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恢複人的尊嚴” ——餘英時，一個知識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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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君按：餘英時先生是國際學術界公認的史學大家，被譽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他繼承錢穆先生的傳統學脈精髓，又廣泛吸收西方文化資源，一生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史之學，以博洽古今的宏大視野將中國數千年政治、思想與文化熔於一爐。
作為一位曆史學者，他在中國思想史領域的研究尤為人稱道，做出了具有開創性的貢獻；而其為人、治學之風，在朋輩弟子間亦傳為美談，對兩岸三地的年輕學者影響深遠。餘英時曾說，“我早已決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識學問”，而他的一生也始終走在學術的路上。在本文中，學人團隊將通過搜集盡可能多的文字與影象資料，以勾勒出這位史學大家的學問人生。
餘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祖籍安徽省安慶市潛山縣，師從史學大家錢穆、楊聯陞，曾任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榮譽講座教授。2006年，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首屆唐獎漢學獎。著有《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朱熹的曆史世界》《曆史與思想》《陳寅格晚年詩文釋證》《論天人之際》等著作。
“許多外麵的東西我認為都不必去求的。我早已決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識學問，我也沒有別的才能。至於將來得到什麽榮譽，這是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對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問，等於不存在一樣。”
一、“一生禍盡文字出”
餘英時，祖籍安徽潛山，1930年生於天津。母親張韻清在生他時，因難產去世。父親餘協中（時任南開大學曆史係主任）睹物傷人，舉家搬離天津，此後隨著父親工作的變動，幼年的他曾旅居北平、南京、開封、安封等多地。
餘英時的母親張韻清、父親餘協中
餘英時一歲時穿的鞋
1937年抗戰全麵爆發，餘協中跟隨國民政府前往重慶，7歲的餘英時則隨家中親戚回到祖居的故鄉——安徽潛山縣官莊鄉，在那裏他度過了九年（1937-1946）童年時光。
餘英時的故鄉景色／圖片來源：餘曉八
潛山官莊鄉西山大屋之一角，即餘英時少年時的居住地方
這段稍顯漫長的官莊鄉居時光，對餘英時一生的治學與思想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了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曆史與思想有很大幫助。這種體驗不是從書本上得來的”：
我在鄉下生活了那麽多年，無意中對中國傳統社會獲得了親切認識，這是我後來才發現的。這一段經曆使我和同一代的知識青年略有不同。在我大學時期的同學中，很多人是在都市長大的，談到中國鄉村生活，沒有切身經驗：傳統社會的種種生活是怎麽樣的，他們往往不甚清楚，因此很容易接受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認為地主和農民之間隻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是兩個互相仇視的階級。
（《餘英時回憶錄》）
在這期間，他盡管斷斷續續上過私塾和初中，但並沒有接受完整、嚴格的教育， “唯一與後來研究有關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啟蒙” 。不過，後來回想他覺得這種情況也有好處，“就是思想不太受束縛，許多清規戒律我都沒碰到，所以我倒是比較自由。”
潛山官莊鄉西山大屋旁竹林，餘英時1937-46年居鄉時常去此遊玩
餘英時的父親餘協中是潛山官莊鄉第一代走出去的人，他接受新式教育，畢業於燕京大學曆史係，後來曾赴美留學，回國後又在國內多所高校任教，是一位優秀的西洋史學者，與當時的文化政要也多有交往。餘英時曾在家鄉的閣樓翻到胡適贈送給餘協中的一首自作的五言詩：“風過鏡平湖，湖麵生輕縐。湖更鏡平時，畢竟難如舊。”
“他的字很秀氣，長手長腳，但不是書法家的字，而是典型的文人字。因為是為我父親寫的，我無意間對他產生了一種親切感。”（餘英時）
餘協中對自己的這個兒子非常欣賞，曾在赴美訪問胡適時向其誇耀，後者在1958年1月16日的日記中留下了這樣的內容：
潛山餘協中來訪。他是用Refugee Act來美國居留的，現住Cambridge。他說起他的兒子餘英時，說Harvard的朋友都說他了不得的聰明，說他的前途未可限量。 我對協中說：我常常為我的青年朋友講那個烏龜和兔子賽跑的寓言，我常說：凡在曆史上有學術上大貢獻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烏龜的功力。如朱子，如顧亭林，如戴東原，如錢大昕，皆是這樣的，單靠天才，是不夠的。
餘英時曾自嘲“一生禍盡文字出”，那麽這種“惹禍”可能早早便從童年時期開始了。1943年前後，由於駐紮潛山的桂係軍閥的一個營長杜庭進為非作歹、欺壓鄉裏，餘英時激於義憤寫了一份很長的狀子，控訴其罪行。但他立意並不是真想將狀子遞交政府。不巧的是，在他外出的幾天裏這份狀子被前往他家的營長下屬發現，從而釀成了一出不大不小、有驚無險的風波——營長興師問罪而來，經鄉紳們幾度解釋與盛筵招待，最終勉強接受了狀子乃是一個孩童的遊戲之作的說辭，扔下大開殺戒的威脅而去。
1944年，14歲，在安徽潛山縣城
這一次風波，固然顯出少年餘英時遠超同齡人的筆力，但也在他幼年的心靈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至此，他匆匆告別天真的童年，被突兀拉入了一個成人的世界。
事過境遷，我已無法重建寫作時的心理狀態了，但這一事件在我個人生命史上卻構成了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一夜之間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進入了成人的世界。這一轉變並非來自我自己，而是我周邊的人強加於我的。
（《餘英時回憶錄》）
二、“我的父母即是中國的一部分”
1945年抗戰結束，餘英時在桐城的親戚家中暫住，等待闊別的父親接他到大城市讀書。此時，餘協中受杜聿明委托到沈陽創辦東北中正大學。1946年夏天，餘英時從桐城重回安慶，再到南京轉北平，最後定居沈陽，與分隔九年的父親再度相聚。
1946年，16歲，在沈陽住所前
定居沈陽時，餘英時開始補習英文、數理化等課程。但這些課程畢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補起來的，他清醒的認識到，專修自然科學是不太可能的，加之自己的興趣所在以及主攻西洋史學的父親的耳濡目染，曆史學便成了1947年夏考入中正大學的餘英時的選擇。在這裏，他的老師中有梁實秋、孫國華、高亨等人，在一位青年講師的中國通史課中，也第一次接觸到了錢穆的《國史大綱》。但由於戰局變幻，餘英時僅在這裏讀了三個月的書，便於1947年12月隨父親從沈陽飛往北平。
餘英時和二伯母張韻華女士合照。約於1947年在北平。餘英時出生時母亡，由二伯母撫養至1946年
從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是餘英時閑居北平的一年。這一年裏雖沒有入學讀書，但在各種思潮風雲際會的北京，他開始接觸當時中國流行的思潮，“在思想上發生了極大的波動”。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在當時流傳甚廣，也是餘英時接觸馬列思想的開始。當時對他影響最大的讀物是儲安平創辦的、自由主義立場的《觀察》周刊，其中所宣揚的理念正與他心靈深處接受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五四觀念相契：
我記得1948年夏天讀到胡適在《獨立時論》上的《自由主義是什麽？》一文，非常興奮，因為胡適在文中強調爭取自由在中國有很長的光輝曆史；他指出孔子“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說法，我也認為很有說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國既是一個古老的文明大國，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經過調整之後，可以與普世價值合流，帶動現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種極端的觀點，即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中隻有專製、不平等、壓迫等等負麵的東西。
（《餘英時回憶錄》）
作為一座文化古城，北平的生活在餘英時的回憶裏也有說不盡的生活情趣：
我偶然會到郊外頤和園、玉泉山、香山等地遠足。至今不能忘懷的樂趣之一便是逛舊書店，琉璃廠固不必說，隆福寺、東安市場以及其他小書攤都是令人流連忘返的所在，有時發現想找的舊書而又索價甚賤，可以使人高興好幾天。夜晚聽免費京劇也是一大樂事。……這是舊北平最令人戀戀不舍的文化生活。1978年10月，我在離開了二十九年之後重到易名的北京，竟感覺到那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餘英時回憶錄》）
1948年10月，餘英時和家人離開北平，前往上海。1940年代，餘協中在與第二任妻子胡芷青離婚後，和尤亞賢結婚，並生下一子。1949年夏，父母及弟弟輾轉台灣後又赴港，餘英時留在大陸照料上海的家。這年秋天，他考到北平燕京大學曆史係二年級，以插班生身份學習。
1949年，在上海寓所
此時的北平基本上局勢已定，準備迎接新政權的成立。在燕大，他係統研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品，常常與同學討論，但心中的許多困惑依然無法解答。“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是我能同情的，然而階級鬥爭和我早年在鄉村的生活經驗格格不入”，“我覺得我必須更深入地理解西方文化和曆史，才能判斷馬克思主義的是非”。
1950年初，他趁著寒假趕赴香港探望雙親，到了之後，父母有諸多事務需要他協力且盛情邀他留下，他發現難以短期離開，最終隻好又向燕京大學請了一個學期的假。由於居留時間變長，父親便提議他在這期間向剛剛創辦了新亞書院的錢穆先生學習。餘英時知道這是父親有心留他在港，雖然同意了，但內心沒打算長留。
餘英時繼母尤亞賢夫人（1911-2017）與父親餘協中教授（1899-1980）
對於去留的問題，餘英時的內心經曆了漫長的“天人交戰”：在情感上他自然不願棄父母於不顧，但在理智上，他始終不認為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可以是他的長留之地，初創的新亞雖有錢穆這樣的大師在，但能否繼續下去仍是一個問題，“總之，我的生命隻能和中國本土打成一片，是我早年無可動搖的一大信念。在此一信念驅使下，我終於狠下心腸，獨自坐上去廣州的火車”。（餘英時：《香港與新亞書院》）
7月底，餘英時搭上了前往廣東的火車。但火車到了廣州境內一個叫石龍的小站時發生故障，停留了四五個小時。在這意外多出的幾個小時裏，餘英時改變了主意，隨之也永久地改變了他的命運。
首先，我覺得太自私，隻為個人的興趣著想，完全沒有考慮到父親的處境：他年事已高，在香港不太可能找到適當的工作，因此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流露出對於未來生活的憂慮。我離港前確有感受，但未及深思。這時在石龍車站回憶以往半年與父母相處的情況，不禁愧悔萬端，汗淚並下。我才領悟到，如果我留港不走，必要時或可成為家中一助力，父母一定會安心不少。
（餘英時：《香港與新亞書院》） 其次，我一意要回中國本土，為自己國家盡力，也是過重外在的形式而沒有觸及具體內容，最後流為一種抽象之談。我的父母即是中國的一部分，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還談什麽為中國盡心盡力？
最後，這時韓戰已經爆發了一個月以上，香港和大陸之間的出入，兩邊都日趨嚴格。我回北京以後，再訪香港的機會將十分渺茫。我和父母與幼弟這次分手便真成為不折不扣的‘生離死別’了，想到這一點，我更是悔心大起。
在火車未修好之前，餘英時已決定：到了廣州後，不僅不北歸，而且要重回香港。“說起來教人很難相信，我在做了這一新決定之後，幾個月來一直深深困擾著我的‘天人交戰’，突然消逝不見了，心中隻有一片平靜與和暢”。
三、猶記風吹水上鱗
新亞書院是錢穆和一些朋友於1949年秋在香港創辦的一所學校，主要接收從大陸流亡而來的學生或學者。餘英時的入學考試是由錢穆親自主持的，隻叫他用中英文各寫一篇讀書的經曆和誌願之類的文字。交卷以後，錢穆當場看了餘英時的試卷，馬上決定錄取。在餘英時的回憶裏，“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為在錢先生的所有弟子中，從出題到錄取全由其一手包辦的，可能隻有餘英時一個。
新亞書院。圖源：網絡
1950年至1952年，是餘英時在新亞書院讀書的時期。由於初創期的新亞麵臨嚴重的經費困難，錢穆常常不得不四處奔波籌措經費。由於在台北的一場演講中因禮堂倒塌負傷，1952年的整個春季錢穆都在台灣療養，也沒能在當年6月趕回香港參加餘英時的畢業典禮。
餘英時新亞書院畢業照，1952年
餘英時1952年7月於新亞書院畢業
由於新亞師生還少，常常有師生同聚的機會，在這些日常的交流中，餘英時看到了不苟言笑的錢穆“即之也溫”的一麵，彼此間無話不談，但“他（錢穆）的尊嚴永遠是在那裏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鍾忘記。但這絕不是老師的架子，絕不是知識學問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這是經過人文教養浸潤以後的那種自然”。
新亞書院原址的桂林街公共休憩空間，有一塊印有新亞第一屆畢業典禮師生簽名，左邊的正是餘英時的簽名。攝：Nasha Chan
當時餘英時的父親餘協中也在新亞兼課，錢穆常常與他們一家一起去太平山頂或石澳海邊喝茶，餘英時在錢穆九十壽辰詩中的“猶記風吹水上鱗”一句，便是回憶此時的情形。
海濱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
避地難求三戶楚，占天曾說十年秦。
河間格義心如故，伏壁藏經世已新。
愧負當時傳法意，唯餘短發報長春。
在1953年到1954年的一年裏，餘英時幾乎天天和錢穆見麵，開始比較切實地研讀中國曆史和思想史的原始典籍，這是餘英時治學道路上重要的奠基期。
錢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守護者，對於胡適、陳獨秀等人所主張的西化觀念並不認同；而《胡適文存》是對早年的餘英時影響很大的一本讀物。“在思想方麵，我相信錢先生對我很有意見，而我也不能完全接受他的看法，但彼此隻是心照不宣，從未說破”。這種思想上的隔閡並沒有影響彼此的交誼，在餘英時心中錢穆是他一生敬重、相伴四十年的老師，而錢穆對於這個聰穎的學生也非常看重。
右起：餘英時、錢穆，時間不詳
1956年餘英時訪學哈佛時，錢穆曾幾次去信，希望餘英時能夠“早歸”，“相與講究切磋”，可惜由於全家來美的關係，餘英時不得不將為期兩年的訪學計劃改為博士研究生計劃，“無論如何，失去向晚年的錢先生從事係統問學的機緣，這是我生平最大一憾事”。
在此後的人生中，餘英時每年到台北訪學時，無論行程如何倉促，總會去拜謁錢穆，“這並不是出於世俗的禮貌，而是為一種特殊的情感所驅使。我們師生之間的情感是特別的，因為它是在患難中建立起來的；四十年來，這種情感已很難再用‘師生’兩個字說明它的內容了。”
四、“帶藝投師”：哈佛留學時光
1955年，25歲的餘英時作為新亞書院提名學者，入選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人計劃”，得到了一個前往哈佛訪學的計劃。這對於在港期間生活窘迫的餘英時來說，實是意外之喜。
但在辦理赴美簽證的過程中，餘英時卻遭到了台灣當局的限製。其中緣由，便是餘英時曾於1951年參與香港的“第三勢力”報紙《自由陣線》的編輯工作，並發表過一些提倡民主自由的文章，從而被目為反國民黨的“第三勢力”，他的出國申請便被擱置一旁，無從獲批。
《民主製度之發展》（1955，亞洲出版社）、《自由與平等之間》（1955，自由出版社）等餘英時“少作”(圖源Facebook用戶：電光影裡書店）
最終，在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協助下，他以“無國籍”的身份獲得了赴美簽證。原本計劃於1955年7月前往、9月開始的訪學計劃，最終推遲到了10月3日方才成行。
1955年10月3日，香港啟德機場，餘英時先生乘泛美航空公司飛機到美國
作為訪問學人離開新亞時，餘英時與校方簽訂合同，約定兩年之後他必須回新亞服務至少兩年。但他剛到美國不久，父親很早之前提出的移民申請竟意外獲得通過，為了避免與家人分居，在征得到錢穆同意後，他轉而申請哈佛燕京學社的博士研究生，並於1956年秋順利通過，開始正式跟隨楊聯陞攻讀曆史學博士學位，主修中國漢、唐之間的古史。
楊聯陞在當時的學界，已是研究東漢士族問題的大家。而1955年之前，餘英時還未曾聽聞楊聯陞的名字，這或許與新亞注重經典研讀的治學風格不無關係。初到哈佛時，幾個朋友帶餘英時到楊聯陞家裏拜訪，幾天之後在費正清家的茶會上兩人再度相遇，他向楊聯陞問道：“您現在專門研究什麽東西？”一時傳為笑話。後來，餘英時回憶道：“這並不是我看不起楊先生，我根本不知道他，怎麽可以亂講話：久仰久仰。”
餘英時先生的兩位業師：錢穆（右）、楊聯陞（左）
左一：餘府宴客。中為餘英時先生與夫人陳叔平女士；
右上：餘英時（左）與劉夢溪，1992年；右下：右起餘英時、巫寧坤
在餘英時的學術曆程上，錢穆之外，楊聯陞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人。兩位業師治學風格迥異，從不同方麵給了他必要的糾正與補充：
在香港時我受錢先生影響最大最深，注重通識，喜歡講大問題，因為錢先生擅長宏觀論斷，又能抓住要點，能用一兩句警策的話籠罩全局。這都是我想學的。但我尚無學力，這樣做是危險的，楊先生的淵博和謹嚴在此恰好是對病下藥，把我從懸崖邊上救了回來。
（餘英時《我的治學經曆》）
楊先生知道我已在錢先生門下受過熏陶，所以開玩笑地說我是“帶藝投師”。因此他教我另外一套治學方式，也就是現代西方學界的普遍規矩：基本材料當然是原始文獻，但原始文獻中有許多地方必須用現代的眼光去理解，讀者才能明白，這就得考證和分析，不能不負責任地引用經典原文，便算了事。 （李懷宇：《餘英時：知人論世的曆史研究》）
在哈佛，餘英時的研究和聽課十分自由，幾乎毫無拘束。在讀博期間，除了跟隨楊聯陞研究中國古史（集中在漢、唐之間），更選修了當時一批著名學者的課程，如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與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合開的中國近代史、賽門（Ronald Syme）的羅馬史、懷特（Morton White）的曆史哲學、佛烈德裏治（Carl J. Friedrich）的西方古代政治思想史等。而他選修這些內容，並非想對西方史學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其主要目的仍在為中國史的研究提供一必要的參考和輔助。
孔捷生與沈君山對弈，餘英時（右二）觀棋不語
此時他與一大批傑出的海外中國研究學者結交，開闊了眼界。哈佛餘英時的家被當時許多港台留學生稱為“餘家莊”——因餘英時的父母都在哈佛，這些學生便常常前往餘家“打秋風”，進而常在一起聊天、談論學問，進而辦起了討論會。當時出入“餘家莊”的人有張光直、張灝，還有一些史語所得老先生，如張秉權、嚴耕望、董同和等。
餘英時的博士論文《東漢生死觀》，是在1959年他為錢穆先生祝壽而撰寫的《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1962年1月初，費正清以博士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宣布餘英時的博士論文——《東漢生死觀》順利通過評審。至此，他的博士學位計劃便完成了。
五、重返新亞：平淡人生中波瀾洶湧的日子
博士畢業後，餘英時到密歇根大學任教，在此期間寫成了《漢代貿易與擴張》。當時學生中有比他大十二歲的黃仁宇，在《黃河青山》一書中，黃仁宇多處寫到餘英時熱心地為他推薦工作、申請研究基金。1964年餘英時和陳淑平結為夫婦，從此相濡以沫，一同走過了近半個世紀，兩人育有二女。陳淑平是著名教育家陳雪屏的女兒。
1966年，餘英時離開密歇根大學，回到哈佛任教，與楊聯陞先生合教十八世紀以前中國史，並於次年拿到了長期聘約。
1973年，餘英時出任新亞書院院長（《新亞生活月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為了履行1955年赴美前與新亞書院方麵的承諾，1973年至1975年，餘英時回到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新亞書院院長，“不幸”又輪到兼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又恰好港府決心改革香港中文大學，要使原本獨立於大學的三間書院——崇基、新亞、聯合隸屬於中文大學之下。餘英時被任命為改製小組的組長，於是這兩年的生活成為了他“平淡人生中一次波瀾洶湧的日子”。
1975年，擔任新亞書院院長的餘英時（左三）| 圖源：香港中文大學資訊處
從1974年夏天到1975年的5月，改製小組前後開了一百多次的會議，最終確定的方案卻兩麵不討好。港府方麵不能認可，新亞方麵的唐君毅、牟宗三也不認可，唐君毅認為他“出賣”母校，甚至鼓動學生以大字報批他：
我為此曾對唐先生當麵說：您是老師，有問題應直接找我說明，因為這件事我已向新亞董事會作了報告，而且您自己也是董事之一。現在你們不公開和我討論，問清楚真實情況，卻在背後鼓動學生向我貼大字報，實在不能叫我心服。唐先生也無話可說。不過事後，我還是理解唐先生確是為了理想而奮鬥。這是一場不幸的誤會。但我對新儒家在理論上陳義高遠，而實踐中卻和常人差不多，不免感到失望。 （餘英時：《我的治學經曆》）
與餘英時同為改製小組一員的陳方正後來回憶道：
他翩然回歸，出長母校新亞書院，跟著又擔任中文大學副校長，真所謂英才俊發，風華正茂，不料旋即卷入大學體製改革風波，為這所嶄新學府的轉型付出沉重代價，兩年後就黯然返美，似乎是絢爛歸於平淡了。其實，那才是他事業的真正開始。
陳方正與餘英時聚餐。右起：邢慕寰、餘英時、不知名者、陳方正、金耀基、餘小姐、餘夫人，1982年9月。
回歸香港的這兩年，也是餘英時寫作上的一個重大變化，他發現此前用英文寫成的著作在日本、台灣學者間幾乎無人問津，於是決定之後用中文寫作，再用英文寫一篇提要式論文，供西方讀者閱讀。1976年，餘英時出版《曆史與思想》，在中文學界引起巨大反響，此後他每一著作的問世幾乎都會引起熱烈的討論。
餘英時，1984年。來源：聯合報
1977年餘英時被禮聘為耶魯大學講座教授，1987年成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直到2001年退休。一生執教三個常春藤大學，這在美國名校中是少有的紀錄。作為一名教師，餘英時實可謂桃李滿天下，許多今天非常著名的曆史學者，如王汎森、黃進興、林富士、羅誌田、彭國翔、陳弱水等，都曾是他的學生。
2006年，餘英時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2014年，又榮獲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唐獎首屆漢學獎。這樣的成就在華人學者之中，無出其右。
左一：2006年獲頒有“人文學界諾貝爾獎”美譽的克魯格獎後，應媒體要求展示獎章；左二：“克魯格獎”兩位得主餘英時（左）及富蘭克林（右），與贈獎人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畢靈頓合影。（《明報月刊》資料照片）
2014年唐獎得獎人：漢學獎得主餘英時。（記者邱德祥／攝影）
六、自問生平誌業，在追求中國思想史的新知識
我一直欣賞西方學術界流行的一句老話：一個研究工作者的最大榮譽是姓名能出現在其他學人著作的“腳注”中，footnote，而不是在報紙的“頭條”新聞上，headline。我自問生平誌業即在追求中國思想史方麵的新知識，絕無興趣作“公共知識人”，因此從未參加過任何有組織的政治、社會活動。我雖然在治學之餘，偶然發表一些有關世事的評論，那也不過是稍盡現代公民的言責，即康德所謂“公開運用理性”的表現，如此而已。
（餘英時：《我的治學經曆》）
餘英時一生著述頗豐，陸續出版中英文著作近60餘本，論文400餘篇；研究領域上自春秋戰國，下至五四，且思想、社會、文化、政治無所不包，是極少數在史學研究上能駕馭各朝代，又精通西方學說的學者。
普林斯頓大學中國研究教授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曾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他寫了中國曆史的方方麵麵，當我們在正式投票決定聘用他時，我們的中國研究專家團隊都意識到，餘英時在我們的每個專業領域都至少有一篇重要的論文。”（1987年餘英時加入普林斯頓大學）
“東西史學大師跨世紀對談”，談論1898～1989世紀交替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圖為時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餘英時。照片來源：聯合報
但餘英時畢竟也有他的專業與主線。思想史毫無疑問是他的專業，而其中也有兩個主線：“第一個軸線是認識中國文化必須在其自身的環境之下，但有時也要靠‘比較觀點’”，第二個則是“始終把重點放在改朝換代之際”。熟悉餘英時著作的人，不難在他的作品中發現這兩點。
1993年“國家、社會、國人”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瑞典召開，與會嘉賓合影。前排右三為餘英時。（圖源：陳邁平）
據餘英時自述，他的思想史研究主要有以下四個特點：
不但研究上層的經典（如儒家和道家），而且也注重下層的民間思想，尤其關懷上、下層之間的互動。
不但探索中國思想史的連續性（continuities），而且也分析它的斷裂狀態（discontinuities）。
以我過去的研究工作而言，我的重點主要放在中國思想史的幾個重大的變動時代，如春秋戰國之際、漢晉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這是四個最有突破性的轉型期。
今天研究中國思想史不能不具備一種比較的眼光（comparative perspective），但不能流入一種牽強的比附（forced analogy）。
（2007年10月6日日本中國學會第59回大會，餘英時“我與中國思想史研究”講詞）
攝於2007年，圖源：中華書局
“以西方為參照，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的特性所在”，是餘英時史學研究的核心，他相信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與現代的民主、自由等價值相融，而不是它們的敵人。他曾在2006年的克魯格獎得獎演說中提到：
如果曆史可為指引，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迭的共識，畢竟中國的“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如今我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
由於關注儒學的發展以及對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餘英時常被視作“新儒家”的一員，但他否認這種說法，相比於新儒家的側重抽象理論內容，他更認為自己是一個注重研究史實的思想史學者。
中國思想史中的變動，是餘英時思想史研究的另一方麵，“（我）尋找兩千多年中的種種變動，主要是想破除中國二千年未變的偏見”。餘英時認為中國思想史上主要有四大“突破”：一、春秋戰國時期，從“禮壞樂崩”到“道為天下裂”；二、漢末到魏晉南北朝，士的個體自覺的覺醒及其與群體秩序之爭；三、唐宋之際，士大夫群體的“回向三代”與“同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四、16世紀即王陽明（1472-1529）時代，士商互動以及士大夫群體從“得君行道”向“覺民行道”的轉變。
事實上，我研究每一個思想變動，首先便從整體觀點追尋它的曆史背景，盡量把思想史和其他方麵的曆史發展關聯起來，其次則特別注重“士”的變化和思想的變化之間究竟有何關係。 （餘英時《我與中國思想史研究》）
關於士這一群體的研究，構成了餘英時史學研究貫穿始終的核心。他既關注士這一群體在曆史中的變動，也將其與西方語境中的知識分子相比較。他認為西方近代的公共知識人（Public Intellectuals）與“士”的概念最為相似：
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識分子”事實上具有一種宗教承當的精神。 （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
從孔子的“士誌於道”“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到範仲淹的“以天下為己任”，中國知識分子對道德、政治、社會等方麵均有深重的責任感與參與意識。由傳統的“士”轉化為具有獨立人格和尊嚴的現代知識人，便是中國現代知識人所必須要麵對的一個人生課題。餘英時認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中國已經出現了這樣的現代知識人，隻是這一脫胎於傳統的群體，不可避免地帶有一種文化特色：
第一，從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到采取實踐行動，中國知識人都當仁不讓，包括多次革命在內。西方學人對這一點很感詫異，因為西方知識人雖也提倡普遍價值，但並不將求得其實現看作是他們的特有的責任。 第二，中國現代知識人對於執政集團及其最高領導人，無論是什麽名義，在建言之際，往往使人感到有傳統士大夫向朝廷和皇帝上條陳的味道。他們似乎仍仰視大權在握的政治領袖，不敢與之分庭抗禮。這就失去了現代知識人的獨立人格和尊嚴。康德說，所謂“啟蒙”可以理解為“公開運用理性於一切事物的自由”。其實這便是現代知識人，尤其是“公共知識人”的基本精神。換句話說，他們對一切有關公共事務，隻憑理性向全社會發言，該批判的便批判，該建議的便建議，根本不考慮政府及其領袖是否會因此憤怒。 （餘英時：《我的治學經曆》）
在這種知識人的轉型之中，餘英時認為胡適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其緣由便在於他敢於“公開運用理性”，“我覺得胡對今天年輕一代的中國知識人最能發生積極影響的地方，便在他能不向政治權威低頭”。
餘英時生平剪影
2000年|圖源：聯合報
2007年|圖源：中華書局
2007年|圖源：中華書局
2008年 | 聯合報，拍攝：曾學仁
2014年
2018年
最早在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士與中國文化》第二版序中，餘英時提出以“知識人”替換“知識分子”一詞。在過去他也隨俗使用“知識分子”，但後來他覺得過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右派分子、壞分子、反動分子，等等，而在西方和日本，便都是用“知識人”，
講知識人等於中國人講讀書人一樣，講政治人、經濟人、文化人都可以，為什麽不能用知識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複人的尊嚴，因為語言是影響很大的東西，語言一定限製你的思想，用暴力語言，就是鼓動暴力。 （餘英時：《在這個時代，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
在時代周刊的一次采訪中，記者問及，在今天這個時代裏，如何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
餘英時答道：
我想你們年輕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當人，不要盲目服從上麵的權威。我認為每個人要爭取自己基本的人權，不要隨便被人剝奪了。如果人家給你“恩賜”，給你點好東西，你就感激涕零，這就不太好了。
人就應該量才適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麽環境，盡量做自己該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為自己著想，我們念中國書，受中國文化影響，不能隻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
因為小時候受影響，有社會責任感，但是責任感也不能無限膨脹，膨脹到連家都不顧了。起碼的責任是對家裏人有承擔，這以後才有餘力為公家做事，這是很簡單的人生道理，隻要能做到這一點，中國才能夠慢慢走上現代社會，隻能求一點一點地變。
攝於2007年 | 圖源：中華書局
餘英時普林斯頓住處後花園的竹林。“此次探訪恩師，還有機會一覽餘府後花園一百八十度寬的竹林風姿，整排筆直地一棵緊挨著一棵，毫不孤單地群起英挺、昂然屹立，映照出主人作為一代學術大師不畏權力的傲然風骨。”（林泉忠，2019年）
2020年10月，香港綜合性學術文化刊物《二十一世紀》創刊30周年慶，餘英時的寄語：
當時開筆欲回天，今日重思徒悔慚。
回首卅年聊自解，有言畢竟勝無言。
餘英時先生逝世後，安葬於普林斯頓公墓（Princeton Cemetery），緊挨父母餘協中、尤亞賢墓地
蓋棺未定論：關於餘英時的爭議
批評別人首先應該了解對方，不能動輒以輕鄙的態度出之，流於謾罵。這是我們最容易犯的毛病，一天到晚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人。
餘英時 語（陳致《餘英時訪談錄》）
“人無完人”。對一個學者來說，就更是如此。餘英時一生堅信五四時期的“科學”“理性”。真正的科學精神必定在智識上反對獨斷，反對唯我獨尊。他稱自己：“從來不把任何個人當神一樣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賞，很尊敬，但我不覺得我要崇拜某一個人”。毋庸諱言，餘英時先生在學術和政治上都引起過一定的爭議。他也一定不會覺得自己在學問、人格方麵完美無缺、無可挑剔。但無論如何，他所留下的學術遺產是有價值的，他的生命是豐富而燦爛的，他一生執著求知，其間展現的科學精神將跨越時代，啟迪後人。
餘英時曾在2008年與邵東方的一次訪談中說：
學術研究最重要的是有開創性，用過別人沒有用過的史料，提出過別人沒有提出過的觀點，得到前人沒有得到過的結論，而這個結論是有很堅強的證據的支持，所以我們研究曆史最要緊的是要有對證據的尊重。如果沒有證據，那隨便怎麽說，你說這樣一套，我說那樣一套，那就完了。那就沒有是非可言，也沒有真假可言，也沒有對錯可言。那是不行的。所以我們講，曆史最後有一個關口，你逃不過的，那就是你有沒有證據。
基於同樣的邏輯，也不乏一些學者對於餘英時的史學研究提出質疑。
1954年，餘英時在香港《人生》雜誌連載《郭沫若抄襲錢穆著作考——〈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係年〉互校記》，認為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大量抄襲其師錢穆的《先秦諸子係年》一書。1996年，學者瞿清福、耿清珩發表《一樁學術公案的真相》予以反駁。他們批評餘英時“不但使用了一些通常學術批評不應該使用的惡毒的詞句，而且口氣傲慢武斷”，隨後，通過對兩書的重新校勘，他們認為郭沫若並無抄襲行為。王學泰等學者也認為餘英時的論述與事實不符。
餘英時先生對中國思想史研究具有開創性貢獻，其對宋代政治文化進行研究的《朱熹的曆史世界：宋代政治文化研究》一書出版後影響很大，但也有一些批評的聲音。劉述先、楊儒賓等人撰文商榷，餘英時作了一些回應。葛兆光先生的文章有為其辯護之意，但也認為“從政治史角度把王安石和朱熹連起來，雖然揭出一個被遮蔽的側麵，但也可能以這一側麵遮蔽另一側麵”。餘英時先生引人爭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恐怕是他的政治立場。他一直信奉“自由主義”，而對共產主義持保留意見，越到晚年，這一點越發明顯。根據年輕時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觀察，他十分懷疑階級史觀支配下的曆史解釋。
餘英時代表著作
餘英時部分著作書影
餘英時一生治學勤勉，將學術研究融入生命曆程中，留下了諸多著述。他曾說；“我自己覺得我是很幸運的，因為我的興趣跟我的職業是合而為一的。現在做的工作正是我喜歡的事情，並不覺得苦，久而久之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了”。
美國國會圖書館目錄顯示，餘英時出版了102本中英文書籍，包括在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版本。
現將餘英時先生的主要著作按時間編排如下，方便讀者按圖索驥。
一、港台出版
1.《近代文明的新趨勢》，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2.《民主製度的發展》，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
（以上二書合刊為《西方民主製度與近代文明》，台中：漢新出版社，1984。）
3.《民主革命論》，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
4.《到思維之路》，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
5.《自由與平等之間》，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
6.《文明論衡》，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
7.《方以智晚節考》，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
8.《曆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9.《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香港：龍門書店，1976。
10.《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
11.《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12.《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
13.《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14.《從價值係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4。
15.《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16.《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17.《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0。
18.《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書局，1991。
19.《中國曆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
20.《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書局，1992。
21.《民主與兩岸動向》，台北：三民書局，1993。
22.《曆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23.《現代儒學論》，美國新澤西：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
24.《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25.《五四新論 : 既非文藝複興，亦非啟蒙運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9年。
26.《朱熹的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2003。
27.《重尋胡適曆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28.《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台北：允晨文化，2004。
29.《未盡的才情 : 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年。
30.《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7。
31.《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
32.《東漢生死觀》，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
33.《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
34.《人文與理性的中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 年。
35.《中國文化史通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36.《人文與民主》，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0。
37.《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
38.《中國與民主》，香港：天窗出版公司，2015。
39.《餘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文化 ， 2018年。
二、大陸出版
獨立著作：
1.《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1989年。
2.《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
3.《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4.《現代儒學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5.《朱熹的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
6.《中國文化史通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
7.《重尋胡適曆程 : 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
8.《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9.《論天人之際 : 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中華書局，2014年。
10.《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九州出版社， 2014年。
作品集（係列）：
餘英時文集（全十卷） 2004年—2006年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1.《史學、史家與時代》
2．《中國思想傳統及其現代變遷》
3.《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
4.《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
5.《現代學人與學術》
6.《民主製度與近代文明》
7.《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上》
8.《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下》
9.《曆史人物考辨》
10.《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
餘英時作品係列（全六種） 2004年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
2.《方以智晚節考》（増訂版）
3.《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
4.《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
5.《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
6.《朱熹的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下）》
餘英時作品係列（全四冊） 2012年 北京大學出版社
1.《中國情懷：餘英時散文集》
2．《師友記往：餘英時懷舊集》
3.《學思答問 : 餘英時訪談集》
4.《卮言自紀 : 餘英時自序集》
三、海外出版
1. 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62.
2.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3. Early Chinese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or and principal author, Seattl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1.
4. The Power of Culture,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Co-editor (with Willard J. Peterson and Andrew H. Plak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4.
參考文獻：
1.餘英時：《餘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2.陳致，訪談：《餘英時訪談錄》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3.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
4.林載爵主編：《如沐春風：餘英時教授的為學與處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9年。
5.許倬雲口述，李懷宇撰寫：《許倬雲訪談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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