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拾遺之035：獨行多麵殺人惡魔落網記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係列
建國以來全國最大的旅館係列殺人搶劫案
1996年5月14日，雲南省長和誌強在視察雲南省瑞麗市時，接見並和瑞麗市公安局局長孫建東、劉江南、高樹國、孫家輝等幹警合影留念，以示嘉獎和慰問。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像瑞麗這樣的縣級市多達成百上千個，而至今為止享此特殊榮譽的卻隻有瑞麗警方。因為瑞麗警方偵破了一起建國以來全國最大的旅館殺人搶劫案，抓獲了一名在八個省、市、自治區作案26起殺死25人，其血腥罪行超過1983年聞名全國的“二王”的獨行多麵殺人惡魔。
本文特向讀者朋友披露這起係列殺人搶劫案件的案發情況和偵破內幕……
一、
1993年2月8日上午9點鍾，雲南省保山市客運站飯店的服務員張某象往常一樣，走上三樓開始打掃房間。當她來到305房間時，照例先習慣性地叩門數下，並輕聲詢問：“有人嗎？”房間內毫無反應，張某便用鑰匙打開房門。
房門剛被推開一條縫的時候，張某就覺得有一股血腥氣撲麵而來！她推開房門，定睛往裏一看，不禁大吃一驚：靠外側牆壁的那張床上，仰麵朝天躺著一具屍體，淌在地板上的一大灘鮮血，已經凝固了！
“啊！！”張某發出一聲磔磔刺耳的尖叫，引來了飯店的其他服務員和幾名旅客。
“保護現場！”一個幹部模樣的中年旅客攔住了想進門去看個究竟的好奇者，“快打電話報案！”
報案電話打到保山市東門派出所，接電話的是派出所所長何光勤。當時，何所長絕對沒有想到這起凶殺案是建國以來全國最大的旅館係列殺人搶劫案件的“序幕”。但是，即便隻殺死一個人的凶殺案也是特別重大案件，何光勤立刻一麵向保山市公安局報告，一麵下命令所裏在家的外勤警員全體出動，趕赴現場。
何光勤一行幾乎是和市公安局刑警同時趕到客運站飯店的。刑警立刻投入現場勘查，發現死者是在熟睡中被人用尖銳利器（估計是匕首）刺中心髒而殞命的；現場門窗完好，桌椅齊整，沒有搏鬥的痕跡。
法醫趕到後，死者遺體在現場當場進行解剖，正式確定為他殺。
死者隨身攜帶的簡單日常生活用品俱在，但是，身份證及身上的錢鈔已經不翼而飛。因此，警方初步確定此案係殺人搶劫案件。
經查，死者馬天強係雲南省騰衝縣上營鄉大好坪村人，52歲，係經營小百貨的個體戶，案發前一天即1993年2月7日攜帶大約2萬元錢前來保山市進貨。
這樣，案發當晚和死者同住一個房間的旅客理所當然地成為這起案件的嫌疑人。據飯店服務台出示的登記本表明，那天晚上和馬天強同住在305房間的旅客名叫霍慶貴，係保山市西邑鄉大灣村人。霍慶貴是2月6日下午住進客運站飯店的，2月8日早上7時離開。他離開時，還用馬天強的身份證退走了押金。
刑警稍稍鬆了一口氣：嫌疑人有名有姓有地址，這個案子看起來查起來難度不會很大。
刑警迅速出動，直撲保山市西邑鄉大灣村，一問，該村確有霍慶貴其人。於是刑警踏進了霍家，24歲的霍慶貴正在家裏和人打撲克牌，見有警察找他，大為驚奇，不等刑警發問他倒先開口了：
“你們找我幹什麽？”
刑警反問：“2月6日、7*****去了哪裏？”
“6日、7日？我沒去哪裏啊！”
刑警手一伸：“請出示你的身份證！”
霍慶貴雙手一攤：“我沒有身份證，已經丟了！”
“怎麽丟的？”
霍慶貴說他在1992年11月上旬和未婚妻去保山市“紅光照相館”拍結婚照時，放在中山裝上衣口袋裏的身份證和幾十元錢都被扒手偷走了。
刑警這時意識到這個案件似乎不那麽簡單了。經向霍慶貴的未婚妻調查，霍慶貴所言身份證失竊一事屬實。霍慶貴的未婚妻還告訴刑警，當時在照相館發現身份證和錢被扒竊時，照相館的一位營業還說她看見小偷下手的，因怕小偷報複而不敢吭聲。
刑警又向大灣村的村幹部了解，他們也為霍慶貴作證說他2月6日、7日確實未出過本村。
刑警無功而返。
但是，霍慶貴其人是本案的一條線索，警方自然不會輕易放棄。保山市公安局刑偵大隊舉行案情分析會，認為仍須迸一步調查霍慶貴；不能光憑村幹部的證詞就將其的作案嫌疑排除。
刑警去客運站飯店，請2月6日接待霍慶貴住店的服務員回憶霍慶貴的外貌、體態等情況。但是，服務員因為接待的旅客多，已經回憶不起住店的霍慶貴是怎樣一個人了。刑警翻閱“旅客登記本”，發現2月6日晚上霍慶貴所住的305房間裏還住過一個旅客——四川省渡口市的梁新貴。梁新貴和霍慶貴在同一房間住過一夜，總應該記得霍慶貴的？刑警於是決定北上去四川找梁新貴了解情況。
刑警在四川渡口市找到了梁新貴，一問，他果然記得霍慶貴的情況。梁新貴向刑警介紹：霍慶貴身高1。70米左右，背微駝，瘦長臉，膚色較黑，鼻子大而高，眉骨、眼部均凸出；身穿黑色西裝，足蹬黑色皮鞋，帶著一個黑色皮包，說一口不標準的普通話。據霍慶貴對梁新貴說，他是個體戶，已經賺了幾十萬元錢，這次是進城來討債的。
梁新貴所介紹的嫌疑人的外形與霍慶貴似乎相似。刑警根據長期積累的經驗，知道目擊者敘述嫌疑人特征往往有出入，同樣一個人，在不同人的眼裏、口裏會出現不同的特征，因此，最可靠的辦法是當麵辨認。於是，刑警請梁新貴去一趟保山，當麵辨認霍慶貴。
梁新貴積極予以合作，當即隨刑警一起去保山市。警方按照法律規定的辦案程序，安排梁新貴對霍慶貴進行了秘密辨認，梁稱此人不是住店的“黑衣人”。
至此，霍慶貴完全被排除了嫌疑。本案也斷掉了線索！
保山警方再次舉行案情分析會，經過縝密的分析，刑警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霍慶貴的身份證是被小偷扒竊的，何不去找那個小偷，找到了小偷，就能知道霍慶貴的身份證是如何到“黑衣人”手裏的了。
刑警於是去“紅光照相館”，找到了當時目擊小偷扒竊霍慶貴身份證的女營業員小張。據小張回憶，那個小偷是個二十四五歲的男青年，矮個子，小腦袋，一隻眼睛的眼皮上有一個較為明顯的疤痕，這個小偷她以前似乎見到過。
刑警分析了上述情況，認為小偷很有可能是保山當地人。於是，刑警調集了本市犯有扒竊前科，或者雖未失風落網但卻已進入警方視線榜上有名的小偷的所有資料，一查，注意力集中到住在川江路的宋建中身上。宋建中，二十六歲，原是建築公司電工，1989年因扒竊而被捕，送勞動教養三年。去年勞教期滿回來後，靠做臨時工謀生。據街道幹部反映，宋建中的生活過得很滋潤，遠非臨時工收入所能達到的，警方判斷其顯然有重操舊業之嫌。
市局刑偵大隊一位領導拍板：“請女營業員張某秘密辨認，如果宋建中確是扒竊霍慶貴的小偷，尋機抓起來突審！”
當天晚上，刑警獲知宋建中在“歡歡舞廳”跳舞，便把照相館女營業員張某帶去，請她在幾十名舞客中辨認曾經見到過的小偷。張某的眼光還不賴，辨認了一會竟真指認了宋建中：“就是他！”
這樣的辨認應該說具有相當的可靠性，但是，警方還不能動手抓人。因為“捉賊須捉贓”，逮扒窈犯必須在其作案時當場抓獲才認帳，這就是那位刑偵大隊頭頭所說的“尋機”。於是，警方安排兩名富有反扒竊經驗的刑警身穿便衣跟蹤宋建中。
那兩位刑警整整盯了三天，到第三天中午，當宋建中在百貨大樓羊毛衫櫃台前把手伸進一個女顧客的挎包時，手腕突然被人攥住。這小子一愣之後，還想獲得解脫，虛張聲勢嚷道：“幹麽？幹麽？”
刑警冷笑：“你說你這是幹麽？”
“你把我的手攥住了往人家挎包裏按幹麽？你是什麽人？”
刑警三天下來大為疲倦，好不容易完成任務，哪肯和他費口舌，掏出手銬扣上去：“我是幹這個的！走吧！”
二、
宋建中被押到市公安局後，辦“2。7凶殺案”的刑警立刻對他進行審訊，不問別的，單問去年11月上旬在“紅光照相館”扒竊身份證之事。
宋建中折進過局子，知道些警方辦案的套套，聞言愣了：“怎麽問這個……”
刑警攤牌：“你扒竊的那張身份證，現被發現和最近發生的一起殺人搶劫案有關。這意味著什麽，想必你也知道！”
宋建中聽了，馬上大叫“這和我沒有關係”，隨後就作了交代。但是，他的交代熄滅了刑警的希望之火——
去年11月上旬的一個上午，宋建中在保山市“大新商場”作案，他把一個穿黑色西裝、手提黑色皮包的三十來歲的男子定為目標，乘對方的注意力集中在櫃台裏的商品上時，挨攏上去，把兩根手指頭伸進了對方的衣兜。但是，宋建中失算了，他的手指還沒觸摸到什麽東西時，已經被那人用一隻孔武有力的大手隔著衣服牢牢抓住了！
“哦！這……對……對不起……”
“跟我走！”“黑衣人，”低聲命令。
兩人來到商場一角，“黑衣人”說：“聽著，我不打算難為你，但你必須給我辦一件事……”
“大哥，請吩咐！請吩咐！”
“你給我去搞一張身份證來，年齡在20歲以上，40歲以下，麵容接近於我。3天後的下午2點鍾，在這裏見麵，交貨！”
“是！是！”
“你如果失信於我，那你今後就別再想幹這一行了，明白嗎？”
“明白！明白！”
三天後，宋建中去約定的地方，把他所竊得的三張身份證交給“黑衣人”。“黑衣人”給了他20元錢後，揚長而去。從此，宋建中再也未見到過這個“黑衣人”。
宋建中的交代，如果說起了一點作用的話，那就是證實了梁新貴所同室而居的與宋建中所描述的“黑衣人”的外貌特征十分相似。這，似乎可以算作一條線索。但在此刻，這條線索對偵破案件起不到任何作用。
這天，是1993年3月31日，距“2。7殺人搶劫案”已有五十天。
此後十餘天，偵查工作陷入了僵局。就在這時，第二起同樣的案件發生了！
第二起殺人搶劫案，發生在保山市東門聯營旅社304房間。4月13日上午，當該旅社的一位服務員打掃房間而用鑰匙開啟304房間的房門時，遇到了與2月8日客運站飯店服務員在該飯店305室一模一樣的情景。大受震驚的刑警火速趕往現場，勘查現場時，發現304房間中發生的一切情況就如同“2。7殺人搶劫案”的翻版，甚至死者挨刀的位置也僅與馬天強相差1厘米。
當然，即使是翻版。也有不同之處——
死者不姓馬，而姓姚，名光華；死者不是騰衝縣人，而是瑞麗市人；死者被劫去的錢鈔不是2萬元，而是3500元；死者不是52歲的中年人，而是26歲的青年。
案犯的駕輕就熟也是刑警的駕輕就熟。刑警按照“2。7殺人搶劫案”的偵查模式開展偵查，很快就從飯店服務員口中得知和死者姚光華同居一室的旅客是一個“黑衣人”，其特征和警方已訪查的那位“仁兄”一模一樣。當然，刑警也從旅社的“旅客登記本”上抄下了“黑衣人”身份證號碼和姓名。在這家旅社，“黑衣人”很自然地改了名，換了姓，他所出示的身份證所顯示的姓名叫陶弼才，24歲，保山市某村人。
由於有了“霍慶貴”的教訓，所以刑警去保山市郊區調查陶弼才時，已經不抱什麽希望了。果然，陶弼才告訴刑警，他的身份證已在去年4月上旬去保山市區辦事時被竊，當時就向案發地派出所報了案。陶弼才的家人、朋友和村幹部都證明其4月12日在家未外出。去派出所查閱報案記載，也證實陶的身份證確在當時被竊。刑警又去看守所找宋建中，他承認陶弼才的身份證就是他扒竊後送給“黑衣人”的3張中的一張。
小小一個保山市，在短短兩個餘月時間裏，竟發生了兩起同一性質同一案犯所作的特大案件，警方震怒了，決定將“2。7殺人搶劫案”和“4。12殺人搶劫案”串案並偵，集中力量加大偵查力度，力求盡快偵破。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就在保山市警方全力偵緝殺害姚光華的凶手時，雲南省的另一個城市、素有“東方瑞士”之稱的大理市的警方，卻正在全力搜緝姚光華。這一幕的製造者，自然又是那個神秘的“黑衣人”——
4月22日下午，“黑衣人”仍是一副我們已經所熟悉了的打扮，提著黑色皮包，從容不迫地走進了大理市下關客運總站對畫的建設旅社，出現在服務台小姐麵前，用夾帶雲南、廣西交界處口音的普通話問道：“有房間嗎？”
服務員回答：“有。”
“我要一個兩人房間裏的床鋪，這樣可以節省一點開支。"
出門人的這種心情可以理解，服務員便把他安排在208房間。小姐告訴他，208房間裏已經住有一個旅客，是江蘇來的。這個以“姚光華”的身份證登記住宿的“黑衣人”連連點頭，臉露笑容：“我喜歡有個人作伴，太好了！”
據後來案發後二樓服務員告訴刑警，她在“姚光華”住進208房間後去送開水和拖鞋時，聽見“姚光華”和另一位旅客、江蘇省溧水縣41歲的翟先雲談得很熱絡，全然沒有當天晚上要發生血案的跡象。
但是，這天晚上翟先雲被殺害於他的床上，其情況和馬天強、姚光華被害一模一樣，當然，他的身份證和全部錢款也均被“姚光華”帶走了。
可以想象，大理市警方在翟先雲被害案中所作的努力，一開始和保山市警方在“2。7殺人搶劫案”時的努力和措施完全一樣。案件發生後，和翟先雲同住一個房間的“姚光華”首先被列為嫌疑人。一問服務台，這個“黑衣人”在4月23日一早就結了帳，離開旅社了！
大理警方立即采取措施，在全市各車站、旅社、公共場所進行布控，搜緝“姚光華”。同時，大理市公安局刑偵大隊向犯罪嫌疑人姚光華的身份證頒證機關雲南省瑞麗市公安局發出傳真，通報案情，要求提供姚光華的有關情況並在瑞麗市協助查緝該嫌疑人。
但是，瑞麗市公安局給予大理市警方明確答複：姚光華已於10日前被害於保山市！
大理市警方意識到案件的複雜性了，姚光華的線索斷了，留給他們的懸念是：“黑衣人”是誰？
為了弄清這個懸念，大理市警方作了許多努力，耗費了大量人力、財力。但是，他們最終未能品嚐到親手抓獲“黑衣人”的勝利喜悅。
正當大理市、保山市警方為查緝“黑衣人”而大傷腦筋時，“黑衣人”又接連作下了兩起殺人搶劫案！
三、
“黑衣人”在地、縣級市接連作下三起殺人搶劫案件後，也許是膽量得到了鍛煉，或者認為警方偵查這類案件沒有什麽本領，這回鬥膽闖進了雲南省城昆明市。
1993年5月1日，“黑衣人”以翟先雲的身份證住進了昆明市南客運站招待所206房間，和在大理市建設旅社一樣，他也向服務台以“節省錢”為理由，提出了安排住已有旅客住的雙人房間，招待所理所當然地滿足了他的要求。
和“黑衣人”同住在206房間的那位旅客，姓魏名永祥，來自甘肅省天水市。魏永祥三十歲，身材魁梧，是一條典型的西北大漢。他若往想象力豐富一點的人麵前一站，很會使人油然而把三國時的天水漢子、劉備的五虎大將之一馬超聯係起來。平心而論，魏永祥若和“黑衣人”進行公開決鬥的話，即便綁住了一隻手也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黑衣人”置於死地。但是，“黑衣人”不向魏永祥叫陣，他慣穿黑衣黑褲黑鞋，所幹的事也喜歡“黑”——在黑夜中使用黑手段輕鬆地把魏永祥送到了另一個世界。
5月2日早晨，“黑衣人”從容不迫地退掉了房間，離開了南客運站招待所，臨走時還笑容可掬地和女服務員連連道別，全然不像一個已經欠下四條人命而且正準備再次下手的殺人惡魔。
“黑衣人”離開南客運站招待所後，不知去向，而昆明市公安局的刑警卻為魏永祥被害案忙了個焦頭爛額。警方當然沒有料到，就在他們中的不少人被偵查工作折騰得大生感冒、胃病發作、血壓升高的時候，“黑衣人”又出現在這座因四季如春而享有“春城”美譽的西南大城市裏了。
後來，公安部的刑偵專家把這一連串旅館殺人搶劫案稱為“高智商犯罪”，此語完全符合事實。西北大漢魏永祥被害後的第四天，當“黑衣人”來到昆明西客運站招待所時，他換了套花招。據後來“5。8殺人搶劫案”發生後招待所服務台小姐向刑警反映，“黑衣人”進門後出示的是“趙成武”的身份證和一個二十多歲的女郎李維俊的身份證。不用說，他就是“趙成武”，而李維俊，在服務台小姐看來是他的未婚妻、情人之類。小姐的目光在“趙成武”身後遊移，卻未見到那位在照片上看來蠻摩登的“李維俊”。
小姐說：“根據規定，男女同住一間必須出示結婚證，請你出示結婚證。”
不料，“趙成武”笑道：“我們不是夫妻，是同事。你給她另外安排一個房間，她一會兒就來。我嘛，你給安排個雙人房間，節約點錢吧。”
於是，服務台給“李維俊”開了個單間，把“趙成武”安排進了已住有一個旅客的雙人房間，“趙成武”拿走了兩個房間的鑰匙和住宿證。當然，後來那個叫“李維俊”的女郎是幾時來的，服務台不會再去留意了。
和“趙成武”同住一個房間的是易門銅礦的王洪福，他是出差來昆明的。王洪福生性謹慎，所以未成為“黑衣人”的刀下之鬼。據王洪福後來向前往易門銅礦找他調查“黑衣人”情況的雲南省交通廳公安處副處長李代彪等人說，“黑衣人”在他住進昆明西客運站招待所的當天住了進來，兩人自然要閑聊幾句。“黑衣人”聽說他是銅礦上的，便關心地問收入怎樣。王洪福雖無未卜先知之能，但由於天生的謹慎而產生的一種防範心理，就對“黑衣人”說單位的效益不好，連工資都發不起，每個月隻發50元生活費。其實，王洪福當時身上就帶著5000多元鈔票。結果，使“黑衣人”誤以為他是窮光蛋而沒有下手。
當王洪福從李代彪副處長口中得知就在他睡的這張床上，“黑衣人”於5月7日晚上將另一名旅客殺死劫財的消息時，不禁一陣後怕！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像王洪福那樣具有防範意識的，否則我們的刑警同誌就不至於那麽辛苦了。5月7日上午王洪福離開招待所，下午就住進了另一個旅客——花甲老人範桂生。俗話說“樹老根多，人老話多”，此語不一定適用於所有老人，但對於範桂生來說卻是絕對適用。守株待兔的“黑衣人”向他遞上“紅塔山”香煙，一套近乎，他老人家的話匣子就打開了。“黑衣人”從這個“匣子”中獲取到了他所感興趣的情報，於是就在午夜過後舉起了殺人刀。殺死範桂生後，劫取了範身上所帶的6000多元錢和身份證。
5月8日上午7點，“黑衣人”向服務台退掉了他租的床位和“李維俊”所租的單人房間。
一個半小時後。，當服務員打掃房間時，發現與“趙成武”同住的花甲老人範桂生那躺在床上血泊中的身軀已經僵硬了。
至此，雲南省的保山、大理、昆明已經發生了五起旅館殺人搶劫案。雲南省公安廳對此予以高度重視，“5。8範桂生被害案”發坐後，省公安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由省公安廳副廳長彭建飛、刑偵處處長黃鎰先、副處長楊有光三位資深高級警官負責主持偵查工作，務須盡快破案，抓獲案犯，繩之以法。
彭建飛、黃鎰飛、楊有光召集保山、大理、昆明三市參與偵查“旅館殺人搶劫係列案”的刑偵人員舉行案情分析會，會議作出兩點決定：
①盡快找到與“黑衣人”同行的摩登女郎李維俊以及5月5日、5月6日在昆明市西客運站招待所與“黑衣人”同住一室的旅客王洪福；②因“黑衣人”用趙成武的身份證住過西客運站招待所，所以查清趙成武的情況也是當務之急。
去易門銅礦找王洪福調查的雲南省交通廳公安處副處長李代彪一行，雖然未能搞清“黑衣人”的真實姓名和住址，但卻獲得了一個頗為寶貴的證據：“黑衣人”在王洪福的通訊錄上留下的親筆筆跡（寫的是趙成武的姓名、地址），這為以後迫使案犯供認罪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負責查找李維俊的雲南省公安廳作戰室主任歐良發、刑警張磊等人根據昆明市西客運站招待所“旅客登記本”上的登記資料，趕到騰衝去查找李維俊。騰衝縣公安局的戶籍資料表明，確有李維俊此人，但她已經出嫁到梁河縣熱水塘去了。歐良發一行於是趕往梁河縣，總算找到了李維俊。但是，李維俊稱，她和其妹李維修在辦理居民身份證的過程中，照片被互相貼錯了，當時無意特地糾正，於是也就將錯就錯了。這樣，李維俊就成了李維修，李維修就成了李維俊。因此警方要查找的持李維俊身份證的女郎應是她的妹妹李維修。歐良發、張磊看看眼前這個李維俊並不算摩登，於是相信這個說法，重新返回騰衝縣去找李維修。
這一找使警方又掌握了一起隱案——
1993年2月2日，李維修和其男友雷蒙光相約了到騰衝縣城去遊玩。當晚，兩人住在縣城的“迎春旅社”，分住兩個房間。雷蒙光住的房間裏已經住著一個身穿黑色西裝、年約三十歲的男子。晚上8點鍾左右，李維修來到雷蒙光的房間，約雷出去逛街。當時，那個“黑衣人”正躺在他的2號床位上看雜誌。臨走之前，李維修把用小手帕包著的李維俊的身份證放在雷蒙光的枕頭下。可是，當兩人一小時後返回時，卻發現身份證已經不翼而飛了。當時，雷蒙光、李維修都懷疑此舉係2床的那個“黑衣人”所為，但因無甚證據，也就不好詰問了。
李維修回她的房間去後，雷蒙光就上床睡了。他睡到次日淩晨2點鍾左右，忽然在睡夢中聽見“黑衣人”在叫他：“老鄉，請問現在幾點了？”
雷蒙光被他喚醒了，但不想答理對方，便不吭聲。“黑衣人”又叫了兩聲，見雷蒙光沒有反應，便輕手輕腳下了床，躡足悄行挨到雷蒙光的床前，站著觀察了幾分鍾，又拉著被子角輕輕地扯了幾下，雷蒙光仍躺著裝睡。“黑衣人”於是從懷裏拔出匕首，就在他舉起手來想下手時，雷蒙光從被子裏飛快地伸出雙手，把對方持凶器的手架在空中，用力把他推開，喝問道：“你想幹什麽？”
“黑衣人’？低聲道：“不許吭聲，也不準動彈，不然老子對你不客氣！你小子心裏放明亮一點，我什麽都不要你的，隻要這個——”
雷蒙光見“黑衣人”左手一揚，手中拿的正是李維修包著身份證的小手帕。
“黑衣人”退回自己的床位，收拾起自己的行李，坐在床沿口上，又威脅了雷蒙光一通。
雷蒙光哪裏見過這種陣勢，嚇得心驚肉跳，不敢躺下，一直在床上呆坐到五點鍾“黑衣人”揚長而去方才還過魂來。
歐良發、張磊當即問明雷蒙光的去向，趕往隴川縣找到雷蒙光。這個老實的小夥子向歐良發一行所敘述的情節與李維修所說的完全一致。
歐良發一行又趕到騰衝縣城，查閱“旅客登記本”，發現當時“黑衣人”是以霍慶貴的身份證住進旅社的。
歐良友一行得出結論：“黑衣人”在保山從宋建中手裏獲得三張身份證，並不是先在保山市作案，而是在騰衝衝雷蒙光下手，但是沒有成功。“黑衣人”竊取李維修的寫著李維俊名字的身份證後，在昆明市作案時為轉移警方的作案視線，以李維俊身份證在西客運站招待所玩弄了一個“障眼法”。
與此同時，對趙成武的調查也在進行著。據當地派出向前去調查的刑警介紹，趙成武於1993年2月7日外出到昌寧縣打工，至4月7日回家。之後，他一直未外出過。而“黑衣人”在昆明西客運站招待所持趙成武身份證作案則是5月上旬的事。這樣，趙成武顯然不具備作案時間。
那麽，趙成武的身份證怎麽會到“黑衣人”手裏的呢？刑警於是找趙成武當麵詢查。趙成武稱，他的身份證於1992年8月被小偷扒走，後來補辦的身份證一直帶在身上，也未再次丟失或者借給他人。
雲南省公安廳實施的一係列偵查措施，對破案未能起到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作用。警方還在從亂麻似的線索中試圖理出頭緒時，“黑衣人”又接連在雲南境內作了兩起同類型的殺人搶劫案，又有兩條無辜的生命離開了這個世界！
雲南警方深受震驚！省公安廳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召開了緊急會議。經過反複研究，會議決定采取三項防範和控製措施，在全省範圍內形成一張圍追堵截的巨網，盡快將“黑衣人”抓獲。
四、
“黑衣人”就像狡兔詐狐滑泥鰍，簡直就如有未卜先知之特異功能似的，就在雲南省公安廳發號施令，調兵遣將準備在全省範圍內進行一場大搜捕的時候，他卻在連續殺死7名無辜者、搶劫錢鈔5萬餘元後，逃離了雲南，走向一個對他來說屬於絕對陌生但又安全的區域，開始了他那足跡遍及七省的特殊旅行。
就在尚不知目標已經逃出雲南的雲南警方在大費周折進行全省搜捕時，“黑衣人”出現在四川省西昌市。
“黑衣人”的這次特殊旅行，西昌是他的第一個站頭，在這裏，他險些失風翻船。那是在西昌市“交通公寓”，“黑衣人”和以前走進所有的旅社一樣，向服務台出示了身份證——當然是他人的身份證，要求住已有一個旅客的雙人客房。服務員看了身份證，又看看他的臉，態度溫和地說：“先生，你可能拿錯了吧，這不是你的身份證。"
“黑衣人”眼皮一抬，反問道：“怎麽不是我的？”
服務員仍舊和顏悅色，細聲細氣：“你的年齡和身份證上的照片出入太大，而且相貌也……”
“黑衣人”大發雷霆地打斷道：“生意送上門來你都不做？還來故意刁難！你說身份證不是的，那你發一個像我的。難道你永遠18歲？難道人不會變老變胖變瘦嗎？”
這一頓窮凶極惡的狂風暴雨，竟把服務員嚇得目瞪口呆，回過神來反倒不停地道歉：“對不起，實在抱歉，實在慚愧，實在不好意思……”
真是應了一句俗語：鬼也怕惡人。
於是，“黑衣人”有驚無險，如願以償，住進了旅社。他確實給“交通公寓”送來了生意，但與此同時也給西昌市公安局帶來了一筆“業務”：當晚，和“黑衣人”同住一室的旅客、來自四川大足的鄧修良慘遭殺害。
這天，是1993年9月9日。
第二天，當西昌警方驗明鄧修良死因確實係他殺時，“羆衣人”已經乘車抵達四川省成都市了。
從1993年9月10日至10月20日，“黑衣人”的足跡踏遍了成都、西安、洛陽、鄭州、寧鄉、衡陽、懷化、貴陽、南寧、柳州、荔浦、梧州、肇慶、東莞七省11市，行程數千公裏，耗時40天，殺人16口！
至此，已有24人被素昧平生、無冤無仇的“黑衣人”變成了冤魂！
在“黑衣人”的殺人旅行中，廣西屬於“重災區”，該區的南寧、柳州、荔浦、梧州四個城市在不到20天的時間裏，就發生了旅館殺人搶劫案5起。這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是前無所有、聞所未聞的！
現在，輪到廣西警方大動幹戈了。1993年10月2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公安廳將本區四市接連發生旅館殺人搶劫案的情況向公安部作了緊急匯報，並向全國各省、自治區公安機關發出《案情和協查通報》。案發地南寧、柳州、梧州、荔浦四市的公安局分別成立了偵查專案組。自治區公安廳並向廣西全區公安機關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必須加強對旅館、車站和交通要道的布控。
廣西是“黑衣人”殺人旅行的最後一個省區，在這之前，雲南、陝西、湖南、貴州、廣東、四川、河南七省都留下了他的犯罪軌跡。這七個省的公安廳在接到廣西公安廳的《案情和協查通報》後，將“黑衣人”在本省的作案情況紛紛傳告廣西省廳。10月24日下午，廣西壯族自治區公安廳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案情和偵查方案。會議結束後，廣西壯族自治區公安廳徐升副廳長向全區公安機關發出命令：從當晚20時開始，在全區範圍內統一展開地毯式的大搜捕。搜捕目標絕對明確：隻要發現持有姚光華、胡華南、高月閣、翟先雲、鄧修良等人身份證的“黑衣人”，即予拘捕審查。
這項行動曆時12小時，全自治區共出動公安幹警、武警3000多人，梳遍了全區所有的車站、旅館、碼頭等場所，但是，沒有發現“黑衣人”的蹤影！
後來知道，“黑衣人”早在徐升副廳長發出行動指令前的24小時就已經登上了柳州開往長沙的列車，這是他在9月跳出雲南警方的大搜捕之後的再一次漏網。
這裏有一個假設：如果“黑衣人”當時未逃離廣西，他是否能逃過警方的地毯式搜捕？答案是介乎兩可之間的：可能他會落網，也可能他不會落網。因為智商甚高的“黑衣人”預先已經作了充分的防範準備：他於10月20日晚上在南寧再次作案後，次日清晨便登上了開往柳州的火車。在途中，“黑衣人”把黑色西裝、黑提包、凶器以及搶偷詐來的20多張身份證全部扔掉了。他換上了一套八成新的灰色西裝，戴上了一副墨鏡。警方如果盤查他，所看到的會是一副和他殺人時截然不同的老實表情和一張合法持有的身份證。這張身份證是他自己的，從未在作案現場出現過。
“10·24大搜捕”行動失利後，廣西警方深感破案難度非同尋常，遂於10月25日緊急電告公安部行動失利的情況，建議由公安部牽頭統一指揮協調全國公安機關偵破此案。
公安部黨委隨即指示公安部刑偵局負責牽頭主持指揮協調偵破這起建國以來最大的旅館係列殺人搶劫案。公安部刑偵局遂於1993年11月2日至5日，在南寧召開會議，來自全國有關省、市、自治區公安廳（局）刑偵部門的領導和刑偵專家共上百人齊集一堂，共商偵破大計。與會領導和專家通過對全國8省、市、自治區1993年2月至10月所發生旅館係列殺人案25起死24人的案情進行全麵分析後，取得了共識。
南寧會議作出決定：
此案串並為全國旅館特大係列殺人搶劫案，由公安部刑偵局統一指揮偵破此案，並以公安部名義向全國公安機關發出緊急通緝令；各案發地有關省、市、自治區公安廳（局）成立專案組；以雲南作為主戰區，雲南保山以及滇西的楚雄、大理、德宏四地州作為重點偵查範圍；立即對1992年以來全國旅館旅客死亡情況進行一次認真全麵的複查；由於此案係建國以來個人在旅館作案手段最為殘忍、方法最為隱蔽、時間最為長久、跨越地域最廣、殺人最多以及防範和偵破難度最大的特大係列命案，其危害性遠遠甚於1983年“二王”明火執仗持槍殺人的案件，因此，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全力偵破；公安部懸賞，誰偵破此案，就對誰進行重獎。
1993年11月10日，即南寧會議結束後第五天，公安部刑偵局便以發文((1993)1778號文）的形式把緊急通緝令傳到了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以及鐵路、交通、民航、林業公安機關。各級公安機關隨即按照自己的任務和分工高速運轉起來，在火車站、汽車站、機場、碼頭、旅館等場所布下了緝拿案犯的天羅地網。
半個月後，雲南省公安廳專案組接到該省臨滄地區永德縣公安局的報告：經對本縣情況進行查摸，發現一個姓湯的逃犯的外貌、年齡及作案區域均與“黑衣人”相仿，湯某在1992年因詐騙和偷竊而被公安機關拘捕，但他利用看管的疏忽脫逃了，此後不明行蹤。
省廳專案組組長、雲南省公安廳刑偵處副處長楊有光立刻指派偵察員急赴永德縣核查情況。
兩天後，省廳向全省發出捉拿湯某的通緝令，並向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公安廳（局）發出了協查通報，同時向公安部作了匯報。
1993年12月中旬，湯某在雲南境內被捕。但是，經審訊調查，該犯的作案手段係詐騙與偷竊，與命案無關。
南寧會議後，中共中央政法婁員會、國家公安部不斷地向主戰區雲南的主管機關雲南省公安廳發出催辦此案的電報、電話、信函。1994年1月，公安部刑偵局派出刑偵專家胡國柱、徐長生飛赴雲南督戰，並在偵查中心地區保山市召開了專案會議。
1994年2月8日，公安部再次發出了《關於加快偵破全國旅館特大係列殺人搶劫案步伐的通知》。
1994年2月中旬，廣西自治區公安廳主動派出刑偵高手赴雲南助戰。
雲南省公安廳采取了雲南省刑偵史上從未出現過的高頻率指揮全省各級公安機關開展偵查工作：平均一個月就轉發一次全局性的通報，並晝夜隨時下達局部性臨時性的指令、傳達信息。
擔任這件通天大案偵破主戰區一線指揮員的雲南省公安廳專案組組長、刑偵處副處長楊有光，承受著平生從未感受過的沉重壓力：絡繹不絕的來自中央、部、省領導機關催辦此案的電報、電話、信函，社會各界對公安機關破案不力的沸沸揚揚的指責，死者家屬為急於破案抓住凶手、挽回經濟損失、為親人報仇雪恨而采取的偏激的施壓手段。
但是，案件的偵查工作遲遲沒有突破，不計其數的警察的日夜操勞無異於原地踏步。楊有光心焦如焚。
到了1994年4月初，案件偵查似乎出現了轉機—一
4月3日傍晚，一輛卡車駛進祿豐縣廣通鎮茶葉市場的停車場。這輛卡車來自雲南省玉溪市，準備開往四川攀枝花市裝貨物，駕駛員姓趙，是複員軍人。趙某把卡車停妥後，來到停車場旅社，辦妥住宿手續後，住進了412房間。
趙某進這個雙人房間時，裏麵已經住了一個穿黑色西裝的男青年。那人見趙某進去，遞上一支“紅塔山”。兩人抽著煙聊了起來，那男青年自我介紹姓王名華，是昆明市的個體戶，經營服裝生意。趙某未存戒心，隨口也說了自己的情況。對方聽說趙某攜現金去四川購貨，“關心”地讓他一路上小心在意。
晚上，趙某因次日要趕路，8點鍾就睡了。當時，王華還在床上看書。趙某睡到淩晨2時半許，忽然似有一種危險感隱隱襲來，冷不丁被驚醒了。他微微睜開眼睛，正想起床去小便，突然發現床前立著一條黑影！
最初，趙某以為是一種夢中的幻境。但是，接下來看到的情景卻提醒他：即便是幻境也不是鬧著玩兒的！因為黑影右手竟握著一把匕首，正慢慢地舉起來！於是，趙某決定要作出反應。
那黑影正是王華，他壓根兒就沒有睡覺。趙某身邊的巨款刺激著他，使他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占有欲念。他一直微合雙目在假寐，想早些下手，但隔壁有人在打牌，一直到一點三刻方才收場。現在是2點40分，他估摸打牌的人睡著了，就決定下手。但是，王華絕對沒有想到，打牌的人睡著了，“目標”卻醒了！就在他舉刀要紮下去時，趙某突然掀開被子一躍而起，大聲喝道：
“想幹什麽？”
此刻的情勢已經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程度，所以，王華毫不遲疑，仍是一刀衝趙某胸口紮去。但王華低估了這個對手，趙某當過兵，學過擒敵拳，隻往旁邊一閃就躲過了利刃，跟著一掌劈下來，正砸在手腕上，把匕首震飛。
王華一看情勢不對，一個箭步跳窗而出。等到趙某尾隨著跳出窗子時，王華已經倉惶翻過牆頭，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了。
案犯逃遁了，在現場留下一件黑色西裝和一個黑色提包，提包內有雲南大理州祥雲縣李雨福的身份證1張、王華的拖拉機駕駛證1張及寫有段宏義名字的存款單4張。
廣通鎮派出所接到報案，立刻趕到現場。派出所長一麵組織布控，一麵向祿豐縣公安局報告。縣公安局當即組織緝捕行動，並同祥雲縣聯係了解該縣李雨福其人。祥雲縣公安局火速調查了解後電告祿豐縣公安局：確有李雨福其人，自1992年以來一直在外流竄，傳聞有作案劣跡。
至此，祿豐縣公安局初步認定李雨福是“通天案”案犯“黑衣人”，於是立刻向楚雄州公安處報告。
這時已是4月5日，楚雄州公安處隨即向省公安廳報告了上述情況。專案組長、省公安廳刑偵總隊副總隊長楊有光接到報告，立刻作出判斷：“李雨福多半會去祥雲縣，我們趕往祥雲，他即便不回祥雲，偵查工作接下來也須在那裏進行，然後向外擴展。”
警笛長鳴，車輪滾滾。楊有光一行僅用了四小時，就趕到了距昆明300餘公裏的樣雲縣城。
楊有光的估計是準確的，李雨福果然回到了祥雲。當晚9點半，李雨福被抓獲。但他矢口抵賴4月4日淩晨曾在廣通鎮作過案。於是，廣通鎮茶葉市場停車場旅館的服務員和被害人趙某被接到祥雲縣。經辨認，一致確認李雨福即係“王華”。至此，李雨福不得不供認，並交代了其分別在雲南廣通、大理、保山和四川攀枝花市等地旅館實施殺人搶劫的罪行。
此案與公安部串並的旅館係列殺人案具有相似點。但是，經縝密核查，李雨福的作案手段與“黑衣人”不同。請王洪福、雷蒙光等人辨認後也一致稱從未見過此人。於是得出結論：李雨福不是“黑衣人”。
李雨福被另案處理後，又接二連三出現了幾個嫌疑人，經核查均被確證與本案無關。
警方感到大惑不解：從“黑衣人”以往作案的規律來看，他是快節奏跳躍式連續殺人搶劫的。但是，自從1993年10月20日“黑衣人”在廣西南寧殺害李波以後，就突然消失了——1994年沒有露麵，1995年也未亮相。他的消失時間之長，令人費解，令人吃驚！
“黑衣人”，你躲在哪裏？
五、
後來才知道，“黑衣人"在1993年10月20日後的活動軌跡如下——
“黑衣人”在1993年10月20日南寧開往柳州的火車上搖身一變成為“灰衣人”後，開始了他那“周遊天下”的計劃。在兩個多月中，他遊覽了長沙、鄭州、西安、南昌、合肥、南京、成都等著名大城市的諸多名勝古跡。1994年1月，他“一不小心”從雲南省隴川縣章風鎮滑過了國境線，踏上了緬甸的土地。
這時，“灰衣人”已經身無分文，為謀生計，他去東坎的一個采石場當了搬運工。但由於他懶而狡，很快被緬甸老板炒了魷魚。臨離開前，“灰衣人”為了使老板在今後一段時間裏還記得他，便放了一把火，把采石場的工棚燒了個一幹二淨。想來緬甸老板肯定會為蒙受損失而感到痛苦，但是，如果他知道這個中國苦力竟是一個欠下24條人命的江洋大盜的話，大約會對其對自己的寬大而感激涕零。
1995年1月，“灰衣人”在緬甸棒賽謀到了一份燒石灰的差事。他很快就感到這不是“人幹的活”，於是來了個不辭而別。
至此，“灰衣人”“周遊天下”的計劃實施完畢，他決定仍回中國，重操舊業。
1996年2月，“灰衣人”潛過中緬國境線，來到了雲南省瑞麗市。也許他對黑色情有獨鍾，在臨入境前，他在緬甸南坎一家服裝店順手牽羊獲得了一套黑色西裝。這樣，他又成了“黑衣人”。
“黑衣人”要重操舊業，就必須持有他人的身份證。潛回中國後，他混在緬甸、巴基斯坦、印度等國家來中國打工做小生意的形形色色人群中，想再找一個“宋建中”，好為他扒竊身份證。在這些人中間混了兩個月，“黑衣人”沒找到“宋建中”，卻找到了一個可以代替“宋建中”發揮作用的——自稱來自江西九江市的製造假證件的高手。從高手那裏，“黑衣人”買到了一張即使是專家也難辨真假的身份證，他在這張身份證上的姓名叫高盛龍。
“黑衣人”得到身份證後，迫不及待地進行作案了。1996年4月16日晚上，他故伎重演，將無辜者何建新殺死於瑞麗市客運站招待所510房間，劫走了死者的錢和身份證後於次日上午悄然離開。
客運站招待所直到4月17日下午2點方才發現何建新已被殺害，立刻向瑞麗市銀河派出所報案。大批警員急赴現場，查閱住宿登記，弄清4月16日晚上與死者何建新同住者所持身份證上的姓名為高盛龍，地址是廣西合浦縣廉州鎮。
瑞麗警方立刻意識到這個高盛龍絕非等閑之輩：聲勢浩大的“嚴打”剛在全國範圍內拉開帷幕，此人竟敢頂風作案，其膽子真是大得可以。他們將此案的作案場所、手段與公安部串並的旅館係列殺人搶劫案相比，發現相似點甚多，頓時警惕起來：莫非此“黑衣人”即那“黑衣人”？
身高1.86米的瑞麗市公安局局長孫建東當即下令：立即成立專案組，迅速在全市範圍內開展以旅館為重點的全方位的偵查搜捕；製作1500份印有高盛龍模似畫像的通告下發全市各車站、旅館和娛樂場所，要求這些單位一旦發現高盛龍，立即向公安局報告；組織警力在全市城鄉的車站、交通沿線、邊境口岸加強巡邏堵截。
“黑衣人”的高智商頭腦仍然發揮著作用，他知道自己在1993年作的24起殺人搶劫案肯定已大為警方重視，警方對他“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作案特點了如指掌，所以這次他決定改變特點，作案後就在當地不走。這叫“燈下黑”，越危險的地方越安全。
4月21日晚上，“黑衣人”走進了設在瑞麗市的德宏州熱帶作物研究所招待所，問服務台值班服務員胡雲蓮：“有房間嗎？”
胡雲蓮回答：“有的，高中低檔都有。”
“我住低檔的。”
“請你出示身份證，我給你登記。”
身份證放在胡雲蓮麵前，她隻一看便倒抽一口冷氣：高盛龍，這不是派出所下發的“通告”中要抓的殺人嫌疑犯嗎？！
“黑衣人”不知危險正向他逼近，說：“我包不起房，最好安排在已經有人住的雙人間，這樣，我可以節約一點，你們也可以多安排一個客人，多收入一點，兩全其美。”
“好的，有這樣的房間。"
胡雲蓮把“黑衣人”安排好後，立刻往派出所打電話。
10分鍾後，瑞麗市公安局猛卯派出所和市局刑偵大隊的3名幹警走進了204房間，對正在看電視的“黑衣人”說：“我們是警察，請出示身份證。"
“黑衣人”以為是邊境地區的例行檢查，很坦然地照辦了。
“哦，你就是高盛龍，請跟我們走一趟！”
“黑衣人”臉色有些異樣：“怎麽？這身份證不是我的？”
“是不是，會弄明白的，現在你跟我們走！”
“黑衣人”極不情願地站起來：“走就走，把問題弄弄清楚也好！”
就這樣，“黑衣人”被捕了。
在“黑衣人”的衣袋裏，發現了兩張身份證，一張是高盛龍，另一張的姓名是李枝永。
警方在經過一番緊張的準備後，於4月23日上午開始對“黑衣人”進行審訊。孫建東局長親自擔任主審，他問的第一句話是：“你殺過人嗎？”
“黑衣人”對於孫局長的開門見山單刀直入，回答得也十分幹脆：“沒有。”
如此心理素質的案犯，孫局長是第一次碰到。
“有一個人，腳有點瘸，名字叫何建新，此人是誰？”
“黑衣人”搖搖頭：“我不認識。”
“那麽，你是什麽人？叫什麽名字？哪裏人？從哪裏來？到瑞麗來幹什麽？”
“我叫高盛龍，廣西合浦縣人，來瑞麗做生意……”
“停！”孫建東大喝一聲；衝一旁的市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高樹國點點頭：“念給他聽！”
高樹國說：“你聽清了，這是廣西合浦縣公安局1996年4月19日晚上9點19分的回電記錄：我縣查無高盛龍此人，也無廉州鎮此地址。”
孫建東說：“這是一張假身份證，你是怎麽搞來的？”
“黑衣人”不得不供認：“是一個江西九江人為我做的，他收了我一百元錢。”
“你身上還有一張姓名為李枝永的身份證，照片也是你的，這張是真的還是假的？”
“也是假的。"
“再念給他聽！”
“你再聽清了，這是雲南省騰衝縣公安局1996年4月22日晚的回電記錄：經查，我縣確有李枝永此人，漢族，男，1956年生，地址是騰衝縣小西區盈河鄉下河村，身份證號碼……”
“不用念了，我就是李枝永。”
直到這時，案犯李枝永還很泰然，他的罪行不過是讓人偽造了一張身份證，這又算得了什麽？
但是，精明的孫建東已經認定死者何建新的身份證就在李枝永身上，於是當場搜查，果真在李枝永的內褲裏發現了何建新的身份證。
鐵證如山，李枝永不得不承認他殺死了何建新。但他的交代充滿了虛假成份：“何建新是我殺的，但我是出於自衛。是他想謀財害命，被我發現，在搏鬥中，他這個跛子當然不是我的對手，我力氣大、靈活，所以把他打倒了，手重了一點，沒想到他這麽不經打就死了。我很害怕，又沒有第三者在場證明，我就是渾身有嘴也說不清，幹脆跑掉……”
孫建東耐心聽李枝永說完，淡淡吐了一句話：“可是現場並沒有搏鬥的痕跡，何建新好好地躺在床上。”
李枝永目瞪口呆，愣了幾分鍾，訥訥而言：“我……交代！”
拿下了何建新命案，屬於初戰告捷。至此，瑞麗警方已完全認定李枝永是一條“大魚”，但是，他們手裏缺乏製服他的證據。因此，決定不向李枝永訊問其他案件，而設法調集新的證據。
孫建東局長撥通了省公安廳、保山市公安局、德宏州公安處的電話，要求調集公安部串並的全國特大旅館係列殺人搶劫案的卷宗材料。
5月3日，一份由全國數百名刑警經過三年多的艱苦偵查凝聚成的重達十多公斤的卷宗材料送達瑞麗市公安局。
5月9日，經過充分準備的瑞麗警方和案犯李枝永開始了一場關鍵性的交鋒。
這次審訊由孫建東、劉江南、高樹國等專案人員擔任主審，刑警孫家輝負責記錄。
“李枝永，你除了在瑞麗殺死何建新，還在其他地方殺過人嗎？比如保山，或者大理，或者昆明，等等？”
“孫局長，這幾年我連保山都沒去過，更不用說大理、昆明了！不信你們可以去查一查那邊的旅館，哪裏見得著騰衝李枝永的名字。”
“我再問你，你認識翟先雲這個江蘇人嗎？”
“不認識！”
“那麽，1993年4月23日晚上，大理市建設旅社209房間怎麽會留下你的指紋？而當天晚上，翟先雲就被人殺死在那個房間。這就奇怪了，難道我們利用科學手段比對的結果錯了？你也清楚，世界上沒有兩枚相同的指紋。"
“你們還有什麽殺手鐧什麽王牌，都統統拿出來好嘍！”
“我再問你，你認識王洪福這個易門人嗎？”
“真是越說越玄乎了。”
“1993年5月5日晚，有一個人住在昆明西客運站招待所1-6房間，他給王洪福留下了這個地址，上麵寫的是：曲靖市蒙自縣猛海區孟龍鄉高香村張廣建。”審訊者出示一張照片，“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寫的？”
李枝永不敢看照片：“我記不清了。”
“你看看，到底是不是？”
“有本事把王洪福叫來當麵對質！”
“沒有這個必要，我告訴你，經過我們公安機關的反複認真的鑒，這是你的筆跡。”
李枝永無言以對，推說胃痛、頭昏。審訊者給他服了藥，又從政策、人情、道義、情感幾個方麵對他進行了傷精費神的教育，終於使案犯的心理防線全麵崩潰，對自己的情況和罪行作了詳盡的交代。
為使讀者了解李枝永發人深省的犯罪主客觀淵源和形成發展演變過程，這裏摘錄若幹交代筆錄：
“我父母都是大字不識的農民，兄弟姐妹6個，唯一的生活來源就是全家臉朝黃土背朝天種著一畝地。由於生活困難，直到12歲，我才上了小學一年級。初中畢業時，我遇到了有生以來最大的不公平：我的成績雖然考得不錯，可上高中的名額被一個生意人出錢買通當官的，做了手腳，把自己考試不及格的兒子頂替了。
“我外出闖世界了。我到處飄泊，邊打工邊修電器邊鑽研經商方麵的學問。一個大亨告訴我，一個大商人的成功不僅僅隻靠經商，而必須廣交天下朋友，結識三教九流，博采各門學科，既是專家又是雜家。於是我又懂得了攻其不備，速戰速決，聲東擊西，欲擒故縱，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等軍事學問，懂得了法律、偵查等知識。雖然我走了不少地方，也考察了不少項目，但沒有資金，隻能是紙上談兵，畫餅充饑而已。1985年，當我流浪到瑞麗時，連米線都吃不起。就在我走投無路的時候，一個叫王曉華的昆明人改變了我的生活。他說，一個男子漢難道還會被尿憋死？他教我如何扭門撬鎖，如何銷贓轉移，還教我懂得了人生如賭場，而賭就有風險，賭有多種方式，有的用金錢，有的用女人，有的用名譽地位，有的用生命……我就這樣被拉下了水。
“久走夜路必撞鬼。有一天，我終於賭輸了，在銷贓時被抓住，送到麗江勞教3年。在麗江勞教的3年，我學會了坑蒙拐騙盜搶殺的黑道功夫。回家後，我受不了別人鄙視的目光，決心出去闖蕩出個樣子來。我試著做起了糖果糕點生意，誰知不但未賺到錢，還欠了一屁股的債。這時候我才真正體會到做生意比打鐵修電器更不容易。無顏再見江東父老，隻有東遊西逛尋找新的財路。一天，一個小偷居然有眼無珠，偷到了我這個窮光蛋身上，都是道上人，自然他栽在了我的手裏。我讓他幫我搞一張身份證，年齡外貌要和我相當。2天後，他超額完成了任務，我當時打腫臉充胖子給了他20元錢。
“為了節省錢，我吃的是2角一個的燒餌塊，為了節省體力，我整天在最便宜的旅館床上胡思亂想。山窮水盡之中，我決心用自己的生命來下賭注了。天使與魔鬼之間並沒有鴻溝，何況，我早已不是天使。什麽道德、法律，統統見鬼去吧！我隻有一個念頭：用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財富。反複斟酌，我終於選擇了殺人劫財的形式……”
這次審訊整整用了10個半小時，李枝永交代的流竄十幾個省、市、自治區並在8個省、市、自治區作案26起殺死25人的情節與公安機關所掌握的完全吻合。
1996年5月11日，瑞麗警方向省公安廳發出傳真捷報。
5月12日，主持“嚴打”工作的省公安廳正廳級副廳長李風棠命令專案組長楊有光率由刑偵總隊、政治部、後勤處組成的聯合工作組立即趕赴瑞麗核查。
5月18日，雲南省公安廳正式向首都報捷。
5月30日，公安部向雲南省公安廳發來賀電。
公安部隨即兌現諾言，對破案有功地區的單位和個人予以重獎。“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也向德宏州熱帶作物研究所招待所服務員胡雲蓮頒發獎金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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