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逃離學校
若蘭
四川的武鬥， 是1967年開始的。那年我上小學三年級，住讀。這幾天，住校的40多個同學陸陸續續被他們的父母接走了，就剩下我一個。住校部的保育員姚阿姨天天問，若蘭你爸爸媽媽來信沒，哪天來接你？我沒有他們的信息。我撐得住。爸爸媽媽當右派被下放到農村學校教書，外婆是地主份子被遣返原籍，所以我一個人慣了。隻要有飯吃，沒事兒！
一場武鬥在七月的悶熱中發著酵，大家在張惶中失去了耐性，倒有些期待著它快點爆發了。終於有一天，我的班主任老師，一個瘦骨伶丁40多歲的老太太，抱著藤帽，皮帶，紅袖章，解放鞋等全副披掛，來到我的宿舍上妝。
我的宿舍當然在雷鋒小學內。小學隔壁是縣人民委員會大院。自分派性以來，以我們學校的大校門為界，縣人委以東是保皇派的地盤，以西是造反派的地盤。1967年時，中央文革如日中天，造反派得勢。縣人委在縣城東部，這說明大半個縣城都是造反派的了。
夏老師披掛完畢去參加戰鬥了。文革前，她是業務骨幹，又是黨員，說話具權威性。我對夏老師極為崇敬，是她的得意學生。文革剛開始時有同學說若蘭的母親是右派，不能參加紅小兵時，夏老師回答，組織上說的，在學校不提父母的狀況。酷啊！能說“組織上說的”的人！夏老師的丈夫是縣農業專科學校的校長，這兩年被造反派鬥得很慘，所以她是堅定的鐵杆保皇派。
我沿著走廊追逐著夏老師到門口，直到她回頭來對我嚴厲地說，若蘭！躲遠點！
不一會兒，衝鋒陷陣的隊伍形成了，呐喊著“血可流頭可斷” “誓死捍衛毛主席”等口號，挺著鋼釺，扁擔，鋤頭之類兵器，排山倒海向西邊壓去。我在街邊上一邊跟著跑，一邊扯著嗓子向旁邊加油打氣的人們介紹，“看，看！那是我的老師！”非常驕傲。
但保皇派隊伍很快就不行了。造反派用石頭反擊過來，有人上了房，居高臨下揭瓦往下砸。保皇派被壓縮進縣人委大院。造反派占領了雷鋒小學，在這裏建立了前線指揮所。武鬥馬上升級了。人們湧進學校，翻倒桌椅，在桌椅腿上綁上三指寬的橡膠帶，用這樣的強力彈弓把拳頭大的石頭射向對方。校內頓時飛砂走石。我一頭紮進就近的房間，書桌下，櫃子下，見洞就鑽，象一隻被追趕的老鼠。
戰鬥間歇，我從洞裏鑽出來，惶惶著去找姚阿姨。她一把抓住我，朝我脖子掛上早就準備好的旅行包，帶我去見算術黃老師。姚阿姨對黃老師說，你家在成都，若蘭回家要和你坐同一趟火車。你能回家她就能。我管不了了，不管了。
我再懵懵懂懂不更事，這時也知道危險了。粘住黃老師不放。成渝鐵路在長江對麵， 可是縣城已經戒嚴，輪渡停了。我們在磚瓦橫飛的學校呆到天黑，才從一條小巷逃出了縣城。還好有月亮。在田野上不知走了多遠，進了一家農舍，農婦收了錢，招呼我們吃完飯後，引我們到江邊，那裏有她男人和一條漁船。我們一行四人上船後，船弦離水麵隻有一個半巴掌高。行到江麵1/3處，一個浪頭打得我們渾身透濕，才想起來害怕。長江正是漲水期，濁浪滔滔。這一葉小舟懸得很啊！三位老師每人拿出一條手絹把我的手拴在船弦上，說，如果船翻了，不要亂掙紮，靠著船就不會沉。我們的心隨著船一漿又一漿地駛向江心而揪緊，又隨著船一漿又一漿地駛離江心而放鬆。上得岸，琅琅蹌蹌在鐵路上又走了7，8裏路，還好趕得上淩晨2點的火車。
嚴重超載的火車喘息著進站，車頂上都坐著人。黃老師說，我們一定要上！你跟著我，如果丟了，你就拳打腳踢喊，“我媽媽已經上了，我要上！！”擠車絕對是人矮有優勢。我從大人腿縫間不費勁就鑽上去了。到了白沙站，我告別老師，從窗口爬下來，匆匆跑進候車室不管三七二十一倒頭就睡，直到有人搖醒我說，小妹，頭班船要開了，跟我們一起走嘛！
後來我和爸爸媽媽躲武鬥到了成都碰到黃老師。她劈頭蓋臉一通責備：沒見過你這樣的父母，把女兒扔在武鬥的地方不管的！爸媽不願讓人知道那時他們又犯政治錯誤被群眾專政失去了自由，就搪塞說：長江封渡了，進不去。黃老師說，啊？這也算理由？那我咋個把你女兒帶出來了呢？扭頭就走。走幾步又折回來，摸著我的頭說，若蘭，那一路老師罵過你，還打過你幾巴掌，你別記老師的仇哈？！
我其實完全沒覺得老師打罵過我。我隻記住了老師身上那好聞的氣味 （奇怪以前上算術課時從來沒聞到過）。那和媽媽的氣味一樣，聞著它就會依賴順從。憑了這氣味，我和老師就有了一種聯係。車廂裏那末濃重的汗臭，我都能分辨出老師的味道而找到她。我們能建立這樣的聯係，是人在應急時的生物反應吧！這就是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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