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的眼被淚水迷住……猛一抬頭……好象大夢初醒……他看見了一個完全新的世界，有各種顏色，各種聲音，而一切都與他沒有關係……一步一停的，他往西走。他的心中完全是空的。他的老父親，久病的妻，三個兒子，兒媳婦，孫男孫女，和他的鋪子，似乎都已不存在。他隻看見了護城河，與那可愛的水......”
這是老舍在自己的百萬字巨作《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中對書中人物祁天佑自殺前的形象描寫。此書起筆於1944年，1948年完成，從完成之日到1966年8月，老舍很風光也很偉大地活了18年。短短的18年後，他也如同祁天佑那般，緩緩地走入北京的天平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老舍的成就
老舍生於1899年，他是蓋棺定論的中國現代小說家、作家，語言大師、人民藝術家，也是1949年後國家頒發的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他的代表作有小說《駱駝祥子》、《四世同堂》和劇本《茶館》等。
作為“生在北京，死在北京，寫了一輩子北京”的北京人，老舍用作品延續和傳承了北京的曆史和文化，這是最偉大的成就。
1968年，老舍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並在最終的5個候選人投票中，獲得了最多票。“按規定，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就該是我父親，但在1968年，‘文革’已經進入高峰期，瑞典就派駐華大使去尋訪老舍的下落，一直沒有得到準確音信，就斷定老舍已經去世（老舍的確於1966年8月24日去世）。由於諾貝爾獎一般不頒給已故之人，所以評選委員會決定在剩下的4個人中重新進行評選，條件之一最好是東方人。結果日本的川端康成就獲獎了。”
中國現代文學館原館長、現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老舍的兒子舒乙，懷著對父親無限的感情如是說。
在中國，除現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外，就隻剩下“差點”獲得此獎的魯迅、沈從文和老舍了。而這“差點”不是所有人都能“差點”的，其“差點”的本身就是一種成就。
另外，老舍先生留給中國的，他的兒子舒乙和多年來領軍媒體界的女兒胡舒立（創辦《財經》雜誌和財新網），也算是不菲的成就之一。
積極的自殺
1966年8月24日晚，老舍穿著白襯衫和藍褲子，手拿著一本《毛澤東詩詞》投入了太平湖中。那本詩詞，一直浮在水上，但老舍，這位曾受我們愛戴的文學家，卻沉了下去。
據老舍夫人胡挈青回憶，養魚場一老頭告訴她，白天有個老人，坐在椅子上不動，拿著《毛主席詩詞》念了一天。到了晚上之後，沒人了，這老人便兩隻腿站在岸上，頭浸下去，投了河。這位老人不是別人，正是老舍。
8月23日，老舍不聽胡挈青的勸說，執意要去北京市文聯學習“大道理”，卻遇上了紅衛兵。據當天和老舍待在一起的楊沫說，老舍本來打算中午時分就走，卻沒想到汽車司機罷工，不肯送他回家，於是便沒回去。到了下午3點，一群頭上紮著小刷子，腰裏係著寬皮帶的女紅衛兵們氣勢洶洶地走進了北京市文聯，揪出了蕭軍等人，並用皮帶抽打他。後來，女紅衛兵們也喊到了老舍的名字，這不禁讓楊沫心裏一驚：這個老人受得住皮帶的抽打嗎？到了下午四點，老舍他們被趕上了一輛大卡車，運到了孔廟去，直到大約七點才回來。這時的老舍，頭上蓋著一塊白帕，血跡斑斑。
在孔廟時，據當時在場的文化局籌委會副主任葛獻挺說，老舍的腦袋被打破了，血一直流。他覺得老舍不能死在這，便對紅衛兵說：“老舍的罪惡很大，你們不能把他打死，打死就沒口供了。”說完便問老舍知不知罪，老舍答了聲“我知罪”。葛獻挺叫人把老舍押回去，這也是他唯一能采取的救老舍的方法。
但是，老舍沒能救住。
熟悉老舍的冰心說：我知道老舍肯定會自殺。冰心的意思有兩層：一層是，被紅衛兵抽打時，連行伍出身的蕭軍都難以承受，何況是教書出身的老舍；另一層意思是，老舍在他的作品中，幾乎每一部都有自殺者，而且大多數是投湖。
老舍第二天就投了湖。但他的投湖並不倉促，而且很多回憶者都認為，老舍投湖作了充分的準備——盡管這“充分”還不到24個小時。
並且，很多人認為，老舍的自殺是積極的。這種積極的觀點在他的兒子舒乙的回憶中可見一斑：
“現在回憶起來，我當時主要是可憐我父親。他這麽一個人，最後的下場是這樣，實在讓人無法接受，我覺得他非常非常可憐。我有種壓抑不住的悲傷。
抗戰時，在那樣一個民族存亡的關頭，他曾寫過一篇叫《詩人》的文章。他說，作為詩人，作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災難，會以身殮，就是以自己的身體來進殮投水殉職。後來我找到了這篇（《詩人》）。
當時坐在這兒（八寶山），我就想，他的死是自覺的，是一種自己的選擇，他的死肯定有某種使命。後來我找到了這樣的話（指《詩人》），這個使命是什麽就很清楚了，身殮，殉職這就變成很積極的東西了。現在有很多思考老舍之死的東西，我覺得核心部分好像應該是這個，證明他是經過深刻思考的。”
為什麽自殺？
那麽，老舍為什麽自殺？雖然回答可以是多種，也可以用丹麥王子哈姆雷特說：活著呢，還是死去，這是問題——來回答。
但是，綜其一點，大李認為，同樣是作家的王小波的話最有說服力。
王小波說：
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的長處隻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隻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但知識分子趕上這麽個年代，死活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倒黴的年頭兒何時過去。假如能趕上這年頭過去，就活著；趕不上了就犯不著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殺的年代，我已經懂事了，認識不少知識分子。雖然我當時是個孩子，但嘴很嚴，所以也是他們談話的對象。就我所知，他們最關心的正是趕得上趕不上的問題。在那 年頭死掉的知識分子，隻要不是被殺，準是覺得趕不上好年頭了。而活下來的準覺得自己還能趕上——當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識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對 自己的答案頗有信心，敢拿這事和天下人打賭，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這種不理智。
是的，知識分子的長處是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了。老舍寫了那麽多膾炙人口的著作，自然是最有“長處”的一個人，但眼下，他的“長處”的權利被剝奪了，那麽，就隻有在此界消失，換一個馬甲，到另一講理的世界去了。
積極後的自殺
老舍從1949年回國，到1966年自殺，這之中的17年，他是積極跟隨黨的號召，參加曆次政治和文藝領域的批判運動，“痛斥”他人，表白自己“與黨和人民一致”的立場的。
1951年10月1日，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一文，談他參加在天壇舉行的控訴惡霸大會。被鬥者押到台上：“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台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地喊出來：‘打！為什麽不打呢？’警士攔住了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這一喊哪，教我變成了另一個人！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在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書生的本色變成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樣的書生！”
緊接著，他談“有一位控訴者控訴了他自己的父親！”老舍感到要落淚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緊。父親若是人民的仇敵，兒子就該檢舉他，控訴他……敵人都該消滅。這使我的心與眼都光亮起來……什麽‘馬馬虎虎’‘將就將就’‘別太較真’這些常常在我心中轉來轉去的字眼，全一股腦兒飛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沒有第二句話。這麽一來，我心裏清楚了，也堅定了；我心中有了勁！”“放膽幹吧……有毛主席給我們作主，我們還怕什麽呢？……這告訴了我和跟我一樣文文雅雅的人們：堅強起來，把溫情與文雅丟開，丟得遠遠的；伸出拳頭，瞪起眼睛，和人民大眾站在一起，麵對著惡霸，鬥爭惡霸！”
老舍意識到自己由文雅、溫情、寬容滑到野蠻、仇恨、趕盡殺絕這種奇妙變化，由一個文雅的紳士變成一個仇恨的暴民，此文顯示老舍放棄自己的人文價值觀，主動追隨和認同已經偏斜的BAO行，卻誰知在15年後致他於死地。
曆史太具反諷！
1955年5月胡風事件案發，全國知識界掀起批判胡風“集團”運動。5月20日，老舍的批判文章《看穿了胡風的心》在《光明日報》發表，次日《人民日報》轉載。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8月20日，老舍的批判右派文章《吳祖光為什麽怨氣衝天》在《人民日報》發表。同月29日，老舍的反右文章《旁觀、溫情、鬥爭》在《文藝報》8月號發表。9月11日，他的《答匿名信》在《人民日報》發表。同日，他的歌功頌德文章《應當感謝黨的領導》在《中國青年報》發表。10月28日，他的《鬥爭右派，檢查自己》一文在《曲藝》第五期發表。9月28日，他在北京國畫界反右派鬥爭大會發言《首先做一個社會主義的人》，11月發表於《美術》。
1960年正是全國人民大饑餓時期，老舍的歌頌文章《人民公社好》發表於4月28日《中國新聞》。1963年10月1日，他寫的歌詞《歌唱偉大的黨》在《北京日報》發表。他的《戲劇語言》一文說：“我們多麽幸福，能夠作毛澤東時代的劇作家！”
這樣的例子很多，直到1966年的那次批鬥會，女作家草明一聲“我揭發”，跳上花壇，揭露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權賣給美國，他拿美金。老舍否認，紅衛兵開打，在一片“打倒”的喊聲裏，老舍倒在地上，血從頭部流下來......
於是，老舍在深思熟慮後，按他兒子舒乙的說法，積極地自殺了。但在大李看來，他何嚐又不是積極後的自殺呢？
不過，大李崇敬老舍，在去過多次北京後，最終還是放不下，於2018年的1月29日，專門坐地鐵到燈市口下，沿著燈市口西街行走，來到豐富胡同口，拜謁了老舍。大李盡管是懷著十二分誠心羨慕嫉妒恨地仰望著他的著作，但是，想想他本應享受天倫之樂，卻委屈地跳湖，而且，死前還不忘抱著老毛的著作“墊背”，不知算不算一種文人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