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運嵐，謝萍一起回到農中後，各自開始尋找願意接收我們的串聯隊。我們仨我的年齡最小，運嵐和謝萍都是53年出生的，她們都滿13歲了。運嵐個頭比謝萍大，幾天後她就被一個由4個男生，2個女生組成的串聯隊接受，很快與我們告別到縣裏辦手續去了。謝萍個兒跟我差不多，我們找了好幾個隊，無論我們怎麽懇求他們都不願接收我們，我和謝萍為此急得哭了好幾次……
1966年結束的前幾天，我們終於感動了最後一個由五個年紀比我們大的女生組成的串聯隊。也許她們都是女生，多有憐憫之心，看我和謝萍哭得可憐而接受了我們？不管怎樣，我們終於不用再哀求哭泣，終於有隊可歸，可以參加串聯了！我們七個女生組成的隊是離開新寨農中的最後一個串聯隊，最年長的一位同伴是我們的隊長，她非常負責，也非常民主，做什麽決定都會征求大家的意見。我和謝萍從來不發言，隻負責點頭並跟著行動，所有事都是隊長和其他幾位女生決定。我們一行七人拿到農中的證明後，很快一起趕到了普安。
到家後才知道：爸爸的串聯隊一行七人已離開普安兩天了。回到家沒見到爸爸，內心感覺很有些失落。也許在新寨農中的最後幾天心情起伏變化太大感覺累了？回到媽媽身邊後，我竟然不再為參加串聯而興奮了。媽媽似乎比我興奮得多，見到我們七個女孩子，她開心地笑得嘴都合不攏，為我們能盡快辦妥串聯手續張羅著……
大串聯時期各地串聯證不盡相同但都大同小異，這是當時的串聯證件之一
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串聯辦公室規定的停止辦理串聯手續前一天，我們到普安縣政府串聯辦公室辦妥了一切手續。隊長負責按人頭領取了35塊錢的串聯活動費，七張普安縣政府印製的有“貴州省革命委員會紅衛兵串聯證”字樣的卡片，還按人頭領取了我們七個人三個月的生活補助金420塊錢，到縣糧食局用喬會計開的證明兌換了人頭72斤全國糧票。然後到縫紉社定做了七頂軍帽，七副綁腿和七個紅衛兵袖套。隊長還用串聯活動費買了七個軍用水壺，七條草綠色帆布皮帶。
做準備的這些天，我和謝萍住在家裏，其他五位同伴住在縣委為接待串聯學生設置在普安中學的接待站裏。白天我和謝萍到她們住的宿舍裏接受縣武裝部派來教串聯學生打背包，打綁腿的訓練；聽她們商議步行計劃，確定步行路線；看她們用蠟紙油墨刻印在路上當傳單散發的毛主席語錄。做好沿途的革命宣傳活動，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辦公室對每一個串聯隊提出的要求，所有串聯隊都會一絲不苟地為此做準備。
媽媽有縫紉機，她為我和謝萍做了兩個腰包，這是用新白布做的十元紙幣大小，腰包蓋子上有兩個扣眼和兩顆扣子，有兩根細棉布帶子，足夠在腰上繞兩圈後打結的旅行用小錢袋。出發前兩天，媽媽給了我30塊錢，把在串聯辦公室領到的60塊串聯生活補貼，72斤全國糧票一起放到腰包裏，扣好扣子後把包纏在我腰上，叮囑我腰包一分鍾都不離身，讓我習慣了兩天兩夜。出發那天媽媽還不斷叮囑我和謝萍，記住白天晚上都不要把包解下來，不然錢糧丟了就不能繼續串聯了。
那時九十塊錢已經接近父母1個月工資的總數了。媽媽告訴我，爸爸參加串聯，也拿到了每月20塊的生活補貼，還提前領取了3個月的工資，爸爸隻帶了生活補貼和一個月的工資上路，媽媽說不知道接待站的飯菜是否夠吃，多帶點錢，如果吃不飽或肚子餓時自己買些吃的。12歲的我，手裏有過的最大數額的錢沒超過5塊，那是到農中時爸爸媽媽給的一個學期的零花錢，自己經手的最大花費是到農中後第一個周末回家買車票的6毛錢。突然要讓我這個對錢幾乎尚無概念的孩子帶90塊錢遠行，媽媽的擔憂與緊張的心情是不難想象的。可那時的我，根本沒有媽媽那樣的擔憂或緊張的感覺。也許是還沒長醒，不知道除了蟲子與黑夜之外，還有什麽值得擔憂和害怕的；也許是在農中生活幾個月後，已經習慣沒有父母在身邊的日子，對即將告別母親和小弟弟遠行，似乎處於麻木狀態；也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盡管根本不清楚步行串聯為的是什麽。在媽媽的支持下，我很勇敢且毫無憂慮地隨大流盲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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