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留給自己為好。口吐汙穢，並不能侮辱他人，隻表麵自己的確肮髒。請先弄清自己是哪個民族。
呼喚實證史學：從南京大屠殺說起
我喜歡讀史，尤其是近現代史，尤其是美中日三國。漢語的和英語的都讀，因為關於近代中國和日本的史料既有本國語言的，也有外語的。
張純如寫的錢學森傳很好，我仔細讀過。她寫的南京大屠殺，我沒有讀，也不準備讀。她是優秀的作家，卻不是專業史家。她的抑鬱，據說跟她對南京大屠殺的了解有關。她自殺，很不幸。有人稱她為烈士，卻未必恰當。她是因為抑鬱症自殺，不是為中國或者美國捐軀。人世間，也不是隻有烈士才值得我們尊重。
專業史家對待曆史，不會是這種態度。我沒有聽說過史學家因為研究曆史而導致抑鬱自殺的。研究曆史，必須得超脫個人和民族感情，否則沒有說服力；分析必須得冷靜，不能摻雜過多感情因素。談南京大屠殺，仇日的和媚日的都不可盡信，因為他們有偏見、有預設立場。
戰後日本史學史可資借鑒。戰後日本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占主流，著名的岩波書店出版的史學著作基本上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井上清寫的日本通史，貫徹馬列史觀，一律采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和階級分析的方法，曆史人物倒在其次。讀他的書，跟讀中國大陸的教科書沒有兩樣。逐漸地，日本史學走出馬克思主義，摒棄了預設立場。有的史家開始從民俗文化的角度，更多史家采用實證的方法，重新研究日本曆史。他們重新考察江戶時期和明治維新的曆史，得出了跟以前大不一樣的結論。修正主義史學，是國際上史學研究的一大進步。
關於南京大屠殺，我翻閱過史學大家章開沅先生的《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見證》，也聆聽過他關於《貝德士文獻》的專題報告。章先生祖籍浙江吳興，曾就學於金陵大學曆史係，貝德士是他的老師。他有風骨，官府的會議通知如果寫成“章開源”，他是不會去的。而章師母恰好是湖南沅陵人。章師的主業是辛亥革命史，兼及教會大學史和近代商會史。他在耶魯訪學期間接觸到《貝德士文獻》，發現其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記錄，比德國的《拉貝日記》更為翔實。以此為基礎，他出版了幾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著作。
章師的態度，比較接近實證史學。《拉貝日記》和《貝德士文獻》都是身臨其境的第三方記錄，是極珍貴的史料；從史源學的角度，具有最高信用等級。拉貝是西門子在中國的經理人員，當時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主席。他充分利用自己納粹黨員的身份，跟日本軍方周旋，竭力保護南京平民。貝德士是美國傳教士、史學教授，他也擔任過國際委員會的主席。
章師研究南京大屠殺，不可避免地，也帶有個人和民族感情。第一，他有在南京生活的經曆。第二，他有訪學日本的經曆，比較了解日本的優缺點。第三，他本身就是一個有真性情的人。
章師的報告，有三點我至今不能忘。其一，他談到戰爭期間，人民顛沛流離、家破人亡，說了一句“亂世人，不如和平犬！”很多家庭都有體會。一九三八年，日本人打到湖北。我父親躲壯丁，一直從黃岡躲到了重慶。我母親當時年幼，跑反的恐怖經曆她沒齒難忘。林彪的父親率領全家東躲西藏，曆經數省。沿途先後死了五口人，包括林母。最後林父輾轉到達延安時，父子相對垂淚。這裏我要插一句，日本人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也值得同情。我讀日本物理學史，了解到仗打到後來，就連湯川秀樹和朝永振一郎這個量級的人物也沒有地方住、沒有飯吃。
其二，章師談到大和民族，既有文明禮貌的一麵，同時也有不少人否認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曆史。其三，他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棄戰爭賠償，“未免太慷慨了一點！”
關於南京大屠殺，主要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南京大屠殺是否發生？
其它一切史料都拋開，隻看《拉貝日記》和《貝德士文獻》。它們以日記、報告、書信和照片的形式，真實地記錄了日軍在南京轟炸、屠殺、搶劫、強奸和焚燒等暴行，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南京大屠殺的確曾經發生。這裏不再費筆墨。
第二個問題，南京大屠殺的規模是否達到三十萬？
這個問題本來不重要。觸發美國革命的波士頓大屠殺，死了五個人。關於南京大屠殺，重要的是它發生了。具體屠殺了多少人，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到底是三千人、三萬人、或是三十萬人，沒那麽重要。不能因為“隻有”三千人，就否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殘暴。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遇難者300000”的字樣，隻有象征意義，不能認定為曆史事實。死難者人數為什麽整好是300000，既不是300001，也不是299999？每個生命都同等珍貴，個體生命不能四舍五入。這樣的整數不是嚴肅、嚴謹的曆史事實，是對生命的漠視和對曆史的輕慢。珍珠港事件，美方死亡2402人，沒有誇大一個人，也沒有忽略一個人。納粹屠殺的猶太生命，也許難以做到精確到個位數，但相當多死難者的姓名都寫在了紀念牆上。一個生命就是一個生命，不是0.99個，也不可能是1.01個，而每個人都有名有姓。必須指出，二戰猶太大屠殺的記錄，是在當時沒有猶太政府的情況下保存下來的。而南京大屠殺，前有中華民國，後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希望有一天，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姓名出現在紀念牆上。那將是對生命的尊重、對民族的尊重和對曆史的尊重。這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本著對曆史和民族負責的態度，通力合作，認真核查事實，拿出令世人信服的結果。中國有修族譜的傳統，族譜裏對每個人何時何地生、何時何地何因卒，是有記錄的。以前的族譜不收錄未婚女性，但這個缺陷一般可以通過家庭調查來彌補。隻要認真調查，一定可以確定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身份和人數，建立信史。
而在那一天到來之前，當局不妨拿下那個“遇難者300000”，虛牆以待。多年來，這個三十萬整的數字，適得其反，被日本極右分子用來作為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口實。這是中國史學的恥辱。
曆史研究必須嚴肅、嚴謹。曆史事實要讓人信服，誇大、煽情會適得其反。像《拉貝日記》和《貝德士文獻》中的記錄，任你是何國籍，你都無法否認。數字不在大，在乎準確。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越準確越好。拿出來的數字，要體現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屠城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罪行之一，就是漠視和褻瀆生命。
與此相關的，是對日態度。今天的日本，不是戰敗前的日本。日本投降後，同盟國舉行了東京大審判，美國主導了日本和平憲法的製定和政府的重組。我們不可能要求今天的日本人，對過去軍國主義分子的罪行負責，煽動仇恨沒有理由、也於事無補。事實上，日本七八十年代經濟上的崛起，構成了對美國的嚴重挑戰。美國依靠自己在基礎科學和基礎技術方麵的雄厚實力，在經濟競爭中戰勝了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美軍犧牲了92904人，按照美國的標準，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而且日軍殘酷虐待美軍俘虜，遠遠超過德軍。但時過境遷，美國國民，包括當年參加對日作戰的老兵，對日本大多已沒有恨意。
美國有兩個方麵值得學習。一是全心全意謀發展，在製度建設和經濟發展兩個方麵，都成為世界的燈塔。惟其如此，才能在和平競爭和武裝衝突中都取得優勢。二是胸襟博大。胸襟不博大，估計美國也成不了世界的燈塔。我這裏沒有美化美國的意思，批評美國最嚴厲、最到位的，是美國人民。每時每刻，都有一半左右的美國人，在批評他們的政府。
美國對於日本的這種態度，難道不值得借鑒嗎？尤其是我們非中國籍華人，更應該深思慎取，對廉價的民族主義不可不警惕。身在西方，而心向獨裁者，勢必損害華夏民族的根本福祉、威脅所在國華人的切身利益，大家不可不明察而善斷。
2022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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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南京大屠殺中死難同胞人數統計問題
這個問題，經常被人提及。但提及這個問題的人，基本上不考慮當時的國情，把複雜問題簡單化，還自以為是。
首先，南京大屠殺是二戰中唯一的針對老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士兵的大規模屠殺，這種喪盡天良的獸行，不僅違背國際法，也違背了基本人性，充分暴露了倭寇的殘忍性。任何糾結被屠殺的人數的人，是良心出了問題，是政治動機在作怪。
其次，由於曆史原因，確切死難同胞的人數在後來不可能被精確統計出來。具體有幾個原因。其一，當年有大量逃難的人逃到南京，這些人怎麽統計？國民政府管理一直很混亂，不可能有這些人員的居住記錄。其二，三年大規模內戰，轉移了主要矛盾，國共兩黨不可能花大量時間去統計死難同胞的人數。共黨建國後，百廢待興，為了大局，需要和日本建立外交關係，不糾結曆史老賬，是可以理解的。
倭寇侵華，是國人心中永遠的傷痛。不去譴責侵略者，卻去質疑政府沒有統計死難人數，是本末倒置，別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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