劫。其實，這場浩劫早就開始了，至少從一九五七年“反右”就開始了！

這裏順便還要說一下的是毛澤東是如何東山再起的呢？這恐怕也是好多人感到好奇的。據我觀察，他是借助了以下三個辦法逐步成功東山再起的。

一，借助“反修”鬥爭重樹威望。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做了反斯大林報告後，毛澤東這個中國的“斯大林”就敏感地感到了某種威脅。當年，在他主持下曾以中共政治局名義發表過兩篇婉委表示不同意見的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荒謬地為斯大林辯護，認為斯大林功大於過，說斯大林“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對蘇共提出警告說：若因為斯大林犯了一些錯誤“就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理，把這個基本原理汙蔑為什麽‘斯大林主義’和‘教條主義’，那就會走上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離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道路。”當時全黨附和他的觀點，這就種下了後來“全黨反修”的禍根。此後，由於赫魯曉夫與美國關係越走越近，提倡“走議會道路”，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在一九六〇年四月以《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發表《列寧主義萬歲》一文，公開舉起“反修”的大旗。北戴河會議後劉少奇主政。他竭力修補中蘇關係，使原本劍拔弩張的中蘇關係得到緩和。但是，毛澤東卻在此時糾集了一批秀才發動中蘇論戰，發表了一係列大塊文章，不僅再次點燃“反修”鬥爭的大火，而且綁架了全黨跟著一起“反修”，把“反修”和階級鬥爭的氣氛搞得濃濃的。而毛澤東則通過這場反修鬥爭，儼然把自己打扮成了堅持馬列主義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帶頭人，從而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

二，他拉攏林彪，依靠林彪掌握軍隊，保證軍隊忠於他個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林彪在軍隊中推廣學習毛澤東著作，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毛澤東則也吹捧林彪，號召“全國學解放軍”。由於得到軍隊的支持，毛澤東不僅穩固了他在黨內的地位，也保證了文革的順利發動。

三，在一九六〇年的北戴河會議上，中央常委決定要毛澤東“完全休息”。他表麵答應但實際沒有休息。他以搞調查研究、討論人民公社體製為名，派調查組到全國各地調查，促成中央在一九六一年分別召開“三南會議”和“三北會議”，從而又成功地逐步參與到中央決策工作中來。到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振臂一呼：“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全黨震動，結果毛澤東又重回黨中央領導地位。

關於毛澤東重回黨中央領導地位，我曾看到過一個史料：即北戴河會議中央常委們決定讓毛澤東“完全休息”，原來還有一個方案是讓毛澤東當一個“名譽主席”，然後永久離開黨中央第一線領導崗位的。但是周恩來不同意，說“主席還是主席”，結果就留了一個讓毛澤東重回政壇的缺口。如果這個史料屬實，那麽毛澤東所以能東山再起周恩來是立了大功的。我以為了解這一點，對於我們理解後來周恩來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他始終是毛澤東最得力助手一事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釋。關於毛周之間的真實關係，我認為他們之間有合作也有分歧。總的是合作多過分歧。首先，若沒有周恩來的全力配合毛澤東要順利發動文革是不可能的。在對付劉少奇的鬥爭中，他們是完全合作的。而在後來的毛、林鬥爭中，周也是配合毛澤東的。

總之，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個人野心，就不會有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運動，也不會有後來的大饑荒。而沒有“大躍進”的失敗和大饑荒大規模餓死人，毛澤東不會在北戴河會議上被趕下台，也不會有“七千人大會”。而沒有了這些，大概率地也就不會有後來的“中蘇論戰”和“四清”及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一連串的事情是環環相扣，有著因果關係的。而所有這些運動給人民造成的苦難，又都與毛澤東的個人野心有關。

第二點：在毛澤東個人野心發展的過程中，與之相伴的則是中共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或者更正確地說，個人崇拜是毛澤東發展個人野心的工具。從上述的回憶中我們基本上可看出：一九五八年以前中共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還算有節製，因此歌頌毛澤東個人的歌曲雖有但不多。到了一九五八年，對毛的個人崇拜開始有升溫跡象。歌頌毛澤東的歌曲漸漸多起來，還出現了為毛澤東詩詞譜曲的歌曲。而這又是與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後的國內形勢，以及毛澤東開始在國際上挑戰蘇共權威的動作是吻合的。此後因為“大躍進”的失敗和大饑荒的發生，毛澤東的權力暫時受到限製。但從一九六三年起，這個個人崇拜的勢頭不但繼續而且上升越來越快，終於在文革時期達到最高潮。究其原因，與中共嚴密的輿論控製和保護毛澤東形象的措施得力有關。大饑荒發生時，廣大人民因為資訊缺乏，中共幫著毛澤東欺騙人民，說大饑荒是“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造成的，他們並不清楚饑荒發生的原因和毛澤東應負的責任。與此同時，中共發動對“蘇修”的大批判，在國內廣泛開展“反修”教育，以及軍隊推廣“學毛著”運動，這一係列措施都有助於提升毛澤東的個人威望。而“四清運動”的開展，嚴厲查處“四不清”幹部，又讓廣大人民對中共的不滿都轉嫁到了基層幹部身上，認為“皇帝好，不好的是下麵的貪官”。於是在這多種原因共同作用下，結果毛澤東的威望不降反升。而在這個“崇毛熱”不斷升溫的過程中，大量頌揚毛澤東歌曲的出現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或者我們還可以這樣來看問題：即從社會上出現頌揚毛澤東歌曲的多少，就可看出對毛個人崇拜的溫度有多高；而崇毛的溫度有多高，社會上的極左思潮就有多厲害；極左思潮有多厲害，人民的苦難也就有多深。

第三點：所以，造成毛澤東統治時期個人獨裁越來越嚴重，整個社會越來越左傾，極左思潮泛濫，尤其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越來越厲害，終於帶來文革這一場“浩劫”，說起來中共當然要負主要責任。但是，社會上所有那些為毛澤東、共產黨“歌功頌德”的人，包括哪些音樂家們，難道就沒有一點責任？在這裏我要特別說一說李劫夫這個人。

前麵提到過李劫夫，他是原沈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據《維基百科》介紹，他一九三七年五月去延安，三八年九月加入共產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抗日牌”“老革命”。在延安時期他就創作了好多抗日歌曲，其中《歌唱二小放牛郎》就是在這個時期創作的。“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林彪部隊九縱任文工團團長，有一首流行歌曲《革命人永遠是年輕》就是他創作的。一九五三年，李劫夫被任命為東北音樂專科學校校長。一九五八年東北音專改為沈陽音樂學院，李劫夫續任院長。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開始時李劫夫曾被列入右派名單，幸得省委宣傳部長保護才僥幸逃脫。李劫夫為什麽會被列入“右派”名單原因我不清楚，但從毛澤東這個“引蛇出洞”的“大戰略”看，若不是過去領導上對他有“右”的看法，則很可能是他對中共忠心了過頭，真的以為在幫黨“整風”，結果上當了。但不管是哪一種原因，從“反右”的整個過程看，它完全是一個預設的圈套，反映了執政黨言而無信、陰謀構陷人、毫無道德底線的本質。李劫夫遭此風波雖僥幸脫身，但應該從此對中共、對毛澤東的所謂“革命”有所了解，與之保持距離。然而他並不因此覺悟，反而更積極地投入對毛澤東的歌功頌德，在五八年一年中為毛澤東四首詩詞譜曲，成為最早為毛澤東詩詞譜曲並成績最突出的音樂家之一。由此我們可見李劫夫為人的一斑。按理，這樣赤膽忠心忠於毛澤東的人，應該得到中共的信任才是，但到了一九五九年，他又因為“業務第一，政治第二”的“錯誤”被沈陽市委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直到一九六二年因鄧小平主持“甄別”，將所有五九年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一風吹”，這才得以恢複正常人身份。遭此教訓，李劫夫仍不醒悟。他不顧“大躍進”引起全國大饑荒，全國餓殍遍地的事實，反而在六三年創作了《我們走在大路上》這首歌，吹捧毛澤東。由此可見，這李劫夫若不是個糊塗蟲，就是一個為名利甘心出賣靈魂的人了。一九六六年三月邢台發生地震，李劫夫到災區抗震第一線創作，根據洪源作的詞，又譜寫了《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首歌。文革開始以後，李劫夫大量創作毛澤東語錄歌。為毛澤東個人崇拜推波助瀾。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刊登十首毛澤東語錄歌，其中有八首是李劫夫譜曲的。也因為這個緣故，文革時期幾乎所有知名音樂家都遭到批判、審查，唯獨李劫夫受到江青保護，成為全國屈指可數的幾個“革命音樂家”之一，紅透半邊天。不過，投機太甚總有“押錯寶”的時候。到了“林彪事件”發生後，中共查出李劫夫曾替林彪的一首詩《壯誌堅信馬列》譜過曲。雖然這首詩、這首歌都沒有公開發表過，仍說他上了林彪“賊船”。於是他就難逃被整肅的命運了。一九七一年十月他被關進“學習班”隔離審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學習班”裏心髒病突發死去，終年六十三歲。此時離林彪“自我爆炸”已經五年多了，可對他的審查還沒有結束。李劫夫的心髒病究竟是原來就有的，還是被無休止的審查折磨出來的，無人知曉。但從李劫夫一生的經曆看，再一次應驗了法國革命家維爾涅說過的這句話：“革命會吞噬自己的兒女”。

平心而論，李劫夫和文革後自殺的於會詠一樣，都屬有才華的音樂家。於會詠是京劇《智取威虎山》中楊子榮“打虎上山”一段音樂的作曲者。這段音樂至今受到廣大聽眾喜愛。李劫夫一生作曲二千多首，其中不少歌曲在社會上也曾有過廣泛的影響。然而他們一個被整死，一個自殺，這樣的人生結局，未免讓人感到惋惜。而再聯想到文革初期和文革前曆次運動被整的音樂家如賀綠汀、馬思聰等，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專家”、“大師”們，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都曾想積極靠攏中共，並按照中共的要求改造自己，創作作品，為所謂的“革命”貢獻自己的才華。他們之中有人也曾風光過一時，但鮮少有好下場。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投身的所謂“革命”，其實是一架“絞肉機”而已。進了這架機器，不是去絞別人的“肉”，就是自己被絞。我曾看到過兩張照片，一張是中共曆史學家翦伯讚、吳晗、還有被稱為“文藝沙皇”的周揚，和毛澤東在一起交談的照片。站在照片中央的翦伯讚敞開上衣衣襟，正在開懷大笑，一副春風得意、意氣風發的樣子。還有一張是吳晗站在臨時搭建的、在批鬥大會上常見的那種高台上，正在氣勢洶洶、義憤填膺地發言，大約是在批判什麽人。看到這兩張照片我很感慨，我不清楚這兩張照片是在什麽時候拍的，但我知道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吳晗是著名的“左派”，還知道在文革以前的曆次政治運動中，吳晗，以及翦伯讚、周揚都曾整過不少人。我想信他們在拍這兩張照片時，肯定都沒有想到過有朝一日他們也會被人批鬥，甚至被鬥得命也沒有（吳晗文革中被捕死於獄中，翦伯讚自殺）。至於李劫夫過去有沒有整過人我不清楚，但昧著良心去歌頌一個獨裁者，為虎作倀，最後落此下場似乎也不意外。

古人說“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中共一統江山，生活在大陸的人無論有怎樣的本領，絕大多數人的出路自然要向中共求取。因此生活在大陸的音樂家和所有藝術家、專家、學者們一樣，為中共政權服務也是可以諒解的。但除此之外，我認為人還是要有一定的道德底線的，是非罪惡也是有客觀標準的。為求個人功名，跌穿道德底線，混淆是非罪惡標準，美化妖魔，為虎作倀，終究是不行的。 周揚經過文革終於有所覺悟了。他後來幾次誠懇地向過去受到過他迫害的人道歉，據說也得到了人們的原諒。俗語說“人孰無過？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然而，我以為人若能一開始便堅守普世公認的價值觀、道德觀，堅拒名利權勢的誘惑，不做周揚，不做李劫夫，更不做吳晗、翦伯讚，及早遠離“妖魔”、遠離所謂的“革命”，豈非更好！或有人問“什麽是普世公認的價值觀、道德觀？我分不清。”那麽我有一個簡單易行的辦法教你，那就是牢記孔夫子說的一句話：“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照著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