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毛澤東說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曆來如此。
按照過去中共黨史書的說法，中共黨內曾經有過十一次路線鬥爭：
第一次：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第二次：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路線
第三次：李立三冒險機會主義路線
第四次：羅章龍左傾機會主義
第五次：張國燾分裂主義
第六次：王明先左後右的機會主義路線
第七次：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
第八次：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
第九次：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
第十次: 林彪反革命集團
第十一次：王張江姚反黨集團
1980年鄧小平主持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廢棄了這一概念體係。鄧說，過去“一說到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高度，批判路線錯誤”，“用得並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黨內鬥爭是什麽性質就說是什麽性質，犯了什麽錯誤就說是什麽錯誤，不要一提錯誤，就往路線上掛鉤”。鄧說：”有的稱路線錯誤的說法，本身就是錯誤的. 彭德懷同誌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誌這一次也不能算了。 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誌、李立三同誌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他們隻是犯錯誤，不能說是犯路線錯誤，更不是黨內路線鬥爭. 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犯有反革命罪行。不能用路線錯誤和路線鬥爭概括他們的罪行"。
四人幫一直被官方稱為反革命集團，實際上四人幫基本上都是根據毛澤東的意圖，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事。中共黨內的十一次路線鬥爭有些不能算是路線鬥爭，但四人幫的那次好像確是一次路線鬥爭。
“四人幫”是文革的產物，是毛澤東推行文革的禦用工具，是其代言人和先鋒。文革初期，在毛的光罩下。四人幫呼風喚雨，無所不能。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有句話概括了四個人的作用：江青的“旗子”；王洪文的“位子”；張春橋的“點子”；姚文元的“筆杆子”。
四人幫之中，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職務最高，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為當時黨內排名僅次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三號人物”。十大以後，王洪文曾代替周恩來主持過一段中央日常工作。然而他的才能一般，不能勝任其工作。一次接待一個國家總統，他本應事先準備，了解對方國家情況。可他對外交部送給他的資料連看也不看。第二天接待時，什麽也談不出，隻好翻來覆去地問那個總統：你到中國飯吃得慣吧，住得慣吧。外交部工作人員如實記下王洪文的這些話，寫成簡報，報送毛澤東，據說毛澤東看了很生氣。
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在江青後麵批東西；可王洪文悟性差；他到中央工作，屬直升飛機式的提拔，沒有在不同位置積累的工作和政治經驗，也無在各個領域和地區積累人脈資源，更無高層政治生活的經驗，隻能聽命於江青和張春橋。他根本無法如毛澤東所希望，跳出“四人幫”圈子，成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後，毛澤東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對王洪文的政治能力失望。他向周恩來和鄧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強，“威望不高”。根據毛澤東的意見，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回上海和浙江“幫助工作”。從此，王洪文再也沒有主持過中央工作。另外，王洪文的自製力較差，喜玩。喝酒、打撲克、打麻將、打球、打獵、釣魚、看電影樣樣不缺。坊間流傳王洪文看電影的軼聞：某晚，王洪文以批判資產階級腐朽文化的名義，要求調看香港情色片。看完後，王洪文罵道：這片子真他媽地黃，再放一遍。
筆杆子姚文元靠寫大批判文章而走紅。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拉開了文革序幕，使35歲的姚文元一舉成為全國聞名的“大理論家”，並由此而進入了中央文革小組。姚文元隨後又寫了《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評陶鑄的兩本書》等文章。不少人因他的文章而陷入滅頂之災。姚文元被江青誇讚是"無產階級的金棍子”，是當時文壇上的政治打手。姚文元引領了那個時代的輿論場。隻要署名“姚文元”的文章發表，關心時事的人就會高度關注，更有認真者會從字裏行間看出下一步的鬥爭目標，進而把握最新的政治脈搏。
姚文元從高中畢業進入政府機關，以後不是文化單位就是新聞機構，除了幾次短時間體驗和參觀外，幾乎從未在工廠或農村基層工作，也從未從事社會調查，對於工人、農民的生活了解很少。他通常隻看下麵送呈的各種材料，對社會狀況和民間疾苦沒有直接的感性認識。某種程度上，他更像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文人。 康生說過：“姚文元除了能寫寫文章，其他的政治經驗並沒有多少”。
張春橋被稱為四人幫的“狗頭軍師”源自郭沫若的一首詞《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 …….”。張春橋的理論政治水平是四人中是最高的。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理論體係，例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等，是張春橋的主創。張春橋不僅是點燃文革之火的《評海瑞罷官》一文的政治組織者，也是5.16通知、九大報告和九大黨章的主要定稿人和組織者。毛對張春橋很欣賞，曾有“能力強”的稱讚。在“九大”後，毛澤東一度想培養張春橋為接班人，並由此引起了林彪一夥對毛澤東要更換接班人的疑懼。
張春橋是寫雜文、辦報出身，張春橋受到重用主要是他對文革理論的貢獻。他畢生操持文筆，深研理論，本質上還是個文人，身上帶有文人常有的毛病。毛澤東曾問毛遠新對張春橋的看法，毛遠新說，張春橋的不足是不能團結幹部，城府太深，有點兒陰。
在四人幫中，張春橋是比其他人更有心計，貌似老謀深算, 但其政治生活經驗不過爾爾。1976年10月6日，這一天是華國鋒與葉劍英等人定下抓捕“四人幫”的日子。上午八點，汪東興讓中央辦公廳給張春橋、姚文元以及王洪文下達了晚上八點到懷仁堂開會的通知。這場會議是常委會，而姚文元不是常委，所以姚文元得到的通知是列席參加。接到通知後，姚文元覺得這是一場鴻門宴，他的理由是常委會一般都在紫光閣召開，不會在懷仁堂。另外，會議似乎不需要讓自己列席參會，但自己卻得到了通知，感覺有點不對勁。他找張春橋商議。張春橋聽後一笑，安慰姚文元，說讓姚文元列席參會的原因是有可能讓姚文元當常委。姚文元聽後，放心地去參加晚上的會議了。結局就是王洪文、張春橋以及姚文元在懷仁堂被抓捕。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張春橋的“軍師”才能實在很一般。
江青的政治能量得到充分發揮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間，文革讓江青的人生達到了顛峰。江青為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從製造輿論到具體實施，煽風點火，運動群眾，製造大亂，都立下了汗馬功勞。江青每次接見紅衛兵和造反派時先喊一句：“同誌們好”。下麵馬上呼應：“向江青同誌學習！向江青同誌致敬！”。江青接著會說：“我是代表主席來的，代表主席向你們問好！主席身體很好”或“我是主席批準才來的，你們想想主席不批準我能來嗎”。這幾句話一說，下麵的群眾就會心潮澎湃，熱血沸騰，隨之而來的是暴風雨般的掌聲、歡呼聲和此起彼伏"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的口號聲。簡言之，江青能成為“文革“的旗手及四人幫的頭領，倚仗就是毛澤東夫人的特殊身份。
九大以後，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目標已經基本達到，“天下大亂”可以向“天下大治”轉化。江青作為文革幹將和先鋒的作用結束了，中央文革小組停止工作，江青轉進到政治局，雖當上政治局委員，卻無實權，不分管任何部門。按她自己的說法，成了一個“閑人”。毛交給江青的任務是研究國內外動態。江青顯然對從以前呼風喚雨，大權在握的旗手到坐冷板凳的秘書工作的角色轉換有怨氣。她通過不時地挑起和製造事端來發泄她的不滿，同時也顯示她有與眾不同的見解和才能。江青的有些作為引起毛澤東的反感，多次批評江青。對此，陳永貴是這樣看的：“毛主席批評江青，我看完全是對她的一種愛護。絕不是要打倒她，這些，我們政治局的同誌都看得清楚”。
林彪曾對陳伯達說“這個江青同誌，如果沒有矛盾她就覺得自己沒事幹了，非得要找點事幹。她和誰也弄不到一起去”。毛澤東則是一針見血：“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誌大才疏，你眼裏隻有一個人”。
四人幫在文革時期主要活動集中在思想和文化領域，文革中後期，王洪文官至中央副主席，後來被毛冷落。張春橋任副總理分工管文化教育，與姚文元的工作重疊，姚主抓輿論。江青則是沒有具體權力的政治局委員。張春橋雖然兼著總政治部主任，軍委開會時，王洪文也參加會議，但他們實際上插不上手。王洪文在上海就對人說：討論軍隊幹部任免名單，“我和春橋同誌都不熟悉這些人，對有些人的情況，根本不了解，講不出反對的理由，隻好通過。” 毛澤東去世前，四人幫並未掌握中共最高權力，也沒有掌握關鍵部門，黨政軍的實權不在四人幫的掌控中,四人幫的權力基礎薄弱。
毛澤東去世後，四人幫既刻麵臨著兩大危險：一個是對四人幫不滿和憎恨的黨和軍隊內的大佬包括葉劍英、陳雲、王震、李德生、陳錫聯等蠕蠕而動，欲除之而後快。另一個是四人幫對待華國鋒的惡劣態度，惹惱了華國鋒。
江青在毛澤東世後依然我行我素、驕橫拔扈、毫不收斂。她看不上華國鋒，對毛澤東選擇華國鋒作為接班人不以為然 。江青幾次與張姚一起對華國鋒發難，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斥責華國鋒工作能力差，做事“優柔寡斷”。對此煩不勝煩且心懷憂慮的華國鋒找到李先念談對四人幫的看法並讓其代話給葉劍英，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雙方不謀而合，由此敲響了四人幫的喪鍾。
去掉毛澤東的光環後的四人幫，無論在能力、威望、謀略，人脈，權力方麵，均處劣勢。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下，主客觀的因素和條件決定了四人幫必倒無疑。如果沒有華國鋒，也會有寧國鋒、古國鋒、白國鋒、談國鋒、信國鋒去完成粉碎四人幫的這個曆史賦予的使命。
有詩雲：
鬥雞欲翔萬裏雲，
卻撞雀網墜暗門，
城樓掛像今尤在，
秋雨綿綿似淚痕。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