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生是個四川男娃，拖著鼻涕，常常習慣性抬起手臂用衣袖抹一把鼻涕。他眼睛很大，嘴也很大，經常咧開嘴笑，露出一口白牙和猩紅牙肉。黨生一望名字便知道是七月一日黨的生日出生的，不過那名字太過直白，搞得好像是黨媽而非他媽生的娃兒。他後來又有個小好幾歲的弟弟，叫群生，一個是黨的兒子，一個是群眾的兒子，大概是那意思吧。
黨生的媽長相端正，麵容姣好。那年代大家穿著千篇一律，都很土，服裝臃腫無形，色澤灰暗，黨生媽在一群穿著樸實無華的女人堆裏立刻就會成為矚目焦點。她是個高個，正好也姓高。說話語氣平和，有條不紊，似乎帶有一點點四川口音。黨生爸是個軍人，部隊在外地，黨生就和他媽母子倆在上海。
那時黨生和我弟在小學同班，兩人經常一起玩耍，便也與我認得。黨生那時住在另一宿舍，與大操場邊上的中灶家屬食堂近在咫尺，黨生經常在那食堂裏吃飯，我們也常去那裏買熟菜和饅頭，時常碰到。有一回碰到黨生媽和黨生，黨生給他媽介紹我們兄弟，他媽很熱情的與我們兄弟攀談，問這問那，感覺很誠懇很親切，並不像一般大人那樣對小孩子敷衍了事。
後來有一次，黨生媽要去崇明還是哪裏的“五七”幹校勞動一陣，黨生一個人在上海，不放心，就叫我們兄弟倆住到他們家陪伴黨生，拿出許多飯票菜票，讓我們去中灶食堂買飯吃。我們去黨生家，看到他家桌子的台板玻璃下壓著許多相片，有一張黨生媽年輕時當女兵的黑白相片是放大了的，穿著如同電影《英雄兒女》裏誌願軍女戰士王芳穿著的那種軍服，腰間束一根寬皮帶，英姿颯爽很好看。我弟弟在黨生家住了兩三天後，不習慣，住回家去了。我也想走，但我一走，黨生就變一個人了，答應了黨生媽要陪伴他的，隻好硬著頭皮繼續住在他家，直到黨生媽回來。黨生媽回來後春風滿麵道謝再三，說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但心裏卻是挺高興的。
黨生家後來搬到我們同一個宿舍的A區，我們家在B區，近在咫尺。放學後，黨生與我們在宿舍院子裏瘋玩廝混。分幫捉人，打泥巴仗，打彈弓等等。黨生媽與我父母也變得熟稔。黨生媽那時在F大學某係圖書館做管理員，近水樓台先得月，可以看到許多“禁書”。有一回，她利用周末將圖書館裏的《基度山恩仇記》（後來譯作《基督山伯爵》）悄悄帶出，借給父親看，到周一再悄悄還回圖書館。這樣連續幾周分別將數冊《恩仇記》移出移進圖書館，悄悄拿給父親閱讀。父親在那幾個周末裏，整日心無旁騖什麽事情都不幹，專心致誌埋首於《基督山》，一邊閱讀還一邊做筆記，密密麻麻在信紙上寫了一厚摞。晚上在被子裏還打著手電挑燈夜戰，幾個星期後終於完成了《基督山》的閱讀工程。之後一段時間，給我們講述《基督山》的故事，聽得我們如癡如醉欲罷不能。
黨生爸爸很少出現在他家，後來偶爾來探親，看到過。一個不苟言笑的軍人，一口四川話。後來過了一段時間，黨生媽大肚子，生了個弟弟叫群生。群生是個兔唇，上嘴唇一道裂縫通到鼻孔。稍大後，說話漏風。黨生媽給他小兒子做了修補手術，將豁開的口子縫補起來，使得說話不再漏風。但修補的痕跡依然很明顯，半邊鼻子有些塌陷。黨生媽生群生那段時間老家來了個婆婆照顧她，帶了一個小小女娃，黨生跟我們一起玩耍時，小女娃跟在後麵吵吵著要一起玩，那個婆婆跟在小女孩後麵追趕不疊。有一回我們幾個對著房子牆壁尿尿，比試誰尿得更高，在牆上留下濕跡。那個小女娃也跟過來與我們站成一排，要扯開尿布站著尿尿，跟在後麵的婆婆三腳兩步連忙趕上前來拽住她，嘴裏說著：要不得，要不得，他們是男娃，你是個女娃。啷個站到起尿尿嘞。女娃一麵拚命掙脫，一麵大聲哭嚷，等她掙脫出來，我們已經比試完畢，牆上留下幾片高低不同小山包形狀的濕跡，小女娃後來者當仁不讓，硬要站在牆邊如法炮製尿尿，婆婆無奈，隻好給她解開尿布讓她站著尿，浪花飛濺卻尿不到牆上，腳下濕了一片，褲腿也都濕了。
黨生媽後來有一次突然出了男女問題，人們說她“搞腐化”。“搞腐化”是那年代婚外情的專門用語。那次出事後，大人們議論紛紛，我們家的左鄰右舍在燒飯間裏也說三道四。據說是黨生媽帶了個男人回家，熄燈了那男人也不出來。守候在外麵監看的幾個好事者就衝去敲門。裏麵慌慌張張磨蹭良久開了門，那男的躲在壁櫥裏很容易就被揪了出來。黨生媽百口莫辯，就坐實了“搞腐化”。再後來，有傳言說那個群生也不是黨生爸的種。此事出了不很久，黨生爸來上海將黨生帶走了。不久，聽說黨生爸是和黨生媽離了婚，黨生跟他爸去了四川。後來有段時間看見黨生媽帶著小兒子群生在宿舍裏進去，有些灰頭土臉，有時身後還跟著一個中年微胖的灰衣男子。聽說是她的再婚丈夫，也不知是否就是那個躲在壁櫥裏的男人。再後來，黨生媽也離開了F大學和上海，臨走前來與我父母告別，說她也要回四川了，工作也已在四川聯係好了。那以後黨生和黨生媽就都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音訊杳無。如今幾十年過去了，天上人間不知他們身在何方。（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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