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
今年夏天，我接到三聯書店許醫農老師的一個電話，她在電話中問，是不是我給她打過電話詢問李宗恩先生的情況，她那裏有點這方麵的材料。這是一個錯打的電話，我並沒有向許老師要有關李宗恩先生的材料，可能是我平時對這方麵的材料有一些興趣，許老師把別人的事記在我頭上了。雖然不是我的事，但對於李宗恩先生的遭遇我倒是有過一些想法，隻是因為所見材料不是很多，沒有敢往深處想。這次因為許老師偶然提起，就引發了我的一些感想。
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當中，是很有一些既能治學，又能治事的人。像當年的楊杏佛、傅斯年、饒毓泰、葉企孫、竺可楨、梅貽琦、吳有訓等，李宗恩先生也是一個這樣的人。他是一個科學家，因為他在中國熱帶病學研究方麵有開創之功；他又是一個醫學教育家，抗戰期間，他在貴陽組建貴陽醫學院，為保存和培養當時中國的醫學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一九四七年他出長著名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為這所一向由美國人主管的醫學院的首任中國院長，他也是一九四八年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一九四六年，香港朋友曾有意邀請他去主持香港醫務衛生署的工作，但李宗恩沒有去，而是回國做了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院長。一九四八年中共進入北平時，胡適和傅斯年曾動員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學者去台灣，很多人拒絕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國內辦醫學教育。
前麵提到的幾個既能治學又能治事的知識分子，有好幾位是留下來了，按說像他們這樣的人，是中國知識分子當中最寶貴的財富，因為能治學又能治事的知識分子並不是很多，但新時代對他們這樣的人並沒有看重。饒毓泰是自殺了，葉企孫死得時候，形同乞丐，誰能想到這些人當年都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李宗恩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奇怪的是年過花甲的老人竟被發配到了雲南昆明，沒過了幾年，一九六二年就死在了那裏。想想這些知識分子的遭遇，真讓人有說不出的悲憤。像他們那樣的人才，在中國現代曆史上，是積了多少年的精華才出現的，然而一個新時代就那樣輕易把他們葬送了。現在有人說，新中國建立初期，對知識分子還是不錯的，還是尊敬他們的，這話我以為是沒有道理的。雖然我們不能因具體的個人遭遇來判斷一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但現在的事實是他們對知識分子從來就沒有好過，五一年就改造過他們。
看一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的基本評價，不能因為個別領導人出於自己的私意對個別知識分子有過一點禮遇，就以為那是一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就像毛澤東，當年對符定一、周穀城、章士釗、郭沫若和一些帶有遺老性質的老輩文人，也有過一些尊敬。評價一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主要是看那個體製在多大程度上讓知識分子感到心情舒暢，那個體製是否為知識分子的創造力提供了製度上的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說，問題就不言而喻了。就以我們前麵提到的那幾個知識分子來說，一九四九年時，他們不過都五十歲左右，但沒有 一個人再能在他們的專業上更有成就，也沒有一個人能發揮出他們在大學教育方麵所有的才能，像當年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當年中央大學校長吳有訓，雖然都做了科學院的副院長，但他們所具有管理大學的才能，沒有一個派上了用場。
而他們同時代的朋友梅貽琦和傅斯年，離開以後都在台灣另外成就了一番事業，現在台灣清華大學和她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梅貽琦一手創辦起來的，而台灣大學則是在傅斯年手中才開始有了新氣象。李宗恩當年的協和同事林可勝，到了美國，也在生理病理學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績。中國近一百年都和諾貝爾獎無緣，不是因為中國人聰明才智不夠，更不是因為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有什麽偏見，完全是因為大陸的政治製度使有才華的人無用武之地，因為在極權製度下就是科學也不能獲得發展，更不要說人文科學了。
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一個時代政治寬容的主要標誌，在這方麵，大陸這五十年實在是乏善可陳。李宗恩的弟弟李宗瀛在《回憶李宗恩》中說，在五零年時，有一次李宗恩約他妹夫吃飯，很晚都不見人來，他極為生氣，他妹夫解釋說是應為開會耽誤了。李宗恩就說：“在學術會議上安排這麽多與議題無關的發言，真是極大的浪費”，遇會動不動就“請某某首長指示”的風氣，與他的“洋脾氣”真是格格不入。這樣的政治製度怎能談得上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呢！像李宗恩這樣的知識分子，和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根本就沒有可能達成平衡。那時對於派來協和進修的人員，李宗恩總要強調標準。他認為一些初級的培訓班之類，根本用不著交給協和，以免分散科研人員的精力。李宗恩認為，來協和進修的人，要有紮實的自然科學基礎知識和醫療衛生實踐經驗，因為協和是一個高級研究機構。對把因軍功而獲得較高軍銜的解放軍衛生員送來協和進修的做法，他就不同意。他認為協和隻應該培養那些可能成材的人，軍銜在這一點上不該起作用。他想把有希望的醫學院都恢複為八年製，前三年的基礎課與人文科學列為醫學預科，但這些受美國人影響的想法哪裏可能呢！他還要在學術上堅持可以表達不同的觀點。他被打成右派，就與這些有很大關係。因為堅持了一個醫學家應有的良知，李宗恩最終被迫退出了醫學教育，並被趕出了他工作了大半輩子的北京協和醫學院。
這些既能治學又能治事的知識分子，雖然多數是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但他們身上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特別重視對學生的人文教育。李宗恩在貴陽辦醫學院的時候，就開設了“人文科”，請了名教授給學生講語言、文學、哲學、邏輯等課程。也許正是因為他們是有思想的大學校長，最後才有那樣悲慘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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