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發動的反瞞產運動是“大饑荒”餓死人的主要原因
195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開政治局會議。
因為當時全國性的饑荒已見端倪，農民為保命而在收割後拒交高征購的糧食。當與會者匯報講到“全國都是豐收的，隻有黑龍江、吉林、河南、冀、川、湖南、上海、北京市等糧食收起來了，他們是趁熱打鐵，抓緊收購”時，毛澤東說：
為什麽別的省未收起來？請各省學河南的辦法，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這是一大教訓。
毛還說：
糧食收購不超過三分之一，農民造不了反。
什麽是為毛大加稱讚“先下手為強”戰術呢？簡單講，就是“就地收割、就地征購、就地入庫、就地封倉”。
據當時主管農業的譚震林解釋：
在征購工作上有一句成語是‘先下手為強’。這個話對我們來講，我們應該把握這個作工作。中央部門、省、地、縣委第一書記應該懂得這個道理 。就是說先把糧食抓到手，把糧食抓到手裏麵我們就主動了。去年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把糧食抓到手的省，在糧食工作上就很主動。沒有抓到手的就很被動。
但是譚震林又非常心虛地說：
‘先下手為強’這句話，隻能在地、縣的第一書記中講，給地、縣委的其他部門和下麵幹部不要講。因為講了很容易被誤解。
為什麽呢？因為這是明擺著的搶劫農民的口糧。
原“貴州事件”中，被作為替罪羊拋出來的金沙縣委第一書記趙廣玉在後來揭發：
我也打電話貫徹了這一指示。實際上當時有不少高山及晚熟作物尚未成熟，但下邊為了完成任務也就硬性收割，而省委又指示邊收邊入倉，先下手為強，把征購任務抓到手裏再說。因此就造成了重點區、鄉、交通方便的區鄉、重點產糧的區鄉，收的多入倉多，以此數來抵當時未收割或糧食不易集中的高山地區的任務，因此產糧區死人也就比較多。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高級幹部都讚成毛的橫征惡斂的，甘肅省原財貿部部長張天珩就公開批評：
不能先下手為強，拿來再說，先下手是好的，是要把口糧安排好，否則先下手也不強，拿回來還得送回去，這幾年農村回銷由二點九億斤到三點九億斤，逐年上升，今年最大，在政治上、經濟上造成很大的影響，結果是虛假的，今年如何下最大的決心，按計劃安排下去，不能單純的為了任務，不能不考慮生產、口糧，不能不安排好再收，今年浮腫病不比去年少，今年再這樣這不得了。
但是在廬山會議後，張即刻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被反複批鬥。
毛澤東在1959年倡導的“先下手為強”的戰術，並沒有解決中共急需糧食問題，因為事實上不存在大躍進和大豐收。相反，各地的糧食收成早已經被竭澤而漁了。
於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又在1959年秋冬到1960年春在全國發動了一場“反瞞產”的“人民戰爭”。例如，河南信陽地區是“先下手為強”征糧戰術的發源地，廬山會議後發展成了架上機槍、開“萬人大會”來向農民地逼糧的程度。
萬人大會是去冬今春固始反瞞產運動後期采取的一種特殊手段。這種形式是郭陸灘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李西振（縣委書記處書記）同誌為了進一步貫徹反瞞產大搞群眾運動親手創造的。李西振同誌為了使他這一創舉，得到落實，親自在橋口大隊主持召開了第一次萬人大會。
大會的具體情況是：
會前布置大會內容，以糧食為主，實物兼顧，人人不空手，個個帶實物，空手不能進會場，並在會議布置了崗哨，台上架著機關槍。
李親臨大會講話，先講形勢，後講大豐收，並指責說：
現在有很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相信大豐收，征購完不成全是思想問題，在糧食工作中要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堅決打擊富裕農民興風作浪，糧食工作要抓狠、抓緊、抓深、抓的透，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要先下手為強，爭取主動，要親勸親，鄰勸鄰，相好的要勸知心人，要為國家爭光，要堅決拿出糧食。
批評群眾翻了身忘了本，當了幹部忘了國家，誰說沒糧食就是刮西風，反對大豐收，要不要社會主義，要不要人民公社，恫嚇群眾，並號召群眾，誰報的糧食多當場代花，誰報不出糧食當場扣押，采用三個十年回憶對比的方法提高覺悟，報出糧食，黨員要以黨性保證。
李講話後，組織獻禮，沒有獻禮的組織生產隊長互相鬥爭。鬥到最後，以思想頑固、瞞產私分的罪名當場扣押18人（大部分是生產隊長）。
由於李西振采取了上述錯誤手段，給黨在群眾中造成極大影響和損失。玄中大隊支書葛大發說弄的我們大隊五光：糧食、種籽、口糧、飼料送光，家畜家禽搞光，農具家具燒光，破銅爛鐵賣光、地裏野菜挖光。社員餓的昏的昏，倒的倒，死的死，家破人亡，年青人上拐杖，年老人不下床，群眾反映說：“萬人大會是殺人會”。
這種錯誤作法，不僅沒有及時阻止和糾正，反而得到地委路憲文在電話會上表揚。縣委楊守績不僅表揚，並在全縣範圍內組織推廣。
除了這種在當年被稱為“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外，全國各地還普遍地出現了對農民“武裝征糧”和“刑訊逼糧”的大規模暴力現象。其結果是這一時期成了大饑荒中非正常死亡最為慘烈的時期。這一類的檔案記載實在是不勝枚舉，這裏僅舉河南商城的“反瞞產”運動的簡要過程來一窺全豹：
九月下旬，晚稻剛剛割完，就在全縣開展了大規模的反瞞產運動。……
十月四日縣委召開了四級幹部會議，……開展反瞞產鬥爭。會上批判了糧食“低產論”，提出征購任務不完成，幹部不準回家。凡是正直的、說實話的幹部，都要被鬥爭。參加這次會議的共1246人，就鬥爭了262人，占到會人數的21%。鬥爭的辦法有：摘帽子、罰站、開“彎腰會”、“炒鹽豆子”、揪耳朵、拔頭發等。共鬥爭了七天，直鬥的人人自畏（應為危），不敢說真實話。
縣委作出模樣後，要求各公社仿形。……隊隊都開會，隊隊都鬥爭，一鬥爭，就摔、損、捆、綁、吊、打、直至打傷、打殘、打死。
在進行反瞞產的同時，就發現不少食堂停夥。…… 全縣十月下旬停夥的有1539個食堂，占食堂總數的40.9%，有13萬6500多人吃不到糧食，占總人口的33.1%，發病約3萬5000人左右，占總人口的8.5%，死亡約一萬人左右，占總人口的2.45%。
十一月上旬，全縣各公社都發現有食堂停夥、浮腫病、死人問題。這時縣委……到處點反瞞產之火，到處鬥爭幹部、鬥爭群眾，對群眾進行翻箱倒櫃的大搜查。…… 見煙就搜，見吃就鬥，一直鬥到不少地方家家戶戶都不敢點火冒煙。……
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全縣各公社普遍發生停夥，停夥時間最長的已經達到兩個多月，農民已餓死成千上萬，有的暴屍在路上，沒人掩埋。……
群眾沒得糧食吃，吃樹皮、草根、青蛙、老鼠，有的把死去的親生兒女身上的肉割下來吃。當時浮腫病已發生到十多萬人，死去了四萬多人。
當時中央、省委發覺商城災情後，撥來1900萬斤糧食，安排好群眾生活。而王漢卿、張念仲仍不死心，雖然停止了反瞞產，但又采取反瞞產的手段安排生活。…… 同時張念仲還規定四不準吃：即五類分子不準吃，富裕農民不準吃，瞞產私分不準吃，小偷小摸不準吃。在這個時期，全縣又死去三萬多人。
最後， 我們一定要指出毛澤東在推行他的軍事共產主義的體製時那種不計代價、漠視生命的戰爭思維。例如，早在1958年8月中共發動大躍進的北戴河會議上，他就說過：
過去“打了那麽多年仗，死了那麽多人……現在搞建設，也是一場惡戰，拚幾年命，幾年後還要拚，這總比打仗死人少。”“ 過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為什麽不可以這樣幹呢?
又如，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會議中，當李先念匯報講到“安排第二季度的生產和建設有兩種方法”時，毛澤東插話說：
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壞大躍進的辦法。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給一半人吃飽。
1959年春季，大饑荒已經初露端倪，雖然毛澤東的插話主要是針對工業生產，但他這種搞建設不計代價、甚至不怕餓死一半人的非人道的戰爭思維卻躍然紙上。而悲劇性的結果竟是：大躍進-大饑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以往的戰爭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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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導致中國四千萬人餓死的“反瞞產運動”，是毛澤東以講話和文件的形式親自領導和發動的。
以反對本位主義之名，實為打擊“敵對分子”的反瞞產運動，在全國展開後，先是開“三級幹部會”，搞逼、供、信；然後動用民兵以武力手段對基層幹部和普通農民實行家家過關，捆綁吊打。直到把農民最後一粒糧食搜走，連種子也不留下。同時不準農民逃荒，民兵守路口圍堵“盲流”，那麽農民就隻有餓死一條路了。
“大饑荒”降臨中國的第三年（1961），毛澤東要求“繼續大躍進”，使1961年成為“大學之年”、“大比之年”（比糧食畝產量、比革命幹勁）。
劉少奇做為國家主席（毛“退居二線”隻做黨主席），以非凡的勇氣指出了大饑荒的原因和責任，並采取了一些補救措施，如三自一包等等，犯顏批評毛的大躍進和反瞞產九個指頭論，反對嫁禍於天災，要求急刹車：“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否則，再任由毛澤東“繼續大躍進”下去，恐怕餓死的就不是4000萬，而是8000萬了！
“男餓三，女餓七，老太太要餓半個月”。男勞力代謝旺盛，三天就能餓死。由此可知，人的生命其實非常脆弱，要把人民餓死實在太容易了；首先餓死的是壯勞力，然後才是婦女和兒童。毛澤東的反瞞產運動就這樣將老百姓逼上了絕路，使中國的生產力遭到最嚴重的打擊，中共就是這樣製造了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最新的提法是“三年困難時期”） 。
很清楚，餓死人其實要不了三年，一個月、甚至半個月就足夠了。因此，所謂三年餓死四千萬民眾，實際上是“反瞞產運動”餓死了四千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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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2月27日～3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召開，針對人民公社化運動。
《鄭州會議》文件摘錄：
1、“誰要說一個廣大的社會運動能夠完全沒有缺點，那他就不過是一個空想家，或者是一個觀潮派算帳派，或者簡直是敵對分子（注：就是階級敵人）。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正如我們所常識的，隻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有些人懷疑或者否認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注：矛頭指向劉少奇）
2、“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等農產品的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無不及。”（注：顯然是要反瞞產私分）
3、“這也就是北戴河決議所說的，將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然後，再經過幾個發展階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以後，社會主義的公社就將發展成為共產主義的公社。”（注：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已經否定了毛這個斷言）。
4、“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於公社中並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大體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製，而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抗。從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後全國性的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就是這種反抗的一個集中表現。一方麵，中央、省、地、縣、社五級（如果加上管理區就是六級）黨委大批評生產隊、生產小隊的本位主義，瞞產私分；另一方麵，生產隊、生產小隊卻幾乎普遍地瞞產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以保衛他們的產品。我以為，產品本來有餘、應該向國家交售而不交售的這種本位主義確實是有的，犯本位主義的黨員幹部是應該受到批評”（注：發起反瞞產運動）。
5、“必須估計到，一方麵，那些觀潮派、算帳派將會出來譏笑我們；另一方麵，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將會進行破壞。但是，我們要告訴幹部和群眾，當著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對於我們絲毫沒有什麽可怕。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們自己。到了這種時候，廣大的群眾一定會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敵我，他們將會起來粉碎那些落後分子的嘲笑和敵對分子的進攻。” （注：將反瞞產運動上升到階級鬥爭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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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31日
劉少奇：
這裏提出一個問題：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 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笳同誌：在你們山西，到底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 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誌也是這樣說的。其他一些省我沒有問。
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 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有的同誌講，這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現在看來恐怕不隻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
我們要實事求是，是怎麽樣就是怎麽樣，有成績就是有成績，有一分成績就是一分 成績，有十分成績就是十分成績。成績隻有七分就說七分，不要多說。我們這幾年確實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不見效的事情。
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最近不僅農業減產，工業生產也落下來了。如果不是嚴重問題，為什麽會這樣減產？為什麽要後退？ 難道都是天老爺的關係？
說到責任，中央負主要責任，我們大家負責，不把責任放在哪一個部門或者哪一個人身上。我們現在是總結經驗。好在我們現在能夠回頭，能夠總結經驗，難免改過來，還不是路線錯誤。但是，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現在要下決心。
我們的這些缺點錯誤，從上方麵來講，由於沒有經驗，或者經驗不夠，有些是不能避免的；從另一方麵來講，在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上點發現，早一點 轉，這是可能的。我們轉慢了一點，問題發現得遲了一點，所以損失比較大。但是，現在轉過來還不遲。
我看在座的同誌應該是有經驗了吧！餓了兩年飯還沒有經驗？鐵路還要修幾萬公裏嗎？“小洋群”還要搞那麽多嗎？還舍不得關廠嗎？還舍不得讓一部分工人回去嗎？招待所還要蓋那麽多嗎？恐怕應該得到教訓了。
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裏麵的人也餓飯，全黨、全國人民都有切身的經驗了。回過頭來考慮考慮，總結經驗，我看是到時候了，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
劉少奇的以上講話，很明顯是善意地批評毛澤東的“九個指頭”論，同時又對他進行了保護，但還是為自己在“文革”中慘遭迫害埋下了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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