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ris 是這次考察的重點。事實上，和Harris 合作基本上是板上釘釘的事。因為作為用戶的軍方已經對其產品表示認可，相應的國標軍標的製定也是參照了這個係列。來此考察不過就是為後期的引進做個準備，捎帶看看是否還能榨出點兒別的的油水。
Harris 的銷售經理John Galan 是個熟人。他在此前多次到過中國。有關事情在中國時就已經和他談過，所以在Harris 的活動都是經他的手安排。雙方的大組會談其實就是走個形式，商量一些下一步生產培訓的細節。我真正關心的是另外一個談話是否能夠安排。
事情的起因在於產品所涉及的技術本身。
這次引進的產品是一個百瓦功率等級的短波電台。它所使用的技術相對於以往的軍用短波通信設備有了堪稱革命性的升級。
短波通信應該是曆史最為悠久，應用最為廣泛的無線通信方式。相對於有線通信要依賴於電線，電纜，極易於遭到破壞，一部數十瓦的短波電台，就可以在方圓數十公裏，甚至數百公裏的範圍內實現通信。在早期因為電磁信號稀少，空中很安靜，一部小電台就可以和很遠的對方聯係。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說的故事，一部隱藏在上海小閣樓裏的電台，功率充其量十幾瓦，但卻可以和上千公裏外的延安聯係，就是這個原因。但現代社會，電磁環境越來越惡劣，小功率的電台信號輕易地就會被淹沒，根本傳不遠。為了實現遠距離通信，一個簡單粗暴的辦法就是加大發射功率，類似於在人群中誰的嗓門大就聽誰的。但是如果大家都這麽做，結果會更差，還是誰也聽不見。
短波通信有兩大天生的弱點：可靠性差。短波信號傳輸要靠電離層反射。電離層日夜變化，導致對同一地點，不同時間會有不同的通信效果。保密性差。早期的短波通信方式主要是靠莫爾斯電碼，手敲手抄。一份長報文要發很長時間，很容易被盯上。而且電台信號往往因為發報人的性格，情緒和習慣等因素帶有明顯的特征，時間長了很容易辨認。有時僅僅因為某個電台信號的出現，不需破譯電文，就可以推斷出對方的動向。這些弱點對軍用通信而言是致命的。所以在六七十年代，國外因為衛星通信的發展，短波通信已經慢慢地被邊緣化了。
到了八十年代，事情有了轉機。美國總統裏根在此期間開始推行“星球大戰“計劃，主要依靠的通信線路是衛星。然而戰爭推演和演習的結果卻發現，在主要對手有核能力的情況下，衛星通信顯得非常脆弱。因為它要依靠大量的衛星和地麵站，其中任何一點被摧毀，通信就無法保證。相比之下，短波通信所要求的環境要簡單的多。於是，在沉寂多年之後，短波通信重新被軍方列為發展的重點。此後這段時間被稱為是短波通信的“第二個春天”。
因為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短波通信性能的提高不再簡單地依靠增加功率這種高舉高打的做法，而采取了“取巧”的方針。電離層反射會影響通信質量，通信雙方就實時對多個通信頻率進行測試，選出效果最好的頻率用，即所謂“自適應”。為了避免在一個頻率上通信會被跟蹤，就在預先設定的多個頻率上跳來跳去，讓你跟不上。就像是一個間諜，傳一份文件，在一個固定地點，一旦被抓住就全軍覆沒。如果把文件撕成很多碎片，按事先約定的次序放在若幹地點，那麽接受方隻要按次序拿回來就可以拚成一個完整的文件。即使丟失了其中的幾個，也可以根據前後內容恢複出來。這樣給對方的跟蹤就造成了困難。這就是“跳頻”的概念。
但是，這些概念說著容易，要在短波領域裏實現有著特定的困難。短波頻段的信道窄，決定了它的信息容量有限，這與為了加密而提高跳頻次數的要求形成天然矛盾。跳得太快，還沒來得及建立聯係就要分手，什麽也傳不了。跳得太慢，又容易被盯上。實為兩難。
當時Harris公司開發生產的短波自適應跳頻電台已經成為美軍現役裝備。而跳頻技術是被嚴禁出口的。我們能買到的隻能是僅帶有自適應功能的民用電台，所以關鍵的跳頻功能隻能靠自己了。國內搞短波通信也已有很長的時間，廠方軍方對其中的關鍵問題都很清楚。對這種新概念的技術也容易理解，但如何實現卻是不得要領。就連如何確定類似“跳頻次數”這樣的技術指標都不知如何下手。因為它不僅是個算法問題，還涉及到對器件和係統的要求高到什麽程度的問題。反之，如果能了解這個指標的取舍原則，對器件性能要求，和各分係統指標如何分配就有了基本的判斷。而我們當時迫切希望了解的就是這個。
在我們這次訪問之前，國內軍方已經和Harris 的有關專家有過接觸。Harris公司有一個技術專家，是巴基斯坦人（當然早已經入美籍了），他是公司這套產品的技術領軍人物。他此前曾經幾次被國內軍方邀請來華訪問。軍方正是通過他了解到了美軍已經裝備的這套新係統的性能特點。當然這些都發生在六四之前，都還屬於正常交流的範疇，並不犯忌。六四之後，美國的製裁措施生效，這位專家就被禁止再來中國，也就沒法再進行任何交流活動。而我們這次來訪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見到他。
我們此行一起來的軍方代表，xx所的老Y， 和這位專家在中國時就認識。所以我們到了Harris之後，馬上通過 John Galan 向公司提出，要見見“老朋友”，因為我們帶來了國內朋友們的“問候”。其實美國人何嚐又不知道我們打得是什麽注意。他們清楚地知道那位專家在中國時見的都是什麽人，也清楚地了解為什麽我們會如此急切地要見他。然而在當時的形勢下，他們對此要求並沒有馬上答複，隻是回答要“請示”。
現在說起來，美國人不斷指責中國人盜竊他們的知識產權，而我們過去以往的行為也的確可以劃進這個圈子。但我看真正的原因不是這種行為，而是他們認為有這種行為的人不再是朋友了。而在當時，我們基本上還是被當作“朋友”對待的。我們到了公司後，主人寒暄之後，就有些難為情地表示，因為他們公司的性質，政府有關部門對他們有特別的關照，有專門人員駐在公司裏監督各項活動。按照要求，我們到公司後，在公司辦公樓範圍內不能單獨活動，即便是上廁所，也要有人跟著才行。對此我們一開始感到很不快，說這不是拿我們當犯人了嗎？但是公司方麵則把這一切一股腦都推給了官方，說是我們並非願意這樣，實在是政府的要求，我們不得已而已。也希望我們不要讓他們為難。因為如果真的被發現有違規的行為，公司的麻煩就大了。這樣一來，我們也就不好再說什麽。不過，團裏的幾位爺也不是省油的燈。既然上廁所要有人跟著，那我就多去幾趟。而且還不一起去，這個剛回來，另一個又要去，讓那兩個陪同的哥們不得安生。
在團裏的幾位爺你來我往地去廁所之際，老Y和我商量，這次來指望和那個巴基斯坦人有深度的交流恐怕希望不大，我們得把我們關心的幾個問題匯總一下，爭取用最短的時間能得到些結果，以免浪費了這次機會。其實，幾個關鍵問題已經困擾我們很久，如果現在有機會，我馬上就可以脫口而出，完全不用準備。
果然，到了第二天，John Galan 通知我們，可以安排見一下那位專家，但他因為最近很忙，不能占用太多的時間，隻能抽出半個小時。事已至此，我們也沒法矯情他到底是真忙還是推脫，隻能答應先見了再說。
會見安排在單獨的一間小會議室。隻有老Y和我去了。那個巴基斯坦人個子不高，深棕色的皮膚，嘴邊一圈花白的胡子，一個典型的南亞人的相貌。他和老Y早就認識，見麵並不陌生，顯得客氣而又坦然。他顯然知道我們要會麵的目的，一坐下就直接了當：我已經被告知，不能談任何有關xxxx 係列產品的話題。老Y說，我們知道你很忙，不想占用你太多時間，我們也了解你們現在對一些事情的限製，所以不會讓你為難，我們隻想談談對有關技術問題的一些看法。我們說，你隻需要聽，不用討論，隻要表示 “同意” 或 “不同意” 就行。他點了點頭。於是，我們將已經歸納好的幾個問題列了出來，並說了我們認為的答案。特別指出了幾處我們認為是關鍵的地方以及對其的理解。意圖當然是希望用這種方式來試探他的反應，驗證一下對錯。專家很平靜地聽著，對幾個問題他幾乎是不加思索地就點頭表示 “同意” 。但也的確有幾個地方，雖然同意，似乎也遲疑了一下。不知是因為覺得一直這樣被動有些過於拘謹，還是覺得以這種方式麵對“老朋友”的請教有些過意不去，他到底還是麵對其中一個問題的回答多說了幾句：“我覺得不一定如此，也許可以 。。。”。
談話的過程中，我也一直注意觀察他，想看出他是真的把這些問題都過了一遍腦子，還是僅僅在敷衍。看得出這是個搞技術的人，對相關的技術問題的反應出自他的本能，並沒有當官僚的那些人的“花式語言“，應該是值得相信的。
中美雙方在八十年代關係很是熱絡，各種交流很多，軍方之間也是如此。即使到了六四之後開始了製裁，有關廠家也是馬馬虎虎地對付事兒。美國政府其實也就是做做姿態。在當時，雖然美國人不再像八十年代時那樣幾乎是毫無顧忌，但防範的方式基本上還是形式大於內容。說句不太中聽的話，那時我們是在專心致誌地“偷”，而美國人卻是在三心二意地“防”。隻要事情不是做的太難看，都是在睜眼閉眼之間。
時間過得很快，不久John Galan 從外麵推開門，笑嘻嘻的站在門口，意思我們當然都明白：時間到了。專家站起身客氣地和我倆握手道別，一起合了影，轉身離去。我和老Y都鬆了口氣，因為我們最想談的事都談了，也基本得到了我們想要的東西。
多年後，我好像在什麽電影中看到了這樣的情節：兩個律師來監獄會見犯人。兩個人對著那個犯人滔滔不絕地說著什麽，其中一個還激動地拉著犯人的手好像是在勸說。而犯人則是冷冷地聽著，默不作聲。稍後，獄警進來了，麵無表情地說一句：到時間了！於是，犯人站起身，轉身離開，全然不顧身後麵的人說著喊著什麽 。待一切都平靜後，一個人慢慢地展開手掌，裏麵是一個不知什麽時候被塞進來的紙卷，上麵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字。紙卷被偷偷地放進口袋，兩個人默默地離開，直至出了大門，才相視而笑 。。。對這樣的場景，我總覺得好像似曾相識。現在說起來，也許就是來自那次會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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