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初，為躲避“九七”大限，我冒著當黑市居民之險，舉家從香港“旅遊”來了美國。當時正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事件”之後，很多人從電視直播和報刊中目睹中共出動軍隊、坦克鎮壓學生和市民的真相，對香港回歸沒有信心，紛紛用腳“投票”離開了這個曾經的“東方明珠”。很感謝美國政府的人道關懷，國會通過了“六四”特赦法案。因我們是大陸出生屬於特赦範圍，不久也拿到了綠卡。但語言不通，又無可在美國社會實用的一技之長，為生計，我先後做過餐館打雜、毛衣廠燙工等工作。這些工作既辛苦，時間又長，且環境沉悶，一時之間看不到前途在哪裏，心中一片茫然。好在工作都是獨立進行的，不用太打擾別人，為了排遣內心的悶鬱，我有時會一邊工作一邊很輕聲地哼一些過去會唱的歌曲，也算是苦中作樂、藉以打發時間吧。 剛開始，我是想到哪首歌就哼那首。一次我有意識地按歌曲流行的時序來哼，從我最早會唱的歌哼起，一直哼到離開大陸，甚至香港的一些粵語歌。這樣就不僅是哼歌，同時也成了一種回憶。以後我就常常這樣做，且不斷添加新想起來的歌曲。而每當我哼到一首歌時，那首歌流行時代的情景也會油然浮現在眼前。這樣由頭哼到尾，就恍如將共和國的曆史重新檢視了一遍。思前想後，感觸良多。其中有幾首歌在我生命曆程中還具有特殊的地位。它們與我當時特殊的經曆有著緊密的聯係。因此每當我哼它們時，心中就會泛起一種異樣的感覺，其中的甜酸苦辣，也唯有自己知道。這些歌曾伴隨我成長，融入了我的生命。它們不但反映了某一年代的特征，也記錄了我人生的足跡。
一
我在虛歲五六歲的時候就已會唱好幾首歌。這倒不是我有什麽唱歌天才，實在那個時代可稱是中國曆史上歌曲最大眾化的年代，聽得多了，不會唱的也會唱，即使唱不全，也能哼幾句。那是一九五〇年代的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久，張愛玲曾戲稱這個新生的政權是“秧歌王朝”，可見唱歌的普及非同一般。可以說，當時中共宣傳任何政治任務，都是以歌曲來開路的。正是這樣鋪天蓋地、密集的歌曲宣傳攻勢，才使我這個才五六歲的小孩也學會了不少歌。也正因為歌曲被賦予了政治宣傳的任務，這些歌都帶有非常鮮明的時代特征。例如當時有一首歌頌新中國成立的歌《歌唱祖國》，到處傳唱。這大概也是我最早學會唱的歌曲之一。我對這首歌十分喜愛，猶記得第一段歌詞是：“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麽響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越過高山，越過平原，跨過奔騰的黃河長江；寬廣美麗的土地，是我們親愛的家鄉。英雄的人民站起來了，我們團結友愛堅強如鋼。” 那首歌充分地表達了廣大人民對祖國的熱愛和對新中國的祈望。當歌聲從無線電喇叭或鎮上電線杆上的高音喇叭中播放出來時，那雄壯豪邁的歌聲雖已過了一個甲子，但隻要一想起來就仿佛仍在耳邊迴響。那時侯我家有一個五燈收音機，父親常用它來聽新聞、聽評彈。我所居住的小鎮上當時還沒有廣播站，有線廣播站是一九五八年開始設立的，但那個年代政治運動多，每當上級政府有什麽重大的政治宣傳任務，或者鎮上要開大會，就會臨時用擴音機拖一根電線，沿街在電燈杆上裝幾隻高音喇叭，對全鎮廣播。這首歌我就是從喇叭裏學會的。
記憶中我最早學會的歌中還有一首叫《解放區的天》。這是為配合新政權建立而作宣傳的流行歌，其歌詞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呀，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呀呼嗨嗨依個呀嗨 …… ”這是一首典型的秧歌歌，其節奏與秧歌的舞步合拍。那時街上經常有遊行隊伍，裏邊總有一隊跳秧歌的年輕女子。跳舞的人兩人一橫排，腰裏用紅綢帶係一個紅漆的小腰鼓，兩根棒棰尾部也各係了一條紅綢帶飄著，進兩步，退一步地邊跳邊唱，唱的就是那首歌。我們小孩子多數就站在自己家門口看熱鬧，看了幾次，也就會唱了。
那時，我們小孩唱這些歌並不真的明白這些歌的意義。但後來慢慢長大了，我就開始有點懷疑當時的那些大人，他們是否也真的相信“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雖然從好幾幅拍攝於當時的照片看，那些跳舞的女子和舉著紅旗遊行的人們，他們臉上的笑容那麽燦爛、純真，我相信他們那時侯確實是這樣認為的。但後來的事實表明，我們都上當了。中共建政以後政治運動就一個接一個不停，整了一批人又整一批人。搞運動成了執政者震懾人民的法寶。用毛澤東後來的一句話表達，就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那些手握整人大權的人越來越專橫，越來越聽不得人民的批評。權力不受約束，於是貪汙腐化泛濫。以致現在的中國大陸竟然出現這樣的民輿：說如果將中共所有幹部排了隊統統槍斃，中間或許有人是冤枉的；但如果一個隔一個槍斃，肯定有不少漏網的。貪官汙吏這樣多，社會政治環境這樣醜惡，試問這個“天”還會是“明朗的天”嗎？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前夕，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在與毛澤東交談時委婉提醒毛，說貴黨將來若執政，如何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曆史規律。毛信心十足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律，這條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不能不說當時毛澤東這個回答是對的。但是，從其後來的所作所為看，他是食言了。從現在中共已將“維穩”、即防控人民造反作為執政最大的挑戰和任務這一點看，他們自己也清楚，他們這個政權猶如坐在火山口上，不知火山何時會爆發；也如一葉扁舟飄蕩於波濤洶湧的大海之上，不知何時一個巨浪拍來，瞬間就會令他們粉身碎骨。由此看來，中共非但沒有跳出黃炎培說的這個曆史規律，而且同過去的朝代相比，或許還是短命的。昔賈誼作《過秦論》分析貌似強大的秦皇朝何以二世而滅，結論是“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我以為這個結論用在中共政權身上也適合，需要增加的一條是“以倡議民主、欺騙人民起家，而不給人民民主也！”
毛澤東沒有執政時就知道民主是好東西，當初他們號召人民推翻國民黨的理由之一就是國民黨不民主。為什麽他們自己執政後也與國民黨一樣，甚至比國民黨更獨裁呢？我想這裏麵肯定有一種或幾種“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比人們表麵看到的更深刻的規律在起著作用。而在這些更深刻的規律中，我認為有一條就是人性。人們常說某個國家現在由某某黨在執政，我卻認為與其說是一個政黨在執政，不如說是一群人在執政。而既然是人，就受人性的製約。人性有各種弱點和弊病，其中最大的弱點就是私欲。對於這一點，中共其實也是認識到的，所以他們提倡“大公無私”，要人們“鬥私批修”。但是，由於他們不承認有普遍的人性而隻承認階級性，同時他們把自己排除在普通人之外，自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是“徹底地為人民服務”的。於是他們總是以“革命者”自居，總是想去革別人的命，而很少想到也需要革自己的命。因而他們執政之後不是在製度上設法防堵人性中的私欲泛濫，尤其針對執政者如何避免他們以權謀私，以私妨公，不迷信自己的“自療”功力，虛心學習世界各先進國已有的經驗，通過分散權力、充分發揚民主、開放輿論接受輿論監督、政府官員由人民任免、建立問責製度等方法來相互監督和約製，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所謂的“階級鬥爭”來實行專製統治，以“輿論一律”來禁絕來自人民的批評聲。其結果必然是掌權者得不到有效監督和製約，從而私欲泛濫，權貴橫行，公義不申，冤獄遍地，社會迅速走上對抗和亡敗之路。看現在的中共，維穩經費超過國防經費，顯然他們是將人民當成了他們主要的敵人了。於是整個社會再也不是當初那種旭日初升、朝氣蓬勃的興旺景象，而是一副“忽喇喇大廈將傾”，“昏慘慘黃泉路近”的末世情懷。回首前塵，能不令人浩然興歎！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十月，中國人民誌願軍正式入朝參戰。“抗美援朝”的歌曲如“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以及“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開紅花，中朝人民力量大，打敗了美國兵啊” 就大流行起來。當時還有一首歌 “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打敗了日本狗強盜，消滅了蔣匪軍”，也很流行。這首歌可能是從解放戰爭流傳下來的。那時“解放戰爭”剛結束，“抗美援朝”戰爭就接上了。在政府的號召下，我們鎮上還有周圍鄉下有不少人參軍去了朝鮮。出發前，他們集中在我家附近一家叫“袁同濟”中藥店的後麵，那裏有一個很大的院子，院子後麵是一座有著高高圍牆的大宅院，估計以前是哪個大地主的。那些誌願軍就住在裏邊。每天清晨，有一個解放軍軍人站在“袁同濟”門前的大石橋上——我們叫它“聖堂橋”——“滴滴嗒嗒”地吹小號。淒厲的號聲穿透冬天凜冽的空氣傳得很遠。白天，“袁同濟”藥店門口經常有一大群穿土黃色誌願軍條紋棉軍衣的人，胸前掛一朵大紅花，在那裏進進出出，幾乎熱鬧了整個冬天。數年後停戰了，誌願軍陸續歸國。歸來的人作為複員軍人都由政府安排了工作。我認識的就有好幾個。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好幾個都是地主家庭出身，說明當時參加誌願軍對家庭成分要求還不嚴格。有少數立功的則留在部隊當了官。其中有一個是我同學的姐夫，家裏原是開水糕店的，沒參軍前我也見過，就是在朝鮮立了功，後來在軍隊中做了很大的官。據說退休時在中共上海市委還掛了個委員的頭銜。至於當年從我們這兒出去的人中有沒有戰死在朝鮮的，或被俘沒有歸國的，這我就不清楚了。
當時，中共在“抗美援朝”問題上撒了好多謊。比如中共為欺騙人民支持“抗美援朝”，一直說是因為南朝鮮李承晚匪幫和美帝國主義侵略了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並想進一步侵略中國，中國才出兵“抗美援朝”的。中共對中國老百姓特別是農民則說：美帝國主義者侵略朝鮮，是將朝鮮作跳板，最終目的是要打到中國來，讓蔣介石捲土重來。而一旦蔣介石回來，你們剛分到手的土地就會被地主收回去。所以，你想保你的土地，保你的家，就要參加誌願軍，隻有到朝鮮去打敗了美帝國主義，蔣介石就回不來了。那時候很多人相信這樣的宣傳。若幹年後，我才開始懷疑“保家衛國”這個說法。因為假若美國真要幫國民黨打回大陸，東南沿海什麽地方不好登陸，不好打，非要繞道朝鮮再從東北往南打？這不是“城頭上出棺材——兜遠路”嗎！數年前，我在一份有關中共黨史的雜誌上看到一篇資料證實我的懷疑是對的。這篇資料揭露：一九七〇年十月，北朝鮮首相金日成訪華。毛澤東在接見他時談到了當年“抗美援朝”動員人參加誌願軍一事，毛對金說：我們“把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叫‘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你如果不提‘保家衛國’，他不讚成啊，他說，隻為了朝鮮人，不為中國人還行啊？所以我說是為了保家衛國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衛國，要到那個地方去保，那個地方去衛。”當時，北方老解放區土地改革已經完成幾年，新解放區土改也大多已完成，南方土改正在進行。許多過去無地的農民剛分到土地不久，或正要分到土地，都歡喜得不得了，正指望著它從此過上好日子，甚至發家致富呢！所以，毛澤東是看準了農民的心理，才提出了“保家衛國”口號的。這樣，動員人參軍就容易了。
中共還一直說“抗美援朝”誌願軍打了勝仗。那時我們也都相信。及至多年後我去了香港看到有關書籍，才知道事實並非如此。戰爭基本是打了個平手，但誌願軍傷亡慘重。中共說是死了十八萬。可西方國家統計遠不止此數。前蘇聯的統計更多，說中國誌願軍死亡了一百萬。二〇〇九年中共總理溫家寶訪問朝鮮時去誌願軍烈士陵園吊唁，曾這樣說：“安息吧！幾十萬英靈！”幾十萬和十八萬，那是差了幾倍的。我想溫家寶身為中共的總理，總不會胡說八道去“滅自己威風”的吧？而不管死了多少，這些人死得值得嗎？“美帝國主義”沒有打中國，他們是為了金日成的野心而死在異國他鄉的。這些死亡的人，除了部分是戰死的，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凍死病死的。當年，有些誌願軍部隊沒有冬衣就被派到冰天雪地、正是隆冬零下幾十度的朝鮮去作戰，結果一下子就凍死凍傷了好幾萬人。光是長津湖一役，第九兵團戰鬥傷亡一萬九千二百多，凍死凍傷竟達二萬九千多，總計傷亡近五萬，超過實際參戰人數一半以上。這些誌願軍部隊其中有不少原來是國民黨軍隊，是在解放戰爭中投誠中共的。因此也有人懷疑中共將這些缺乏必要裝備的原國民黨部隊派去朝鮮戰場，意在借刀殺人。也因此停戰後有不少誌願軍戰俘——其中大部分是原國民黨軍——選擇去了台灣。
因為抗美援朝，中共不得不暫停正在籌備的攻打台灣的計劃；也因為中共出兵朝鮮打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美國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從此以後幾十年來中共軍隊都無法越台灣海峽一步，使“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空喊了幾十年至今還毫無結果。還有，因為“抗美援朝”，中共欠了蘇聯大筆的債務。當年，我曾聽到民間有個傳說，說“抗美援朝”中蘇兩國幫金日成打南朝鮮“統一祖國”，是為了盡“國際主義義務”，中蘇兩說好了是中國出兵，蘇聯出武器。所以我們一直以為誌願軍使用的武器彈藥都是蘇聯無償供給的。這個謊言直到十年後才被中共自己戳穿。六十年代初中共為了解釋大饑荒發生原因，說是由“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造成的。而中共欠“蘇修”的債，其中就包括了“抗美援朝”時蘇聯提供給中共軍隊的槍支彈藥和各種裝備的費用。
當時，中共為了籌集朝鮮戰爭的經費，發動全民“捐獻飛機大炮”。那時地主、富農打倒了，社會上比較有錢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因此捐錢主要是讓各私營工商業者捐錢。其次是各機關、學校、工廠等有工資收入的人捐錢，拿不出現金的，在以後的工資裏扣。還有一種方式是街頭募捐，我見過很多次。街頭募捐的七、八個人一組，最前麵兩個人撐一個紅布橫額，上麵寫“抗美援朝募捐”之類的大字，隨後一左一右兩個人提一隻栲栳或籮筐走在中間，再後麵是幾個敲鑼打鼓的。他們一路前行一路向路人和商家要求捐錢。街頭募捐得來的數額可能不太大，因幾次募捐隊伍從我家門前經過，我見籮筐底部的錢不多，且多是些麵額壹佰元、貳百元、伍百元（舊幣，等於一九五五年幣製改革後的一分、貳分、伍分）的分錢，角錢很少，還不及隔壁“聖堂”節日裏燒香客捐的香油錢多。這當然是我的誤會。其實政府靠“捐獻”籌得的錢總數還是很龐大的。據有關統計資料：截止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國捐獻的金錢，達到人民幣五億四千七百萬元（新幣。舊幣五萬四千七百億元）。用這筆錢可以購買飛機三千七百一十架。這些錢大部分是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一些大、中資本家拿出來的，大約占了捐款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不過光這筆錢還不能解決戰爭帶來的財政赤字，於是毛澤東在高崗、薄一波等人的“啟發”下，以資本家“偷稅”、“漏稅”為理由，搞了個“三反”“五反”運動，在全國工商界頭上狠狠地敲詐了一筆“退稅”、“罰款”。據《陳雲傳》，其總數達到三十六億元人民幣（新幣）。這才解決了因朝鮮戰爭軍費大量激增引起的嚴重財政赤字問題。
那麽，毛澤東這麽熱心幫助朝鮮金日成，是真的基於共產主義國際義務嗎？據我看，可能並非如此。毛澤東其實是想借此機會插手朝鮮事務，並借援朝抗美的機會控製朝鮮，讓朝鮮像過去曆史上曾經的那樣，成為“中華帝國”的附屬國。對於毛澤東的這個野心金日成也是覺察的。所以朝鮮戰爭尚未結束，金日成就迫不及待地開始全麵清除勞動黨和軍隊中親華的勢力，甚至一度將誌願軍烈士陵園也毀掉。不過關於這個問題說來話長，以後有機會我將在另外的文章中詳細討論。
在“抗美援朝”時期還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大約是在一九五二年時候吧，政府突然大力宣傳要民眾防止美帝的“細菌戰”，說美帝國主義派飛機飛到中國來，投下細菌炸彈，散布細菌。我見到政府張貼在街頭牆上的宣傳畫，畫了一個開裂了的炸彈，裏麵飛出許多蒼蠅、蚊子，還有好多跳蚤和老鼠。圖中還有一張小圓圖，裏邊是一條條羅絲狀的細菌。一天上級政府派來幾個穿白大褂的醫生來我們鎮上，說是檢查有沒有美帝投下的細菌。那天已記不得是不是星期天，反正我沒上學，因此聽到消息就趕去看熱鬧。當走到鎮最東邊那座惠世義學橋的橋堍下，這幾個醫生在河邊石駁岸石縫的一棵草上發現一種白色的東西，於是小心地用鑷子采下來放到一個小瓶子裏，說要帶回去化驗。雖然當時我就知道這白色的東西不過是一種蚜蟲吐的絲，在秋冬季節的田野裏很常見，但仍相信抗美援朝期間曾經發生過“細菌戰”。直到前幾年，我才知道了這個所謂的“細菌戰”根本是“子虛烏有”。現在大陸出版的比較嚴肅的史書，對此已閉口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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