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豐《農村十年》序
一段漫長的歲月，一條坎坷的道路。
我麵前的這部書稿寫的就是這段歲月的一個側麵、這條道路上的一個身影：一位知青的十年插隊生涯。作者夏建豐文筆質樸流暢，態度平和寧靜，不雕飾，不濫情。跟我讀過的其他同類作品比，此作大異其趣，無以名之，隻好說是毫不著力地獨樹一幟。講故事則娓娓動聽，談民俗則巨細靡遺，閱讀時，常讓我聯想起宋朝詩人範成大的《四時田園雜興》。石湖先生是大家，不好跟他比文學上的成就，但就提供史料的豐富、翔實，恐怕要讓本書作者出一頭地。此作在民俗學、社會學上的價值，也不應忽視。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發生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至今已有三十餘年，身曆者都已漸入老境。當年的環境、經曆有差，後來的境遇、地位也不一樣，當這些老知青回望來路，難免各有各的解讀，各有各的感慨，各有各的領悟。在某些老知青那裏，那段歲月給與他們的主要是磨煉，磨煉的收獲體現為他們日後的成功。農村是煉獄，終成正果證明了他們本就在黑暗中閃亮的優秀品質。在另外一些老知青那裏，插隊是被強加於身的苦難，苦難的影響導致他們的後半生的失意、平庸、乃至困苦。農村是地獄，進去打一個滾再出來，陰森的寒氣會糾纏人一生一世。具有上述兩種極端看法的老知青，可能不多，但用今天投射昨天，用過往注解當前，是人情之常。所以兩端之間自然有個模糊的分界，據說，一邊標榜“青春無悔”，另一邊則慨歎“不堪回首”。本書對知青曆史提供了有異於前二者的視角，是其尤為可貴之處。
其實任何時代，得意的總是少數。就算不下鄉，我們這一代人能進大學的也不會多，做官的、發財的，也一樣鳳毛麟角。祖蔭不大會因下鄉與否增減。身體會受農村生活或正麵或負麵的影響，但天生的智力，大家本來相差不多，幹幹農活，不大可能讓人變聰明或變傻。對大多數人而言，命運也者，不過是許多偶然的集合。古人說過，人生如花，隨風而墜，飄茵落溷，花是做不了主的。運氣不好，錯過不是過錯，無須另找口實。運氣好就是運氣好，祖蔭厚就是祖蔭厚，再拉三扯四地給自己錦上添花，不怕刺激跟自己一塊兒受過罪的哥們兒、姐們兒嗎？
知青是中國曆史上少見的、也許是僅見的最自戀的群體。我自己也在這個群體之中，跟本書的作者相仿，也曾插隊十年。回憶文章不說了，我自己也寫過幾篇。單看文藝作品，詩歌、小說、繪畫、電影、電視劇之外，還有音樂，獨唱的、交響的、匯演的、巡演的，從知青回城到現在就沒斷過。說“自戀”其實並不確切。我們是怕，怕被社會遺忘。王朝建立了，從龍的會論功行賞。革命成功了，革命者會受到尊崇。我們也革過，也苦過，但我們中的許多人早早下了崗，幾乎全部人都已經退休，除了我們自己，好像沒有人還記得我們這個群體。我們經曆了苦難，我們作出了犧牲。姑且把這些苦難和犧牲對個體命運的影響置之弗論，這些苦難本身是否能避免，這些犧牲本身是否有價值？
上世紀66年到68年，正當文化革命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另一狂潮悄悄逼近。“戰後嬰兒潮”這個說法，我是到美國後才聽到的。這潮水在西方湧上海灘，在中國則是驚濤拍岸。從60年代初開始，初中教育在大、中城市開始普及。高中教育也有相應的、但遠不成比例的發展。文革中的中學畢業生向何處去？升學，師資、校舍在哪裏？就業，剛剛起步的工業如何容納？海量湧入城市工商業的就業人口，即使收入水平再低，也將吞噬全部工商業積累。在工業化的初期，這樣的失衡難以避免。要麽是普遍貧困下的停滯，要麽是有人做出犧牲。為了犧牲，需要激動人心的口號，同樣少不了強製。可以質疑口號所宣稱的附加價值，可以譴責強製的正當性，但口號和強製代表的是不得已的抉擇。在漫卷的紅旗下，在喧天的鑼鼓中，知青走向中國工業化的祭壇。從66年到76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增長79%，年平均增長率為7.1%。
這樣說來，“青春無悔”和 “不堪回首”豈非一派？二者的前提都是，我們本該是城裏人。我們下鄉了，小姐落難、書生蒙塵，我們為民族犧牲，我們為國家奉獻。告別農村之後，混得好，我們有資格格外驕傲；混不好，我們有權利怨天尤人。因為我們被耽誤了。據說，上山下鄉耽誤了整整一代人。但是且慢，真是“整整一代”嗎？知青1700萬，當年中國的人口在八至十億之間，其中約五分之四是農民。也就是說，大約有一億與我們同齡的農民兄弟姐妹做出過跟我們同樣的犧牲、同樣的奉獻，還要加上他們的父兄！沒有人問過他們，青春有悔無悔，往事可堪回首。就算是去問，恐怕他們也顧不上進行如此充滿激情和哲理的思辨，天亮還得下地，土裏刨食，通過農業稅和剪刀差為工業、科技、教育、國防輸血。
時隔三十餘年，本書作者仍然記掛著和他共同勞動、生活了十年的農民。
撥開一個個王朝的灰燼，傳遞文明的薪火；捱過一次次戰爭和饑荒，保存國家的生機；祖祖輩輩日複一日地艱辛勞作，守護民族複興的希望；拋家舍業成群結隊地走向城市，用血汗為古國的經濟騰飛奠基；這就是中國農民。
在那段漫長的歲月中，曾與你們相伴；在那條坎坷的道路上，曾與你們同行——我們終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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