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陣台灣大選，喚起了我將近四十四年前在複旦參加選舉的回憶。
一九八0年的春天，上海開始區縣級的人民代表選舉。新選舉法規定：除了中共、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推薦的候選人外，還允許以一人提議三人以上附議的方式推出候選人。新的規定在各高校引發了學生參選的熱潮。上海師範學院在三月初開始普選，中文專修科學生徐政宇毛遂自薦當候選人，預選的結果，徐政宇與八十二歲的老教授陳科美成為正式候選人，經過第二輪選舉，徐獲得過半數的選票，當選為上海縣人民代表。對此，上海的黨媒肯定了徐的做法。
複旦大學從四月開始普選，完全采用一人提議三人附議的方法產生候選人。中文係《春筍社》的社長張勝友第一個站出來自薦當候選人，有人便跟貼建議：“張勝友，請做三件事：一.張貼照片，讓大家認識；二.寫個個人簡曆：三.具體執政措施。”緊接著，食堂前、教學樓旁和學校通衢大道南京路的黑板報欄上，陸續不斷出現了各種有關公告。到四月十二日，四個選區共計產生了三百十六名候選人，其中，文科一百零四人、理科一百五十四人、機關三十人，附中二十八人。
文科新聞係推出的是共產黨員、張貼在大食堂門外櫥窗裏的牆報《前哨》的主辦人之一、“四五學會”和《大學生》雜誌的發起人之一的徐邦泰，他的競選公告是:“為了維護民主與法製的尊嚴，為了爭取權利與義務的兌現，公民徐邦泰宣布參加競選人民代表—勝選了，將為民喉舌，不因點綴權柄而被人可憐；落選了，也使勝選者不為輕易僥幸而躊躇誌淺。”有選民評論說：“還沒選就講落選如何，底氣不足”。被哲學係同學推出的是四五英雄景曉東，他說：“我願以身試法。社會主義民主選舉法得來不易，但一紙法令變為我們民族生活中的現實，還需要千百萬群眾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實踐。凡是在這個過程中自覺地宣傳民主方式，積極地運用法定權力，並以自己的實踐來豐富民主的內容，用各種經驗和教訓來使法製具體化的人們，不都是可以說是以身試法?”（景曉東回憶起他在四五期間的經曆時說到看守所裏的那些警察時，說他們是毫無人性的工具，打起人來極其凶狠野蠻）。被研究生一致推出的是謝遐齡，謝遐齡介紹自己:“他—作為一個公民，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作為一個選民，具有社會公仆的熱忱；作為一個研究生，具有求實的精神和活躍的思想；作為一個人，富有人情味和幽默感。”中文係還推出了《傷痕》小說的作者盧新華，國際政治係則推出了吳研雷。複旦校園一時變成了民主的嘉年華會。
這樣的競選實踐，在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是第一次。複旦的情勢，遠比師院複雜。競選人的演講都在大力渲染自己，言論變得越來越異端。
四月九日，理科同學在大食堂門外《前哨》的對麵貼出海報：“一百張來自物理係的選票，請各位競選人明日來理科階梯教室一展風采！”在這次演講會上，化學係的王尤琦一上台就說:“我不是共產黨員，我隻承認我唯一的領導是全體選民!”下麵一陣掌聲。有人問：“你信仰什麽?＂王答：“我原來信仰馬列主義，現在不信了。我信科學。”又有人問：“馬列主義是科學嗎？”王答：“當馬列主義成為一門科學時，我還是信仰它。”這時又有人站起來問：“你是共青團員嗎？入團時你是怎麽宣誓的？”王大聲說:“如允許我退團，我現在就退！”又有人遞上紙條:“你對三十年來的社會主義製度是擁護還是反對？”“反對！”王的幹脆回答引起了全場嘩然。掌聲、噓聲、尖叫聲交織一片。這個演講加上複旦其它的“異端邪說”，據說立即就有內參擺在上海市委書記彭衝和中南海的辦公桌上。
第二天，複旦黨委召開緊急會議，上海市選舉辦公室派專人巡視複旦，校團委和學生會開會“糾偏”。四月十一日，全校各係分頭召開學生大會，由係總支書記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於是競選人紛紛偃旗息鼓，南京路上一片沉寂。
五天後，徐邦泰在南京路黑板報欄上貼出一篇《競選之我見》:
“我不同意那種‘信科學不信馬列’的講話，但也不讚成因為存在‘異端’而大驚小怪，反對因此而否定整個競選活動。
林彪四人幫抓了間接選舉、等額選舉、黨派提名三個環節，把社會主義民主普選製整個地葬送了。新選舉法把縣級權力機關由間接選舉改為直接選舉，把等額選舉改為不等額選舉，把著重黨派提名改為同時也強調由選民提名。這些規定無疑是個大進步。師院學生徐政宇自薦競選人民代表，表現了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對此，王震副總理批示，讚成徐政宇毛遂自薦選人民代表，並高度評價了這一選舉法。
複旦一下子有那麽多學生‘跳出來’參加競選，反映了大家對社會主義民主的高度熱忱。顯而易見，其意義並不在於誰當選，不在於一次縣人大能解決複旦多少問題，而在於它是一次選民的實踐，是一次豐富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踐。放任自流固然不好，潑以冷水更不對。
有人不信馬列，其實這與競選何關？以去年九月進行的民意測驗為證，五百人中就有五個理科生‘信仰科學’和‘不堅定地信仰共產主義’，還有三個文科生信‘人權主義’，三個信宗教的。當然信仰問題是政工幹部特別關注的問題，但是在選舉時不應忘記神聖的法律。《選舉法》第三條規定:‘年滿十八周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都有選舉和被選舉權。’顯然，隻要承認憲法，一個宗教徒同一個共產黨員享有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因此，我認為，人們可以討論和爭辯信仰問題，但以此作為責備競選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這篇短文吸引了大批觀眾，競選運動又重新活躍起來。
四月十七日，複旦校選舉辦采用協商量和預選的方法，由各係選出一至二名係候選人。四月十八日，文科推選出十五名候選人，理科推選出十三名候選人。為了各選區能在十多名候選人中確定兩名正式候選人，各係對候造人進行介紹，印發到各選民小組，有的係用牆報和黑板報的形式進行介紹，然後進行正式預選，以得票最多的兩人為正式候選人。
王中教授和徐邦泰原本是新聞係的候選人，在文科選區十五名候選人的預選後，又成為文科選區的正式候選人，張勝友僅以十票之差落選。理科選區是計算機係學生孫德煒和副教授徐職功勝出。在校選舉辦公室推出的候選人的介紹公告上，王中的介紹文字數是徐邦泰的兩倍。
王中從選舉一開始就滿腔熱情地支持學生競選。他在解放軍進城時是上海新聞界的軍代表，接著出任複旦黨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和新聞係主任。他當了二十二年的右派，據說是新聞界右派裏唯一堅持不寫檢討、從不承認錯誤的人。在一九七九年複任複旦新聞係主任時，王中在就職大會上說：“新聞係如果培養出一個布魯諾，就是我們的光榮！如果培養出一個姚文元，那就是我們的恥辱！”
在正式投票以前，文科以張勝友為首的其他所有的候選人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呼籲大家投徐邦泰的票。聲明大意是，文科的另一位正式候選人王中德高望重，有地位有名聲，他如果願意為民眾說話，有的是講台和機會。
五月九日，複旦校園紅旗招展，熱鬧非凡。投票結果，文科選區的王中獲七百七十八票，徐邦泰獲一千三百二十票。理科選區的候選人都未過半數票。在五月十六日進行第二次投票，結果也是學生勝了老師，孫德煒當選。
徐邦泰是真正的民選人民代表。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體製下的第一次，也是迄今最後一次公平、公正、公開和理性的民主選舉。
記得那天我在徐邦泰的名字旁畫了圈以後，坐在我身邊的同學說：“這就像阿Q畫的那個圈”。不幸他的話一語成讖。
不久就刮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妖風。
一九八一年初，複旦校黨委成立了專案組，審查徐邦泰的所謂“問題”，將其定為“自由化分子”，並越級開除了其黨籍。事先新聞係七七級的黨小組堅決拒絕了黨委要求開除徐邦泰黨籍的指令。
徐邦泰的人緣極好。他是那種“大智若愚”的人。大學畢業後，他被發配到一個手表廠的技校當教師。他在一九八五年到了美國，隨即投入了民運。以後他成了虔誠的基督教徒，在伯克利附近過著田園生活。
中國一向最缺的就是像徐邦泰那樣有抱負、有獻身精神、有擔當、智商情商都極高的人。中國容忍不了那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