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宋給毛寫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員長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
1957年宋又寫信給中共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麽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麽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麽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麽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麵？要推翻共產黨？”
文革期間，宋先後給毛和中共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對共產黨極度失望。67年8月，69年11月，76年6月，宋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在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都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道路的迷惘和苦悶。“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之間，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做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麽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誌、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麽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