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的電影《歸來》開拍前，演員陳道明專程來請杜高吃飯，跟他請教勞教經曆的點滴細節，為塑造老“右派”知識分子陸焉識的角色做功課。
片子上映後，杜高的妻子李欲曉觀影歸來如此解讀：“你人回來了，那個年輕人回不來了，那個時代回不來了，愛情回不來了，沒有歸來。”
對“歸來”的含義，他們是很懂的。杜高就是“歸來”過的人，從1955年，這個當時25歲的青年編劇、文藝評論家被牽扯進“反胡風”運動，緊接著肅反、反右，被送去勞動教養十二載，1969年釋放，1979年平反，1980年成家。
結婚半年多，有一次，杜高說到什麽大笑開來，李欲曉在旁邊掉淚，“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你真正的笑”。“你很長時間都不會笑，真的。”她側頭注視如今已86歲、一頭華發的丈夫。
倚靠在沙發裏，微垂著眼睛，杜高的聲音跟眉目一樣平和舒展。他有些好奇，我們如何注意到他和他的隨筆集《生命在我》，這本書中所收錄的文章都在同一個主題下：已日漸遠去的那一代藝術家跟文藝青年們的命運。
舊日檔案
杜高上回出書是2004年。那一年，一部本應銷毀多年、幾乎不可能有機會流出的個人檔案得以出版，被原封不動地公之於世——杜高檔案。為這部檔案，杜高寫了係列回憶文章，作為補充說明一道推出。
“1979年，我平反時就告訴我，根據規定，我運動時期的檔案已全部銷毀，因為是不實之詞。不隻是我，全國五十多萬右派都是這樣。”他全然不曾料到，在被告知這話的20年後，會親手觸摸、翻閱自己被“銷毀”的檔案，那一刻，杜高覺得“神秘又可怕”。
杜高檔案完整厚重得驚人，從1955年開始，到1969年杜高結束勞教結束，橫跨十餘載，囊括各種交代、揭發、批判、檢討、評語、表格乃至上級規定的發言提示、專案組的秘密報告、批鬥會領導人隨手寫下的小紙條……未經文飾的幾十萬字材料裏，躺著一個知識分子的青春歲月跟一個時代最赤裸的氣息。
檔案開始那年，25歲的杜高是當時文化部設立的劇本創作室的一員。創作室組織了賀敬之、路翎、安娥等老中青三代優秀作家，擔負集中力量，寫出好劇本，帶動全國戲劇創作的使命。
那時的杜高年少得誌、激情滿懷，12歲起陸續發表散文、劇評，19歲已擔任《新少年報》文藝版主編、出版文藝評論集，23歲成為創作室最年輕的成員……
他交往密切的好友也多是文藝界小有名氣、才華橫溢的青年，比如同在劇本創作室的劇作家汪明、電影工作者田莊，中央歌劇院樂隊隊長羅堅，徐悲鴻愛徒蔡亮，一群人常一同探討對藝術的看法，互相批評鼓勵，聲名顯赫的著名戲劇家吳祖光和妻子新鳳霞是他們敬重而親密的大哥大嫂。那是一段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陽光遍野的好時光。
左起：羅堅、田莊、杜高、蔡亮、汪明。攝於1954年春
但很快，這群青年的命運驟然轉向，從前途閃亮的文藝界新星，變成時人不齒的負罪之徒，一路跟目不暇接的各種運動和大人物名字鉤掛，“罪行”層層加身，級級拔升。
1955年，以胡風為首的一批作家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深受胡風推崇的作家路翎成了“集團骨幹”。因為跟路翎交好，杜高和他的朋友們受到牽連，相繼被隔離審查，並給按上“小家族集團”的名號。
待他們剛勉強掙紮脫身，1957年5月底，他們的“大哥”吳祖光應邀為戲劇工作提意見，誠懇地說到那種辦事粗暴又不懂文藝的人趁早不要領導文藝工作為好，這一發言被冠以《黨“趁早別領導文藝工作”》發表，成了無可抵賴的“反黨罪證”，吳祖光、黃苗子、丁聰等被迅速打成“二流堂”右派集團。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反右”運動在全國展開。“小家族”的青年們隨即被定性為“二流堂”培養的第二代、“反革命”的接班人。黑名單上，杜高的名字高居首位。
1958年4月18日，在今天王府井大街上的商務印書館、當時的文聯大樓，杜高被壓上公安局的卡車，在公安局照了相、按了指紋掌印，就這樣開始了他最初定期三年的勞教生涯。
監禁、苦役、饑餓……在很長一段時間，這些都並沒能改變杜高。他仍對生活抱有希望，會輕易向人袒露自己的真實感情和思想。
曾有個因盜竊入獄的大學生跟他說想上學，杜高十分讚成，說將來出去了要替他給上麵領導寫信。看到這學生在讀托爾斯泰的《複活》，正讀到女主人公在監獄裏，杜高隨口說小說中的“獄卒”就相當於現在監管我們的人。這些言論都被這名學生寫進告密材料，說杜高要給誰誰寫信，還說管教人員以前叫獄卒，是最下等的工作……原應在1961年結束勞教的杜高因此又被延長了三年的勞教期限。之後，三年複三年。
1967年年底的一個早上，仍熱切盼望早日被釋放的杜高扛著鍬去上工，聽到大喇叭裏正廣播《人民日報》的文章，提到“小家族集團”，不再說他們以吳祖光為首，而改說是以被打倒的文化部副部長夏衍為首，後台老板是劉少奇了。他不能不感到絕望和恐懼，不能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境遇。
杜高檔案完整記錄了杜高如何在12年時光中，由一個生氣蓬勃、活潑爽朗，會對朋友們說“將來文代會的主席台上將是我們這一代人，我們要有這個誌向”的青年成為一個寡言老實，不斷寫檢討自我批判、向毛主席請罪的中年人，用杜高的話，“一個世故的人，一個學會了應付周圍環境的人，一個沒有表情的人，一個被貧窮折磨得衰老的人，一個外表顯得老實可憐而內心一直在用力壓抑著情感的人，一個虛假的人。”
紙上蒼涼
檔案中有段故事，直到今天提起，仍能逗得李欲曉哈哈大笑，把一句話笑成幾截。
1960年冬，正是三年困難時期，饑餓無可避免地席卷進勞教所。勞教犯們終日饑腸轆轆，每頓飯隻有兩個小窩窩頭，“紅薯麵跟棒子麵混合的，好吃極了”。一次，杜高去給大家領飯，發現有人沒來，多了倆窩窩頭沒人要，“產生了想法”，他想吃得很，卻沒有吃的膽子——沒膽吃，又沒把窩窩頭退還夥房，沒退給夥房，可也沒吃，就這樣滿心矛盾地把倆窩窩頭擱一邊放著、看著。結果被管教幹部發現，開會批判，責令他交代思想。
“現在看可太逗了！”李欲曉憋住笑說，“開會讓他交代，說他認識不深刻，要寫檢討，他寫了還沒通過，又開會，又讓他寫，不停地檢討。我看了就想這可有完沒完啊？就倆想吃沒吃的窩窩頭，上升到破壞三麵紅旗了……”
杜高關於窩窩頭的檢討是在1960年的除夕夜，趴在監舍炕上寫的，他一字一句地寫自己如何自私卑下，經不住窩窩頭誘惑，有資產階級的貪婪思想，反人民、反社會主義……
“發現這部檔案的李輝也說這個窩窩頭的故事是出時代喜劇，我說這個喜劇是充滿眼淚的。那個年代，人失去的是什麽呢？是尊嚴。”杜高平靜地看著我們笑，“如果一個民族的人都成天這麽檢討，都喪失尊嚴，那這個民族也不會有尊嚴。”檔案中，這類故事還有很多。
上世紀90年代，《人民日報》的編輯李輝在潘家園舊貨市場上意外地淘到一箱子五六十年代的檔案材料，從中奇跡般地發現了杜高十分完整的個人政治檔案。與杜高取得聯係後，李輝帶著顧慮，提出將檔案出版的想法，經過一番內心掙紮，杜高同意並對此全力配合。“我願意袒露我所有的難堪，連同屈辱、過錯和醜惡，把真實的時代和人的經曆告訴你們，告訴下一代”。
“在那個年代，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命運。”杜高說。
故人背影
李欲曉認識杜高時，他“改造好”已有十多年，“又黑又瘦，戰戰兢兢，說話特別客套。”
1969年，“摘帽”後的杜高被送回原籍，在街道上做了8、9年臨時工，直到1979年平反，被調回北京工作，這時，杜高已49歲。
他們訂婚後，杜高的好友、與他同屬“小家族集團”的田莊托人把一張照片送給杜高的未婚妻。打開包照片的信紙，李欲曉看到了年輕時杜高的臉，信紙上寫著一行字：“還你一個真實的杜高。”
“他是怕我的妻子嫌棄我老，那時我非常衰老憔悴，所以他送了這樣一件禮物。”這張照片原本是1955年杜高贈給田莊的，卻以這種方式回到主人身旁。
“還你一個真實的杜高”，1955
杜高不止一次感歎，當年“小家族”集團的主要成員已經隻剩自己一人。在隨筆集《生命在我》中，他一篇又一篇地寫對老朋友們的懷念，寫他們是怎樣的人，遇到怎樣的事，最後怎樣離開。
他說田莊是電影界公認的才子，才華橫溢，“在北影廠做編輯時，他幫過很多人，改過很多劇本，包括幫當時的無名青年蘇叔陽完成劇本《丹心譜》。完全是無私的，什麽報酬沒有，也不掛名，就是很熱情的幫忙。”
1979年，接到平反通知，田莊飛快地蹬著自行車去北影廠拿右派改正書，當晚嘔了一臉盆的血，被抬進醫院。他在病床上聽說杜高要結婚了，顫抖著寫下那行送給李欲曉的字，幾天後，離開人世。
“小家族”的劇作家汪明在粉碎“四人幫”的前兩個月，孤獨地死在勞改農場；中央歌劇院的羅堅平反後沒兩年，因心髒病猝死；創作《延安火炬》等經典油畫、被柳青指名為《創業史》畫插圖、為恩師徐悲鴻謄畫遺作草稿的畫家蔡亮在動蕩年代磨壞了身體，六十出頭就因心髒病過世。“反胡風”時期牽連到他們的作家、被譽為“文學天才”的路翎，在運動中精神受創，安靜沉默地度過了晚年。
1980年春，杜高結婚。已在“文革”中癱瘓的新鳳霞叫兒子背著她出席婚宴。服務員和廚師們圍住她，請她唱幾句評戲，久不唱戲的新鳳霞唱了兩句“好人遭罪，苦盡甘來”便淚如雨下，由女兒替她唱了支歌。
人生如戲。
文革結束後，很多人開始寫“右派”回憶，杜高不曾動筆。“我很尊敬的前輩、文藝界重要領導人夏衍在監獄裏被綁在麻袋裏打斷了腿，恢複工作後，我見到他，他說美國之音德國之音好多媒體要采訪他，但他絕不講，一個字也不講，不要損害我們的黨，要把我們國家趕緊建設好。”他的聲音微微顫抖，“這給我的印象非常深，這種感情……你知道吧？”
不負苦難
上一代藝術家們的背影漸漸遠去，這些年，杜高終究拾起了筆。他漸漸覺悟到不反思曆史、直麵苦難的民族不可能取得真正的進步，決心盡自己所能，不加誇張、虛構，老實而坦白地寫寫過去。“不是為悲悼我那個被毀掉的青春年代寫作，而是為了下一代人，為了他們的青春年代不要再被毀滅。這就是我寫作的目的。”
審閱過杜高的書稿後，責編石灣說這是一個曾被毀滅了自我的杜高，又頑強地複活了自我。
是的，這是再度歸來的杜高。從勞教農場、從湖南老家、從不會笑的僵硬麵孔、從不願回憶的昔日噩夢……這一生，多少回，他一次又一次地歸來。
編《生命在我》時，杜高沒有寫序，開篇隻用了一則簡短題記：“我時時記在心裏的，是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說的一句話。他說：‘我隻擔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受的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