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順元，山東博興縣人，1903年生，1996年九十三歲去世。他192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英國文學係，1926年加入國民黨；1931年加入中共。抗戰時期曾任蘇皖省委書記，淮南津浦路西省委書記，淮南津浦路東省委書記。解放戰爭期間曾任中共遼寧省委副書記，旅大地委第二書記兼關東公署副主席。“文革”前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處常務書記，代理第一書記。文革後為中紀委副書記。
1928年在北京師範大學獲英文學士
五十年代末，他講真話反浮誇，被欽點，差點戴上右派／右傾的帽子，被江渭清和惠浴宇保護。七十年代末，他曾批評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內亂和災難，其危害隻有“五胡亂華”可以與之相比擬。他說：這場災難的出現，發源於黨的領袖的左傾理論觀點，發源於黨的民主集中製和集體領導製度遭到了徹底的破壞，而且這種陰影至今還在中國的上空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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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劉順元：黨內抵製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第一人 (ZT)
在北京中央機關的檔案庫裏，保存著一份有關中蘇關係的重要檔案：原任中共旅大地委第二書記、關東公署副主席劉順元，就對蘇關係所犯的“錯誤”作的書麵檢討。
劉順元
劉順元寫這份檢討前的身份，是中共濟南市委書記。他檢討的所謂“對蘇關係上的錯誤”，是指1947年9月，被駐旅大蘇軍司令部指責為“不明白蘇軍司令部的政策，不執行蘇軍司令部的辦法”，被蘇軍驅逐出旅大的事。事隔兩年以後，中共中央所以命令劉順元作出書麵檢查，是因為1949年7月，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時，斯大林又重提舊事，指責劉順元“反蘇”。
劉順元在旅大工作期間，到底在哪些事情上得罪了蘇軍司令部，以至驚動了莫斯科，驚動了斯大林，必欲除之而後快？事情還得從劉順元從淮南抗日民主根據地奔赴東北時說起。
看到了極不順眼的現象
劉順元1903年出生於山東省博興縣，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抗日戰爭期間，先後任皖東工委書記、蘇皖省委書記，淮南區黨委副書記，從頭至尾參與創建了被劉少奇讚譽為華中各根據地中最好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據地。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共中央為與國民黨爭奪東北這塊戰略要地，決定立即從華北、華東、西北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抽調十萬大軍，幾萬名幹部，日夜兼程地奔赴東北，準備與蔣介石集團一決雌雄。劉順元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主動寫報告給中共中央華東局，從而被批準參加東北的人民解放戰爭的。
當時，劉順元還不知道，蘇聯和美國、英國，背著中國政府，簽訂了犧牲中國權益的《雅爾塔協定》，也不知道國民黨政府在美、蘇的壓力下，與蘇聯政府所簽訂的貫徹《雅爾塔協定》精神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劉順元先被東北局分配到遼東省委任副書記。不久，因為需要加強蘇軍管製的旅大地區的工作，又被派到旅大地委去任副書記、第二書記兼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
蘇聯紅軍在東北
劉順元從安東到旅大去赴任時，在火車上，他看到原來是雙軌的南滿鐵路，正在被拆去一邊。一列列滿載著鐵軌、機器和其他物資的火車，呼嘯著向北駛去。原來蘇聯人正拚命地在東北拆鐵路、拆工廠。劉順元心裏又嘀咕開了：“他們把這些東西都運走，東北的工業基礎不就被破壞了？”
在火車上，劉順元還看到一種極不順眼的現象：車廂裏的蘇聯士兵，看到比較年輕的中國婦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臉地高喊：“哈羅索！”有時還奔過去，把中國婦女抱在懷裏，在身上亂捏亂摸。劉順元忍不住罵了出來：“這是什麽紅軍？是混蛋！”
忍辱負重
如果說，劉順元在未進入旅大以前，對蘇聯和蘇聯紅軍的了解，還限於書本知識和某些片斷見聞的話，那麽他進入旅大直接與蘇軍打交道以後，便有刻骨銘心的親身感受了。
中國的旅大地區，曾經長期為沙皇俄國和日本所占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旅大的行政權名義上歸還給中國，但實際上仍為蘇聯軍隊所占領。這裏的行政、防務、金融、海關，直至報紙、廣播，全由蘇軍控製和監督。1946年9月29日，在蘇軍策劃下，成立了由中國人組成的旅大行政聯合辦事處；1947年4月3日，這個辦事處升格為關東行政公署。但是，旅大地區的所有中國官員，仍然必須俯首聽命於蘇軍司令部及其派出機構——蘇軍司令部民政局。“他們事無大小，不分黨內黨外，上級下級、整體部門，都要過問”；“在公署日常工作中，凡公開發表的文件，不分大小、輕重與否，都要經過蘇軍當局批準”。誰稍有不遜，或有所抵製，就會被戴上“反蘇”的帽子，加以追究、驅逐甚至予以秘密逮捕。
劉順元進入旅大，便聽說當地老百姓給蘇聯紅軍起了兩個綽號：“大鼻子”、“老毛子”。“大鼻子”是相對“小鼻子”而言的。旅大的老百姓，在日本的統治下，當了40年的亡國奴，吃盡了苦頭，所以罵日本人是“小鼻子”。蘇聯紅軍解放了旅大和東北全境，怎麽可以罵他們是與“小鼻子”差不多的“大鼻子”？劉順元開始以為，這是國民黨進行反蘇宣傳造成的，曾經在會上批評了這種說法，在黨內禁止用這兩個綽號稱呼蘇聯同誌。
劉順元不久便了解到：1945年8月22日，進入中國東北的蘇聯紅軍空降旅大，當地曾經出現萬人空巷歡迎蘇軍的熱烈場麵。但是群眾的歡樂情緒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因為一些蘇聯士兵，看到年輕的中國婦女，便要動手動腳，甚至在公共場所進行猥褻活動。蘇軍士兵強奸中國婦女、劫奪中國居民財物的事不斷發生，使旅大的老百姓逐漸另眼相看；蘇軍大批拆走工廠的精密機器，連碼頭上的百噸塔吊也不放過，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
劉順元善意地向蘇軍司令部反映過蘇軍的紀律問題。蘇軍司令部也像模像樣地進行過一些整頓。但是這批蘇軍的某些惡習並未因這種整頓而根本改變。
1947年初，國民黨政府在美國的支持下，要求蘇聯同意由美國軍艦運輸國民黨軍隊在大連登陸並接管大連的行政權。蘇聯在拒絕這一要求的同時，也不得不同意國民黨政府派代表團赴旅大地區視察。並建立一個由中國人擔任行政長官的地方政府。於是，籌組關東行政公署的事，便緊鑼密鼓地提上了議程。斯大林特派梅尼茲柯夫元帥來旅大主持其事。
在關東行政公署成立以前，旅大隻有一個全名為“旅大金(州)聯合行政辦事處”的臨時行政機構。劉順元作為這個行政機構的實際負責人，當然就要同上至梅尼茲柯夫元帥，下到蘇聯軍官們打交道了。
矛盾的焦點首先是官員的配備。蘇軍為便於控製，一定要大資本家遲子祥當關東行政公署主席，並且要由他舉薦的人當財政廳長、建設廳長和商業廳長。
遲子祥
遲子祥在旅大是個很臭的人。他在日本統治旅大期間，擔任商會會長，有不少劣跡。蘇軍占領旅大後還同國民黨暗中有勾結。隻因為蘇軍空降到旅大時，他最早打出維持會的旗幟來歡迎蘇軍，以後又竭力逢迎，便獲得了蘇軍的好感和信任。
劉順元代表中共旅大地委，向蘇軍政治部主任彼得羅夫斯基中將，反映遲子祥的劣跡，包括他在歡迎蘇軍進入旅大時，打的是國民黨的旗號等投機行為，彼得羅夫斯基臉色陰沉地說：“我們不管他打的是哪個黨的旗號，這個名單是梅尼茲柯夫元帥定的，一點也不能改。你們在旅大人民代表大會上，必須保證遲子祥當選。”
劉順元沒有料到，蘇聯人是這樣的霸道，根本不把中共旅大地委的意見放在眼裏。為了照顧對蘇關係的大局，劉順元隻好忍辱負重，按照蘇軍司令部的要求籌備召開旅大地區各界人民代表大會。313名代表投票的結果，遲子祥以208票的微弱多數當選為關東公署主席，劉順元和喬傳玨分別以304票和280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
根據在旅大聯合行政辦事處工作的經驗，劉順元深知財政工作的重要性。現在蘇軍確定財政廳長由遲子祥舉薦的宋承章擔任，已經無法更改，他代表旅大地委向蘇軍司令部推薦了原旅大行政辦事處財委主任姚醒吾擔任副廳長，蘇方根本未予理睬。劉順元這才看清了，蘇聯人所以急急忙忙地要成立關東行政公署，既是為了阻止國民黨政府來接管旅大，也是為了進一步控製旅大地區的行政權。
劉順元開始還以為，關東行政公署成立以後，蘇聯人在辦事的方式上總該有所改變，有一點平等協商的樣子。但是事情的發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首先發生的問題是關東行政公署的辦公地點。劉順元和中共旅大地委的所有同誌，都認為大連是旅大的政治、經濟中心，關東行政公署應該設在大連。但是，蘇軍為便於控製，一定要關東公署設在蘇軍總司令部所在地的旅順，並且讓出旅順的一家醫院，限令關東公署搬到那裏去辦公。劉順元因為中共旅大地委還留在大連，隻好奉命在旅順、大連之間來回奔波。
關東行政公署遷到旅順以後，蘇軍司令部遇事並不是派人到關東行政公署來協商，而是采取過去的老辦法，把關東行政公署的官員找到蘇軍司令部去訓話。訓話時蘇聯人高高地坐在台上，關東公署的官員坐在台下。蘇聯人要中國官員回答問題或匯報工作時，中國官員必須站立起來，恭恭敬敬地先說一聲：“報告，我是關東行政公署的某某某”。劉順元置身於這種場所，就會想到中國近百年任人宰割的曆史，心中不斷地說：“這不是帝國主義者對待殖民地的一套嗎？”
對於這一切，劉順元還在容忍著。因為保持與蘇聯的友好關係，對東北以至全國的人民解放戰爭還是有利的。何況，蘇軍的特務機關格伯烏，動不動可以用“反蘇”的名義抓人。但是，緊接著發生了幾起事關中國主權和尊嚴的大事，劉順元就把個人的利害得失置之度外，義無反顧地站起來與蘇聯的霸權主義相對抗了。
忍無可忍的抗爭
1947年5月17日，蘇軍司令部通知關東行政公署和中共旅大地委：以國民黨東北行轅副參謀長董彥平中將為首的視察團，將於6月初來大連視察。除要求采取“拖延、孤立、留難、限製、監視”的辦法，使國民黨政府不能染指大連的事務以外，還宣布立即進行貨幣改革，並且限定在5月23日到27日這5天內完成。
事隔將近半個世紀之後，劉順元說起那時的所謂貨幣改革，仍然非常氣憤。
他說：“蘇聯人到東北以後，便濫發軍用券。那種券紙質很差，印上1元、10元，上麵用中文寫著‘東北地區通用，拒用者按軍法懲治’。他們靠這種軍用券，把東北的許多物資弄走了。由於沒有限製地濫發，這種軍用券究竟發了多少，連他們自己也沒有數。以後國民黨派視察團來，要求接管大連，他們怕已經接管了東北許多大城市的國民黨，拿這種軍用券來大連搶購物資，又想出了一個對付的辦法，來個貨幣改革。就是居民所擁有的軍用券，都必須到兌換所重新加蓋印記，才能繼續使用。蓋印前，還要在軍用券上貼一張印的小紙條，把原來麵值較小的貨幣，變成麵值較大的貨幣。這種辦法，實際就是貨幣貶值，農民養的一隻雞，轉眼就成了一隻雞蛋了。除了貨幣貶值，還實行現金管理，規定凡超過多少數額以上的現金，都必須存入銀行，聽候處置。這就等於把群眾手上多餘的錢都沒收了。”
在蘇軍司令部召開的會議上，劉順元向主持其事的梅尼茲柯夫元帥陳述了利害：“采取這種辦法，一下子就會把旅大的經濟活動搞死了，工廠沒有流通資金，資本家也會恐慌起來。”梅尼茲柯夫蠻橫地說：“我們管不了這些。”劉順元要求寬限幾天，以便再收購一些糧食，現在倉庫裏存糧不多了。梅尼茲柯夫一句也聽不進去，說：“必須如期完成，一天也不能拖延。”並且指示劉順元以關東行政公署的身份，到大連電台去講解這次貨幣改革的意義和辦法。劉順元心想，東北的解放戰爭已開始進入反攻階段，我們中國共產黨快要進入關內外的大城市了。按你們這一套廣播出去，各地的資本家不都要給嚇跑了嗎？他坦率地告訴梅尼茲柯夫：“貨幣改革的任務保證按期完成，但是我不能到電台去作這樣的廣播。”
緊接著又發生了一件更難容忍的事：簽訂中蘇電業合作、漁業合作、鹽業合作、石油合作以及中蘇合營造船公司的幾個協定。簽約的一方是關東行政公署，一方是蘇聯對外貿易部的代表薩瓦斯基。劉順元晚年回憶起這段史實時說：蘇聯怕國民黨政府來接管大連，便把大連的主要企業和資源，統統改為“中蘇合營”，實際上我們掛個名，還是由他們控製經營。如果國民黨來接管大連，什麽協定都簽好了，國民黨隻能撈個空的大連。蘇聯人真厲害，他們並沒有出一分錢，就把理應完全歸中國所有的企業，改成中蘇合營企業，占有一半的股份和企業的實際控製權。
一天早晨，劉順元突然接到準備簽約的通知。
他心裏一怔：怎麽還沒有進行任何商量就要去簽協定呢？他耐著性子問：“還要哪些人去？”“其餘的人由我們通知，不需要你們管了！”
蘇軍司令部跳過中國的行政機構，直接通知中國官員去開會或辦事，已經習以為常。這次由平等的雙方簽署合作協定，依然是這樣的目中無人。
劉順元匆匆地趕到位於中山廣場的大連蘇軍司令部。按照對等原則，旅大地委第二書記兼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到了，大連的少將司令官應該出麵接待。但是蘇軍出來接待的隻是一個少尉，而且隻是把劉順元迎到會客室裏坐下，連茶也不倒一杯。劉順元感到受了侮辱。
在會客室裏坐了兩個小時的冷板凳，也不見任何需要會談和協商的跡象。到了將近午飯時分，那個少尉才出來通知說：“簽協定的地點，已經改在旅順的總司令部，請你馬上到旅順去！”
劉順元的兩道濃眉擰成了一個疙瘩，衝著這個少尉說：“這樣還搞什麽中蘇合作，你們完全是把我們當兒戲嘛！”
劉順元遏製著一腔怒火，在大連草草吃了午飯，便趕到40公裏以外的旅順去。
一進入旅順蘇軍總司令部的會議室，發現遲子祥和有關的廳局長已經坐在那裏了。劉順元問：“你們看到協定的草案了？”“沒有，他們說文件還沒有翻譯好。”這時，指針已指向下午3時，看來蘇聯人這樣拖延時間，又規定今天必須簽字，是不允許我方作任何討論修改了。
時間又過去了兩個多小時，蘇軍總司令部的一位少將才陪著薩瓦斯基走了進。劉順元終於忍不住滿腔的怒火，指著薩瓦斯基責問道：“你是蘇聯外貿部的代表，應該懂得一點禮貌。你們為什麽要我們從上午9點等到現在，地點也變來變去？”薩瓦斯基嬉皮笑臉地說：“搞文件很麻煩，我們還要向上麵請示。現在文件搞好了，可以簽字了。”
事情果然是這樣：蘇聯人在事關中國權益的問題上，竟然不允許中國人作任何討論，便要強迫簽字，這哪裏是什麽平等合作？
說話之間，幾份打印好的中蘇合作協定，已經端端正正地擺上了會議桌。薩瓦斯基揚手請遲子祥、劉順元等入座簽字。劉順元說：“這個字我不能簽。你們要向上級請示，我們也要帶回去向公署辦公會議匯報。”
薩瓦斯基臉色陰沉了下來：“關東公署的有關人員都在這裏，還要向他們匯報什麽？”
劉順元的臉氣得煞白：“你們沒有跟我們商量，就要我們簽字，這不是把關東公署當成你們的橡皮圖章了嗎？”
薩瓦斯基明知無禮，隻好狡辯說：“你還不相信我們蘇聯嗎？協定規定中蘇雙方各占50%的股份，中方當董事長，蘇方當總經理，這是全世界最優惠的條款了，還有什麽需要討論的？再說，國民政府的視察團快要來了，你難道要把這些企業交給國民黨嗎？”他又踅到劉順元身邊說：“簽訂這幾個協定，你們是不會吃虧的。留德尼科夫上將還在等待你們參加簽訂協定的慶祝宴會哩！”
劉順元心裏七上八下，焦躁透了。上前簽字吧，實在氣人；不簽吧，關係會徹底破裂；向上級請示吧，現在能找到誰？再說，南滿分局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旅大的事，商量得通聽你們的，商量不通就聽蘇聯的。幾個念頭在腦子裏打架，最後考慮地委已經認定，簽這幾個協定對眼前恢複生產、改善工人生活有利，他隻好忍氣吞聲地走到會議桌前，刷刷地簽上自己的名字，便頭也不回地衝出會議室，傷心地返回大連住處了。
劉順元的名片還擺在蘇方的宴會桌上，而他的座席又被安排在留德尼科夫上將的旁邊。蘇方人員因主賓拂袖而去，也感到非常尷尬和氣惱。
劉順元的夫人鮑有蓀發現夜間歸來的丈夫臉色非常難看，便問他為什麽事這樣生氣。劉順元扼要地說了當天簽約的經過，說：“我的感情實在控製不住了。如果再忍下去，我也不像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了。”鮑有蓀說：“你這樣抵製他們，他們會用反蘇的大帽子整你的。”劉順元說：“不管他了，我認定挨整倒黴了！”
劉順元準備大禍臨頭，果然最後的決裂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就在1947年6月3日國民黨東北行轅副參謀長董彥平一行12人到達旅大的前夕，蘇軍司令部召開緊急會議，檢查和布置應付國民黨視察團的工作。這時大連的蘇軍司令官，已由中將、少將降格為上校。跟以往開會時的情況一樣，駐大連的蘇軍司令官格裏格耶夫上校一個人坐在台上，關東行政公署的官員統統坐在台下。接著便由台下的官員依次站立起來匯報工作，格裏格耶夫聽過匯報，作出指示以後，這個官員才能坐下。
格裏格耶夫知道劉順元不吃這一套。他沒有要劉順元當場聽取他的指示，而是散會以後將他單獨留下，拿出一張紙條字斟字酌地交待說：“請你代表關東行政公署，到大連電台去作廣播演說，說明第一，這個政府是經過旅大地區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第二，這個政府是獨立自主行使職權的；第三，這個政府是為旅大老百姓服務，做了很多好事的……”
劉順元越聽越生氣了：“你講的這一套，全是假的嘛！你說這個政府是獨立自主的，實際上什麽事都要聽命於你們。現在你們要我去作這樣的廣播，不是要我昧著良心去欺騙中國的老百姓嗎？”
劉順元霍地站立起來：“我們共產黨人應該說真話，不能說假話。我不能去作這樣的廣播！”
劉順元膽大包天地說出這句擲地有聲的話以後，便噔噔地離開會場。從此，他便稱病告假，不再出席蘇軍司令部舉行的任何宴會，包括慶祝蘇軍解放旅大的重要宴會。接著又打報告給中共中央南滿分局，要求辭去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的職務。
蘇軍趕走了中共旅大地委五個常委中的三個
當時駐紮在旅大地區的蘇軍將領，都是經過蘇德戰爭立過大功的，他們怎麽能容許區區中共旅大地委的第二書記，如此違抗蘇軍的指示？何況，斯大林正在懷疑中國的毛澤東，會不會成為第二個不聽話的鐵托，他們當然要迅速向莫斯科報告，要求批準對劉順元采取果斷措施了。
經莫斯科批準的果斷措施，就是將劉順元從旅大驅逐出去。
在如今的大連檔案館裏，還保存著一份蘇軍司令部的代表巴申，為驅逐劉順元與東北民主聯軍組織部長杜平談話的原始記錄。時間是1947年9月17日上午。地點是旅順蘇軍總司令部。記錄者是杜平將軍本人。記錄的紙頭已經泛黃，但字跡仍清晰可辨。
記錄上寫了蘇軍司令部列舉的劉順元與蘇軍關係不好的幾個問題，並提出“撤退”他的要求。記錄最後寫道：“這是我們總司令、副司令的意見，請你很快把問題報告，要求很快解決。因劉順元是大幹部，我們不好解決，要請你電告東北局。”
在巴申與杜平談話的第二天，蘇軍司令部又給中共中央東北局發出正式的電報，要求立即“撤退”劉順元。
幾天以後，巴申在與關東行政公署秘書長陳瑞光的談話中，又一次威脅說：“劉順元，他還沒有走？他不走，我們就用武裝把他監護出去！”
翻開1947年10月30日中共旅大地委常委會的紀錄，便可看到地委書記韓光所說的一段話：“蘇方這一意見，提得很堅決。他們已經將此意見反映給莫斯科，是經過莫斯科批準的最後的意見。”
這也就是說，蘇方的這個意見隻能奉命照辦，沒有任何可以討論的餘地。
在劉順元被蘇軍驅逐出境的同時，與劉順元持相同觀點的兩位地委常委，旅大總工會主席唐韻超、旅大公安總局局長邊章五，也受到蘇軍司令部的指責，被撤銷職務或被宣布離職休息。
據檔案記載，當時的中共旅大地委是由中共中央南滿分局領導的，地委常委的組成人員，是南滿分局於1947年6月12日批準的。成員為韓光、劉順元、邊章五、蘇傑、唐韻超。蘇軍的一紙通牒，便趕走了旅大地委5個常委中的3個。
斯大林重提舊事
劉順元懷著滿腔的義憤，離開旅大，回到華東。不久即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共中央華東局的宣傳部長。1948年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打下濟南，中共中央鑒於濟南是從國民黨手中奪得的第一個大城市，決定設立直屬中共中央華東局領導的中共濟南特別市委，任命劉順元為濟南特別市委書記兼濟南警備區政治委員。
但是，好景不長。正當劉順元在濟南施展其政治才華，在建立秩序、恢複生產方麵取得明顯成效時，國際、國內先後發生了兩件大事，使劉順元的命運急轉直下，並且蹈入無人能夠挽救的地步。
一件大事是：由斯大林操縱的8國共產黨情報局，通過了一項《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指責南共領導人鐵托反蘇，把南斯拉夫共產黨開除出情報局，在國際上掀起了一股批判“民族主義”的狂濤惡浪。
鐵托
一件大事是：中共中央華東局為集中力量組織淮海戰役，準備接管南京、上海，決定隨軍南下，另外成立以康生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濟南市委改由山東分局領導。
從此，劉順元就不僅受到康生的排擠和打擊，而且受到了來自莫斯科的強大壓力。
1947年7月，劉少奇訪問蘇聯，在私下會談時，斯大林說：“你們中國有個劉順元，在旅大對我們蘇聯很不友好，據說現在還得到你們的信用。我希望今後中蘇合作中，不再出現劉順元這樣的人。”
劉順元晚年提到這件事時苦笑說：“斯大林當年對毛澤東也不滿意。他不便指責毛澤東，指責我反蘇不過是殺雞嚇猴罷了。”
康生因為劉順元在濟南幾次頂撞了他，早就想換個較順手的人當濟南市委書記了。當他得知斯大林點名指責劉順元，中央要求劉順元寫出書麵檢討報莫斯科的消息以後，未經中央批準，就以“反蘇”的罪名，宣布撤銷劉順元濟南市委書記的職務。
劉少奇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期間，曾經在淮南與劉順元共同度過一段艱難的歲月。當他得知劉順元不肯就旅大事件寫書麵檢討，隻給中共中央遞交了一份申明書之後，就於1949年11月1日，在劉順元的申明書上寫了如下的批語：“毛、朱、周、師哲閱，退安子文存。請子文告山東分局，在劉順元對濟南工作交代後來中央一談，再分配工作。”
據劉順元回憶，劉少奇是用自己的專車，把他從北京前門附近的利順德旅社接到中南海的辦公室裏談話的。劉少奇除了反複說明“旅大的事，關係到中蘇兩個大黨、兩個大國的關係，而搞好中蘇關係，是我國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頭等的政治問題”；還以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後，與德國簽訂喪權辱國的布列斯特和約為例，強調 “一個政治家，應該堅持真理，但是也要善於作必要的妥協”。
劉順元對筆者說：“少奇同誌那次談話，講得很誠懇。他雖然批評了我太固執，我還是覺得對我有幫助。盡管我已經意識到，為了照顧與蘇聯的關係，我以後不能受黨重用了。”
由於劉少奇的批語上沒有寫上任何指責劉順元的話，並且說要他“來中央一談，再分配工作”；毛、朱、周對這個批語也都畫圈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和華東局並沒有就劉順元被撤銷濟南市委書記的事，發表任何正式文件，但是，劉順元還是被康生連降三級，下放到山東分局總工會做一個普通委員。以後又被調到上海華東局機關，做一些不需要出頭露麵的工作。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後，劉少奇才打聽到了劉順元的下落，提請中共中央任命劉順元為中共江蘇省委副書記、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員，恢複了他原來的職級。
劉順元在旅大敢於抵製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遭到被驅逐、被撤職降級的厄運。但是他與旅大地委許多同誌的抗爭，也帶來一個副產品：蘇方發現旅大居民對蘇軍紀律敗壞十分不滿，因而不得不調走一些紀律太壞的軍隊，從國內調來一些紀律較好的軍隊。同時，隨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他們也不能不逐漸收斂其以“太上皇”自居的態度，采取一些措施 ，改善與中共旅大地委的關係。最終又不得不將旅大地區客客氣氣地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些當然都是後話了。
劉順元晚年從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的崗位上退下來以後，與筆者談起這段曆史時，禁不住喟然長歎說：“大國沙文主義的祖宗就是殖民主義。今天東歐的瓦解和蘇聯的解體，都是可以追溯到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大民族主義和專製主義的。如果斯大林能夠用平等的態度對待兄弟國家和兄弟民族，今天的蘇聯和東歐就會是另一個樣子。斯大林率領蘇聯紅軍打敗了希特勒，功不可沒，但是他搞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也差點葬送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在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時，劉順元曾經多次被陳毅元帥讚譽為“中國黨內敢於公開抵製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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