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於50年代歸國的留美科學家。他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在曆史的風雲際會中，這批科學家的命運體現在對政治與科學、去國與歸國、個人與國家等相互交織的多重選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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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位中國留學生乘坐“威爾遜總統號”郵輪於1950年8月31日離開舊金山回國時在船尾的合影。
他們大部分是抗戰勝利後，通過國民黨政府組織的留學考試出國留學的。50年代他們中很多人想回國為新成立的共和國服務，美國政府禁止他們回中國大陸，他們卻想方設法，衝破重重阻力回到了中國。這些科學家在新學科的建製、科學人才的培養以及為新中國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服務，其中有些科學家尤其在十二年科學規劃的製訂和“兩彈一星”的研製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批科學家在曆次政治運動，特別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很多衝擊，有人被關入監獄，甚至有人自殺。在這批科學家身上能夠見證科學與政治複雜的關係，能夠見證冷戰對科學發展的影響。
1. 在中美與國共複雜關係中的中國留學生問題
50年代歸國的留美科學家在中國百年留學潮中是特殊的一批。二戰使中國成為同盟國的一員，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又使中國成為共產主義陣營的一員。前一個因素使中美關係進入黃金時代，中國出現了留美高潮；後一個因素使中美關係走向緊張，尤其是朝鮮戰爭爆發後，中美進入敵對狀態。中國留學生首當其衝也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在這種複雜的關係中，中國留學生經曆了這些複雜的關係帶來的波折。中國國民黨政府是二戰後留美高潮的主要推動者，中國共產黨政府又明確鼓勵在美留學的中國學生回到中國。而美國政府對中國留學生的政策是矛盾的，從鼓勵他們回國到限製他們回國，經曆了政策的演變。
1.1 二戰後的留美熱潮
受抗日戰爭的影響，中國的留學教育幾乎停止。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中國成為同盟國中的重要成員，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日益密切，國民政府開始將戰後建設人才的培養提到議程。
1943年3月，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指出戰後建設需才孔亟。4月28日，蔣介石指示國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門“以後對於留學生之派遣，應照十年計劃，估計理工各部門高中低各級幹部所需之數目，擬具整個方案為要”。
1943年抗日戰爭勝利在望，國民政府為了適應戰後建設的需要，教育部製定了《五年留學教育計劃》、《1943年度派遣公費留學英美學生計劃大綱》和《國外留學自費生派遣辦法》，經濟部製定了《選派國外工礦實習人員辦法》，交通部製定了《派遣國外實習生辦法》，此後，尤其是抗戰勝利之後連續多年，出現了新的赴美留學的大潮。教育部在1944春天舉行了英美獎學金研究生實習生考試。之後，交通部、經濟部都開展了選送留學生出國留學工作。[劉真主編 1980，2082-2118頁.]
1943年12月，教育部舉辦了第一屆自費留學考試，共錄取327人，被錄取人員於1944年秋陸續赴美。之後，清華大學舉行第六屆公費留學考試，共錄取32人。1944年12月，教育部舉辦英美獎學金研究生實習生考試，共錄取209人。1946年7月，教育部在南京、上海、重慶、北平等九地各設考點，同時舉行公費留學考試。是年7月，第二屆自費留學生考試與公費生考試同時舉行。共錄取自費生1900人，其中赴美留學者至1947年10月已逾千人。1948年1月，國民黨政府以外匯支絀為由，宣布暫停留學考試[李喜所、劉集林等著 2000，122-1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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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32年（1943年）9月2日，中國第二屆自費留學生乘戈登將軍號郵輪去美國，在郵輪上的合影。
在技術發展領域，國民政府考慮派留學生去美國學習製造原子彈。1946年俞大維找到物理學家吳大猷、化學家曾昭掄、數學家華羅庚，委托他們三位幫助選派一批青年去美國學習如何製造原子彈。後來，他們選派了朱光亞、李政道、唐敖慶、孫本旺、王瑞於1946年5月從上海啟程去了美國[何學良、李疏鬆、[美]何思謙 2007，13頁.]。
同時，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階段，認同和平建國之道路。中共也開始考慮戰後成立聯合政府，暗中選拔並資助了一些地下黨員，讓他們通過國民黨組織的考試後出國留學。羅沛霖、張大奇和王天眷都是共產黨支持並派到美國去的。[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采訪羅沛霖、楊敏茹.]
這樣就形成了二戰後的留美高潮。這一時期，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學習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的人約占80%。[1]
1.2 中美對中國留學生政策的演變
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握國內政權後為進行戰後建設，急需懂科學技術的人才。此時也是留美科學家學成之時，中國政府要全力爭取、動員他們回國參加建設。
中國政府曾做了一係列準備工作。1948年，從美國回來的中國共產黨員楊剛在西柏坡向周恩來匯報了在美留學生的情況。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協在匹茲堡正式成立。1949年夏，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學的中共黨員徐鳴專程回國，向周恩來匯報了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情況。周恩來明確指示：“你們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在美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技術專家回來建設新中國。”[於傑 2010，5頁.]同年9月，徐鳴再次赴美，把動員留美科技人員回國作為中心任務。1949年12月6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成立了“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統籌回國留學生招待及介紹工作、學習，以及對在外留學生的調查、宣傳、接濟等工作，高教部專門在北京西單的舊刑部街10號設立了歸國留學生招待所，作為歸國留學生安排工作過渡期間的專用招待所。後來，先後在上海、廣州、武漢、沈陽等地設立歸國留學生招待所。[2] 12月18日，周恩來通過北京人民廣播電台，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鄭重邀請在海外的留學生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而此時的美國政府對中國留學生的政策卻充滿了矛盾，搖擺不定。美國政府受到日益加深的冷戰和麥卡錫主義的影響。從大的方麵講，以美國移民局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國留學生回國，以美國國務院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國留學生留在美國。當中國的內戰影響了中國留學生的經濟來源時，美國政府給中國留學生提供資助；當中國留學生學成歸國時，美國政府出錢給中國留學生買船票。然而，隨著麥卡錫主義影響的日益加深，美國政府鼓勵甚至下令驅逐一部分中國留學生。隨著冷戰的加劇和國共內戰，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的地位越來越尷尬，他們手裏僅有的國民黨政府的護照被沒收了，各地相繼出現逮捕中國留學生的事件。後來，美國政府下決心禁止中國留學生回國。
美國政府政策的搖擺主要是由於中國國內政治諸多不確定因素造成的。由於國共內戰，使向中國留學生匯款的渠道被切斷了。中國學生麵臨著經濟來源的問題。1948年美國國務院撥款8000美元，1949年4月美國國務院又撥款50萬美元，1949年10月美國國會同意從原來準備給國民黨政府援助資金裏撥出400萬美元，用於救助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學者。在1950年6月，美國國會又專門通過中國地區援助法案”（China Area Aid Act of 1950)，允許政府撥款600萬美元，用於對中國留學生、學者的救濟工作，這些資助一直持續到1955年，總計花費800萬美元左右。這些資金為中國留學生和學者解決了暫時的經濟困難。比如師昌緒就曾拿了半年的資助，“美國移民局說，不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如果有什麽困難，美國國務院給提供生活費。當時我就領了一段時間的生活費。那些錢是當地的州政府給提供的。”[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師昌緒.]
錢學森被扣留以後，美國國務院召集了十個大學的校長，開會問他們如何對待那些被扣下來的中國科學家，采取什麽政策？因為像錢學森這樣的都想回去。一般情況下，中國留學生畢業後都要回國，美國不允許他們留在美國工作。美國總統想知道，是隻扣留錢學森，不讓他回國，還是把其他人一起扣下來？這十個大學的校長說，絕對不能讓這些人回去，尤其是學理工的。”[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采訪何國柱.]在錢學森之後陸續有一些科學家被美國政府拘留。中國留學生不能接觸保密的項目，個別人被驅逐出境。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不僅吊銷了他們的護照，還禁止他們回中國。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的態度逐漸明確，這就是禁止中國留學生回國。慢慢地，學理、工、農、醫的中國人都不允許回國，學社會科學的隨時可以走。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有人被關起來，有人被搜查。有時候盡管找不出毛病，就是不允許回國。直到1951年10月9日，美國司法部移民歸化局開始明確禁止中國留學生離境。他們開始給申請歸國的學理、工、醫的中國留學生出示正式的司法文書說，“根據1918年5月22號通過的法律第225款和美國總統頒布的2523號通告，你離開美國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因此我們命令你，不得離開或企圖離開美國。否則將處你以不超過五年監禁或不超過5000元的罰款，或二者兼施”。[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46-47頁.]
1950年，國會通過“中國地區援助法案”修正案，允許中國留學生就學期間和畢業以後在美國工作。1953年8月7日，艾森豪威爾總統簽署的“難民解救法案”（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允許至少一部分留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從學生身份轉為永久居民。[3]這也是百年留學史上，美國第一次讓中國留學生留在美國工作。
2.五十年代中國留學生第一波歸國高潮
1950年代初，恰是二戰後留美熱潮期間出國的留學生學成之時，學成歸國是那個時候留學生們的當然選擇，再加上留美科協的動員工作，1950年代初有大量的留學生回到了中國。
2.1 留美科協及其影響
科協係列是世界左翼科學家的群眾組織。留美科協也是在這樣一種思潮下成立的。但是留美科協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更多直接的影響和領導。在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一書中，專門講述了中國留學生留美及回國事宜[彭亞新主編 2009，334-346頁.]。抗日戰爭之後形成的留美高潮中，很多左翼人士甚至中共地下黨員到了美國，其中有侯祥麟、顧以健、計蘇華、劉靜宜、羅沛霖、丁儆。這些人的赴美為留美科協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此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成立的主要的學生組織是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Chinese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簡稱CSCA），很多中國留學生參加了這個組織。隨著中國國內戰爭形勢的發展，全國科聯留美分會的成立提到議程。
1948年年底，全國科聯在美國的一些會員開始醞釀在美國成立全國科聯留美分會，甚至葛庭燧、侯祥麟、丁儆、顧以健、塗光熾等人聚在一起討論過此事。但是考慮到在美國成立一個中國全國科聯的分會會在政治上受到影響，就取名為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簡稱留美科協）。留美科協以“響應解放，準備回國”為主要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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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在芝加哥召開年會時集體合影。
1949年1月29日，20餘人在芝加哥成立了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美中區”；3月17日成立了留美科協耶魯區會，有11個會員；3月19日留美科協費城區會成立；4月2日在哥倫比亞大學成立了留美科協紐約區會，有35名會員；5月13日在華羅庚家中成立了留美科協伊利諾伊大學區會，會員15人。在這段時間裏還有衣阿華區會、普度大學區會、俄亥俄區會、西雅圖區會、印第安納區會等多個區會。美國各地區的區會紛紛成立。到5月底，東自紐約西至西雅圖已成立了13個區會和10個學術小組，會員從20多人發展到340人。
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協在匹茲堡正式成立，50多位來自各地的代表參加了會議。1949年8月，全美已有留美科協地區分會19個，會員410人；到1950年3月，地區分會增至32個，學術小組達20個，會員達718人。[馮季,神州學人,1987年第2期56-57頁、1987年第3期54-55頁、1988年第1期49-50頁.]
《留美科協通訊》是留美科協的刊物。1949年為雙月刊，1950年為單月刊，發行量最多時上千份。李恒德等三人曾負責費城區會的編輯工作。李恒德說：“留美科協成立後出版了一個刊物《留美科協通訊》，我負責編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留美科協改成在芝加哥附近開會，編輯工作轉交給別人。此後，這個刊物再也沒有出版。我現在還保存著這個雜誌。《留美科協通訊》的存在使得留美科協的整個經曆更加明朗。”[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李恒德.]
朝鮮戰爭爆發後，麥卡錫對美國的輿論有十分重要的影響。非美活動委員會和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將留美科協列為非法團體。經留美科協幹事會表決，留美科協於1950年9月19日宣告解散。[李恒德,縱橫,1984年第2期44-55頁.]
2.2 五十年代初中國留學生第一波歸國高潮
中國學生去歐美留學，很少有人能夠留在所在國。在1950年代初的歸國潮中，中國留學生都懷有學成歸國的心理狀態。當時大部分中國留學生是專門乘坐APL（American President Lines）輪船公司在太平洋往返的“克裏夫蘭總統號”、“戈登將軍號”、“威爾遜總統號”回國的。
1949年9月的“克裏夫蘭總統號”上有梁思禮、陳利生、嚴仁英等20幾位中國留學生。1949年11月的“戈登將軍號”上有葛庭燧、陸星垣等多位中國留學生。1950年1月的“戈登將軍號”上有唐敖慶、陳椿庭等18位中國留學生。1950年3月的“克利夫蘭總統號”上有華羅庚、朱光亞、王希季等幾十位中國留學生。在香港逗留期間，華羅庚在船上發表了《告留美人員的公開信》，通過新華社向全世界播發，信中引用的“梁園雖好，非久居之地”，感染力很強，成為在留學生中廣為傳頌的佳句；朱光亞在回國之前就聯合52位準備回國的留學生署名，發表了《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1950年春的“威爾遜總統號”上有嚴東升等多位中國留學生。1950年6月的“克利夫蘭總統號”上有羅沛霖等34位中國留學生。
1950年8月31日的“威爾遜總統號”是1950年代初留學生回國途中發生故事比較多的一條船。這條船上，留學生人數最多，共有128位。采訪餘國琮時，他說：“當時乘坐我們這條船回來的中國留學生人數是最多的，有三個方麵的原因。一是，朝鮮戰爭已經爆發了，我們預感到美國要限製中國留學生回國，大家紛紛動身回國；二是，留美科協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一些人已經有了回國的打算；三是，那時候學校都放了暑假，我們回國比較方便。”[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餘國琮.]在美國洛杉磯發生了趙忠堯攜帶的書籍、筆記本幾乎全部被扣留事件，在日本橫濱發生了拘留趙忠堯、羅時鈞、沈善炯3位中國留學生事件，在菲律賓發生了鮑文奎被拘留未遂事件。這在中國留學生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預示著中國留學生回國之路將不再平坦。乘坐這條船回國的中國留學生還有鄧稼先、塗光熾、葉篤正、餘國琮、傅鷹、莊逢甘等人[沈善炯述、熊衛民整理 2009，58-78頁.]。
1950年9月開出的“克利夫蘭總統號”上有冀朝鑄、王曾壯、張元一、張慶年等90多位中國留學生。後來又有幾條船搭載部分留學生回到了中國。比如1951年2月的威爾遜總統號上有顏鳴皋、劉恢先（洪晶）夫婦等100多位留學生；1951年4月的“戈登將軍號”上有徐光憲、高小霞夫婦。
2.3 中國留學生尷尬的處境
1951年9月20日啟程的“克利夫蘭總統號”上的謝家麟、董彥曾（宋娟娟）夫婦、孫以實、方琳、張權等8位中國留學生正沉浸在回家的喜悅中，然而10月9日發布的禁令波及到了他們。當他們乘坐的輪船抵達夏威夷時，美國移民局官員和聯邦調查局特工登船，專門與這8個人談話，出示了正式的司法文件，將他們押下輪船，不久送回舊金山[謝家麟2008，43-46頁.]。
1950年7月美國政府決定取消錢學森參加機密研究的資格，因為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的美國朋友被查出是美國共產黨員，美國政府就指控錢學森也是共產黨員。[張純如著 1996，253頁.]美國政府的指控讓錢學森做出了回國的決定。1950年8月，當錢學森一家買好船票準備回國，登船前被扣留，9月7日被美國政府拘捕，並被關押在特米那島上，15天後交保金獲釋。此後錢學森一直處於美國移民局的限製和FBI的監視中，直至回國。
1951年10月，當李恒德買好了船票準備回國的時候，賓夕法尼亞移民局把他找去，進行審問。移民局沒有抓住把柄，後來將李恒德釋放出來，並沒收了他的護照，禁止他離開美國。移民局還讓他每個月給移民局報到一次[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李恒德.]。
1950年10月，顏鳴皋在耶魯大學已經買好了回國的船票，開船兩周前突然被捕，被關在紐約的埃利斯島，4天後，交了2000美元保釋金才被釋放。之後美國將其遣送回國[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采訪顏鳴皋.]。
1951年5月25日，黃葆同辦理回國手續時，美國當局以“居留證過期”為借口，將其逮捕，關押在埃利斯島。1951年9月17日，黃葆同被關押114天後，交了2000美元保釋金獲釋。移民局要求他每周一到移民局報到一次[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30-235頁.]。
1951年，毛漢禮被舊金山移民局逮捕。保釋出獄後，他花了三年時間與美國聯邦政府就無理阻撓其回國事宜打官司。直至1954年毛漢禮才得以回國。
1951年10月從紐約傳來朱廷儒被捕的消息。1951年朱廷儒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藥學院碩士學位。他申請回國時，被美國移民局和歸化局審問，遭到一頓毒打，並被拘禁一個星期，交保釋金後獲釋，1955年才得以回國。
1952年1月中旬，美國賓州傳來杜連耀被逮捕的消息。杜連耀在實驗室趕做博士論文時，美國移民局以“非法留居”為罪名將其從實驗室抓走，把他關在賓州移民局所在地匹茲堡。三天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同學幫他交了2000美元保釋金。被釋放出來後，杜連耀把賓州移民局上告到美國移民總局。官司打了將近半年。後來移民總局說杜連耀的情況特殊，可以回國，但必須在兩個月內離開美國，否則要驅逐出境。當他去辦手續時，美國政府說中美現在處於敵對狀態，所有的中國人都不允許離開美國，也不許去美國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去了或者企圖去了，就會收到巨額罰款單。杜連耀1955年6月才得以回國[王德祿等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杜連耀.]。
中國留學生在美國遇到的難題較為嚴重的是被捕入獄。發生的這幾個案例大部分都在舊金山、紐約等美國的大城市。這些人大部分在留美科協活動中都比較活躍。同時，錢學森的案子在其中較為引人注目，因為這個案子具有很大的麥卡錫時代的特點。從這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冷戰使美國整個社會充滿了懷疑和不安定。
3.五十年代中國留學生第二波歸國高潮
1953年7月，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被禁止回國的中國留學生開始活躍起來，他們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中國總理周恩來，甚至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寫信。這些努力終於使中美日內瓦談判議程上增加了扣留中國留學生事宜。中美雙方在日內瓦關於留學生的談判使美國政府解除了對中國留學生回國的禁令，又有一些中國留學生開始回國。
3.1留美科學家爭取回國自由
在日內瓦談判之前，他們已經把美國扣留中國留學生的事炒得沸沸洋洋。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對中國留學生的政治壓力逐漸減小。中國留學生又可以聚會在一起，他們開始給各方人士寫信。
那些準備回國的留學生盡管受到了阻礙，但是他們回國的心情日益迫切。他們決定給國內寫信，讓中國政府早日了解他們目前的處境。有一次，李恒德在費城邀請了二十多位來自紐約、波士頓、巴爾的摩的朋友。他們共同起草了給周總理的信。1953年5月3日，李恒德、周壽憲等15人在信上簽名。據說，這是遞交到中國政府手裏的最早的一封簽名信。1953年12月21日，李恒德等留學生又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費城、波士頓和芝加哥三地的15人參與了簽名。
中國留學生為了將美國扣留他們的事情公開化，他們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寫了兩封公開信，要求美國撤銷限製中國留學生離境的命令。第一封公開信是梁曉天執筆的，1954年3月份開始起草。1954年8月5日，他們征集了26人簽名。並把公開信發給總統、48個州的國會議員、群眾團體和各大報社。艾森豪威爾在此後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公開承認了美國扣留中國留學生的事情。但是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艾森豪威爾由於準備不足，說話吞吞吐吐，顯得不是那麽理直氣壯。為了進一步給美國政府施加壓力，1954年9月2日，美國中西部的中國留學生給艾森豪威爾總統寫了第二封公開信。這封信是王祖耆帶頭起草的，有9人參與了簽名。
1954年11月，中國留學生給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發出了公開信，張興鈐、張斌、陳榮耀、周堅、虞俊等30人在信上簽名。美國扣留中國留學生的事情進一步公開化。
此外，中國留美學生曾向印度駐聯合國大使梅農尋求幫助，也向美國朋友尋求幫助。虞俊給愛因斯坦寫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幫助，但是愛因斯坦在回信中說，他自己已經被懷疑是共產黨了，不方便替中國留美學生講話[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48-63頁.]。
1954年8月，致美國總統公開信發表以後，引起了美國媒體的注意，其中《波士頓環球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有影響力的媒體對在公開信上簽名的中國留學生進行采訪，並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學生因美國政府禁令不能回國的報道，張興鈐與師昌緒、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現在報紙的醒目位置上，美國政府扣留中國留學生的消息傳遍全世界[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57-258頁.]。
3.2日內瓦談判
1954年3月梅祖彥到了巴黎。不久，他去了中國駐瑞士的大使館，在那裏見到了中國官員，並向他們詳細介紹了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的情況。5月，代表團又請他和柴俊吉去了一趟瑞士，向他們詢問了很多美國方麵的事情。梅祖彥和柴俊吉是日內瓦談判時僅有的兩位到瑞士與中國代表團見麵的中國留學生，他們提供的信息對中國代表團的談判十分有用[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梅祖彥.]。日內瓦談判會議上釋放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成為主要議題。
日內瓦會議期間，美國提出中方應該允許被扣留在中國的美國人（包含朝鮮戰爭中被俘的美國飛行員）從中國自由離境。中國提出美國應該允許被扣留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自由離境。
1954年6月5日，中國代表團團長王炳南和美國代表團團長約翰遜進行了第一次接觸。6月10日，他們進行第二次談判，中美雙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國人員數目一事達成共識，中方提出有5000人滯留在美國，但美國人對這一數字不予認可。美方隻承認申請回國而不予批準的120人。
1954年6月21日，約翰遜和王炳南會談。當時約翰遜把15位根據美國法律可以離境的中國留學生的名單交給了王炳南。當王炳南提出要120人的名單時，約翰遜拒絕了。約翰遜說隻要批準了，就會把被批準人員的名單提交給中國政府。
後來，美國移民局通過調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國留學生中有57人希望回到中國。美國政府決定給他們發放離境許可證，分批批準，每批10-15人。美國政府表示，會將被批準人員的名單提供給中國政府[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64-83頁.]。
梁曉天說：“……美國報紙宣布放了十幾個中國留學生，從我收到的一封信中得知我是其中之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02頁.]梁曉天實際上是第一批被批準的10人之一。在這10人中，參加留美科協並積極要求回國的除了梁曉天之外，還有宋振玉、範新弼。這10人中除了他們三人，其他的人沒有被提起[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99，206頁.]。
李恒德曾這樣回憶：“1954年的7、8月份，美國放了10個人，10月份又放了22個人，這其中有我。”[李恒德口述、王文樂整理,神州學人,2009年8月14日.] 10月份被批準的22人中還有汪聞韶、蔣士a、劉有成、羅會元、蔣錫夔、許葆玖夫婦、管士賓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16頁.]。劉有成也回憶說：“我們同一批由美國回國的有十幾個人，其中有汪聞韶和李恒德。”[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23頁]這22人的名單不全，也可能有人被批準了，但是沒有回國。
第三批被允許回國人員的名單是1955年4月宣布的，共76人，師昌緒就是那一批被允許回國的。師昌緒說：“之後美國政府宣布了允許回國人員的名單，共有76個人，包括我。他們通知了個人，這些允許回國人員的數目在報紙上刊登了，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有76個人。他們4月宣布的名單，我6月份就離開了美國。”[王德祿等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師昌緒.]
1955年4月4日，美國政府正式宣布撤銷禁止中國留學生回國的命令。陳榮耀回憶說，他是1955年4月禁令解除後，第一批回國的[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50頁.]。但是，錢學森仍然處於被軟禁狀態。他專門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叔通寫了求救信，通過蔣英在比利時的妹妹寄給陳叔通。他在信中寫道：“……阻礙歸國的禁令已於4日被取消，然我仍深陷囹圄，還鄉報國之夢難圓，省親探友之願難償，淒淒然久之……懇請祖國助我……。”錢學森的信很快轉到周恩來的手中。在日內瓦談判中，王炳南出示了錢學森的信。1955年9月10日，中國方麵宣布釋放美國12名飛行員。同年8月4日，錢學森接到美國允許回國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妻子和兒女踏上了回國的旅程[張純如著 1996，315頁]。
3.3 禁令解除之後
1954年10月，梁曉天、宋振玉、範新弼3位中國留學生乘坐美國駛往九龍的海輪回到國內。這是日內瓦談判開始後，第一次坐船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從此，中國留學生的第二波回國高潮拉開了帷幕。
1954年11月29日從美國駛往香港的“威爾遜總統號”成為解禁後中國留學生回國乘坐的第二條船。這條船上有汪聞韶、李恒德、劉有成、羅會元、蔣錫夔、許葆玖夫婦等十幾位中國留學生[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16頁.]。據劉有成回憶說：“我們乘的輪船快到檀香山時，通知我們回中國的留學生到船上一間辦公室集合，美國移民局的人和我們談話，他說輪船現在快要到美國西部國境線最後一個口岸了，你們當中有沒有人想回美國去？如果想回去就在夏威夷下船。我們十幾個人都不作聲。”[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21頁]
1955年4月初，黃葆同（馮之榴）夫婦、王仁、張家樺、呂家鴻、謝心正、沈心立、駱振黃、郭明達、蔡君陸一起乘船回國。據王仁回憶，他們回國途中聽說美國對中國留學生的禁令徹底解除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45頁.]。
1955年5月初，陳榮耀（沙逸仙）夫婦、王明貞（俞啟忠）夫婦、徐璋本、陸裕樸等一批中國留學生乘船回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50頁.]。
1955年6月從舊金山起錨的“克利夫蘭總統號”上有20多位中國留學生，比如童詩白（鄭敏）夫婦、錢寧、焦瑞身、張興鈐、師昌緒、林正仙、杜連耀、周同慧、劉鑄晉。他們從舊金山上船，7月抵達香港[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263頁.]。
1955年7月初，謝家麟乘坐“威爾遜總統號”，經過二十多天到達香港。[4]
1955年9月15日，從舊金山起航的“克利夫蘭總統號”是第二波回國高潮中留學生人數最多的。乘坐這條船回國的有錢學森（蔣英）夫婦、李正武（孫湘）夫婦、許國誌（蔣麗金）夫婦、王祖耆（沈學均）夫婦、何國柱（劉豫麒）夫婦、洪用林（張發慧）夫婦、胡聿賢（戴月棣）夫婦、肖倫（蕭蓉春）夫婦、陳炳兆、許順生、疏鬆桂、陸孝頤、張士鐸、馮啟德、劉爾雄、劉驪生，以及錢學森、李正武、何國柱、胡聿賢的6個子女共計30個中國人。據許國誌回憶，這是美國解禁後回國人數最多的一次[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許國誌.]。因為錢學森在這條船上，很多記者紛紛想采訪錢學森，所以這條船成為新聞界關注的焦點。
1955年11月25日，陳能寬、何炳林（陳茹玉）夫婦、李蔭遠、胡日恒、鄭林生乘坐威爾遜總統號回國。
1956年2月，黃茂光回國；侯虞鈞回國；9月，張文裕（王承書）夫婦、郭永懷（李佩）夫婦乘坐“克利夫蘭總統號”回國。[侯藝兵、彭繼超,神州學人,2009年10月20日]
1957年1月，林蘭英乘坐威爾遜總統號回國；2月，謝毓章回國。
3.4 政治運動阻斷了留學生歸國之路
1956年2月20日晚，高等教育部部長楊秀峰在北京飯店設宴招待近期和解放後從歐美日等國家回國的700多名留學生。
1956年2月22日，周恩來審閱批準了爭取留學生回國工作組《關於爭取尚在資本主義國家留學生回國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根據總理關於大量爭取留學生回國參加建設、今年內至少爭取一千人回國的指示，我們認為對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應采取普遍爭取的方針，重點應放在美國。”[金衝及主編 2008，1092頁.]留美歸國的科學家經常提到，有一個周恩來審定的爭取留學生回國的800人名單。
隨著反右運動的開始，留學生歸國幾乎停止了，留學生招待所幾乎也撤銷了，之後回國的人成為個別現象。梅祖彥說：“那時候有個很不準確的統計數字，在美國大概有5000個中國留學生，真正想回國的可能不到500人。而我們知道，在那2-3年裏，實際上回國的隻有200多人”。“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幾乎沒有人回來，隻有個別人回來了。”[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梅祖彥.]可以說，國內的政治運動使得東西方的交流關閉，也關閉了留學生回國之路。
申葆誠的解釋較為可信：“1956年周總理提出‘向科學進軍’，爭取留學生回國參加建設，當時基本上沒有人回國。抗美援朝的時候，中國留學生回國的熱情很高，1952年回國的人多一些。1952-1958年，大家慢慢的了解到國內開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肅反、反右等一係列政治運動，回國的人越來越少了。”[王德祿等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申葆誠.] 1958-1965年，僅有申葆誠、黃敞、王天眷、談鎬生等人回國。
在1956年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一係列文件中，有一份知識分子工作安排小組提交的《關於從資本主義國家回國留學生工作分配情況的報告》。這個報告提到留學生回國人數，報告說“從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國家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多達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從美國回來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金衝及主編 2008，1077頁.]這個報告統計了兩次回國高潮的人數，隻是當時仍處在第二次回國高潮過程中，所以統計不是很全麵。有一種說法是1954-1956年共回國200人。我們認為，1950年代從美國回國的中國留學生應約為1200人，其中第一批約1000人，第二批約200人。
4.留美科學家歸國後的命運
留學生回國後，一般被安排到科學院、高等院校，極個別被安排到工業部門的研究所或者工廠。這批人有的有所作為，有的在政治運動中遭受迫害。在那個時代裏，他們的事業和生活與共和國的命運共沉浮。
4.1“十二年規劃”和“兩彈一星”
1950年代歸國的留美科學家在“十二年規劃“的製定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規劃中提出四大緊急措施，即發展計算機、半導體、電子學、自動化，參與計算機規劃的有華羅庚；參與電子學規劃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馬大猷和羅沛霖；參與半導體規劃的有王守武；參與自動化規劃的有錢偉長、羅沛霖、疏鬆桂。
四大緊急任務除了做規劃外，還做了一係列安排。比如，在中國科學院成立了若幹跟四大緊急任務有關的研究所，包括半導體所、電子所、計算機所和自動化所。”[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王守武.]各大學也成立了相應的係，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計算技術係。一批學數學的高年級的學生被調往計算技術係。除了北大高年級學生外，從複旦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東北人民大學共抽出30人集中訓練、集中學習，發給了北京大學的畢業文憑。這批學生是我國培養的第一批學計算機的大學生。[5]
“兩彈一星”實際上是在十二年規劃的前一年（1955年）啟動的，在十二年規劃中也將原子彈和導彈作為兩項保密的緊急措施被列入規劃。
當時原子彈的研究處在高度保密過程中，科學家參與此事大部分是圍繞人才培養展開。北大技術物理係和清華工程物理係在人才培養方麵起了較大的作用。
科學家進入原子彈研製的核心部門是由於蘇聯撕毀協議、停止了對原子彈研製的支持才開始的。1960年，當中蘇關係破裂時，中國的科學家才有機會更深入的參與此事，當時二機部擬定了一個由中央組織部批準的105人名單。許多留美歸國的科學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參與到原子彈的研製過程中的。
1960年疏鬆桂從中科院調到二機部參與核武器研製工作。“我去二機部工作是中央點名的。當時挑選了105個人，大部分人我都認識，但是留學回來的並不多。陳能寬、鄧稼先、朱光亞等人，在這105個人中，他們是留學回來的。”當然，還有一部分參與核武器研製工作的科學家不在這105人名單中，他們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學院的王淦昌、郭永懷、彭桓武等人。當時原子彈的研製包括四個部門，理論部、實驗部、設計部和生產部。理論部主任是鄧稼先，實驗部主任是陳能寬，搞爆轟試驗的，屬於物理性質的；設計部主任是龍文光，主要負責整體設計、結構設計；設計部後來分為兩個部分，疏鬆桂主要負責自動引爆控製係統，擔任自動控製室主任。從這個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學家在原子彈研製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采訪疏鬆桂.]
1999年9月18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表彰了為我國“兩彈一星”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並授予他們“兩彈一星功勳獎章”。這其中有10位是留美歸國的科學家，他們分別是鄧稼先、屠守鍔、錢學森、郭永懷、楊嘉墀、陳能寬、吳自良、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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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歸國且獲得“兩彈一星”元勳稱號的科學家。
4.2 思想改造與反右運動
1949年以後，國內政治運動接踵而至。留美歸國的科學家雖然認為這些運動純粹是在耽誤時間，但他們已經感受到運動的無情壓力正在加劇。
沈善炯曾在美國學習生物化學遺傳學。回國前，他就知道國內已經開始批判遺傳學的孟德爾學派，隻能搞李森科的遺傳學，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國農業大學由於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轉到美國。所以他在與中國留學生交往時絕口不談遺傳學。他暗暗想，回國後隻搞生物化學，不搞遺傳學。[沈善炯述、熊衛民整理 2009，42-56頁.]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說明，在美國的科學家無法真正的理解什麽是思想改造？什麽是學術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崇美、恐美、親美”的思想為核心，早期留美歸國的科學家成為思想改造的重點，他們往往幾次檢查都不能過關。1950年代初回國的科學家，因為剛剛回國，不是思想改造的重點，當然有極個別人挨整了。陳榮悌說：“思想改造期間，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點神經不正常。”[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劉珺珺采訪陳榮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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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璋本（王德祿、杜開昔采訪徐璋本時所攝，1988年）
徐璋本回國後曾在清華大學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運動期間，他被劃成右派。王明貞說，“徐璋本也是右派。當時在學校大禮堂宣布徐璋本是個大的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我去聽了，因為都是我們教研組的人。當時徐璋本要組成一個黨，自己起名叫勞動黨，還動員我們參加這個黨。……徐璋本又貼小字報，爭取會員參加他的勞動黨，那還了得。他被抓起來了。”[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王明貞.]後來，徐璋本被投入監獄，度過了20多年的牢獄生活，1979年才出獄。[6]
申葆誠兄弟姐妹四個，有三個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內。申葆誠說：“那時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沒有告訴我。其實他們告訴我了，我也不明白怎麽回事。當時根本不知道反右運動這麽嚴重，也不知道什麽叫右派，還以為是普通的運動。看到他們戴著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這個時候我才開始小心處事。”[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采訪申葆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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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葆誠
1957年反右運動，很多留學歸國的科學家都要受到衝擊。中科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張勁夫專門晉見毛澤東，張勁夫說現在科學家很少，“物以稀為貴”，在反右鬥爭中應該保護科學家。毛澤東猶豫了一下，同意了，讓他去中央書記處談。鄧小平是總書記，主管反右鬥爭。張勁夫找到了鄧小平，鄧小平讓中科院黨組代中央起草一個文件。回到中科院後，張勁夫找到中科院秘書長杜潤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規定：凡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以後回國的科學家，一律不參加反右鬥爭的運動。[餘誌華主編 2009，117-118頁.]
4.3 文革浩劫
文革期間，在中關村福利樓上貼著一幅大標語“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許多從海外回國的科學家看到這幅大標語不寒而栗。幾乎所有的從海外回國的人都被懷疑成“特務”。文革期間流行的口頭禪是“海外歸來是特務，監獄出來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間，1950年代從美國歸來的科學家，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有8人自殺，他們是清華大學的周華章、周壽憲，北京大學的董鐵寶，中科院力學所的林鴻蓀、程世祜，南開大學的陳天池，大連化物所的蕭光琰，蘭州化物所的陳紹澧。
清華大學數學係的周華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樓自殺的。[史際平、楊嘉實、陶中源等編著 2008，257頁.] 1976年5月，清華大學電子工程係的周壽憲是在自己住所自殺的。[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王明貞.]北京大學數學係的董鐵寶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殺的。[王友琴 2004，119頁.]中科院力學所的林鴻蓀是1968年12月15日自殺的。[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采訪黃茂光.]也有人對林鴻蓀自殺的說法存在異議。中科院力學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殺的。[王友琴 2004，94頁.]南開大學化學研究所的所長陳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殺的。大連化物所的研究員蕭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藥（巴比妥）自殺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輝和15歲的女兒小洛連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殺了。[白介夫, 炎黃春秋,2005年第7期.]中國科學院蘭州化物所的陳紹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殺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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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自殺的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
文革期間被正式關進監獄的科學家也很多。我們僅以清華大學為例來清理被關押科學家的情況。清華大學的謝毓章、高聯佩夫婦、王明貞夫婦、王振通夫婦都被正式關進監獄了。1968年謝毓章被抓進監獄，蹲了四年，1972年獲釋[王德祿等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謝毓章.]。1968年1月，高聯佩和許健生被抓進牛棚，後轉入北京半步橋監獄，四年零四個月後才獲釋[史際平、楊嘉實、陶中源等編著 2008，327-330頁.]。1968年3月，王明貞和俞啟忠被拘捕。王明貞被關了五年，1973年11月獲釋。俞啟忠被關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釋放[史際平、楊嘉實、陶中源等編著 2008，89-94頁.]。清華大學的王振通也進監獄了，被關了三年多[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王明貞.]。
4.4 尾聲
改革開放後，留美歸國的科學家除了作為一般知識分子經曆了麵上的落實政策外，還另有一個小小的曆史插曲值得一提。1979年3月，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的大約28位1954-1955年回國的科學家聯合專門給中央起草了一份報告，要求為他們平反。1979年9月8日上午，中科院院長方毅召集這批科學家，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座談會。方毅在會上講話，說他是受鄧小平的委托來開這個座談會的，對這批科學家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方毅說，不僅要為他們平反，還要把他們的事跡載入史冊[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87-88頁.]。
與會者在會上講述了文革期間董鐵寶、周壽憲、程世祜等人自殺的悲慘經曆。中科院化學所的張斌由於帶手銬，手都被磨破了。當她說到自己的經曆時，不能自已，被人扶出了會場[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杜連耀.]。這次會議開成了一次訴苦申冤的會議。
此後，留美歸國的科學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會尊重，有許多人在各自崗位上發揮“餘熱”，也有一些人留在國內的時間較少，更多的時間呆在國外。這批留美歸國科學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數是在美國出生的，擁有美國國籍，改革開放後就去美國學習和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