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是處理“九·一三”山海關機場問題的總指揮，到底應該如何認識他采取的處置措施呢?
在公檢預審時，在特別法庭上，為了維護周總理的領導威信，我沒有一句涉及到總理的指揮措施，我咬緊牙關保持了沉默。現在，我想把自己的看法公之於眾：
第一、周總理有沒有處置緊急情況的經驗和能力?我的回答是：周總理可以算是中國共產黨高層內，處理緊急情況的第一高人!
第二、周總理事先是否知道內情?眾所周知，林立衡在飛機起飛前幾個小時就向中央做了報告，總理是完全知道內情的。
1998年，我看了《汪東興回憶錄》，他這樣記述：“晚上9點20分左右，張宏、薑作壽聽到林立衡的報告，薑作壽立即打電話報告給在北京的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張耀祠立即趕到我的辦公室，說：‘情況很緊急，林彪要走動，怎麽辦?’我馬上打電話找周總理。”又說：“他(指總理)打電話給我，要我不離開電話機，隨時掌握北戴河那邊的情況。”1【注1見《汪東興回憶錄——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203、204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2007年，我看了《吳法憲回憶錄》，他是這樣記述的：(1)“9月13日零時左右”，吳到達西郊機場。這與總理當晚給我的電話指示第四條是一致的。(2)書中說：“我要秘書張叔良打電話到山海關機場，找到三叉戟駕駛員——空三十四師副政委潘景寅。我在電話裏命令潘景寅：‘要絕對忠於毛主席，飛機絕對不能起飛，不管什麽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飛’。當時在電話裏，潘景寅滿口答應”。(3)書中又說：“但是，當我打電話把潘景寅的表態報告周恩來時，他卻告訴我說，林彪、葉群已經上了飛機，而且飛機已經起飛了。這大約是九月十三日淩晨一點鍾”。2【注2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863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汪東興、吳法憲在回憶錄中的這幾段話，我認為起碼表述了這樣二層意思：一是周總理不僅在給我打電話前一個半小時，就掌握了北戴河的情況，而且讓汪東興“不離開電話機”的隨時掌握北戴河情況;二是周恩來在當天晚上，通過吳法憲控製專機駕駛員。
第三、所謂四條電話指示是阻止飛機起飛的最佳措施嗎?這個指示是很模糊、很難執行的，甚至是根本無法執行的。
“四人聯合指示”到底應如何執行呢?發生緊急情況後，究竟是由山海關機場負責人先報告周總理，由總理分別征求黃、吳、李意見呢?還是由山海關機場負責人先報告我，由我再報告總理，並分別請示黃、吳的意見?這怎麽能夠稱為阻止飛機起飛，不“拖延時間”，不“使林彪得以趁機外逃”的最佳辦法呢?這完全不是總理處理緊急重要問題的作風和風格，是一種推諉和搪塞的托詞!
第四、周總理為什麽不直接打電話給在北戴河的林彪、葉群，力勸林、葉不要夜航呢?當得知林立衡的報告後，為什麽不采取攔截的措施呢?
據汪東興回憶錄說：“晚上11點半鍾，周總理親自打電話給葉群。”1【注1見《汪東興回憶錄——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205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汪東興在另一篇文章《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變陰謀的日子裏》再一次說：“晚上11點半鍾，周總理親自打電話給葉群。”2【注2見《回首“文革”》下冊1063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1月北京第一版】吳法憲回憶錄中也透露，12日夜，周總理與葉群通了電話，葉說林彪要到大連“轉一轉”，“要吳胖子調飛機來”。葉又給吳打電話，要調飛機，吳說：“調動飛機的事情，我不能決定，要請示總理”。3【注3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862—863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周總理大約是12日23點15分左右，在電話中對我做的四條指示(23點35分，是我第一次向山海關機場場站值班員傳達周總理指示。那麽，周總理與我通話的時間，肯定在此時刻的前十五分鍾至二十分鍾。這個時刻判決書是認定的)。而23點30分周總理才給葉群打電話，此時的林彪、葉群並沒有離開北戴河駐地。為什麽周總理不直接與林彪通話力勸不要夜航，反而先於葉群，在電話中對我說：“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不在北戴河駐地與林、葉直接通話，而舍近求遠地要到機場讓別人傳話後與林彪通話，如果汪東興反複說的周總理與葉群通話時間是正確的(他在當時的地位、權力，完全可以掌握周與葉準確的通話時間)，總理這樣的做法也太不合情理了，我真的無法理解!
暫且把汪東興的話放在一邊。事後，我一直在想：第一，周總理曾打電話給北戴河的葉群，力勸不要夜航，但是勸住了嗎?第二，如果沒勸住，有沒有第二方案?第三，到機場後林彪能聽場站的傳話，給總理回電話嗎?他不給總理回電話又該怎麽辦?
林彪駛離北戴河駐地前，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這是9月13日上午的政治局會議上，我才知道的。當夜周總理並沒有把這一情況向我透露半個字，而他卻告訴了吳法憲。吳法憲的回憶錄中透露，周總理告訴他：“林彪已經和葉群、林立果乘車離開北戴河，車正往山海關機場方向開去，臨走的時候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1【注1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863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林立衡向中央的報告和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不僅足以證明林彪要離開北戴河的決心，而且完全說明事態的嚴重並不象葉群所說林彪要到大連“轉一轉”這麽簡單了，此時的周恩來，不但不向汪東興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攔截住林的專車，而且仍沒有立即采取攔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關閉機場。如果當時周總理下死命令關閉機場，不準專機起飛，我會拚著老命，指揮機場場站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攔截飛機，因為時間還來的及。但周恩來卻語氣平和地做了“待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攔截的機會。
總理為什麽要那樣做?總理一生獨自處理許多國內外、黨內外的緊急重大問題，他完全有資格、有權力、有能力、有經驗獨自專行處理這個問題，根據當時他所掌握的情況，他隻要向我下達：“立即關閉機場，不許任何飛機起飛!”這一條死命令就足夠了，根本無須什麽四條電話指示，完全是多此一舉。
第五、事後我一直在反複思索，周總理用電話遙控我來傳達他的指示，但又不把當時他所掌握地全麵情況告訴我(總理告訴我的情況還不如告訴吳法憲的多)，是為什麽呢?周恩來是真想在山海關機場攔截林彪的專機嗎?是對我的不信任嗎?是退身之策嗎?還是另有其他的目的呢?
第六、“九·一三”淩晨，總理麵臨著十分棘手的問題，內情深處太複雜了!把林彪放跑了，不管林彪跑到哪裏，都不亞於爆炸一顆原子彈，對國家、對黨中央都是極大的損害，特別是對毛主席的權威是極大的損害。但是如果硬攔下來，林彪是還沒有倒台的黨中央副主席，是還沒有否定的接班人，如果林彪怪罪下來：你周恩來有什麽權力限製我的行動自由，總理又怎麽解釋?真是左右為難!周恩來心裏很清楚，這是一件怎麽做都不對的事。
但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的多，這是大局!我認為周總理在當晚有充足的時間權衡利弊。但他兩次貽誤了攔截時機，最終也沒有下最後的決心。
2003年底，我看了一本高文謙寫的《晚年周恩來》(書中記載，高文謙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書中這樣寫：“如果周恩來當機立斷的話，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關機場控製起來，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文中又說：“這種明顯的舉措失當，對為人行事一向精細周密的周恩來來說，實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讓人感到其中可能另有玄機。”1【注1見高文謙著《晚年周恩來》第348頁香港明鏡出版社。】我在文旁注：“對!”
第七、汪東興是否與我同罪?《判決書》說我“沒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我因此犯了“大罪”。那麽汪東興在明確得知林立衡的緊急報告、得知葉群等人整理行裝，調動專車和開槍打傷警衛人員的情況後，並沒有指揮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8341警衛部隊果斷地攔截林彪專車。攔截汽車比攔截飛機容易的多，辦法也多，如設路障、關大門、慌稱專車故障等。同時時間也很充裕。既有辦法，又有時間，卻沒有擋住林彪，為什麽汪東興沒有承擔絲毫責任?汪東興在“九·一三”事件中到底扮演什麽角色?
周恩來是領導處理此事件的總指揮，他的指示是否得當?他的措施是否有效?對於最後發生的不可挽回的後果，他應負什麽責任?退一步說，包括周恩來在內的所有當事人都不能力勸林彪不夜航，都不能阻止專車，都不能阻止專機強行起飛的話，怎麽把“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的罪名強加在我的頭上呢?
綜上所述，我認為：周恩來在全麵掌控北戴河林彪、葉群的動向和企圖，全麵掌控山海關機場和256號飛機的情況下，未采取果斷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更符合曆史的事實。
當然，他未能采取果斷措施，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機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麽?到底林彪趁的什麽“機”?到底是想“真攔”還是想“真放”?為什麽要放?誰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這個事件的背後是不是還有文章?曆史最終會解開這重重謎團。
周總理對這樣一件驚天大事的處理，是失誤的。他在掌握了大量情報的前提下，不是同林彪“叛逃”做堅決鬥爭，而是出於自保的需要，在猶豫和權衡個人利弊之間，錯過了最佳攔截時間和最佳方案，同時還找了一個墊背的，把我當作替罪羊。我毀於一旦是小事，讓林彪跑了、毀了國家的聲譽、毀了共產黨的威信是大事。
誰應該在“九·一三”事件上，負第一位的、最主要的責任呢?事實麵前，史學者和讀者們自有評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