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醫師生前的這篇文章，文學城首頁轉貼的，是已經被編輯過的版本。我這裏貼出的比較完整。高醫師文化修養很高，語言返樸歸真、有不一般的文采。
文學城有人專門給人扣漢奸的帽子。無中生有給人扣漢奸帽子，原來是某黨的光榮傳統，個別人就是移民到了西方也不能放棄。
高醫師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她文中提到“經常有很多中國人來看我，他們中的一些人來曆不明，用意並不單純，我處境相當艱難。”我的老師也是從中國逃出來的，跟高醫師有一樣的經曆和感受。騷擾、欺負有時甚至威脅八九十歲老人的，是些什麽人？這種人連一點基本人性都沒有。
——馮墟
高耀潔：我一生都在逃難
我已九十三歲了，多次跑反、逃難，伴隨著我的人生，從山東逃到河南，在河南又幾度逃難，渡過了我人生艱苦的青壯年時代。逃難在河南並沒有停止下來，直八十二歲、為抗擊艾滋病工作，被迫逃出國門，孤身寄居美國紐約十多年，時下又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美國是全世界新冠肺炎重疫區，本人年老多病無處可逃，如之奈何？
（一）
1927年12月我出生於山東曹縣，深閨豪門的富裕家庭，獨莊獨寨，有田地70多畝，是魯西南出名的大富戶，見曹縣誌。我是母親生育的第一胎，她是續弦，前房母親病故，留有兩個姐姐，高家很盼望我母親生個男孩，我又是個女孩，在這個重男輕女的封建社會裏，很失望。為了讓我母親再生男孩，停止了我的母奶喂養，雇奶娘喂養，造成我終生慢性腸胃病，體形消瘦，體力差於同齡人，幸進入醫學、學習醫學知識、從事醫療工作，獲得長壽。
三十年代，八路軍已進入我們的家鄉，1939年3月，八路軍冀魯豫邊區支隊隊長楊得誌、政委崔田民、二大隊隊長覃健等率領一支部隊、進入高新莊掄劫，拘留我家三人，包括我父親、我半身不遂中風不語的二伯父。他的罪名是“日本漢奸”，那時日軍還沒有占領曹縣，二伯生病已年餘，哪來的漢奸罪名？為了要錢，對他們三人嚴刑拷打，往鼻孔口腔灌辣婌水，折騰了半個月，高家拿出30萬現洋贖身費放人。同時把高家所有衣物、家具、糧食等等，掄劫已空，連吃飯米粒，一匙沒留，無可奈何，我父親攜全家逃亡，到柳河鎮，九女集村，這是第一次跑反，那時我11歲。
（二）
九女集是一個大集鎮，除了五天一次集會外，在大道上還設有商鋪多處。鎮後方有廟宇，每逢集會時日，外地香客前來朝拜，非常熱鬧。全鎮有幾戶駐有國民黨第七路軍，經費靠政府發放，他們不搶劫，全鎮相對安定。
我家在鎮中租賃了一處小院，三座房。上房三間，我父母和小弟弟們住。我和兩個姐姐、兩個妹妹，五個人住東屋三間。西屋三間做飯，放一些雜物。在那裏住了幾個月，終日提心吊膽，不敢外出，怕外人知道我們是高新莊逃出來的大戶，遭到意外的搶劫。
有一天，我們全家正在院子裏吃午飯，等了多時，我父親匆匆忙忙走進來，說：日本鬼子已經到了寨外，趕快走！我母親抱著我小弟弟，拉著我大弟弟，還有我姊妹五個走出住處。
這時街上十分混亂，人們都向東邊跑，我們被裹挾在人流中，出了東門。這時南門那邊突然爆發了激烈的槍聲，七路軍與日本鬼子交上火了，他們阻止日本鬼子前進，掩護老百姓撤退。東門外更亂了，人們出了東門向北跑，我母親是小腳，拉著兩個弟弟走不動了。我父親領著全家走過約一米深的土壕，坐在小樹林裏休息。這裏與大路隻隔著一塊約十五米寬的高梁地，可以很清楚看到日本鬼子在大路上行走。約有三四百人，兩輛炮車，向城武縣方向進行。夕陽西下時，聽到城武縣方向炮聲隆隆，並可以看到幾處灰黃色煙柱。
九女集平靜了，傍晚，我們隨著逃難的人群回到鎮上的家。
（三）
我父親認為社會動亂短時間不會平息，必須遠離故鄉，到抗日後方四川生活。但我母親想回高新莊，吵吵嚷嚷多日後，雙方折中，決定逃亡到河南省會開封市。那裏有幾家親戚，特別是呂家，是我父親第三任死去的妻子的娘家。她有六位兄長在開封定居，平時有來往。於是我們決定遷居開封。
1939年6月（或7月）的一天，我們全家從曹縣天主堂乘馬車離開，中午到了柳河集火車站，進入候車室旁一間空房。裏麵很髒，地上有幾片破席子，我們全家坐下來休息。一會兒來了四個民警檢查行李，我父親應付完他們後，全家很快登上了開往開封的火車。在火車上，我第一次近距離看見兩個日本兵。
傍晚日落西山，火車到達開封南關火車站。當時開封是河南的省會城市，我第一次看到那麽大的棚子，棚頂全是花玻璃。火車站有兩個月台，四條鐵軌。我們出了檢票口，離開火車站。全家拉著行李進入廟後街的租房裏，據說是呂家舅舅們給安排的。期間，我們與呂家六位舅舅經常來往。兩個月後，搬到南聚奎巷，那裏臭蟲很多，影響睡眠。一個月後，我們又搬到侯家胡同。
當年冬天，又遷居北大街。父親在北大街井胡同口開個雜貨鋪，當時社會很亂，漢奸、無賴、流氓買東西記賬，永遠不還錢。因為賠錢太多，父親隻好關了雜貨鋪。1943年秋季，父親買了遊梁市前街31號獨院，生活總算安定下來了。父親開磨坊維持全家生活。
(四）
1948年春季，我考入開封女子師範，屬中等專科學校，是培育小學教師的。那時我想將來當個小學教師，生活可以自立。
第一學期將要結束，八路軍攻打開封，開封女師是槍戰重點。同學們都藏在第三宿舍樓內地下室裏，外麵的槍彈像下雨一般密集。當時開封女師的傷亡情況不得而知。三天之後，八路軍自動撤退了。隻見到開封城牆內外躺滿了陣亡將士的屍體，屍橫遍野，臭氣熏天，慘不忍睹。真如孟子雲：“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開封各所學校奉河南省政府和教育廳之命，準備遷往外地，在校學生紛紛報名。全體同學隨學校南遷，臨走前，我父親用一輛破自行車給我送一床舊棉被。到了學校門口，他說：“誰也不知道自己將來是死是活，你安心跟學校走吧！”我沒有想到和父親已是永別了。
晚上，全體同學在王少明校長和十幾位教師的帶領下，乘上開往南京市的火車。火車上，同學們出現各種情緒：有人流淚，有人昏昏欲睡，有人唱悲歌。大家都在前思後想，誰也無法預料未來的日子是什麽樣。
兩天後，火車停在江蘇南京市江北下關火車站，這是一個碼頭，大家等候木船擺渡，分批（以班為單位）到南京。這時同學們都席地而臥，躺在水泥地上。幸虧父親送我一棉被，使我少遭濕冷。同學們在南京聚集後，奔赴浙江嘉興，那是我們遷校的目的地。
我校遷址在嘉興市池灣鎮，三年級和二年級住西真寺，我們一年級住池灣繭場，生活靠當地政府和民間人士捐助糧食。天天吃大米稀飯，裏麵加入少量油鹽和各種不同的蔬菜葉，沒有炒菜。同學們閑餘之時，到田間或小河旁采集野蒜和其它野菜。回家後，把野菜洗淨，用鹽拌，大家分著吃。當時我是一年級的夥委，所以這個過程記得很清楚。
隨學校來的老師很少，我們在池灣鎮繭場的房子很大，兩個年級兩個班一起上課。一間上物理課，另一間上化學課。有時候，一邊上體育，另一邊上健美操。有的同學心情煩躁，鬧情緒，鬧不團結。他們因為想家，常常哭泣。我也很難過，跟著流淚，後來就變成嚎啕大哭。
繭場隻有教師殷進德先生夫婦住在那裏，負責管理我們。他們還帶著三個孩子。同學們白天在繭場一樓上課，晚上去二層睡覺。這個時期，有辦法的同學都走了，我和榆惠璋、時榮華同學等四個人轉往江蘇嵩雲中學高中二年級下學期。入學沒幾周，校長王哲夫宣布搬遷。
這個學校是隨當時的河南省政府行動的，不久遷往四川萬縣（現重慶萬縣）。途中，我們乘坐無蓬木船，雨淋日曬，有種自生自滅的感覺。通過長江三峽時非常可怕，讓人膽戰心驚。
走了五天，終於到達萬縣。全校同學住在輔城法學院，學校生活較好，每周末還會改善一次夥食，同學們終於可以安心上課了。老師都是當地請來的，有時他們說的四川話我們聽不懂。他多用板書，一學期後，榆惠璋、時榮華的父親都是河南省政府官員，他們認為形勢不好，就把女兒帶往台灣。
我們上了一學期課。1949年底，我到了山東同鄉、萬縣紅十字會醫院院長沈丕模家住。之前我去看病認識了沈院長，他與我二伯父高聖君認識，因此拉上關係。當時沈家生活很富裕，有三個孩子都在上學。他的太太比較年輕，不工作，隻負責相夫教子。1950年元月，沈太太回山東濟南探親，我隨她回到河南開封家中。
我回到開封後，是年8月考上河南大學醫學院。50年代給沈太太寫過感謝信，那時院長沈丕模當了萬縣衛生局局長。“反右派”時，他被劃成“右派”，最後被迫害致死。
（五）
2009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法國駐華大使館打來的電話，告訴法國要給我發一年一度的“傑出婦女獎”。我沒怎麽聽清楚，便說：“4月中旬，我要到上海參加《南方周末》頒獎典禮，到時我們可以當麵詳談。”對方回答說“好”。不巧，《南方周末》主辦的“中國夢踐行者”致敬盛典時間推遲，我也就沒去成上海。
5月6日上午9時許，我突然感覺氣氛不對。家裏電話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進來。電腦也出了問題。我去小區門外超市買東西, 發現小區內有不少陌生人。他們目光異常,讓我感覺不妙，很象2007年2月我赴美國領獎前夕的情況。
我午飯也沒來得及吃，假牙也沒來得及帶，兩手空空, 隻取出電腦的硬盤( 裏麵有三本書稿, 我不能放棄) ，把硬盤放在內衣兜裏,匆匆從小區後門離開了家。就這樣，我一步步離開自己的家鄉和祖國，從此踏上一條不歸路。
我這次外出，完全是為了讓艾滋病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資料,不能在這個世界消失。我要為他們發聲。2007年3月, 我赴美國領取“生命之音”獎，很多美國要人和權貴出麵留我住在美國安度晚年, 我沒有接受, 仍堅持回國了。因為我還要繼續為艾滋病人伸冤，很多事情沒有完成。但是這次，我不得已出走，因為我已經沒有說話的地方了。
我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非萬不得己, 不會隻身離開自己的國家。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如, 隻是為了把這些資料(關於中國艾滋病疫情的三本書) 留給後人。蒼蒼大地, 茫茫人海, 何處是我的歸宿？
82歲的我顛著一雙小腳，步履蹣跚,行走困難。離家後，我先到了成都, 最後到廣州，住在一個農村,天天修改書稿,。此處離大學城很近, 有不少誌願者和大學生過來幫助我。每天都有兩到三人幫我打字，這給了我莫大安慰。但是一想到那個回不去的家，我多次流淚。我不是不想回家，而是因為揭露艾滋病真相使得我不能回家。
目前我仍為艾滋弱勢群體說話，救助他們。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動都是自費, 不敢收任何人給我的錢。即便情麵難卻時收下錢,改日又把錢還他。比如2000年8月的一天，北京“愛知行”負責人萬延海到鄭州給我送錢, 他兩次給我兩萬八千元。2003年冬，我從郵局寄給他3萬, 多給的2千元作為利息。
我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 是一個醫生的職責,為什麽要對我進行各種打壓、造謠和詆毀？為什麽要對我的工作中進行阻擾？甚至在農村疫區懸賞500元舉報我, 阻止我進入艾滋村。我往貧困地區郵寄的書籍、衣物經常丟失。我的電話經常打不通，我出門經常有人跟蹤。如此種種，令人難以忍受！
我想來想去，不知哭了多少次！
我權衡了利弊，心想，本人若無聲無息地死去，手裏的資料便如石沉大海，外界一無所知，最後我決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幫我聯絡，請他往國外給我2007年認識的朋友打個電話，說我已經離開了家,無處可去, 需要出國。2009年7月中旬，我與美國有關人土取得聯係，7月下旬開始辦出國手續。有朋友托付在美華人組織,請他們派人來接我出國。
8月7日，我離開了廣州白雲機場，途中三次轉機，8日抵達目的地。到了美國後，我心中的一塊巨石落了地。接待我的是山東同鄉,我住在他家裏, 他們全家對我的生活照顧得不錯，前後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謝他們。
2010年3月, 我被哥倫比亞大學聘為訪問學者,由外州搬往紐約,現住在一所公寓裏。我深居簡出，盡心盡力，把我的書稿編寫好。
自古人生誰無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頭這些關於中國艾滋疫情的真實資料被湮沒。我這次外出，是為了不讓艾滋病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病例白費，2010年上半年，三本書全出版了, 還修訂增版了《高潔的靈魂》一書。此書於2010年12月上市後, 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並獲得第四屆香港書獎，同時譯成英文版。
自2009年走出國門至今，十年多了！我與骨肉親人陰陽相隔或天各一方，思之愴然。身處異國他鄉，生活不慣，言語不通，非常不便。經常有很多中國人來看我，他們中的一些人來曆不明，用意並不單純，我處境相當艱難。
萬裏西風夜正長，斷腸人在天涯！
我耳聾眼花，年老多病，多年來靠藥物維持生命。平時乏力嗜睡、行走蹣跚，精力和體力均不支，所以我無力參加社會活動，隻有埋頭整理書稿，度過我人生最後的時光。
可怕的是，近兩年來，我因肺部疾病臥床吸氧，垂垂老矣。即便如此，仍想盡力給後人留下我一生的所見所聞，讓你們看到中國曾經發生了什麽。
我來日無多，經常想念兒女。2019年除夕夜，我想孩子畢竟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塊肉，寫了以下這首詩：
思念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當我思念時你們進入睡眠。
九十二歲的我思念無定時間，
回想著你們幼年的小臉，
活潑無暇的行動，
奶聲奶氣的呼喊，
這是當年的樂景，
如今留在夢幻之間。
(2020年春 寫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