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跌倒漫話”
嘉慶帝坐像
乾隆作書法
從十八世紀末“康乾盛世”到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短短不到半個世紀，大清王朝從世界強國變為世界魚腩，甚至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這其中經曆了怎樣的過程，才演變成如此可怕的結局？從大清帝國乾隆朝到鴉片戰爭時的道光朝，中間就是嘉慶朝。嘉慶朝，以“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為新政伊始，然而卻以“嘉慶中衰”尷尬落幕，嘉慶朝是如何出現這樣一個極速下滑的？本文帶您一起，曆覽嘉慶朝的辛酸苦辣。
1、禪讓交接：初登大寶
嘉慶，名顒琰，作為乾隆的第十五子，十三歲時被乾隆立為太子。乾隆看中的是他的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性格自製力強，少年老成；第二，品質“端醇”，生活儉樸，謙遜有禮，情商高；第三，學業精深，對儒學頗有心得，修養牢固；第四，五官端莊，儀表堂堂，舉止高貴，鎮定自如，談吐有條有理。
唯一遺憾的是，性格似乎過於老實莊正，缺了一點機靈圓通。
禪讓之後，年輕的嘉慶每天早睡早起，認真出席適合自己身份的每個重要活動，對所有事務，貫徹“三不”方針：不做任何決定，不發任何命令，不判斷任何事情。謹遵一個原則：萬事聽老皇帝處分。《清史稿·仁宗本紀》描述：“初逢訓政，恭謹無違。”
嘉慶二年（公元1797年）二月，嘉慶的結發妻子、皇後病故，盡管嘉慶十分悲傷，但他還是下令喪事從簡，隻停朝五日，素服七日。
2、初掌權柄：小試鋒芒
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老皇帝乾隆去世。第二天上午，嘉慶帝就下旨：免去乾隆朝第一寵臣和珅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之職，為太上皇守靈，一心辦理喪事，不得任自出入。下午又下旨，指出白蓮教起義遲遲不能平定，是因為奸臣當道，是貪腐官員的總後台。初五，即有劉墉等人上書舉報和珅貪贓枉法的種種事端。初八，嘉慶下旨逮捕和珅，並對其抄家，隨之一批令世人矚目的巨額財寶，世稱“八百兆有騎”即八億兩白銀，相當於當世清政府15年的財政收入。於是這筆財富從和珅的地窖中被收繳，進了嘉慶帝的國庫。這就是轟動當世的“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傳言。十天後，審判完畢，嘉慶賜和珅白練自盡。
和珅的地窖一角
這樣一場重大的高層政治變更，嘉慶就出色地完成了，可謂雷厲風行、手段老辣。對比一下，當年康熙爺誅殺鼇拜，尚且用了49天，而今嘉慶僅用了15天，初次獨掌權柄，牛刀小試，可謂不費吹灰之力。即使是古往今來，能在半月間扳倒第一權臣，如此幹脆利落、迅猛徹底，並不多見。從此，舉國上下，無不對新皇帝刮目相看。
這隻是第一步。下一步，就輪到蕩平白蓮教起義了。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正月初七，正當乾隆帝得意揚揚地舉辦禪位大典七天之後，川、楚兩地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起義的烈火越燒越猛，席卷五省。乾隆帝隻知憤懣和仇恨，找不出原因，更談不上拿出有效應對措施了。而嘉慶卻有清醒的認識，他冷靜地分析出大亂源頭就是“官逼民反”。嘉慶認為：“白蓮教的起因，乃在於官吏多方搜刮，竭盡民脂民膏，因而激變如此。然而州縣官員剝削小民，不盡是為了自肥，大半也是為了趨奉上司。而督撫大吏勒索屬員，也不盡為私貪，無非結交和珅。”“是以層層剝削，皆為和珅一人。而無窮之苦累，則我百姓當之。”腐敗已經成為了關乎大清帝國生死存亡的首要問題。要平息起義，首先必須刹住從上至下的貪腐之風。而刹住貪腐之風，就要從首貪和珅抓起。所以，誅殺和珅，也體現了嘉慶皇帝對於處理複雜局麵，高度的政治智慧和高屋建瓴的戰略。以誅殺和珅為開端，嘉慶帝又接連頒布了一係列新政措施。親政後第二個月，下旨減少出行費用，又禁止進貢古玩字畫、奇珍異寶等，樹立節儉的高大形象。
隨後又燒了“三把火”：
第一是“求直言”，充分發揮建言和進諫的作用。在皇帝的鼓勵下一時之間出現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達，言路大開”的良好局麵。一些有識之士向嘉慶指出了一係列用人問題，揭發了一批貪官，使嘉慶對大清時局有了深入、全麵的了解。一大批被揭發的貪官，受到了嚴懲。
第二是“懲腐敗”，掀起反腐大潮。撤換了一批省部級高官，一批以廉潔著稱的大臣進入中樞和高層。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初在位的十一個身居要職的封疆大吏中，六個被撤換，變更過半，如：兩江總督、陝甘總督、閩浙總督、湖廣總督、雲貴總督及漕運總督，次年又有河道總督二人被撤換。
第三是“整軍事”，撲滅白蓮教起義的烈火。通過懲辦貪汙、人事調整，初步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後勤保障體係。通過各級官員的直言進諫，嘉慶對軍隊中長期存在的腐敗、權利分散、戰略失當、軍紀渙散等問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川楚軍營的腐敗，已經發展到了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統兵將領濫支軍費，中飽私囊。由於軍費被侵吞，士兵難以生存，發生集體逃回原籍，甚至靠搶劫百姓為生。整頓軍事，嘉慶帝從治理貪汙開始。陣前最高統兵大員勒保，被舉報帶著戲班子，成天喝酒聽戲，不理正事。嘉慶怒不可遏，將其撤職查辦，隨後處死，勒保手下的一批不法親信也被從重治罪。隨後，對鎮壓白蓮教起義，嘉慶從後勤和前線兩方麵調整了戰略方針。以往，官兵的作戰方式是跟蹤追擊，往往陷於被動。兵法雲：“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所以，一方麵，嘉慶下令對起義軍所涉及到各省，實施“堅壁清野”，以切斷起義軍的後勤保障來源。另一方麵，對起義軍實行“剿撫兼施”，在嚴厲鎮壓的同時，隻懲處首義者，從者以撫為主。
白蓮教起義涉及區域
經過不懈努力，嘉慶雙管齊下的措施終於見到了成效。嘉慶七年（公元1802年）底，嘉慶接到六百裏加急捷報，鎮壓白蓮教起義的關鍵戰役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這標誌著，新政終於結出了耀眼的果實。
3、深入反腐：勞而無功
初次親政的成功，讓嘉慶躊躇滿誌，他想起了開啟百年康乾盛世的曾祖父康熙皇帝。康熙擒鼇拜、平三藩，自己不是也誅和珅、滅白蓮教麽？於是他一心想以這位曾祖父作為榜樣，勵精圖治，為大清帝國再次開創一番新的事業。然而隨之親身經曆的兩件事，猶如給他兜頭澆了兩盆冷水，也讓這位滿懷雄心壯誌的嘉慶帝，意識到了大清帝國問題的嚴重性。
第一件，當年聖祖康熙創立了“木蘭秋獮”，旨在聯係外藩、保持武備。於是，在鎮壓白蓮教後，他舉辦了這項傳統活動。然而，他看到：木蘭圍場，木柵欄東倒西歪，稀稀拉拉，不見參天古木，隻見盜伐後的樹樁，儼然成了偷盜者的樂園。他帶著一萬精騎，圍獵一天，隻收獲兩隻小小的麅子。雖然事後，他追查了圍場管理員失職的罪過，但他意識到，自己身邊的辦事官員也已經腐敗不堪，難當其任了。
第二件，嘉慶八年（公元1803年），閏二月二十日，嘉慶在由圓明園起駕回宮時，遇到一名刺客。這種事情，大清開國以來聞所未聞。凶手衣衫襤褸，手持短刀行刺。經審訊，凶手是北京近郊的一名無業遊民，上有80歲的老母，下有兩個未成年的兒子，其妻已去世。因找不到生計，受盡周圍欺淩，對社會產生仇恨，遂突發奇想，欲求驚天動地一死。他差點完成此項壯舉，其直接原因，竟然是皇宮守衛沒有按規定的時間巡查並出現在崗位上，他得以順利潛入預想的埋伏地點。此事使嘉慶認識到：一是包括皇家守護部隊在內的政府體係的紀律鬆弛，製度形同虛設，已經到了直接危及皇帝的生命安全的程度；二是大量的失業人員，社會已無法接納，百姓的生計，已經到了危及大清政局穩定的根基。
痛定思痛，他認識到：如果白蓮教起義是大清帝國的一塊外在傷疤，那大清帝國內在的病症要嚴重得多。最嚴重的，當然是吏治腐敗的問題。早在乾隆中後期，腐敗已經呈現區域化、集團化的趨勢。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公元1781—1784年），朝廷一連查處了五起貪汙大案，且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被查出，則與其有關的關係網上的數十名乃至百十來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體係隨之癱瘓。如甘肅冒賑大案就幾乎把甘肅全省縣以上官員都牽連在內。由於涉案人員太多、金額太大，以致於乾隆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死亡線”，以免甘肅省官員全軍覆沒。即便如此，前後被處死者仍達五十六人之多。嘉慶親政伊始，就首抓反腐。雖然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關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還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戰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和複雜性。他本以為，誅和珅，清理其黨羽，殺一儆百，隨之再掀起一次反腐高潮，就可以扼製腐敗的勢頭，腐敗就會逐漸消亡。然而，形勢的發展遠遠超出他的意料。
雖然殺了和珅，又燒了“三把火”，官場貪汙之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反腐大潮過後，一切如舊。各地官員，自上而下，從大到小，仍然無處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於職守、昏聵顢頇，除了關心本部利益之外，對其他包括民間疾苦一概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官官相護，形成了腐敗利益鏈，對腐敗現象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甚至連嘉慶一手樹立起來的廉政模範，也不能獨善其身，陷入貪汙的泥淖，被腐敗同化，讓嘉慶深感痛心。
這還不算，腐敗在乾隆朝就已經花樣百出，到如今又出現新特點：一是腐敗向底層擴散，基層官員都成了權利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了腐敗案的主角；二是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收黑錢成了慣例，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
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人員”——衙役或公差充斥基層。各縣級部門借口辦事人員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占編製，不開工資。而安排這些“編外人員”處處設卡，層層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製數倍，甚至數十倍。他們橫行鄉裏，巧立名目，向農民收取各項正常和額外的稅費，如果不繳，就關進私牢，嚴刑拷打。他們在城市裏勒索小商小販，時不時逼出人命案，官司甚至打到皇帝麵前。
嘉慶帝加大了反腐的力度，決心對貪官發現一個，懲治一個，絕不手軟。從嘉慶七年到十年（公元1802—1805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全部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的跡象。
嘉慶帝意識到，這種運動式反腐，已經起不到實質性的作用，隻是一味治標，治不了本。原因有二：
其一，反腐浪潮中，被揭露和被懲處的官員，與實際腐敗的官員人數比起來，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而腐敗的性價比實在太高，收益奇高，風險太低。
其二，整個官僚體係的腐敗，誰不腐敗，誰就成了異類，在體製內無法生存。腐敗已經常態化，貪汙受賄成了官員收入的主要來源。
自上而下的“打老虎”運動，已經演變成了“水過地皮濕”的遊戲，震懾力越來越低，官員們對反腐懲貪的反應已經麻木不仁了。官員的腐敗熱情已經達到了“前仆後繼”的程度，前任頭一天落馬，後繼者第二天接著腐敗。即使再沉重的打擊拳頭，經過了“死豬不怕滾水燙”的官僚體係的層層減壓，到了基層，竟然如同溫柔的撫摸。一貫自製力極好的嘉慶，再也耐不住性子了，變得焦躁不安。
對上下各級官員，運動式反腐，起不到作用。嘉慶決定換一種方式，采取教育式反腐，先從皇室宗親試行，整治好自己愛新覺羅家族。本來，乾隆朝以前，對皇室宗親的管理極嚴、極細，天潢貴胄是整個大清社會素質最高、修養最好的群體。然而到了嘉慶中期，八旗子弟已經開始腐化，宗室人員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敗類。有的吸食鴉片，甚至因臨時犯煙癮影響到了朝廷大典；有的信仰喪失，加入邪教組織；還有開賭場、包妓嫖娼、依仗宗室身份四處招搖撞騙的，等等，不一而足。為了扭轉宗室的不良風氣，嘉慶煞費苦心，特別禦製鴻文《宗室訓》，發給每個宗室成員好好學習，認真改造思想。為了檢驗學習效果，他還命令宗人府組織了一次會考，考試內容很簡單，就是默寫《宗室訓》。宗人府報告，考試成績都還不錯。然而考試成績歸考試成績，日常行為歸日常行為。這一教育運動開展了很長一段時間，宗室風氣竟然毫無好轉。嘉慶很是奇怪，於是有一次特意召見三位宗親官員，問他們自從學習了《宗室訓》後，有何感想和心得。誰知這三人目瞪口呆，居然不知道有學習《宗室訓》一事，更不用說讀過一個字。這讓嘉慶尷尬無比，事後除了痛罵宗人府這幫官員“屍位素餐、喪盡天良”外，再也無可奈何。教育式反腐，在皇室宗親中試行尚且效果如此，何談在官僚體製進行推廣？
嘉慶深刻認識到，反腐懲貪，招數再多，力度再大，也是勞而無功。
“洪亮吉事件”標誌著“嘉慶新政”的破產和終結。在乾隆朝就以大膽敢言聞名的洪亮吉，在嘉慶“求直言”的鼓勵下，上了一份言辭激烈的奏折。其開頭就語出驚人：大清現在的問題，其根子在乾隆朝，而今天政治之敗壞，已經百倍於十年、二十年前，大清王朝越來越滑向懸崖邊緣。他說，國家“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而未通，吏治則欲肅而未肅”。“各省官員，貪者十居其九”。腐敗之癌已經到了晚期，癌細胞擴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亂，指日可待。皇帝的“新政”，手段又過於“仁柔”，懲貪表麵上轟轟烈烈，但查處的都是撞到槍口上的倒黴蛋。監督體係實際已經失靈，國法對於貪官已經沒有什麽約束力。洪亮吉提出解決措施：亂世須用重典，必須痛下殺手，加大懲貪力度。現有行政官員，大部分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隻有這樣，大清才有希望。看了奏折，嘉慶十分震怒。一方麵，他內心認可洪亮吉對時局的總體判斷，另一方麵，他要表現出對奏折意見的堅決反對，尤其極度反感其遣詞用句和表達方式。他認為這是“公開詆毀乾隆以來大清取得的偉大成就”，否定“誅和珅、平白蓮教”的突出功績。這種錯誤思潮必須禁止。但他不能打擊大家“上直言”的熱情。於是，他找出奏折中的幾處小小的措辭錯誤，抓其小辮子，把洪亮吉發配到新疆。
洪亮吉像
這也使他意識到：如果按照“新政”這條路走下去，最終勢必會讓洪亮吉這樣的“全盤否定派”得勢，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條不歸的“邪路”。於是，他調整了政策，與洪亮吉建議的亂世重典、全麵清盤相反，選擇了一條保守的治療方式。
4、守成法祖：固步自封
“三把火”燒過之後，嘉慶的“新政”除了撲滅了白蓮教起義之外，再無其他建樹。狠抓吏治、深入反腐也是勞而無功。經過對大清帝國整體形勢的全盤評估和對“新政”措施的深刻反思，嘉慶帝調整了未來的施政方針：求穩守成，敬天法祖。他認為：“亡國之君皆由於不肯守成也。”他想起了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遺訓。回顧大清開國以來的曆代君主，每一個都稱得上是雄才大略、功績赫赫。他們樹立了一係列良好的生活和政務作風，建立起一係列完備的法律製度，事無巨細，即使是疑難雜症，也都給出了現成的答案。這些先賢智慧和寶庫資源，足夠他借鑒和利用。嘉慶總結得出：現今的大清政局，之所以萎靡不振，關鍵原因就在於“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舊製”。這些官僚沉溺於私欲享受，把列祖列宗關於“艱苦奮鬥”、“勤政愛民”的教導拋諸腦後。他發出諭旨說，雖然大清現在撫有四海，國力強大，但是仍然必須牢記祖先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作為八旗官兵，當常常思憶起初滿族軍隊是如何吃苦耐勞、櫛風沐雨、奮發進取的，力改“武備不振、軍務廢弛”的現狀。全體文臣，當時時對比今天的生活要遠遠好於祖先創業時的情形，清廉自持，儉樸待己，勤政為民，這樣才能保持大清的江山永固。
麵對通過常規手段無法解決的大清困局，嘉慶帝為什麽會做出這樣的決策呢？不妨從他從小所處的環境、接受的教育來作一番解讀。
從十三歲被秘密立為儲君，到三十五歲從父皇手中接過傳國玉璽。這二十二年間，他不得不和其他幾個兄弟一樣，從始至終表現得淡泊名利。都知道，儲位既是天下最誘人的種子，也是未來最危險的果實，更何況還有這樣一個精明過人、敏感犀利、苛刻強大的父皇，絕對不可展露半點鋒芒。從父皇及周圍近臣的各種舉動中猜測到自己已經被選定為接班人後，他更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巨大的風險，就意味著巨大的收益。太子的位置，預期的收益最大，因而現實風險也最大。通往皇位的路是一座獨木橋，一失足就會粉身碎骨。對一個接班人來說，不犯一個錯誤比做一百件正確的事情更重要。無所作為就是最好的作為。為了保住這個來之不易的儲位，必須磨煉自己的性子、收斂自己的衝動。漫長的“接班人”生涯，對嘉慶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轉的扭曲和傷害。他漸漸養成了萬事力求四平八穩、麵麵俱到的性格，決策理念：安全第一、不犯錯誤、不留辮子，做人風格：中庸平和、不標新立異、不出格冒進。因而處理事情，瞻前顧後，畏狼怕虎，他要權衡各方政治勢力的態度。“穩健”，既是他最大的理政優點，也成了他沉重的思維枷鎖。
所以從小所處的惡劣政治環境，養成了他“求穩守成”的性格局限。
他的頭腦和觀念來源於他從小所接受的教育。作為一個從書齋中成長起來的皇帝，在父親的嚴厲督責和師傅的嚴格教導下，排出了年輕人體內與生俱來的種種私心雜念。標準化的教育成功地封閉了嘉慶年輕的頭腦，培養了他儒家待人處事的方式：品格端正，生活儉樸，待人寬厚，辦事勤勉；也使他養成了靜態的思維觀念：“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他接受的教育，除了儒家聖人心法外，還有就是承繼祖業必須學習的“祖宗舊製”。曆朝《實錄》和聖訓，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永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寶庫，一切問題，都可從中找到答案。嘉慶繼位時，年已三十六歲。而一個人的精神世界構成，永遠就是青少年時期接受的教育和積累的經驗，蓬勃的青春期才是一個吸收、消化、成長和成熟的黃金期。過了這個時期，即使外界的刺激和變化再劇烈，自身的學習欲望和動機再強烈，其接受能力也要大打折扣。
雖然親政之後接觸到的現實和他頭腦中積累的經驗大相迥異，但嘉慶已經喪失了重新思考、重新認識的能力。刻板的儒學教育塑造、固化了他的思維模式，使他不論遇到什麽事情，都隻能按照固定的方式去思考和處理，他的思維創造力已經枯竭，直覺和想象力已經衰退。
雖然他處理政事足夠聰明、足夠敏捷、足夠有耐心，但他缺乏創業初期先祖們具有的特性：勇氣和魄力。親政之初，父皇屍骨未寒之際，他誅殺和珅、鎮壓白蓮教，實際上是非常時期采取的非常措施，既是為了樹立威信，也是為了穩定政局，事後他想起來還有些後怕。白蓮教造成的危機過去後，他的優柔寡斷、憂讒畏譏的性格缺陷就暴露了出來。所以，他實施的“新政”其實都隻是小規模的，教育式反腐隻在小範圍內施行，尤是如此，他尚且惶恐不安，生怕出現大的亂子。
“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嚐不以敬天法祖為首務。”成了他的首條施政原則。用人行政，動輒引據“成憲”。在“新政”後期，為了避免讓人們認為“新政”是翻父皇的案，他特意禁止“新政”的說法。他總結父皇的功過時說，父皇的成績和過錯應該是八二開，晚年犯了一些小錯誤，那是因為老年犯糊塗，背離了他自己早年定下的正確方針。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質上是回歸父皇的正確方針，而不是背道而馳。
日常起居，嘉慶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別的事放到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一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輟。
而社會的三大問題：吏治腐敗、財政困難、人口劇增，他根據祖宗的遺訓，給出了穩定中規的保守療法。
第一整頓吏治。嘉慶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他把反腐的重心轉移到教育上。他認為，“小民皆有天良”，官員自然也不例外。抓好教育，官員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回歸人的本性：善良。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係列良好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他任用或留用的中樞大臣，突出特點都是道德操守高潔，辦事謹慎小心。這既是優點，又是缺點。正所謂“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這些大臣都缺乏傑出的政治才華、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新精神。這符合嘉慶的用人原則：寧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無德”或“躁進好動”之人。而實際上，雖然號稱“法祖”，這一用人標準與其先祖並不相同。且不說清初興國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將，即使是康雍乾時期，用人也是首重辦事能力，不拘小節，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盛世輝煌。乾隆容忍和珅貪腐，也是因為其辦事能力深得乾隆讚賞。後世鹹豐朝有大臣評說：乾隆年間，督撫雖不免貪黷，然其才具皆係大開大闔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力而辦；今則督撫才具似不如老輩，而操守似亦勝於老輩。
政治腐敗的三大主因：僵化的財政製度、失靈的監督體係、貪黷的社會氛圍，其中最主要的誘因是財政製度。
第二財政製度。麵對僵化的財政製度，嘉慶堅決反對改革。從雍正朝到嘉慶朝，由於通商貿易，造成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常理，物價上漲，官員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廉製製定後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均以“守祖製”為由，沒有給官員加過一次薪，由此誘發了官吏為了生存，不得不貪汙受賄。從解決腐敗問題方麵來看，也需要改革財政製度，擺脫祖製“不加賦”的禁錮，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而嘉慶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他謹記清朝曆代皇帝的教導：明朝並非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亡於萬曆為了戰爭而加派的“三餉”。所以他決心恪守“不加賦”的祖訓。不但不加賦，甚至由於經常豁免災荒地區的稅收，造成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製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田賦、鹽課、雜賦收入合計，以嘉慶十七年（公元1812年）為例，僅有4004.4萬兩，同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相比，前後六十年間隻增加了6.3%。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嘉慶皇帝的財政方針，是大力提倡節儉。他以靜態的零和思維方式分析說，土地上的產出物是有限的。人口增加了，那麽分到每個人身上的就減少了。所以每個人都必須減少消費，以節儉為時尚，社會才會安定。於是，他以身作則，希望文武百官能夠效仿，不能剝奪百姓的生存物質，為百姓留一線生機。所以，現在節儉不僅關乎個人私德，而且關乎國家根本大計。然而，事實證明，盡管官民的生活水平都有所下降，但並不能解決財政困難的問題。
第三人口激增。清以前的曆史上，中國人口一直在一億以下。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第一次全國範圍內的人口普查結果是一億四千萬；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人口查得二億九千萬，已經增長了一倍；到了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人口達到了三億五千萬。依據當時世界各國和以前曆朝解決人口過剩的辦法，一個重要有效的手段，就是以民間、半官方或官方的方式，發展工商業。但是嘉慶卻以穩定為最高宗旨，毫不猶豫地掐斷了任何發展工商業的苗頭。而曆史上，在康雍乾時代，這幾位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政策之外，已經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近代工商業色彩的新政策。
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是東南沿海的福建和廣東兩省。為了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禁了南洋貿易。同時，南洋貿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製造業的發展，吸納了部分過剩勞動力。
乾隆又在雍正的基礎上，解除了廣東的礦禁，讓民間力量可以合法開采銅礦，以吸納剩餘人口。
在當時人口壓力下，解除海禁和礦禁，從曆史上看，可以視為古老中國，由傳統的農業文明邁向近代工業文明的一抹亮麗的色彩。如果嘉慶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礎上繼續解放思想，開發開放工商業，這一抹色彩也許會擴大成一副錦繡宏圖。然而，嘉慶堅定禁礦。他認為開礦，民間經營，遊民會聚眾鬧事；官方管理，難以約束百姓。再說，豈可窮搜山澤之利以充國庫。
嘉慶的這個錯誤決策，實際上是開了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的倒車，堵死了大批剩餘勞動力的生存出路，人為產生了更多不穩定社會因素，加劇了社會動蕩。
嘉慶帝的用人政策、財政政策、經濟政策，無不固步自封，捆住了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手腳，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下滑局勢。
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兩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攻進了紫禁城。這些教徒與一些太監裏應外合，一直打到了皇後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旻寧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消滅了這股教徒。事後，嘉慶帝下了《遇變罪己詔》，表示今後要自我反省，請臣民匡正自己的失誤，糾正不良社會風氣。
這次史稱“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退的一個明顯標誌。其背後，是大清深層次社會問題的持續惡化：人口壓力有增無減，無業遊民越來越多，歪門邪教遍地橫行……而政府部門工作作風日益敗壞，貪腐也愈演愈烈。
到了晚年，嘉慶“守成”、“法祖”又升華到了一個高度，那就是每天死按《實錄》辦事。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王朝一天天走向萬劫不複的衰落和沉淪，嘉慶也在焦慮、無奈和迷茫中衰老。
5、總結
以喜劇開場，往往以悲劇收場。嘉慶的人生悲劇正是如此。從親政初期的壯舉，如同曇花一現，到謝幕晚年的落寞，如同昨日黃花。曆史評價是：嘉慶中衰。
麵對世界大潮“千年不遇之變局”，正是這位嘉慶皇帝，缺乏遠大的眼光、務實的觀念和變革的勇氣，邁錯了關鍵的幾步，使大清帝國的曆史車輪駛向了萬劫不複的衰退：腐敗之癌的侵蝕，由乾隆晚期的肌膚體表，到嘉慶後期的內髒骨髓，全麵擴散。財政入不敷支、百姓民不聊生等等交織在一起，國家物質基礎日漸掏空，社會風氣日益敗壞。不僅無法重現昔日康乾盛世的輝煌，更為嚴重的是與世界列強的差距越拉越大，以至於傳到他的兒子道光手中時，大清帝國已經淪為任人宰割的羔羊。大清的曆史步伐，在這裏，由慢步轉為停滯不前，又轉為倒退。
嘉慶，作為個人，他具備諸多優點：勤奮、節儉、心細、平易近人、情商高等；但作為帝王，尤其是處在關鍵時期，沒有缺點，其實意味著平庸無能。
外表勤奮，粉飾不了內心懶惰；求穩守成，擺脫不了思維束縛；敬天法祖，延續不了觀念創新；崇尚節流，代替不了開源大計；個人私德，掩蓋不了才能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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