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韻和@zhu0588
周恩來是鄧小平弄權的工具
《晚年周恩來》公開了一些中共黑箱裏的史料，破除了一些人為的神話，其中，周恩來與鄧小平的親密關係，就是這種神話之一。
盡管周、鄧二人同為早年留法學生，1949年之後二人的治國理念也有相似之處，但二人的關係並非如外界通常認為的那樣緊密和諧，周、鄧之間既無緊密的工 作關係，更談不上私人情誼。事實上，周、鄧的私人情誼和政治上的緊密合作，不過是黑箱製度造成的猜測加謠傳而已。正如高文謙所言：“長期以來，人們有一種誤解，認為周、鄧之間的個人關係很好，鄧小平的複出是周恩來起的作用。事實上並非如此。從政治上來說，鄧小平與毛澤東有著更深的關係。鄧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說是毛一手扶植起來的。”（《晚年周恩來》P469-470）
由此，也就能夠解釋：為什麽在中共七大上還地位平平的鄧小平，卻在八大上超越許多中共元老而躍升到高層核心；為什麽“劉鄧路線”的一號人物劉少奇，在文革中被開除黨籍且屍骨無存，而二號人物鄧小平卻保留黨籍；為什麽在林彪死後不久，毛就重新啟用鄧出掌國務院和軍隊的權力；為什麽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在否定文革的問題上，壓製胡耀邦等人公開批毛和民間思潮（西單民主牆）對毛的清算，使本來勢頭良好的非毛化運動戛然而止，以至於餘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權謀大師毛澤東畫像仍然掛在天安門上，他的幽靈仍然躺在天安門廣場的正中，成為掩蓋中共罪惡的巨大陰影。
在中共奪權的時代，鄧還沒有進入中共核心權力層，自然與周沒有多深的關係；中共高層的曆次權爭之中，鄧與周也並非同一戰壕的戰友，在30年代的蘇區，鄧作為鐵杆毛派，與毛一起遭到黨內排擠；在毛澤東時代，毛在中共八大上提拔鄧出掌書記處要職，成為最高核心層的七常委之一。之後，周管政務，鄧管黨務，二人在工作上絕少合作。周更多是陷於具體事務之中，而鄧更多是充當毛的打手，特別是在反右和中蘇大論戰中，鄧都扮演了毛的前台打手和發言人的角色，五十萬右派的人權大災難，九評檄文對中國的外交內政的巨大負麵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實事求是的清理。在文革中，鄧之所以被打倒，就在於毛懷疑他有緊跟劉少奇的苗頭，但毛還是舍不得徹底廢掉鄧，而是留有重新啟用鄧的回旋餘地。所以，鄧於70年代中期複出，也絕非周的提拔，而是毛的有意安排，意在製衡周的權力。何況，周又在最關鍵的文革前期，全力支持毛“打倒劉鄧”，鄧怎麽可能信賴周的為官為人！
發動文革的毛澤東，已經處於病態的權力恐懼之中，對自己親手選定的接班人從不放心，翻雲覆雨的權力痙攣一再發作，一個個接班人也隨之身敗名裂。林彪死後，毛受到巨大精神打擊，身體狀態急遽下降，很有些力不從心之感。所以，毛曾一度明確表示想把權力交給周，但在尼克鬆訪華之後，海外輿論把恢複中美關係的頭功算在周的身上，國際社會對周的好評如潮，這必然使多疑的毛對周產生猜忌，懷疑周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於是，毛便在此關鍵時刻再次啟用鄧小平，以便製衡周的權力擴張。因為，毛知道，以智慧、人脈和能力而言，他的私黨“四人幫”中的任何一人，皆不如鄧小平，無法對老練的周形成有效的鉗製。隻是由於鄧複出後的咄咄逼人，與毛的私黨江青等人水火不容，才有毛的再次批鄧，但仍然是“批而不廢”，為鄧日後複出奠定了基礎。
1973年，毛借中美外交問題敲打周，親自安排了批周的中央會議，毛讓鄧小平以中央委員的身份列席會議。鄧在會上的發言，沒有批評周在中美外交上的錯誤，而是迎合毛的心意警告周說：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隻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言外之意，無非是警告周不要學林彪。如此發言的份量和陰毒，遠在對周的外交錯誤的批判之上，是典型的誅心之論和落井下石。而周恩來象以往一樣，來個自我上綱上線的深刻檢討，再次涉險過關。
同時，毛召集各大軍區的司令和政委開會，先強調：如果中國出修正主義，我還可以打一仗。一打仗就能分清敵友，辨認出“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繼而向與會者宣布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參謀長吧。”（《晚年周恩來》P472-474）毛主觀認定的“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顯然是指周恩來。所以，毛抬出鄧小平，先讓鄧在1974年率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等於製衡周在外交上的大權；接著又讓鄧出掌國務院和軍隊的實權，是為了在內政上架空周。
在如此微妙的毛、周、鄧之間的關係中，遭遇坎坷而在文革後再次複出的鄧小平，固然對毛的權術陰毒心知肚明，但他對周的無條件挺毛、周對文革應負的重大責任、以及周的奴顏和圓滑，也同樣了然於心。他掌管最高權力之後，對周的評價，話雖不多，但一句“沒有總理文革的結果可能更糟；沒有總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麽長。”已經隱約地道出了鄧對周並無多少好感。但這並不妨礙鄧小平利用周恩來的身後哀榮，來實現自己的權力野心。
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結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壇的鄧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雲覆雨的權謀功夫：複出前，他兩度上書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和“擁護英明的華主席”；而一旦複出之後，基於牟取最高權力的需要，鄧從否定“兩個凡是”入手，挑戰華國鋒的權力，而否定“兩個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對民怨沸騰的文革進行某種程度的清算，並在清算中保持一種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權。
所以，鄧在推動非毛化的過程中，所用手段卻是典型的毛式權謀，製造出黨內高層的兩條路線——“錯誤路線”（文革派）與“正確路線”（反文革派）——之間的鬥爭。於是，“四人幫”成了製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羊，即便不能全盤否定毛澤東，起碼也要追問毛用人不當的失察之責，而被打到的老幹部們和受迫害的社會名流們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於周恩來在黨內的資曆、人脈和威望，在社會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無可替代的“人民好總理”形象，更由於周在文革中保護過一些人，周自然就成為反四人幫反文革的黨內代表。
文革結束之初的中國，由於中共的黑箱製度，當時的絕大多數百姓，一直把周與鄧視為毛的對手，把鄧的複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認為鄧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們並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澤東之所以一邊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一邊重新啟用鄧小平，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林彪死後周恩來的權勢擴張。所以，鄧小平縱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貶毛，也是為了利用周在黨內和民間的人望，來獲取黨內高層（特別是平反了的高官們）和民意的支持。
凡是經曆過多災的1976年和文革剛結束時期的國人，對當時彌漫於全中國的“褒周貶毛”思潮都會有深刻的記憶：文革浩劫之罪責，主要由四人幫及其後台毛澤東背著，即便在中共的三七開的正統評價中，毛也屬於“奪權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雖然，周先於毛去世，也沒有像毛那樣，有官方籌辦的百萬人盛大追悼會，有至今仍然矗立的毛澤東紀念堂，但是，百姓們自發的“十裏長街送總理”，全國性的自發哀悼，以悼念周恩來的名義發起的“四五運動”，不僅表達了更真實的懷念之情，也可以稱之為盛況空前，足以令躺在天安門廣場正中的毛澤東亡靈感到不安。文革結束後，不僅“四五運動”得到了正名，而且對周的讚美也達到了最高潮，甚至連周生前喜歡的歌曲“洪湖水”都成為最流行的音符……
改革初期彌漫於全國的“褒周貶毛”思潮，其產生的遠因是黑箱製度下關於毛、周不和的種種傳聞，近因是“四五運動”發端於對周的悼念和關於周、鄧之間的繼承關係的傳聞，而最為直接的原因則是鄧小平的政治需要。也就是說，周的身後哀榮與鄧小平複出後的有限非毛化密切相關。為了鞏固自身權力而推動非毛化的鄧小平，必然要利用自發的褒周貶毛思潮。雖然，鄧不可能公開支持褒周貶毛，但在中國的製度下，對於一種全國性的政治思潮，最高統治層的默認就等於縱容。如果“褒周貶毛”輿論對鄧不利，以鄧當時的權力而言，他想遏製，實在易如反掌。但鄧非但沒有遏製，反而任其泛濫。特別是，在“四五運動”時期，來自天安門廣場的一種傳聞不脛而走，迅速傳遍全國的主要城市：即周與鄧之間有一種親密的繼承關係，鄧的複出是周的力薦，鄧被視為周的接班人。二人早年共同留法的生涯，更增加了二人親密關係的可信度。
發動改革的鄧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動物，在個人權力還不穩定之時，一切政治言行皆以獲取更大權力為目的。鄧對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開評價則是另一回事。鄧複出後對毛、周的態度，既沒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個人的遭遇和愛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鄧本人的實用主義哲學，即基於個人權力和政權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鄧既要否定文革和兩個凡是，在思想解放運動時期縱容了褒周貶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盤否定毛澤東，一方麵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遺產，另一方麵壓製民間對中共執政史和文革真相的曆史清算。也就是說，對鄧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決於鄧在高層權爭的位置變化，當華國鋒等“毛派”被逐出政壇而鄧執掌了最高權力之後，非毛化的目的已經達到，鄧也就自然不再縱容褒周貶毛的思潮，先是鎮壓了民間非毛化的核心運動——西單民主牆，繼而用中共中央決議的方式為毛蓋棺論定——七分功績而三分錯誤。之後，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貶毛的聲音也逐漸消失。
在此意義上，作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來對中共政權的最大貢獻，就是將自己的工具價值發揮到極致：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後，周皆是沒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總理周恩來是毛澤東弄權的工具，使毛澤東時代的極權罪惡，發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極；死後的人民好總理周恩來是鄧小平弄權的工具，使聰明的鄧小平開創了跛足改革時代，其機會主義統治策略中延續至今。由此可見，毛、鄧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價值的權謀高手。而在幾千年的獨裁製度的曆史上，周恩來本人則把伴君如伴虎的為官術，發展到了前無古人的高峰。
---"讀《晚年周恩來》" ·劉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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